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缓 行

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桌子后面还有个人。伏案办公的徐则臣，被高高的书堆遮挡。办公室像一个小书库，沙发会客处被流泻的书籍、报刊占据。满当的大书柜前还码着几摞，一件黑色男士夹克用衣架立立整整的挂在右侧。每回搬家，书是最大的问题。师傅浑身大汗拍着书问，这么多，能卖多少钱？徐则臣说，一分卖不着也留着。师傅上次给一个教授搬家，教授说藏书是种病。徐则臣说，也是药。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怕了徐则臣的爱书如命，“每次他去找我，该拿的不该拿的都要搜刮几本。”多部重要作品在十月文艺出版，二人从合作伙伴变成挚友，韩敬群的评价是，“我知道他行。”

2005年，徐则臣到《人民文学》当编辑，对面是时任副主编的李敬泽，还有另两位编辑，四人挤一屋谈文学，热火朝天。印有“中国邮政”的大布袋装满稿子，徐则臣看着它们，自豪感和成就感满满。刚工作出差，在吴桥向龙一约稿，龙一觉得徐则臣的名字改改适合地下工作者，徐去掉双人旁，臣改为成，余则成，留下来就成功。这部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家喻户晓的同名电视剧《潜伏》。

谈及当代文学，徐则臣并不悲观。一年12本杂志，18年刊发的作品，目录排起来浩浩荡荡，好作品不少，好作家也多。现有员工里，他来杂志社时间最长。以前从北大坐公交，堵车两小时，现在坐地铁可以准点出门。“这些变化外，都是不变的。” 徐则臣说。

变化还是有的。担任副主编以来，他越来越忙。定选题，配插图，看校样，写报告…… 采访间隙，打开冰箱拿饮料，念叨着 “这款大家不爱喝，下回得换换”；隔壁屋顶灯一直闪，他赶紧联系师傅修理；没说几句，又被编辑急着叫出去改稿子……

高速运转状态下，徐则臣很久没正经写小说了，最近一次是今年春节。大年初一吃过早饭，走进书房，门一关开始写作，整个假期哪也没去。有人说他凭借《北上》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年纪轻轻开始吃老本了。徐则臣笑笑，工作间隙，他脑子里几乎都在转着小说，给他一周时间，至少能写出2个短篇。

“会焦虑吗？”

“不急，你知道早晚能写出来。”

徐则臣习惯长短间隔。先在短篇技术试验，忙时反倒会写长篇。人物、情节、结构、主题，长篇小说见缝插针地构思，捋顺了每天写一点。没感觉也不打紧：“今年不写，五年后写。五年不写，十年后写，有耐心等，这事总会做成。”

十几年前，徐则臣写过两个中篇小说《西夏》和《居延》，以女性为主人公。写作者常有莫名执念，总觉得还应再有一篇小说和一个人。十年后穿行在成都杜甫草堂的曲折小径上，徐则臣终于等来了《青城》。“想起去峨眉山时头脑中冒出的名字，青城，她就这么出现了。”从《西夏》到《青城》，徐则臣经历了恋爱结婚生子，对女性、婚姻、家庭的理解不断变化，三篇小说是情感与生活经验的凝结，放在一起，终究圆满了。

同社“90后”编辑梁豪从未见徐则臣跑起来过，“总是不慌不忙，气定神闲。”文学评论家傅小平去北京找他，正值下班高峰期的地铁口，徐则臣边骑车边拎过沉重的行李箱，单手扶把在人流里穿行自如。“他的写作就像他骑行，有负重也能凭感觉或理性找到最佳平衡点，不偏不倚前行，稳稳抵达要去往的地方。”

骨子里的稳，投射进精心打造的小说世界中。小说里的徐则臣不急走，但又一直在走。从故乡花街到北京，乡村到都市，当下万象到历史纷纭……几乎每部作品都能读出恰到好处的协调感与平衡感。他不喜欢依靠戏剧化冲突或人物关系推进叙事，通常都要给足发展空间，重要拐点一遍遍推敲。“他对小说艺术怀有一种植根于传统的正派和大气的理解”，李敬泽说。

