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2024年第2期｜傅炜如：稻香（节选）
傅炜如，一九九二年生于杭州，香港理工大学硕士。中国报告文学会员，浙江省作协会员。有非虚构作品见于《中国作家》等刊物，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钱塘一家人》。前央媒记者，现为文学刊物编辑。入选浙江省第十批“新荷计划”人才库。
稻 香（节选）
傅炜如
引 言
一弯苕溪，源自浙江境内的天目山南麓，从临安流至余杭，在此穿城而过，像条天然的分界线，将杭州余杭一分为二。苕溪南岸是片新城，它深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腹地，之江实验室、人工智能小镇、5G科创园等数字经济创新引擎散发着创新魅力。苕溪在南湖附近忽然北折，九十度转了个弯，像条绸带般串起了北岸八个村，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永久性基本农田保护区，绿色的稻田是另一番生机。
一南一北，城市与乡村隔岸相对，又在慢慢交融。
顺着苕溪北上，是一片见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圣地——良渚遗址。五千三百多年前，世界的文明像一颗恒星瞬间爆发，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形成了世界上大一统的王权国家，苏美尔人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平原建立起了城邦文明，印度河流域哈拉帕文化开始显现……在亚洲大陆东部，长江中下游环太湖流域，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良渚古国出现了。农业成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
有人说，乡村振兴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又一台动力强劲的发动机。这台发动机将会激活乡村的资源，一旦触发，可以让中国未来十年持续保持每年百分之七的增长率。如今，在余杭，“发动机”的声音像春雷般轰隆隆地响动着。
我驱车从文一路隧道出来，穿过杭州未来科技城林立的高楼，开至苕溪大桥时，视野逐渐开阔。向右拐入永溪线，毫无防备地，成片稻田扑面迎来。正值八月，田间涌动的绿浪叫嚣着头顶的烈日，削减了酷热的体感。
余杭永安村就在这片绿意的裹挟中。
这是我此行的目的地。
听说这村最近很火，村里年轻的小伙姑娘多，绝大多数还不是本村人。他们放弃了周围企业的高薪工作，齐刷刷来到村里，每天围在一起头脑风暴，讨论怎么把村子打造成自带话题和流量的“明星村”。
专业的说法，这叫“运营”，他们把运营企业的那套思路挪到了村里。永安村是他们的创业空间，他们的项目是水稻产业。
永安村有什么特别之处？
我要去村里找一个叫刘松的年轻人。他是永安村的职业经理人，用现下时髦的名词，叫“乡村CEO”。
他是我打开永安村的一个口子。
一 挑“女婿”
刘松第一次驾驶在这片绿意间，是三年前的八月。他接到永安村书记张水宝的电话，邀请他到村里看一看。他有些意外，又有些忐忑。当时刘松刚递交杭州余杭区农村职业经理人应聘报名表，他在应聘单位意向栏，勾选了“余杭街道永安村的稻香小镇”。
这个时候村书记找他，有啥事？
开车到村委，一名五十多岁的男子迎了出来，他个头不高，看上去很精干。这就是张水宝书记。张水宝见到刘松，没多寒暄，直接说：“走！我带你整个永安村转一圈，边走边给你介绍情况。”
村书记对刘松的态度有些出乎他的意料，说起来也算是意向“公司”的“老板”，一路上对他这个“求职员工”满面笑容，温和谦逊，没有一方当家人的威严。
张水宝是直爽性子，开门见山告诉刘松：“八十多个报名永安村的人里，你的简历最出挑。”
这位在村里任职了二十多年的村书记，眼光是“毒”的。多少风风雨雨，他像养育孩子般，一手将永安村“抚养成人”，现在到了为她择“良婿”的时候了，以后又将多一个人同她携手并进。
刘松是他看中的“准女婿”。
张水宝心里有道坎，“二十八点五万元”这个数字像一根针扎得他日夜难眠。
二〇一七年，永安村的村集体收入只有二十八点五万元。在同年GDP达一千六百九十五点一三亿元的余杭区，这个数字说出去像在开玩笑，别说张水宝脸上挂不住，整个余杭街道、余杭区的领导，都在为此事发愁。
