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文化建设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内涵十分丰富，论述极为深刻，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的行动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聚焦新的历史使命，文学创作必须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作出历史性贡献。

一、历史使命：文学是推动文明转化的重要动力

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够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欧洲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生产的工业化、规模化、集约化、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先发国家凭借技术、资本、市场，乃至于金融、军事等诸多方面的优势占据了发展的制高点。现代化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民筚路蓝缕，自强自立，不断探寻走上现代化的正确路径，终于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团结奋斗，建立了人民的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突飞猛进，成就举世瞩目。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取得了让世界惊讶的成就。这些成就不仅体现在物质生产的发展与进步中，也体现在文化的兴盛与繁荣中。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与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为人类的进步探索了新方法，积累了新经验，开辟了新路径，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征程中奋力前行。这是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也是文学繁荣的崭新起点。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文化建设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在新时代的新使命。

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文学从未缺席，从未失声，总是敏锐地表现出感国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的重要作用，极为生动深刻地描绘了中华民族觉醒、奋斗、进步的光辉历程，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变革、兴盛。清晚期著名的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黄遵宪等倡导“诗界革命”，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以旧风格含新意境，要求诗歌要为改良主义服务，希望通过改良为中国找出新路。辛亥革命之后，文学的变革进一步为人关注，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文学运动。其目的就在于通过文学革命推动文化变革，进而推动中国赶上时代的步伐，走向现代。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成为新文学运动的旗手，新文学运动成为中国社会变革进步的推动器。抗日战争爆发，广大作家或深入抗战前线，直接投身抗战，或留驻后方从事宣传、动员等工作，涌现出一大批表现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牺牲救国、追求独立的优秀之作。这一部部记录英勇悲壮历史的文学佳作，鼓舞了全国人民夺取胜利的信心与决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作家努力探索中国文学的创新之路，涌现出一大批表现新中国建设、改革的华彩之作，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美形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以来，中国文学继续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生动的表现力，呼唤改革，歌颂创造，表现了新的时代中国社会的变革进步。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文学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是时代变革的先声、人民意愿的抒写。文学自身也完成了从旧文学向新文学的革命性演变，并继续完成了自身的民族化、大众化转化，形成了极具时代特征的审美范式，成为真正的人民文学，为中华文明的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中华文明具有自身的独特性。最突出的就是从未中断的连续性。人类古典文明是人类早期生产生活形态的结晶。但是，在漫长的发展进程中，世界上最早的原生文明陆续中断。唯有中华文明一直葆有强劲的活力，绵延至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明在自身的发展中，能够适应时代的变化实现从既有的旧形态向应有的新形态的转化蜕变，不断获得新的生命力与创造力。中华文明的古典形态华夏文明是人类文明的宝藏，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范式。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步，要求出现新的能够与其相适应的文明形态。我们的先祖在不断的实践中推动了文明的转化，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的发展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机，创造力得以增强，生命力得以延续。近代以来，中国进入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的历史阶段。文化、文明也在发生着新的变革。这一转化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进入新时代，需要更自觉地实现转化，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显然，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化，文学负有极为重要的责任，承担着十分光荣的使命。相对而言，文学能够更为敏锐地感受到人民的意愿、社会的变革、时代的动向，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能够更为形象、生动地表达正确的价值选择、历史判断、情感形态，更便于人们的接受认可；能够更鲜活地表现出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民劳动、生活的真实形态与相应的情感形态、精神风貌，成为历史的缩影；能够更好地为人们提供美的欣赏、引领，以及潜移默化式的濡染，以提升、净化人的心灵。作为文化的一种形态，文学将更积极地对人的精神世界、情感世界、观念形态产生无可替代的作用，帮助人们从传统中发现现代，从现实中走向未来，增强历史自觉、文化自信、创造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由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化。