年轻时追求所谓先锋精神，渴望出其不意剑走偏锋，后来逐渐发觉，真正的先锋精神应该是正大的，既前卫又不乏包容。“我希望走自己的那条路，慢点没关系，只要走得宽阔从容就行。” 他坚信，如果一条路正大，越往前思路越开阔，方向越明确。因为明确，才可能越发笃定，以开放的心态接纳新生事物。

生于1978年，成长与改革开放和新时期文学几乎同步。写作25年，做编辑18年，时间越久，疑问和困惑反而越大，“当我们怀抱热气腾腾的经验，却发现文学不能贴切地把它说到你心里去，肯定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 徐则臣曾和朋友争论，他不赞同朋友所说人性永恒，所以文学没变；他认为永恒的东西在发生微妙的改变。

“我们现在看短视频，刷社交媒体，很多人哀叹文学日益碎片化。其实从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文学一直在变。时代就是这么演进过来的，相匹配的形式也要发生变化，不存在绝对的好和坏，而在于我们的理解、表达是否能够跟时代产生一种及物的、对应的关系。”

徐则臣一度不太接受网络文学，读过北大邵燕君团队的《破壁书》，有了新看法。“也许，网络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创作形式和传播方式的改变，也完全可能在一些问题上反哺纯文学，甚至更新部分文学观念。”

生活在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那些风云变幻会逐渐影响看待世界的方式和角度。童年的徐则臣在草地上放牛，没吃过巧克力，没玩过变形金刚，坟堆上铺个袋子就能打盹，把距家40里外的县城想象成仅次于北京的第二大城市。

现在高科技和全球化的网络信息媒介将世界展成一个平面，徐则臣这一代完整经历了从乡土社会走向城市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上，他答德国记者问，说“前辈将乡土文学写得足够好，我才转而写城市”时，自己都吓一跳，被要以城市文学为志业的想法惊住了。

徐则臣还是常想起幼时陪伴自己的那头小牛犊，作为生命的启蒙，那也是一个时代的馈赠。他碰巧生活在那样一个需要亲自饲养一头牛的时代，获得了长久面对一个生命的机会。即使乡村渐行渐远，这个独特的经验，让一个农村少年的稿纸上永远升腾着泥土和青草的气息。

黑铁时代

徐则臣笔下的很多人物，用的都是地名。他爱翻地图，哪个名字好听就记下来。对一个在小地方长大的少年来说，“到世界去”是隐秘的愿望，也成为日后小说中一条重要线索。写火车、写飞机，写流向远方的河，奔跑的姿态映射着内心冲动。早期“花街”系列小说，主人公动不动上树眺望别人家院子，都是童年的徐则臣，爬到屋顶，一伸手，世界就敞开了。所以他说，文学这行当挺好，满足了愿望，又不害人。

生于上世纪70年代末，少年徐则臣对未来的憧憬就是父亲说只要考上好学校，就带他到县城大澡堂洗澡。江苏东海的小村庄，物质贫瘠，阅读更是奢侈。最早读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鲜活的人物让人印象深刻，后来写小说，他告诫自己，一定把人物形象经营好。什么叫经营好？别人看了多年后回想，还记得住。

第一次受到文学意义上的震撼，是在初中。朋友推荐《围城》，徐则臣着迷于语言，捧着书寒假读一次，暑假读一次，很多章节能大段背诵。照当年同学的说法，有段时间他张嘴就是“钱味儿”。

彼时一个乡村少年的出路大抵只有两条：念书，当兵。徐则臣姑父是货运司机，如果念不好书又当不上兵，可以开卡车。整个初中阶段他都秉持一个信念，考个学校端上铁饭碗。

对一个独自到镇里求学的十几岁男孩来说，艰难的不是离家40公里路，而是如洪水般袭来的神经衰弱。日后漫长的生活中，没什么比得上那几年精神与心理的双重折磨，那是徐则臣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熬过来了，熬过来了。真的，以后任何事儿都不叫事儿，你都能承受。”徐则臣低头看着面前的茶杯。采访中他很少提起，那时失眠严重，想到睡觉就精神紧张，看见夕阳莫名恐惧。神经绷过头，心悸、幻听随之而来。意识到严重性后给家里打电话，父亲认为不要紧，寄来两箱药，徐则臣放座位里，头疼就灌几口。管用，副作用也大，记忆减退、大把掉发。这样的身体状况下，他越发孤僻冷漠，写日记成了排解苦闷和绝望的唯一方式。从高二到后来真正写小说，徐则臣攒了厚厚的一摞，现在回看，很多文字表达和语句形式，日记里几乎都有原型。