在北岸的八个村中，永安村位于中部。东连南苕溪，西接洪桐村，南临溪塔村，北界下陡门村。自古以来，这里一直是鱼米之乡，土地肥润，在七点零九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里，有五千二百五十九亩耕地，当地人靠种粮为生，过着富足的生活。应了“永安”这个名字，百姓安居乐业。
可渐渐地，丰腴的土地成了甜蜜的负担。二十一世纪，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杭州民营经济迅速崛起，农民守着一亩三分地种粮食，收入越来越低。村民看着别的地方搞开发、办工厂，都赚得盆满钵满，他们眼红了，不再死守这片良田，开始走出村子，外出淘金，自己的土地便抛荒长草了。
这里还有个限制条件——百分之九十七的耕地是农田保护地，不能进行大规模城市开发。不只是永安，苕溪以北八个村都面临这样的情况。
不大拆、不大建，要发展村集体经济，只能在农田上做文章。这道命题作文，对缺乏村项目又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村书记来说，很头痛。
永安村以及周边七个村，到底怎样才能富起来？怎样才能缩小余杭的城乡差距？
二〇一八年五月至七月，余杭区领导到村里调研了五次，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座谈会。听取了八个村村书记的意见后，区领导把这个课题布置给了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和余杭街道，将永安定为试点村。
二〇一九年，杭州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发布了《关于加强余杭区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工作的实施办法》，广发“英雄帖”，开始公开招聘农村职业经理人。
来自安徽的刘松是第二批报名的。
村里转了一圈下来，张水宝也不藏着掖着，村里好的坏的都跟刘松交底：“我们一没有钱，二没有人才，三没有空间。”
余杭其他几个村招聘职业经理人，有的给出了丰厚的奖励条件，能达到考核要求的，最高可奖励一百万。永安村条件不允许，只能拿出五万。
眼前这个高高瘦瘦的小伙子一直没怎么说话，总是笑眯眯地听着。
刘松站在共享小院的二楼露台，望着成片稻田，绿意从他的眼中蔓延到脑海。从良渚时期开始，这一片土地就开始了水稻种植。目眺远方，他仿佛看到了五千多年前，良渚古城外围，先民们在稻田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画面。
他说：“张书记，我来永安村。”
张书记问：“为什么？你要给我个理由。”想“娶”自己的“女儿”，要表诚意。
“我学农业出身，做水稻产业我擅长。这里的区位优势得天独厚，我们完全可以把永安村打造成未来科技城的后花园。”
张水宝的心像是被什么托住了，眼中有了亮光。
最后张水宝问：“如果接手，你能不能至少做满五年？”
“我可以。”刘松憨憨地笑着，“这里离我家近，回家方便。”
这两个差了二十多岁的男人，第一次见面，就有了互相的信任。
口头上的承诺有了，接下去，这个“准女婿”还要通过职业经理人的正式考核才行。
二 “乡村CEO”
城乡发展不均衡，是二十多年前浙江“成长的烦恼”。二〇〇三年七月，浙江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了“八八战略”，其中就有一条：“进一步发挥浙江的城乡协调发展优势，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
城乡发展“犹如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如果零部件配备不齐全、不合理，很容易出事故”。
杭州余杭区领导也知道这个道理，奈何余杭的经济总量是杭州各区县中最大的，不光是城市和乡村，村子和村子也有差别。很多村子的情况像跷跷板，美丽乡村起来了，村集体经济下去了，集体经济做好了，环境不美丽了。
有的村子地理位置好，造了很多房子租给乡镇企业做厂房，一年能有四五万收入。但村里违章建筑不少，乡村也很难美丽起来。很多地方自然环境好，村子却比较穷，村委没有能力经营乡村，政府每年要通过上亿元的财政补助，保证这些村集体开门运转。