二、现实品格：文学要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提供精神启迪

任何文明形态的出现，都是现实社会生产生活的结晶，表现出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特征。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中，经历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在当下，整个社会生产呈现出一种丰富性和交叉性。进入工业与商业社会，信息化逐渐成为普遍的社会形态，但农业、畜牧业、传统手工业与传统工业仍然是整个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现代工商服务业、现代金融贸易业、现代交通信息业等已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支柱。空间的缩小、时间的改变，社会关系的调整，伦理结构的新建，以及人的精神、情感世界的重塑，都对人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呼唤更多具有现实品格的文学作品。文学虽然并不一定为解决具体的现实问题提供方案与政策，却承担着表现社会变革以及这种变革对人的精神世界所产生的作用的责任，需要为推动社会发展提供积极的精神启迪与思想引领。在人们的生活被科技、大数据“操控”的条件下，人的主动性如何体现？在更多的人离开乡村涌向城市的情况下，人的情感与精神有哪些改变？在农村人口日见减少、农业问题进一步凸显的趋势下，土地与人的关系如何连接？进入城市之后的人们，又如何安放自己的心灵？等等。这些问题很可能是社会问题，但更是人的精神情感问题。文学不可能回避这些问题。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敏锐而生动地表现出人在时代急剧变革中的经历和感受、智慧与能力，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闪射出照亮未来的光芒。

虽然文学并不是一种理论形态的存在，但仍然会在形象化的表达中流露出对未来的期待、对价值的选择。这种期待与选择是建立在人对现实认知的基础之上的，是在人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是人仍然没有丧失理性的证明。内在的情感、精神会不自觉地打上时代的烙印。也正因此，文学应该表现出人的行为活动、精神世界、情感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特质。这种特质是源于现实生活的新变的，是人在现实社会中不同于以往的新努力、新追求中形成的。

在社会发生变革的条件下，人的精神世界、情感形态也将发生变化。随着现代社会流动性的空前增加，人们会表现出对现实认知更大的开放性、包容性，但也可能会出现情感的疏离性、陌生化。传统的血缘关系、亲情关系乃至于家族关系会削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资本的力量更深刻地影响人们的价值选择。人，以及由人构成的社会需要在这样的语境中保持理性。这是一个消费的时代，消费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随着过度消费、奢侈消费等现象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入，人的欲望会进一步膨胀、强化，甚至泛滥。这是我们需要警醒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人的奋斗精神在增强，规则意识、法制意识、变革精神、开放精神、包容品格、协作思想、共同体意识等在日见强化。人的精神世界、情感形态、价值观念在这种变革中将重新整合构建，显现出适应时代要求的新品质。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十分需要文学表现出人的理性精神、正确选择，需要文学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用生动的形象、感人的故事、美好的情感来净化、提升人的心灵世界，增强人们积极健康的精神品格，使人民更加团结奋发，社会更具创造活力，情感更为强健美好。文学面对的是一个发生了巨大变革的时代。新的现象次第而出，新的问题不断产生。人们需要适应这种变革，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本质性认知，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那些具有主动性的作家可能会有意识地表现这种历史的必然性。而另一些作家可能会在自己的创作中，源于生活的真实与人之理性，无意识地表现出历史的可能性。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他们都将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提供精神的启迪。他们写出的作品是我们正确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艺术记录，是历史必然性的文学表达。

三、审美形态：文学要努力推动现代审美体系的构建

中华审美具有独特的品格。它既强调人的内在感受，同时也重视审美的社会功用。对此，中华典籍有许多精辟的论述。比如，强调创作是由于创作者内心世界受到外在存在之物象的触动后形成的。关注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注重主客之间的必然联系，体现了中华哲学认识事物的方法论，揭示了审美活动的多样性。它与只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忽略或遮蔽了事物其他方面的方法是不同的。如《乐记》就认为，音乐是从人的内心产生的，是“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正是人的内在世界受到了外在之“物”的触动，才能够产生音乐这种艺术。但是，不同的人对相同事物的触动是不同的。人的认知、心态不同，创作出来的作品也不一样。所以《乐记》又指出，“先王慎所以感之者。故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就是说，那些先贤们对人内心世界受到外在物象的触动而生发出来的情感是很慎重的，希望作品表达出来的心志是符合礼的要求的，其音乐是能够使人和顺协调的。他们认为，人内心情感的表达并不是无节制的，而是要符合一定的艺术规则与社会要求。“礼乐皆得，谓之有德。”乐能够体现礼，使情感的表达既符合礼的要求，又符合乐的规律，达到“皆得”的状态，就是“有德”，就是符合道之法则的。这种既强调内在情感的重要性，又重视表达的社会功用的审美要求具有极为深刻的辩证精神，是中华传统审美文化具有现代意义的生动表现。