也是在那时，徐则臣写了第一篇自认为是小说的作品，叫《青涩的毛栗》,记得牢是因为誊抄了3遍；写过一些诗，高三给《青春》投过稿，盼了一阵却石沉大海，老老实实学习去了。

文学并不在计划中。他热爱考古与历史，梦寐以求的是做律师。高考接连复读失利，表上随便填的中文系兜了底。奋斗多年一脚踩空，徐则臣极其悲愤进入大学，不知道能干什么，钻进图书馆自虐似地看书。多年后同系师姐说，当时大家都怕他，独行侠一样冷着脸。

1997年暑假的一个黄昏，徐则臣窝在学校读张炜的长篇小说《家族》。主人公多年来积郁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想法、困惑和疑难，“写得分明就是我嘛”，他发觉文学如此神奇。那个傍晚红霞满天，徐则臣丢下书满校园乱转，“我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了”，他很想告诉住在隔壁的中文系同学，一个姓潘的男生，两个同样沉默又满怀心事的年轻人偶尔会彼此倾听。

命运似乎早有预示。一张照片中，童年的徐则臣戴着绅士帽，制服上的领章是假的，别在衣兜的笔是真的，方正的小脸严肃而倔强。他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人，既然把写小说当成事做，就心无旁鹜。大二写第一个长篇，打算揭示鸦片战争以来整个民族的心路历程，半夜趴在床上摸黑歪歪扭扭地写，至今保存着没完成的稿子。

现在回想那个黄昏，不乏少年意气的冲动和幼稚，但你若能体会一个心高气傲的年轻人摆脱不掉梦想破灭的失重感，就能理解他重新找到方向时的激动和真诚。确立目标后，阅读渴望更加狂热，也落实了必须走出去。大二时系里有一个去南师读书的名额，据传已有人选。徐则臣执拗的劲头上来，要考，还要考出好成绩。每天学习看书，整栋楼回去最晚。老师说徐则臣太老实了，劝他别费功夫。这个老实人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你没经历过人生只有一条路，而且马上被堵死。”

“已经堵死了。” 我说。

“录取名单没出来，我还可以证明自己。”

“这个证明有何意义呢？”

“没出路时会觉得有意义。否则生活一点空隙没有了。” 至少，它让徐则臣有了奋斗的动力。

备考期间，那位潘同学被流氓打死在街上。每晚黑灯瞎火回去洗漱，卫生间正对潘同学的宿舍门。看着墙上的镜子，他感到荒凉又难过，好像又回到了高中的阴影里。

青年学者樊迎春提出，他的很多作品能读出愧疚感甚至罪恶感，不断反思和赎罪。徐则臣自己也察觉故事背后的阴郁，“没办法，那是底色，改变不了”。很多年里活得皱皱巴巴，不能舒展，而今与过往和解，遇到任何事摊开来说，不藏着掖着。投射到文学中，他极少塑造猥琐之人，挣扎纠结也要坦坦荡荡，“坏人我也希望坏出理想主义的光芒”。

最后，徐则臣作为系里唯一的转校生踏入南师。偶尔去上课，更多时候是条灰暗的鱼，潜在水底，从图书馆游到宿舍，再从宿舍游到图书馆。冬天冷，就坐在被窝里度过大半个学期，看完一本接着看另一本。徐则臣只过一种生活，读——尤其读外国文学，然后写。“真是从未有过的满足。”

在南京，徐则臣校门口见过毕飞宇，边走路边摸胳膊上的伤疤。陪同学去过叶兆言家，为杂志做专访。苏童常到学校操场上踢球。朱文和一些年轻作家会来学校做讲座——徐则臣记得他戴一条粗大的金项链。这样的氛围下，写作近乎天经地义。大三大四两年他写了不少，宿舍到处是手稿，在《青年文学家》正式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星期五综合症》。摸爬滚打多年，直到《花街》和《啊，北京》，徐则臣才感觉上了轨道。

大学毕业回淮安教书。很少有人谈文学，他也不知道自己水平如何，倔强的青年坐不住了。听说他备考北大研究生时，大家都觉得疯了。北大自主划线，丰富的阅读量和专业知识让徐则臣有了底气，他坚持认为，如果北大考不上，其他学校更难。