这个跷跷板要怎么平衡？
特别是二〇二〇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后，浙江成为全国先行先试的“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目标就是探索怎么样通过乡村振兴，让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使得城乡差距进一步缩小。
落在试点永安村头上的使命更大了。
余杭区农业农村局开了会，商量了一个解决办法，给村里找个运营人，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成立的子公司找个总经理，名字就叫“农村职业经理人”。发展村集体经济，引入市场化的运作，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
这个创新的做法具体要怎么实施？重任落在了当时区农业农村局政策改革科的章斌头上。
刚接到任务，他也是一头蒙，做法是好，具体操作起来上哪儿找经验去？他在网上搜，通过各种渠道问，电话都打到了四川，仍一无所获，全省乃至全国没有人做过这个事。只能自己想办法。
章斌先跑去余杭各个村做调研，当时余杭二百六十二个村，他走了一百多个。
他问村书记：“假如说给你们村里招个专门负责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的人，年薪十五万，你们愿不愿意？”村书记们的回答倒是肯定的，但态度有些微妙：“来个人帮我们赚钱，我肯定愿意。就担心村班子会有意见。他们的年薪只有七八万，招的人薪水比他们高，这怎么弄？”
他们面前还有个难题，要说服财政出这笔钱。财政有他们的顾虑：“这个东西有猫腻怎么办？假如说村书记跟哪个人关系好，把他招进来，过了两年没有效果，又没相关的惩罚措施，三十万拿走了，你们怎么办？”
农村职业经理人这事被拖了下来。章斌心里也不笃定，按照这个情况，还是引入第三方运营公司更方便。
这个方案很多村不是没尝试过，效果并不尽如人意。
就拿永安村来说，二〇一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村里成立了杭州稻香小镇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通常大家称之为“强村公司”）后，张水宝找到了一家杭州做乡村运营的公司，前后跑去跟对方谈了五次，说明了村里的情况和需求。对方一听，很有兴趣，表示愿意接这个项目，直夸永安村条件好、潜力大。
一开口，一年的运营费要价三十万，张水宝也点头答应：“我相信你们公司的能力，只要你们能运营好，带我们把水稻这条路走出来，这个价值得。”嘴上这么说，他心里着实有些打鼓，便提出一个要求：“你们要派人驻在村里开展工作。”
想了想，他又补充：“马总，既然你们这么有信心，敢不敢入股？”
我跟张水宝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当时他是在对赌，如果对方连入股都不敢，怎么相信他们能运营好村子？
考虑了几天，对方打来电话：“入股怎么个入法？”
张水宝说：“其实入股只是个形式，来表示你们的诚意。百分之二三十，具体多少你们定。”对方说：“我们入股百分之二十。”
定下来后，运营公司派来一个年轻女孩子，之前她在五星级酒店做经理。有管理经验，但不太了解农业。张水宝想了想，也行，至少懂公司的管理制度。上岗后，张水宝提出了两个要求，一是制定制度，二是卖大米，把稻香小镇的大米品牌做起来。通过什么渠道做？让他们动脑子。
过了一年，制度有了，可稻米竟一斤也没卖出去。
张水宝行事果断，马上跟对方说：“马总，我觉得我们要‘离婚’了。我们请你们是来运营的，一斤大米没卖出去，像什么话？”
双方的合同解除了。这一年的运营费也白花了。
到了年底，农业农村局领导问起章斌情况：“职业经理人这事办得怎么样了？”章斌说：“这事有点难办。”他把情况如实说了一遍。
领导说：“允许失败嘛！我们试一试又不要紧。”
在浙江，历来不缺“无中生有”的故事。从“莫名其妙”“无中生有”，到“点石成金”，这是浙江发展持续焕发生机的秘诀。
章斌硬着头皮说：“行，那就干吧。”
确实，比起第三方运营，若是政府出面招聘“CEO”， 可以让村民在村庄运营事务中更具话语权，当然，对经理人的能力和水平也有更高的要求。
三个月后，《关于加强余杭区农村职业经理人培育工作的实施办法》出台了。
