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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正值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90周年。作为上海博物馆东馆开幕首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连日来引爆大众的观展热情。

三星堆文物迸发出惊人的想象力，甚至有人认为它们俨然“天外来客”的杰作。三星堆究竟如何揭示古蜀国历史，探索古蜀文明，又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何以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

邀请身处三星堆考古发掘一线的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许丹阳撰文详细解读。

——编者

三星堆遗址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成都平原的腹地，得名于遗址中南部呈西北—东南向排列的三个土堆。它们本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道城墙，因早期人类活动破坏而孤立呈三个土堆。至迟在清代嘉庆年间，三个土堆被比附为天上的土星、木星、火星等三星，因而名三星堆，《汉州志》中记载“广汉名区，雒城旧壤……其东则涌泉万斛，其西则伴月三星”。

1927年，居住在遗址内的当地村民偶然发现了一坑玉石器。1934年3月6日，在时任广汉县县长罗雨苍的支持下，原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博物馆的同事林名均受邀在遗址内的月亮湾地点进行发掘，这是三星堆遗址科学发掘之始，迄今整整90年。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调查和发掘，初步认识到了三星堆遗址的重要性。改革开放以后，三星堆这片热土成了不间断地叩问古蜀文明的钥匙，考古发掘工作持续开展，“祭祀坑”、城墙、宫殿相继被发现，成立了专门的考古工作站、建立了遗址博物馆，遗址得到有效保护、文物得以科学修复、文化内涵也被充分认识。著名学者李学勤曾说：“像三星堆以及巴蜀文化这样的发现，应该和历史上特洛伊、尼尼微等等一样，列入世界考古学的史册。”截至目前，在三星堆遗址内发现了城墙、大型柱洞式建筑、大型红烧土建筑、沟槽式建筑、灰坑、灰沟、陶窑、墓葬和祭祀坑等各类重要遗迹，出土金器、铜器、玉石器、陶器、象牙、丝绸等各类文物标本5万余件，为我们认识古蜀国历史、探索古蜀文明及其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中心都邑，规模宏大，规划有序，并在城市建设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

三星堆遗址是古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规模宏大，规划有序，承载着古蜀人丰富的社会生活，并在城市建设方面对后世影响深远。遗址平面分布大致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东西长5千—6千米，南边宽2千—3千米，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遗址的核心区域亦即城址的面积约3.6平方千米，城址的东、西、南、北四面城墙合围呈北窄南宽、南面微外凸的梯形，北依鸭子河，马牧河穿城而过，又有内城墙将之分隔为不同的功能区。城址规模在同时期仅次于商王朝的都城，是长江流域最大的商代都邑。通过历年来对三星堆城址各段城墙的考古工作，我们发现三星堆城址这样“一大多小”城市格局不是一次性规划建造，而是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重城圈。第一重为月亮湾小城，第二重为三星堆城墙，第三重为南城墙。第一重城圈内分布着大型建筑区和手工业生产区。第二重城圈为普通居民居住区。第三重城圈为祭祀区。

三星堆城址的主轴线方向为东北—西南向，是古蜀人民适应当地地理环境的结果，成都平原的整体走向就是东北—西南向，西为龙门山、东为龙泉山，三星堆城址的营建应当参考了自然山川走势。在城内，大型建筑、小型建筑、墓葬、器物坑的轴线均为这个方向，鲜明的方向性体现的是严谨的规划性。城址北依鸭子河，又横跨鸭子河的支流马牧河，一方面便于生产生活取水用水，另一方面又便于利用水路对外联系，同时还通过水系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为宫殿区，南边为祭祀区。这种跨河建城、宫殿区与祭祀区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汉”城市规划模式，因地制宜营建城市防御措施、对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营建方面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对后来的金沙遗址、战国成都城、秦咸阳城乃至于隋唐洛阳城的营建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城市内外，生活着各种各样的人，有巫师、贵族、工匠，还有农民。他们利用温暖湿润的地理条件，纺织丝绸、编制麻线为衣服，种植水稻作为粮食，架设干栏式房屋来居住，利用舟楫沟通远方。通过发掘出土的大量文化瑰宝，古蜀人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依然令我们惊叹不已。

三星堆遗址的主体文化被称为三星堆文化，宏伟的城市、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标志着已经进入文明阶段，是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是夏商时期长江流域文明的高峰，是中国青铜文明的奇葩，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星堆文明的产生与发展，是多元文化因素交融碰撞的结果，从而体现出内涵丰富、包容开放、开拓创新的特点，是观察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的极佳案例。