判断没有错。初试顺利通过，去北京复试，十几个小时长途车，徐则臣舍不得睡觉。结束后他沿未名湖走了一圈，仿佛和燕园做着最后的告别。数月后，收到录取通知书时，徐则臣很平静，像找到了一件宝贝，又像丢了一件宝贝。

跑多远才能回到家

2002年到北京，读书，写作，成家立业，从一间房子到另一间房子，至少搬了7次家。徐则臣的北京，大部分在西郊。能看到百望山的土地，十多年前还叫龙背村。这里有他的亲人和师友，有20年来安宁浩荡的生活。

北大毕业后租的第一处房子在海淀区芙蓉里，一个月工资1500，房租1100，剩400生活，偶有稿费支援。每周与爱人到附近的重庆水煮鱼打牙祭，23元一盆，油乌黑却香得要命。几个韭菜盒子一碗粥也能顶一天，生活简单，自食其力，徐则臣记忆里，“那个时候特别幸福。”

海淀、北大、中关村、蔚秀园，承泽园……它们排队进入小说。最早的一篇《啊，北京》，徐则臣没有任何野心，甚至缺少写北京故事的明确意识，生活主动找上了门。

京漂系列小说记录了都市非主流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视野，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说，他总能贴着生活的边缘走，开掘出一条弯曲却执拗的属于自己的路径。

徐则臣希望给读者提供有着独特理解和印记的世界。“我喜欢把它称为作家个人意义上的乌托邦。” 有人将这些作品视为底层叙事，并非徐则臣主题先行，熟悉这个城市，因为它是日常生活；理解边缘人物，因为他们构成基本生存处境。他想探讨城市与人的关系，摸清来龙去脉。

有着北大光环，毕业从事文化工作，徐则臣并非典型意义上的“京漂”，更多是一种心态。“你对这里有没有笃定的认同感，这很重要。”多年里，徐则臣难以心安，迷茫是常态。

这期间，他结识了五湖四海的朋友，遇到了《西郊故事集》中的宝来、行健、米萝、张大川、李小红，遇到了办假证的，卖光碟的，打拼屡战屡败的，也遇见了他自己，木鱼。

相比遥不可及的“大人物”，讨生活的“小人物”更容易受到社会风吹草动的波及，他们的困境是大多数人共同面临的问题。“他们更广泛、更敏感、更具代表性”，写他们，也是在写徐则臣自己。

《如果大雪封门》结尾，木鱼和行健、米萝三人打牌，没找着黑桃A，木鱼双手一摊，哗一下子泪流满面。宝来走后，木鱼总有强烈的悲凉感。刚来北京时，徐则臣也常怀这种情绪。

很多城市小说，徐则臣都写成了中篇，因为“想不明白”。他认为，短篇掌握全局，速战速决；长篇已知大于未知，用故事作长途旅行；而中篇近似于推理演绎，阶段性的三天两头遭遇同一个疑难，想不明白又不得不想。徐则臣将当下也称为“中篇的时代”，面对未知命运，人与城市的相互塑造影响，他在探寻和求证。所有的故事他都不知道结果，不知道去向何方，“不知道他们，包括我。”

现在，他在北京安家落户，依旧缺乏踏实感，徐则臣认为这是“现代病”之一，与成功失败无关。以前他想的是怎样才能扎下根，才算扎下根。如今他想的是，是否有既定意义上的根，扎根是否有其必要性与可能性。

朋友读《西郊故事集》落泪，问徐则臣：他们只能失败吗？

徐则臣答：他们失败了吗？

偶然机会，在西郊徐则臣见到了老朋友，厨师老班。相识大家都年轻，现在他已满头白发。老班是最后离开北京的，徐则臣问他要走了，什么感觉？他说，我觉得很好，想来的时候来，想走的时候走，挺开心。

从2010年到2017年，8年时间徐则臣才讲完西郊的9个故事。现在他常半路下车，一人去那里转悠。废墟不见了，煤烟味不见了，南腔北调少了，很多棵树也彻底消失了。从形式到内容，西郊正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单行道上一路狂奔。