招聘对象是那些愿意在乡村做运营，愿意回乡创业的年轻人，年龄在四十五岁以内。如果确实优秀，也可以突破年龄限制。
招聘人员实行合同管理，基本年工资十八万元(区农业农村局出资十五万元，按年度拨到村庄，乡镇出资三万元，含五险一金、福利费、工会费等)，另有绩效考核则需要他们在乡村经营中获得，由各村股份制经济合作社自行制定。农村职业经理人所建团队的工资，需要他们与团队共同从乡村经营中获得。
首次聘用期两年，对合同期满确需续聘的，经综合考评，满足条件的可予续聘。
公告发布后，全余杭只有四个村子来要人，其他村子都在观望。可这四个村，人也没招满。
鸬鸟镇的山沟沟村报名人数只有两人，不符合开考条件，直接退出了。径山镇径山村名声在外，来报名的很多。笔试面试排第一的人，还在政审环节，就被一家上市公司挖走了，对方给出的工资是这里的三倍。
只剩两个村子——径山镇小古城村和良渚街道新港村，他们招到了职业经理人。但不到三个月，新港村的小伙子找到章斌，提出离职，转身去了一家企业，甚至都没来得及拿工资。最后只剩小古城村的职业经理人唐文铭，一直坚守到今天。
到了第二年，来要人的村子多了起来。也许是观念的转变，也许像永安村这样，找第三方公司来运营的不尽人意，也许是看到小古城村的尝试有了小成效。
最后农业农村局选了八个村，为他们招聘了八个职业经理人。余杭街道永安村的刘松、径山镇径山村的姜伟杰、黄湖镇青山村的杨环环等，平均年纪不到三十岁。
当时摆在刘松面前的选择很多，论名气和产业，永安村并不占优势。当他了解到永安村有成片水稻田，他的心仿佛见到了心爱的对象，有了莫名的悸动。
刘松记得那天职业经理人的面试题：“假如你是永安村的职业经理人，你会怎么营运发展？”很直接，这难不到刘松。他进房间时，对面坐了七个面试官，免不了有些紧张，看到题目后，他倒回答得胸有成竹。
职业经理人的面试官，都是章斌去各个单位找来的专家。有浙江农林大学的教授、余杭区农业农村局的领导、乡镇农办的负责人、所在村的村书记等。到最后，村书记的意见占大头。
刘松顺利通过了笔试面试，与永安村的“姻缘”就此结下。
三 两份“见面礼”
刘松刚到永安村，送了两份礼物。
第一份，他参与了开镰节。第二份，他制定了永安稻香小镇三到五年的战略规划。
二〇二〇年九月，刘松还在工作交接期，张水宝让他提前参与十一月举办的开镰节筹备工作。这么做，张水宝有他的打算。
这个月份，稻田里金色的麦子逐渐多了起来，一簇簇垂在枝头，风一过簌簌有声，像是低声歌唱似的，欢迎秋天的到来。每年十一月的开镰节，是永安村的大日子，不仅是传统习俗中的庆祝丰收，现在更是村里增收致富的一个活动日。
刘松来之前算过一笔账，村里种粮综合成本约为两千两百元每亩，综合收入是两千七百五十五元每亩，这样一亩地的收益实际上只有五百五十五元。想要赚钱，光卖稻米远远不够。
村里的夜来得早，太阳一落，只听秋蝉鸣叫，时不时传来几声狗吠。没有了城里的嘈杂与喧闹，刘松享受夜深人静时的思考。白天忙完对接会，刘松坐在二楼的办公室，伏案策划开镰节。稻米电商周、稻田艺术节、稻田体验节、稻田美食节……刘松是在下一盘棋，水稻这个农产品，在他脑海里不断延伸，精心布局，越铺越大，像个万花筒，花样层出不穷。
最终，永安村一炮而红。领导、嘉宾、企业客户、游客……开镰节那天，村里停车场不够用，不少村民开放了自家的院子。当天游客数量超过两万人，有二十七家企业来认购稻田。
村民们也高兴，从没见过自家门口来那么多人。永安村不一样了。
村书记张水宝更忙了，接待的客人一拨又一拨，但心里舒坦。记得上一年的开镰节，自己忙着村务，又要对接相关事宜，分身乏术，效果还没那么理想。他也从中深刻体会到，用水稻来致富，是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刘松让他看到了希望。
开镰节后没几天，刘松一早来到张水宝的办公室。两个月来，他俩习惯了在早上八点多商量事情，有时候更早。这个点最清静，书记村务事还没缠身，刘松也不用对接业务。
刘松交给张水宝一份文件，是一份《永安“稻香小镇”战略规划》。未来三到五年，永安“稻香小镇”将通过平台化运营，开展现代农业、农业旅游、乡村社区等“三大业态”，并利用“永安大米”等自有农产品品牌。这是刘松这段时间调研永安村交出的报告，是他对张水宝的承诺，也是对他自己的规划。
刘松跟我说：“直到今天，这个规划一直没有改过，因为我觉得是最真实有效的。”在这个规划里，二〇二五年，永安村将成为“全国乡村振兴样板”，稻香小镇公司全年实现主营收入一亿元。
能看出刘松的野心，这底气还是村书记给的。