三星堆文明内涵丰富，文化发展脉络清晰，深深植根于成都平原这片沃土

三星堆文明内涵丰富，出土文物数量庞大、造型多样、特征鲜明。陶器是三星堆发现最多的一类器物，也是古蜀人从事生产与生活的主要器具，代表性器类有小平底罐、细高柄豆、高柄豆形器、束颈瓶、觚形杯、袋足封口盉、鸟头把勺等。青铜器种类繁多，主要包括常见于中原地区以及长江流域的铜容器和罕见于中原地区的铜像设（铜人像、面具人头像等统称）两大部分。铜容器有尊、罍、壶、瓿、盘等类别，以尊和罍最为常见。铜像设是三星堆青铜器的主体，也是三星堆最具辨识度的一类器物，包括鸟首人身像、大立人像、人头像、面具、眼形器等人物形象或人形神像，龙、虎、鹿、蛇、鸟等动物形象，神树、花朵、果实等植物形象，以及神坛、鸟足神像、骑兽顶尊跪坐人像等组合形象。三星堆的金器包括金杖、金面罩、金箔饰等，数量丰富，多为饰品，配合青铜器及其它质地的器物使用。玉石器包括礼器、工具、饰件，其中礼器有璋、戈、璧、琮等，也是三星堆的代表性器物。

三星堆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分布于成都平原上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宝墩文化在年代关系上前后衔接，在分布范围上大体一致。三星堆文化的很多基本特征在宝墩文化中可以找到源头。房屋建筑方面，三星堆城墙延续宝墩文化城墙的斜坡堆筑法，有多层城垣，城垣附近有城壕，城内有大型红烧土建筑；房址多为基槽式竹（木）骨泥墙建筑，兼有少量干栏式建筑。生产工具方面，三星堆文化同宝墩文化一样偏重于斧、锛、凿等石器，且具有小型化特点。生活用器方面，三星堆文化中的典型陶器小平底罐、深腹罐、小圈钮器盖、镂孔圈足豆等均能在宝墩文化中找到原型。而宝墩文化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川西地区的茂县营盘山文化，营盘山文化是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南下的一支。因此，通过青藏高原东麓的岷江河谷，为我们勾勒出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文化传播与发展的路线图，也为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三星堆文化既没有凭空而来，也没有突然而去。紧接其后延续发展的是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在年代关系上前后衔接，在文化分布范围上大体一致，均分布于四川盆地，并以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为核心分布区。十二桥文化与三星堆文化之间存在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三星堆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十二桥文化中长期延续。陶器均以夹砂陶为主，有同类器形如小平底罐、鸟头把勺、高柄豆、豆形器、尖底盏、尖底杯等；铜器均见有铜人像、瑗、有领璧、璋，且造型、纹饰具有传承性，均兼用铸造和捶打工艺；金器均见有金面具、条形饰、鱼形饰、圆形饰，见有相似的羽箭鸟纹，均有捶打、錾刻、彩绘工艺；玉器均见有玉圭、璋、琮、有领璧、璧形器、剑、矛、刀、斧、锛、凹刃凿等，且造型大多具有传承性；均出土较多象牙，多见整根象牙集中埋藏的情况；石器以斧、锛、凿为主，具有小型化特点；房址多为带基槽的木骨泥墙式建筑、干栏式建筑；墓葬数量较少、规格较小且缺乏随葬品；盛行祭祀活动等等。三星堆和金沙这些共同的文化因素，也没有完全消失，而是融入到战国时期的巴蜀文化乃至秦汉以后的文化发展中，除了上述的城市营建思想，还包括太阳崇拜、神树崇拜、眼睛崇拜、鸟崇拜、龙崇拜、虎崇拜、蛇崇拜等思想及文化符号。

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它文明吸收

三星堆文明包容开放，它不是宝墩文化自然发展而来，周边地区人群的交流与伴随的文化因素冲击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发展过程中，三星堆广泛吸收、借鉴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其中影响最大的外来文化因素来自于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镶嵌绿松石铜牌饰、铜铃、玉牙璋、陶袋足盉、陶觚形杯、陶高柄豆、石斗笠状器等，在二里头文化中都有类似的器物，且最早不早于二里头文化第二期。三星堆文化崛起的时候，正值二里头文化的尾声。两者相同的文化因素在二里头文化中出现更早，三星堆文化明显吸收、接纳了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尤其是青铜器和玉器，造型复杂、技术要求高，同类器物很难在不同地区独立产生。三星堆文化的玉戈、玉戚、玉璧、铜尊、铜罍、铜瓿、铜盘等器物，也与中原地区二里岗文化至殷墟早期的商文化有很大相似性，可以看出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三星堆文明与中原地区夏商文明之间的广泛联系，应当是通过长江中游辗转传播的。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青铜容器，无论从器型还是从纹饰上看，都与长江中下游青铜器风格更为接近。一号坑出土的龙虎尊与1957年在安徽阜南月儿河捞起的龙虎尊相似，三星堆龙虎尊铸造得更为粗糙，被认为是模仿安徽龙虎尊同类器物所作。在湖北江陵八姑台、四川巫山大昌、湖南华容、湖北枣阳新店等地均发现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特征十分相近的铜尊，而湖北沙市和湖南岳阳则出土有与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风格一致的铜罍。三星堆文化的部分陶器、人像、神像、城址规划设计理念和墙体建筑技术等，也受到来自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和后石家河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明中还有一些文化因素，如金权杖、金面具、铜权杖、铜耳饰、红宝石串珠等，与西北及北方草原地区为代表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云贵高原乃至南亚存在联系和交流。原产于印度洋海域的海贝也通过远距离贸易来到三星堆，被精心盛放于青铜大口尊之中。