小说《天上人间》的人物原型，有次搬家收拾行李，随手打开自己的故事，读到号啕大哭。整个阅读过程如同擦拭斑驳的镜子，他跟一个曾经茫然、勇猛、纠结的自己相遇了。

年少时斗志满满，一路追逐下来，最终需要一份平静和安妥。“到世界去”之后，徐则臣发现，故乡变得重要了。在故乡看到的可能比在所谓“世界”看到的更多。“按照我过去对世界的理解，现在的故乡恰恰是那个世界”，徐则臣说。

六年写完《耶路撒冷》，徐则臣在这部“中年之书”中厘清了故乡与世界的关系，也为“70后”书写了一部心灵史。主人公初平阳和他的朋友福小等人，经历了“到世界去”又“回到故乡”的精神寻找和成长过程，小说中的人物以及现实中的“70后”一代，在不断折返自证的途中，更新着看待现实与历史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部小说给了他信心，至少在方法论的意义上。

2011年一整年，徐则臣先行写好小说需要的十个专栏内容。接下来两年花在主体部分，他挖了一口接近极限的深井，“我觉得把小说写开了，小说也把我写开了。”

六年里，徐则臣和人物一路同行到达终点。小说首尾相接，是一个圆。开始我们都想往外跑，离开故乡到世界去，后来发现故乡就是世界，绕一圈又回来了。结尾完全出乎意料，写作于他，是探究自我和世界的过程。跟着人物走，贴着人物写，“我相信他们能把我带到应许之地。”徐则臣说，小说早几年写不出来，写出来也不是现在的样子。

徐则臣常觉得自己很分裂，向往故乡，又不停弃乡逃乡。每年回老家，过去宅着，现在带着录音笔，见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边聊边记。到世界去，并非因为不在其中，而是我们能够走出脚下的阴影，建构一个更广大而壮阔的世界。

十面埋伏

《耶路撒冷》用大量笔墨写北京，徐则臣依然觉得不够，作为看待世界的出发点和根据地，他需要更集中深入的探讨这座城市。原计划准备其他小说，有天面对满桌子的资料，一个感觉浮上心头：有件事得干了。写作常有不期而遇，徐则臣知道，那个未完结的北京来了。

瓜熟蒂落的小说不能拖，2016年元旦，徐则臣摊开稿纸，在第一页背面写下“王城如海”四个字。题目由韩敬群建议，灵感源于苏轼的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最初没感觉，日久盯着看，四个字自由生长，从容自然地与故事接上了头。

过去，城市只是人物活动的背景，现在，徐则臣要把城市推到前台。他想看看北京意味着什么，对所有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它的现代乃至后现代，以及全球化下它与世界的关系。“一座城市的复杂性在于它身处众多关系中，这些相互印证或反驳的关系共同逼近了城市的真相。”

小说异常艰难，很多次他都以为再也写不完了。并非写作本身，徐则臣遇到的是另外的难题。

各种疾病和坏消息贯穿了《王城如海》的创作过程。动笔前96岁的祖父进了两次医院，无法陪在身边，徐则臣自责又羞愧。祖父是老私塾，被打成右派前是小学校长，平反时离休终老。在村里也算大知识分子，最心疼徐则臣这个唯一的孙子，自幼看护成长，悉心教导。

在北京写作《王城如海》的每一天，都穿插着关于祖父病情的电话，最多一天打过二十几个。每次挂断后，他都得坐在书桌前冷静很久。春节时回乡拖着行李直接去了医院，二十四小时守着祖父。回到北京，继续书桌前的煎熬。祖父每况愈下，他时刻担心电话那头传来什么消息。写作断断续续、举步维艰，每次顺利接续下来都像是一场战斗。半程之后的《王城如海》，徐则臣没感受到丝毫写作快感。

坏消息在这五个月里扎了堆。祖父尚在重症监护室，四姑又被诊断出疑似恶性肿瘤，六个小时大手术，化验结果没事。生死之战中，徐则臣终于胜了一局。四姑术后不久，父亲脚腕也开了一刀，卧床数日。每每坐在书桌前心绪不宁地面对《王城如海》时，他就想，这个小说是永远写不完了。

创作过程正值北京旷日持久的雾霾，徐则臣四岁的儿子同故事里的小主人公一样，开始了严重咳嗽，每次刚有起色，天气变差又重蹈覆辙。作为父亲，他有种使不上劲儿的无力和绝望，甚至想过举家离开北京。