经过这一次开镰节，刘松的能力让村里看到了。原本担心外来的和尚念不好经，没想到他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如鱼得水。
张水宝心里对这个“女婿”很满意，大家对他的评价也不错。小伙子总是笑眯眯的，为人谦和有礼，主要是勤勉低调、踏实肯干。
刘松正式参加了永安村全体村干部大会。会上，张水宝书记把他介绍给全村工作人员，当场表明了态度：“刘松来了后，强村公司这边决定做的事，我们村委要举全部之力，协助他的工作，决不能拖半点后腿。如果谁在这个事情上没做好，我就要找谁的责任！”
其实，他私下跟村干部们都说过：“职业经理人是村里引进的人才，刘松是来帮我们村创造财富的，物质上他自己又能获得多少？如果对他的工作不理解、不配合，你们就不要在村委待了，没有头脑，没有资格待在这里。”
话是重的，村干部对这个书记是信服的。
二〇〇二年，部队转业回来，还在保险公司上班的张水宝临危受命，回到永安村任职。那时，只有十六个村民小组的永安村不仅账上一分钱也没有，还欠了十六万元。整个村子进出只有一条三米宽的泥路，广袤的农田遍布着一块块“补丁”，被切割得七零八落。
经济环境不行，村里党员的凝聚力涣散，没什么战斗力。
张水宝把目标对准了村里唯一能赚钱的制砖厂。承包厂的是两个本村人，一年的承包费十二万，其中一半算土地租金付给村里。
在年底承包到期前，张水宝想着靠制砖厂增加村里的收益。他召开了村民代表大会，说要公开招标。话一出口便遭到了大家的反对：“这牵扯到村民的利益，想要换承包，事情麻烦着呢！”“经营厂子，本村企业就该优先嘛。”
张水宝说：“个别村民的利益重要，还是村集体的利益重要？村民的工作要靠我们来做。”
制砖厂两个老板得知后，意见很大，找到村委来。张水宝说：“公开招标是铁定的，不是不给你们机会，这是公开竞争，你们也可以参加。如果你们中标，可以继续经营；如果人家中标，按照规定就要换主了。”
招标结果定了下来，有了新的承包商，村里打算折价给他们八万元。两个老板还是不罢休，继续闹。张水宝又出面说：“这个价格不接受，我们只能请第三方评估公司，评估出来价格是多少算多少，没有商量的余地。”他们自知设备老旧，折旧下来没多少钱，又不能改变结果，只能退出。
新中标的是桐乡的一家承包商，他们的制造技术和经营水平非常高，一年的产量能比此前翻两番。他们一年的承包费是七十二万，从十二万到七十二万，村里收入增加了六倍。这在整个老余杭镇都是轰动的。
张水宝跟我说，当时他把这件事处理好后，村里党员干部的凝聚力一下子上来了。以前每次开村干部会，村干部总是一边开会一边发牢骚，这个不行那个也不行，等正儿八经要说几个议题，他们就拍拍屁股走了。
张水宝来了半年，把制砖厂这块硬骨头啃了下来后，会上所有党员干部都给他拍手鼓掌，他很感动。后来想想，他觉得只要认真做事、多动脑子，大家都会看得到，村里会信任你。
有人问他：“你这么干不怕得罪人？”干村务工作的，谁能不得罪几个人？个人恩怨在村集体利益面前，又能算多大个事？
自此，大家知道了这个书记的铁面孔。
刘松来了三个月后，有一次省里在湖州南浔召开全省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会，张水宝叫上刘松一起去学习。当天晚上，两人在南浔的夜色下，敞开心扉聊了很多。平时忙着工作，这样的机会很少。刘松激动地畅谈着未来的规划，也说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张水宝说：“你到永安村来，我一定让你的能力发挥到极致。你只管运营，碰到的村务事都由我来解决，村民那儿我去做工作。”
在这点上，章斌和张水宝想到一块去了。
在职业经理人下派到各个村工作前，章斌考虑到村里会把他们当作村务工作者使用。他说：“有的村干部觉得来了个文化人，让他们写写村里的文件，这不是职业经理人该干的事。”
余杭农业农村局给要人的村子定了四条规则。第一条，必须是村民代表大会大家都同意了，才能来报名招人。第二条，关于村子的发展，村两委（村支部、村委会）自己要有想法，每个村关于农村职业经理人的岗位职责都要明确。第三条，要把村里的资源打包给到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子公司，并且要给公司制定考核目标。第四条也是最难的，村书记要放权。
四 村书记的铺路
二十多年的书记生涯里，村里大大小小的事务都是张水宝一手抓。
当初刚在村里树立威信没多久，二〇〇三年九月，村规模调整，姚村、下木桥村合并到永安村，永安成了新的行政村。