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是相互的，三星堆的文化因素也随着人群的迁移而见于周边地区。甘肃张掖发现的青铜人头像、陕西宝鸡发现的陶尖底器与铜人像、越南北部发现的玉牙璋与有领璧，都是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产物。

三星堆文明开拓创新，具有非凡的想象力和艺术创造力，创造出了一大批极具辨识度的器物与文化符号，包括人像、人头像、神树、神兽、眼形器等，虽然不同地区有相似的造像或崇拜，但造型一致且体型巨大的器物群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被称为“三星堆人”的青铜人头像，面部造型高度规范化，粗眉大眼，高鼻阔嘴，面带神秘的微笑，作为祭祀场景的实物载体，在国家政治和宗教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三星堆的青铜铸造技术与殷商一脉相承，先采用范铸法分体铸造各个部件，再将其铸接成为一体，并加以芯骨，创造性地铸造出复杂的组合青铜器。高大的一号青铜神树，是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器，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树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一侧套铸有三层树枝，每一层出三枝，全树共九枝，每枝均有一立鸟；另一侧嵌铸一龙，绳索状龙身呈波形弯曲，胸、腹、尾各有一支钉与树干相连，犹如沿树干蜿蜒而下，前足落于座圈上，整体飘逸而灵动。古蜀人通过神树沟通上天，龙就是上天的使者。它又与《山海经》等古文献里记载的扶桑、若木契合，是我国“十日神话”最早的实物。另一件骑兽顶尊跪坐人像，下面是一只神兽，头顶站立着一位身着长袍的立人，背上是一位跪坐的人，头顶一个大口尊，尊的肩部装饰有精美的牛首和龙首。神兽、人像是三星堆独有的，而大口尊是来自于中原地区的礼器，被顶在头顶，显示出古蜀人对中原礼制的尊崇。

三星堆正是在这样一个三四千年前连接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区和以“半月形地带”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区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周边其它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发展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

（作者为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副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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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文物最能代表三星堆

一号青铜神树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神树至少有六棵，包括大型神树和小型神树两种类型，其中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一棵大型神树，是全世界同时期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被命名为一号神树。

一号神树由底座、树身和龙三部分组成，树身顶部和龙尾部残缺，修复后残高3.96米。树身主干挺直向上，其上偏一侧有三层树枝，每一层出三枝，全树共九枝，每枝上都立着一只鸟。树干的另一侧有一龙，绳索状龙身呈波形弯曲，犹如沿树干蜿蜒而下。全树采用范铸法分段制作而成，充分运用了青铜铸接技术，可谓集三星堆青铜铸造工艺之大成。这是我国神话传说中有关扶桑与若木神树最早的实物，十只代表太阳的神鸟栖息其上，象征昼夜轮转，生动反映了古蜀人的世界观与宇宙观。

金杖

金杖出土于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全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系用金条锤打成宽约7.2厘米的金皮后再包卷而成，出土时已压扁变形，但金皮杖内侧尚存木质炭化物，估计原来是一柄木芯金皮杖。在杖的上端有46厘米长的纹饰图案。图案以双勾手法雕成，分三组，靠近下端的一组为两人头，头戴锯齿状冠，耳悬三角形耳坠；其余两组图案相同：前端是两只相对的鸟，鸟的后面为两条相向的鱼。鸟背上各有一支箭，射进鱼的头部，箭尾有羽翼。古蜀国历史传说中有蜀王名号“鱼凫”者，鱼凫即鱼鹰。这柄金杖可能与传说的鱼凫时代有一定关系，为王权与神权的象征。

青铜纵目面具

青铜纵目面具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众多青铜面具中造型最奇特的一类，共发现三件。耳、眼采用嵌铸法铸造。方颐，倒八字形刀眉，眼球呈圆筒状向前伸出，将眼肌拉出附着在眼球上，鹰钩鼻，鼻翼呈旋涡状，阔口，口缝深长，舌尖外露，下颌略向前伸。大兽耳向两侧展开。在额正中及耳前上、下各有一方形穿孔。额正中的方孔中补铸一夔龙形额饰。夔龙头端与鼻梁衔接，夔龙身、尾高高竖起，与面部形成整体造型。眉、眼描黑色，口缝涂有朱砂。古蜀国历史传说中的蜀王“蚕丛”就是纵目的形象，此种类面具可能与古蜀国的祖先崇拜有关。

青铜大立人像

出土于二号祭祀坑的青铜大立人像，极具视觉冲击力，是三星堆遗址发现的最高大的青铜立人像，通高2.61米，重180多千克。人像高1.8米，立于像座之上。立人身躯细长而挺拔，手臂粗大，颇为夸张，两手呈抱握状，脸庞瘦削，方颐，粗眉大眼，直鼻阔口，大耳上饰云雷纹，耳垂上有一穿孔。头戴冠，身着三层衣，脚踝戴镯，跣足。身上穿有窄袖及半臂式三件右衽套装上衣。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兽面纹、虫纹和回纹。大立人像所代表的可能是掌握神权的大巫师，集中反映了三星堆文明的精神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