徐则臣从未如此深刻意识到，正大踏步地走进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生活。写作《耶路撒冷》时三十多岁，以一个青年人的心态，认真想象并努力进入宽阔而博大的中年写作。现在不必费力了，“我已然中年，照直了写，大约不会太离谱。”小说里的雾霾正如他彼时心境：生活的确尘雾弥漫、十面埋伏。

《王城如海》在一次次焦虑、无助、悲伤和恐惧平息后，一字一页用纸笔写就，“写作需要废墟，废墟成就职业的自豪感和尊严。”小说跟徐则臣走了很多地方，差点遗失在印度。参加国际书展，人落了地，装着手稿和笔记的行李丢了。凌晨才找回，徐则臣赶紧把它装进随身的双肩包里。

手稿的失而复得像一个预言。坏消息席卷的几个月里，他多次动过撂挑子的念头，然而异国他乡都没丢掉，徐则臣觉得，那就不该丢。既如此，凡事都得过去，也都能过去——深呼吸，继续写。

2016年5月，三稿结束。6月，祖父在家中去世。至此，《王城如海》完成了它记录一座城市的使命，徐则臣的中年生活也趋于平稳。儿子咳疾痊愈，四姑康复良好，父亲也健步如飞。

回到写作，小说在心浮气躁、焦虑忙乱的状态下落笔，徐则臣承认有瑕疵，后期节奏过快，要再动笔来过。对作家来说，修改已完成的作品，比面对空白稿纸更困难。生活亦如此，需要一种勇气，未必破釜沉舟般决绝，更多仅是一个念头，十面埋伏也得破局。

握住笔，和茶杯

在韩国外国语大学讲座时，曾有学生提问，为什么作品中的主人公基本和作者年龄同步？

写作对徐则臣来说，是一种认知生活的方式。多年来，内心文学标准不断变化，唯一不变的是，每个小说都在解决一个困惑。花街系列回望故土，北漂系列书写命运沉浮，《耶路撒冷》言说故乡与世界，《王城如海》探讨城市与个人，早年作品如《夜火车》《午夜之门》，投射了徐则臣成长时期的生命经验。文学为徐则臣提供了一个找寻答案的有效路径，作为重要思考手段，保留了他对当下生活的真实认知。

徐则臣笔下的人物始终保持行动力。初平阳的姿态是寻找，易长安的姿态是逃亡，杨杰的姿态是奔波，秦福小经历漫长流浪，最终回到家园。写作日久，徐则臣发现无法原地不动地看清自己和小说人物，“必须让我和他们动起来，让所有人都走出去。知道去路，才能弄清来路”。徐则臣不敢说往前走一定如何，“起码姿态是积极的。停下来不动，就意味着自我放弃。”

安静坐落在记忆中的“花街”一度是他的写作根据地。现在徐则臣想法又变了，“你得去琢磨 ，静态挽歌之后，如何再向前走一步，引入新的东西。”

写作上，他是有野心的。作家李浩眼中，这个人善良，厚道，愿意毫无掩饰地分享发现。“唯独在写作上，略显不够坦诚。” 李浩知道，徐则臣的所有写作都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他极清楚每段文字、每句话的用意和效果，而且深谙心理学。”徐则臣很少在众人面前说起文学追求，低调地掩藏着，“但在小说中，这个野心袒露无遗。”李浩说。

徐则臣看中写作的难度，也乐于挑战。因而当朋友提出单独写写运河时，他知道大活儿来了。自小生活在水边，有读者说，他的每篇小说都有运河的影子。认识越多就越立体，对它的疑问也越来越大。

读了六七十本书，看了几十部纪录片，中国著名河道几乎走个遍，必须掌握足够多的田野资料，徐则臣才踏实。上一个大长篇《耶路撒冷》写了6年，《北上》写了4年，他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坐得住。

“跟别人我不比聪明，比笨。”之前小说写到中医和针灸，幼时随父亲在村里行医，大概知其一二，他不放心找了专业书籍，边看边冒冷汗，自此明白，文学创作可不仅是靠经验和想象。

多年来，徐则臣的写作视角一直在变，《北上》干脆让一个意大利人在1901年从杭州沿运河启程。差异性大到一定程度，主体性就显现出来了。运河之于华夏文明有何影响？为什么那时中国是这个面貌？与西方有怎样的互动？徐则臣发现，得深入研究这个事了。