村委班子合并后，张水宝又带头抓队伍建设，好在大家相互间磨合得好。张水宝很自信地跟我说：“现在放在余杭街道，甚至整个余杭区，我们村干部的团结是数一数二的。”
二〇〇三年六月，浙江正式启动了“千万工程”。在全省选择了一万个左右的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一千个左右中心村建成了全面小康示范村。
永安村与周围七个村一起，开始了田园整治工程。
村里修起了主干道，有专家来到村里，开始勘测规划。
张水宝带着专家团队在村里转，主要介绍农田情况。村干部跟他说，都是规划专家，不用亲自抓。他不这样想，村里农田地势哪片高哪片低，即便是专家也不了解实际情况。他们对着一张行政区划图，也不知道具体的标高，万一规划错了，会导致大片农田水倒灌。再加上财政资金有限，哪里规划沟渠，哪里规划道路，要精打细算才能出效果。
“千万工程”从一开始就注重打造“千村千面”“万村万象”，根据不同村的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历史人文、功能定位进行规划布局。要把永安村的“美貌”展现出来，熟悉村貌的张水宝必须参与到它的“化妆”中。
“化妆”后，村貌不一样了。村民最明显的感受是，从村里去镇上，时间短了也方便了，种田更舒服了，很多稻谷不会因为运不出去烂在地里了。
田园整治为永安村日后的发展打下了第一个基础。
二〇一八年，永安村启动了美丽乡村建设，村容村貌更精致和现代化。时隔两年，外出的村民逢年过节回到村里，能见到阡陌纵横、白鹭翩飞的景象，不知不觉回村的次数也多了。
“还原美丽”只是第一步，“千万工程”要做的是加倍释放“美丽效益”，推动美丽资源向美丽经济转化，真正让产业带动农民富起来。
如今，永安村村民都意识到，曾经一度舍弃的农田成了美丽风光，田园景色是他们的滚滚财源。
二〇一五年的时候，张水宝在“田长”责任书上郑重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永安村成了首个“田长制”试点村，他也成了全国第一位“田长”。
张水宝很乐意接受这个新鲜的“官职”。以前的政策是鼓励农民放开手脚想办法增收致富，他们没有永久基本农田的概念，村民们把农田变为了蔬菜自留地、种桑树喂蚕的农地、鱼塘等。村委觉得这样不好，但“师出无名”，不知道如何管、怎么管。
“田长制”给了张水宝机会。一番工作后，村里过去稀稀落落的简易房、堆场、树林、池塘一扫而空，原本东一块西一块的土地逐渐连成片，为发展规模化、集约化种植创造了条件。
二〇一八年，张水宝开始带领永安村开启土地集中流转。这是村委一直想做的事。村民的土地统一流转至村集体，再由村集体按照高标准农田要求建设后发包给专业大户。按照标准规模种植，粮食生产全部机械化。
现代化的农业规模，像是真正的“中央厨房”。不仅有统一的品种和技术，后期的管理、包装、销售都是集中经营。这么一来，土地产出收益大大提高了。
张水宝算过，现在村里有五千多亩农田，村民每亩土地租金在流转前，点状租赁收益是八百多元，集中流转后，提高到了一千四百多元，亩均收入由两千元提高到了六千元。
集中流转后，村里的农民释放了更多劳动时间，他们创业务工，增加了非农收入。
顺着这条路，张水宝找到了浙江大学农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与他们合作，引进了“浙禾香2号”品种，大米的售价可以从原来的每斤两元，卖到最高十三元。水稻从原来的劣势产业，摇身一变成了特色产业。跟专家讨论后，他对这里生产优质稻米很有信心。
张水宝没信心的是怎样做大米销售，怎样运营来增加强村公司的收入。他知道自己的思维跟不上市场的节奏，是该让年轻人来了。
章斌去永安村的时候，张水宝给他诉过苦。章斌说：“村书记和职业经理人的关系，我给你打个比方，职业经理人好比是厨师，要做一桌子菜，你只管买菜回来，怎么做、做什么交给职业经理人，至于最后一桌菜呈现什么样，他们各凭本事。反过来说，你菜都没给他们买，让他们做一桌色香味俱全的菜，再牛的人也做不来。”
这层意思张水宝明白，强村公司的资源属于村里，但资源的使用权得放心交给职业经理人。
这一两年，与第一批招人时的无人问津相比，职业经理人这个岗位成了香饽饽。刘松作为“代言人”迅速火了起来，接受各大媒体的采访越来越多，但每次他都会说：“我站在高处，大家看得到我，水宝书记才是底下那个为我们铺石头的人，他是永安村最大的功臣。”
五 没有风口，就创造风
二〇二〇年十月的开镰节后，永安村向外界释放了一个信号，“禹上稻乡”接下去要有大动作。