中华审美在其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既对其他地区的审美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不断地借鉴了外来审美中于我有益的方法、理念，丰富了自身的形态，增强了发展的活力与审美的魅力。如“道”“自然”等范畴就深刻地影响了亚欧地区的审美。意象派诗歌就明确宣示要借鉴中国古典诗歌，特别是唐诗的手法来改变欧美诗歌过于抽象的概念化弊病。同样，中华审美也大量地汲取了其他地区的有益成分。中华现代审美体系的形成必定是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借鉴吸纳外来有益成分的转化与创新。

这就要求我们要认真研究梳理中华审美的基本形态、价值范畴、方法论，把握审美自身的发展变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辨析其在今天仍然具有鲜活生命力的原因、规律，进一步打牢理论根基，增强文化自信。要认真研究梳理中华审美在人类审美活动中的贡献、特色，不能唯他人是从。中华文化中重感悟、重内心、重整体的方法论，中华审美中强调内在心灵与外在物象的相互作用，强调想象、意境、神韵等创作论，以及言志、美善、教化等价值论等，对今天构建中华现代审美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要认真研究梳理中外文化交流融汇中产生的新变及其规律。特别是要重视中外艺术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以及沟通互融、转化新变的理论基础、实践成效，以及相似或相近的现象。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地促进其转化新变，为我所用，使新时代的文学在文明的互鉴融合中显现出新的活力。

荣格提出了影响广泛的“集体无意识”理论，强调作家艺术家是“集体的人”，集体无意识是整个种族的“原型”，是“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命运的一块碎片”，是使作家艺术家与整个族群联系在一起的纽带。英国新批评的代表人物艾略特则认为，诗人只有努力使自身融入到伟大的传统当中，才可以使自己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实现。他强调有一个包括一切不朽作品的文学传统，形成了完整的、可以吸纳新事物的不断变化的体系，个人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传统的影响。其影响越是深刻，作家就越可能有成就。不论是从人类心理角度出发的荣格，还是从文化传统角度出发的艾略特，都强调作家艺术家个人不是孤立的，不可能脱离“集体”——族群、传统——已有文化的影响。这些论述虽然切入点不同、方法论各异，但都强调集体的心理记忆与传统的文化影响对个人创作的作用。我们需要不断继承优秀传统，赓续中华文脉，深入社会实践，不断增强对中华传统审美的认知，在吸纳借鉴的基础上创造属于新的时代的现代审美形态。

艺术形象的塑造考验着文学的创造能力。文学要生动、深刻地表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变革与进步，展现人民的精神世界与情感世界，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形象。屈原的《天问》中对宇宙自然、社会人生苦苦思索的“追问者”，是那一时代中国人探究世界本源、拷问人生价值的典型形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林黛玉等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的萌动时代对人的价值、意义进行探寻的“苦思者”。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们生动塑造了一大批思想者、实践者，他们是中国社会的“改革者”。进入新时代，社会生活的丰富性日见突出，具有代表性、典型性的人物更加多样。他们体现着源于传统的现代特性。文学应该塑造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民族的独特而典型的艺术形象。

中国文学已经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活跃。文学活动此起彼伏，文学形态更加多样，文学作品如花似锦。但是，在如此繁荣活跃的情况下，仍然需要紧跟时代变革的脚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优秀之作、高峰之作、划时代之作。要更加理性地思考在经过又一轮的译介、吸纳、借鉴的热潮之后，如何使外来艺术手法、创作理念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时代意义的表现手法、理论范畴与审美形态。要更加有效地抵御市场的诱惑、利益的迷障，把情感与才华更集中地投入到创作之中。要努力提升自身素养，拓宽视野、提高站位、提升境界，在关注个人感受、命运与价值的同时，更加生动、深刻地体现民族品格、社会本质、时代精神与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构建中华现代审美体系，是建设中华现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立足中华美学优秀传统，继承中华美学优秀品格，着眼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开放包容的精神有效吸纳借鉴外来有益元素，推进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中国精神、彰显中国风范，形成富有审美魅力的中国话语体系与理论体系。这是文学创造者和理论工作者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

（作者系山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