作家自身如何看待历史，能否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徐则臣尝试把史诗融合到主人公生命历程中，使之互为因果，有效契合。

“我们习惯把大历史视作理所当然的强制性力量，必须臣服于它，跟它步调一致，这点我不认同。”他认为，个体和历史的关系，有时同向，有时逆向，这些关系最终会告诉你，你是谁。

故事中，徐则臣唯一想成为的人是谢平遥，在两种语言之间奔波的翻译。生在那个年代，他很可能就是谢平遥。“入世无门，出世又不甘，那种无力感对知识分子伤害极大。”反过来想，如果嘴皮子都不耍了，岂不真变成了动荡时代下一个沉默的零件。

“如实说出真实感受，这才是你跟历史之间应有的关系。”他赞同美国作家索尔·贝娄，谈论任何大事都先从自身开刀，“我们谁都无权置身事外地看待和批判历史。”

对于历史，徐则臣极其严谨。青年批评家行超谈到，他的作品充满“实”的力量。一方面来自现实主义写作手法，另一方面来自详尽且精准的细节——“涉及陌生领域，他都有一种学院式的、考古似的热情”。

八国联军行军路上，同一时间地点，资料里一个法国人写下小雨，另一个英国人写下大雨，他把两种记录综合起来，写认为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雨大还是雨小，涉及他们是否要躲，躲在何处。有义和团出没，怎么找水喝？”根据确切记载，士兵每人都带着过滤器，徐则臣在小说中也完全还原。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编辑陈玉成是徐则臣多部作品的责编，“他对语言有很高要求，会字斟句酌地较真一些琐碎问题，尤其在知识细节方面。每个标点、每个文字，都要有出处和考证”。

“我们总觉得作家是主动的，写完了一推，就没关系了。”现在，《北上》反过来逼他接着清理那些未解决的问题。他也日益发觉，一个写作者，终究要与植根于历史土壤的文化传统对接。

徐则臣跟着作家莫言读博士，这令人没想到。都知道他热爱外国文学，作品读了个遍，能滔滔不绝讲上几小时。人到中年，却对民间文化和传统文化生出了前所未有的激情。

有时候，他会想象在一个小院子品茶冥思，说不清缘由，似乎40岁之后自然走向了中国古典精神生活。他不饮白酒，从生理上排斥，莫言说，敞开自己，不要过于抗拒。自此，徐则臣偶尔也小酌一杯。他觉得是自己和中国文化的关系改变了，“有些认同感回来了。”

很多作家到了年纪，作品开始有意识地往回走，找寻精神来路。这种回归，徐则臣视为文化寻根的隐秘冲动，“文化是文学的源头，只有它才能最终确保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一次文学论坛上，老一辈学者谈起中国文脉如数家珍，青年作家们谈的则多是西方经典。此后，徐则臣常问自己：源远流长的中国文脉在当代写作者这里怎么接续，又该向何处去？

他大规模增加古典文学阅读，也在小说中频繁涉及。《耶路撒冷》的书法和水晶玉石；《王城如海》的戏剧；《北上》中的京剧淮剧，以及考古瓷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学不能失去其独特性和差异性，“如何从历史中汲取营养，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当前文学创作亟须面对的问题。”道阻且长，译介也有障碍，但徐则臣认为值得做，也必须做，“这才是真正的中国故事。”

梁豪觉得徐则臣身体里有古老野生的东西，又有极新极文的东西，“从心所欲不逾矩，两头都落实了。”对年轻作家，徐则臣主张寻找可能性。“文学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他不太愿意谈风格、瓶颈类的大问题，作家没那么容易随便遇上。“年轻不要画地为牢。试错又如何？人生苦短，写作时间是足够的。”

2022年的一个对谈中，记者问，想在文学中建构的乌托邦建成了吗？

徐则臣答，刚刚开始。文学上我是个乐观主义者，也许有一天，把所有文字归拢到一起，我会看着它们说，差不多了。

时间倒回三年前，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揭晓时，徐则臣正进行新书采访。微信、短信、电话铃声一股脑涌进来，他没有接，直接按掉。

“有结果了？” 大家关心。

“没什么，继续采访吧。” 徐则臣说。

（注：部分资料参考过往访谈内容，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