可开镰节不能天天搞，永安村要持续散发吸引力，还得动其他脑子。
最开始，刘松用最简单也最见的效办法——策划农旅活动。他想，最终的目标是吸引人来消费嘛，那就让大家在万亩良田间，品尝到永安特色的大米。
单靠刘松一个人肯定不行，村里给他组建了一支九人的管理团队，包括七位本村村民，有退休返聘的老书记姚凤贤，还有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沈燕……
刘松和团队开始每周策划一个活动，注册了微信公众号，把每天的活动安排放到线上，吸引大家来报名。他先做一些小活动，上午九点开始DIY草帽，十点钟包粽子，下午玩亲子活动……刘松把这一系列的行程都发出去，吸引大家报名。收费标价有八十九元、九十九元一个人。
对于零基础、零粉丝的永安村，结果可想而知，周末没有一人来报名。但这活动也要办，刘松请村委帮忙，叫来村里没有上班、没有上学的年轻人和小朋友，免费体验活动刘松用视频、图片将过程记录下来，当天晚上推出推文，大概内容是今天的活动，大人玩得开心，小朋友也学到了新的知识。这样的小活动就两三百块钱的成本。
这样过了两个月，平台上的粉丝数慢慢多了。有人在后台留言，开始寻求合作。一般都是企业和机构，看到永安村的稻田景象，想来这里做团建。他们问起活动费用，刘松说：“免费！首团全免。你带着团队过来，看看我们这边的环境、服务、场地满不满意。如果满意，下一次来的时候我们再谈价格。”
首团免费的模式，快速吸引了大量的渠道客户。永安村的新伙伴渐渐多了。
看到了效果后，刘松找到了短视频制作和推广团队，每次有大的活动就提前在网上策划短视频、网红直播打卡，同时配套搭建好线下活动场景。
永安村慢慢有了流量。
可这时，刘松的脚步却慢下来，在活动策划上总是再三思量，直到想出满意的方案。他有他的考虑，现在的乡村旅游火热，每个地方打造的项目和创意大同小异，甚至同质化严重。若是照搬照抄，当然简单，但发挥不出特色，赚不到回头客。永安村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于是，他把农事劳作变成了一场场农事节庆，不光有开镰节，还有开春节、插秧节，与稻田迷宫、长桌宴、稻田婚礼、草垛乐园……互相形成了配套。稻田里搭建了儿童游乐设施，“浑水摸鱼”“珍珠开蚌”这些特色项目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这些人来了一批又一批，村里看似热闹，实际产生的收益并不多，反而打扰了村民的日常生活。他们开始有意见了，有些直接到刘松办公室表达不满，有些情绪激动的直接把车开到村道上，把路堵住。
这出乎刘松的意料，他不理解，心里又难过。我是在帮你们服务啊，老百姓好像并没有体会。
事情“闹”到村书记那儿，张水宝说：“农村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也复杂。乡村振兴它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大家的事情，也是所有老百姓的事情。”
“你要让他们知道，你每天在想什么。你作为一个农村职业经理人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站在他们的角度去跟他们沟通，这样问题才会变得简单，才能形成合力。”张水宝的话点透了刘松。
怎么把这些活动变成长期的经济效益，怎么样把游客留住，刘松又动起了脑筋。
互联网行业有句话：“没有风口的时候，就自己创造风。”
刘松想到了农田认养，这个并不新鲜，当下流行的认养模式通常面向家庭，个性化需求高，维护起来麻烦，规模也有限。如果能跟企业合作，让他们来认领农田，那效益就高了。企业平台大，自身也有对农副产品稳定的需求，也有团建、做各项活动的场地需求。
这个想法在刘松脑袋里破土而出的时候，正好一家科技公司找到他。他们做的是农业相关的数字化平台，提出要跟永安村合作，做乡村数字认养。
“怎么个数字法？”刘松问。
“认养田的主人可以在手机上实时追踪自己的田地。通过微信小程序，推出‘认养田’项目，可以每十亩八万元的价格‘认养’水稻，在手机上实现二十四小时‘云种植’。”
“我们面向的是企业。”
“企业就更好了，空间更多。把认养的农作物在数字平台上以积分形式累计，来兑换农副产品，也可以来村里游览体验，村里的产业不就活了吗？”
“这是个好办法，让农田也能‘潮’起来。”
“以后我们也会采集PM值、水质等更多维度的数据，实现生产环节的自动化。人们在小程序上不仅能看到田，还能实现远程种植。”
“远程种植”这个名词让刘松心头一颤。两人一拍即合。
数字化农业，这是永安村的一个发展方向。当初刘松跟张水宝讨论过，书记有句话让他很认可：“数字化只是借助的手段，具体背后的操作还在人。”
刘松决定，永安村稻香小镇要改革，数字化是大刀阔斧的重点。
他要把村里的资源通过数字化的手段串起来，像搭积木一样，一块块地把房子搭好。他要利用永安村的区位优势，争取资源条件。是时候跳出原先水稻生产基地的单一功能，站在消费者的视角看待乡村了。
刘松开始往村外走，寻求合作。
他找到了阿里巴巴合作，打造了农业数字大屏——“稻梦空间”。我刚到永安村时，走进他们的文化礼堂，一张科技感十足的大屏呈现在我面前，上面能远程看到水稻生长、农田气象、土壤肥力……村里的稻田装上了监控，以数据的方式实现了全流程的实时管理，还专门设计了“农安码”，让消费者能放心追溯大米，更加安全可靠。
刘松又跑到之江实验室找合作，打造 “数字乡村”和“未来乡村”，实现乡村治理的数字化改革。
科技的手段像给村里的农业增添了羽翼，管理起来更便捷了。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第二步的数字化营销才是点睛之笔。
刘松把永安村的稻米送进了明星直播间，当天晚上的销量就破了纪录。趁着这势头，他又开通了“稻香小镇”自己的直播带货平台，村书记、村民都被他“忽悠”成了带货主播。
临近过年，张水宝书记穿着一套中山装，脖子上挂着一条大红色围巾，左耳上挂着耳麦，在直播间滔滔不绝地给自家大米品牌打广告。氛围到了，销量也来了。
刘松在旁乐呵呵地说，这叫主打一个接地气。
其实，前期的市场反响并没有刘松预想的顺利。
一次，他信心十足地带着产品到企业推销时，有个负责人毫不客气地说：“在杭州‘禹上稻乡’的知名度很高，但不敢保证你到了宁波知名度还很高。你要靠产品带动区域品牌，现在还没到区域能给产品带来品牌的时候，你们这个包装上是要有些调整的。”
刘松抬着的脑袋像谢了的花朵，越压越低。他回去想了很多，明白“禹上稻乡”品牌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提升产品特色。在他和运营团队的策划下，稻米的衍生品，米浆、锅巴、米乳、米糕等正式亮相，逢年过节还推出各种礼盒，像米月饼礼盒、米酒礼盒……甚至为“禹上稻乡”品牌的大米设计了一个叫“米多多”的IP形象。
“CEO”刘松自己当起了业务员，挨个公司、超市、平台去跑，主动寻求合作机会。产品定位不清晰，品牌打造不够响亮，刘松就不厌其烦地跑到浙江大学请教专家。
通过政府的牵线搭桥，永安村又与天猫、盒马鲜生、谷绿农品等企业平台加强了合作。这么一来，永安村的内生动力被激活了，村庄有了新思路、新渠道。
数字化像一条长鞭，驱使着永安村追赶时代的浪潮，快速发生着改变。
如果说把永安村的“稻”路图比作一架飞机，数字化和科技化是两个机翼，品牌是飞机头，坐在驾驶舱的是刘松和他的运营团队。
我问刘松：“现在还有村民找上门来‘算账’吗？”
刘松有点不好意思地笑道：“现在村民看到我都很客气，村里照面都会打招呼。”
村里有了自己的业态，村民的收入涨了。二〇二一年的时候，村民的人均收入就有五万六千九百二十元。
章斌好几次来永安村，都跟他们说：“老百姓的参与力度还不够。你们要想办法带动他们的参与度和积极性。”
刘松说：“现在村里有不少人开起农家乐、民宿，还有把村里的非遗手艺拾起来，做起非遗工坊的。下一步我们就打算把庭院经济搞起来。”
章斌说：“对嘛！游客多了，老百姓何愁没钱赚，家门口支个摊位，卖点土特产、矿泉水、茶叶蛋，就能进账不少。要让老百姓有这种获得感才行！”
二〇二二年年末，刘松再次算了一笔账，目前村里有八百多亩土地由企业数字认养，村里提供种养服务，产出的大米以及衍生品都归用户所有，永安村每亩地的综合收入从过去单纯卖粮食的两千七百五十五元提升到了八千元。刨去种粮成本，农田每亩收益从五百五十五元提高到了五千八百元，村集体经营性收入由二〇一九年的七十三万元提高到了二〇二二年的五百零五万元。
两年的时间，永安村在余杭街道的排名，从最后一名的差生变成了第一名的优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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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4年0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