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花》2024年第2期｜王家新：黎明的灰烬——荷兰行札记
“黎明的灰烬”
他已几乎度过了一生。
他从冬日的北京起飞，穿过黎明灰烬的颜色，
而在灰烬之上，透出珍珠色的光。
在血液的喧嚣中，
现在，他降临到一个滨海城市，
就在乘车进城的盘山路上，大海出现，
飞机下降时的耳鸣突然止息。
他看到更美妙的山峰在远处隆起。
他恍如进入到一面镜子中，
在那一瞬他听到
早年的音乐。
这是我2005年写的一首题为《晚年》的诗，它通过一次从冬日的北京到一个海滨城市的经历，来看我们的早年、晩年以及我们有可能获得的“新生”。或者说，我试图通过这首诗写出某种一直伴随我的“音乐”。
我只是没想到其中的一个意象“黎明灰烬的颜色”，成了我的一部荷兰文诗集的名字：“黎明的灰烬”。
而这是我的荷兰文译者给找出的书名。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之一安娜贝拉来信问《晩年》这首诗怎么理解，“黎明灰烬的颜色”是不是和策兰有关系（她知道我是策兰的译者），我回答她说“灰烬”是策兰诗中常见的意象（近年我翻译出版的策兰诗选的书名就是《灰烬的光辉》），策兰当然对我很有影响，但不在这首诗里。这首诗只是出于我在一个冬日清晨的经历，黎明是火，但火都有燃成灰烬的时候，这正如我们的人生，就看我们能否从灰烬中再次开始。
也许，这样的回答不仅解答了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照亮”了他们对我的创作的认识，所以我这部诗选的编译者马苏菲博士决定采用“黎明的灰烬”作为诗选的名字。它由马苏菲、柯雷、伊歌等多位译者参与翻译，收有60多首诗，于2021年出版。
诗集本身也印得很漂亮。这使我再次相信了诗是“礼物”，而且是译者们帮我接住了它！尤其是这个书名，一看到它我自己也有点激动，好像我又回到了早年的那个让我流泪、召唤我上路的蒙霜的黎明。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正因为这部诗集的出版，我收到荷兰文学基金会的邀请，请我在2022年3月去阿姆斯特丹做一个月的访问作家。我当然为之兴奋：在两年多的全球疫情大封控和隔离之后，我又踏上了去美丽欧洲的旅程。
“安妮·弗兰克之家”
我没有想到的还有：在阿姆斯特丹，我居然被安排住在安妮·弗兰克家的房子里！它处在阿姆斯特丹城南一个公寓区里，街口有一家书店，专门设有安妮日记专架，小区里有一个竖立有安妮塑像的花园，孩子们常在那里踢球或玩耍，安妮的家处在一栋连排公寓的二、三层，它是安妮的父亲在20世纪30年代为躲避德国的排犹浪潮、举家从法兰克福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买下的房子。
现在，荷兰文学基金会和安妮·弗兰克基金会合作，把安妮家的这所旧居变成了一个作家之家，专门请作品被译成荷兰语的国际作家到这里驻留和写作。我是两年多的疫情过后第一个被请来的中国诗人。
这真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所在。世界各国都有一些作家之家，比如英国和德国的几个文学之家，我都曾在那里住过，但这个“安妮之家”却非同一般。一住进这里，我不仅很兴奋，还感受到一种嘱托，甚至一种注视。而这是怎样的一种注视？
这是一个在传统上以犹太人为主的老公寓区。安妮家左邻右舍大门前的砖地上，都嵌有纪念铜牌，上面撰刻着受难的犹太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安妮全家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首先就在这里居住，她在这里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直到1940年5月德军占领荷兰。1942年7月6日清早，安妮全家从这里悄悄迁移到位于阿姆斯特丹王子河畔一处隐蔽的住所。新住所在一处临河房子的后座里，那里有秘密增建的三层空间。安妮全家在这里偷偷住了两年零一个月，直到1944年8月4日，接到举报的纳粹警察闯入，他们最终被发现并被带走。
现在，阿姆斯特丹王子河畔这所安妮随全家躲避迫害并写作秘密日记的住所，已成为“安妮·弗兰克之家”博物馆。它已和凡·高博物馆一样成为阿姆斯特丹的象征之一。我去参观的时候，在外面排了很长的队才得以进去。看着从世界各地来的络绎不绝的参观人群，我想这已不是一个一般的纪念馆了，它已成为一个躲避迫害、以秘密的写作见证生命与黑暗历史的神话！
《安妮日记》是安妮在父亲送给她的十三岁生日礼物日记本上写下的，它记录了安妮从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的经历。这就是说，小安妮在随全家躲到阿姆斯特丹王子河畔前几周就开始动笔了。就在我住进来后没几天，有两个犹太小女孩在她们父亲的带领下敲门来访。安妮之家故居本来不对外开放，但我破例引领这两个小女孩上楼参观了安妮的小房间，给她们看安妮的小床、小书桌和书架——一个纯真可爱、富有文学天赋的小女孩就是从这里开始她的“作家梦”的！
当然，这可不是一般的“作家梦”。我们甚至不能称安妮为一个“作家”，但是，当我们面对她那些虽然不无稚气但却异常真实感人、并在世界上产生了如此持久不衰的影响力的文字时，我们难道不会为自己的写作感到羞愧吗？另外，在我于2022年3月初到达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一场全球性的可怕疫情尚未完全过去，我们能不感到揪心吗？能不重新思考文学本身的处境和责任吗？
整个世界都会影响到一个诗人。而我们自身的存在，也是一种不可能无视他者或能摆脱他者的存在，用哲学家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的话来讲，我们在本质上乃是“他者的人质”。因此，在回答一个记者的采访时，当他问到我对当前世界的看法，我很委婉地引用了我近年来关于维特根斯坦的一节诗：
在何种程度上石头会痛苦
在何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到一块石头疼痛
但是火星难道不是一个痛苦的星球吗
火星的石头疼痛的时候
你在它的下面可以安闲地散步吗
在阿姆斯特丹的那些日子里，我就不时地想着这样的问题。让我惊喜和感动的是，当我三月上旬来到安妮家入住时，阿姆斯特丹城南运河边的一树树桃花已开了，而接下来又是梨花初绽，樱花纷飞……多美啊，我没有想到阿姆斯特丹的春天是如此美！而顺着安妮家的阳台往右看，还有一树含苞欲放的红玉兰！
我能不感动吗？我每天都要去那个小河边走走，我感到那一株株泛绿的拂向闪亮黑水的垂柳，仿佛也在写下它们的生命日记！我知道，我是走在小安妮当年常走过的路上。我甚至还边走边在心里对她讲话：小安妮，你还在藏身之处写你的秘密日记吗？你手中握着的，是怎样的一支笔？我们知道在最后除了安妮的父亲外，安妮和她的母亲、姐姐都死于德国纳粹的集中营，所以我还这样想象：
小安妮，你还在押送至奥斯维辛的路上往回看吗？
看吧，透过一道道铁蒺藜往回看——
阿姆斯特丹的春天来了！
是的，阿姆斯特丹的春天来了，在两年多的疫情管控解封之后，阿姆斯特丹的街巷、广场和一座座老桥上游人如织，热闹异常。但是我知道，我是穿行在小安妮已永远离去的世界里。我呼吸着这让人流泪的春天。我知道，我手中也握有一支笔！
诗歌的“迷失”，一个为我们“秘密磨制镜片”的人
来到阿姆斯特丹，就不能不想起多多的名诗《阿姆斯特丹的河流》。这是诗人三十年前写下的一首怀乡诗。今天我们还会这样写吗？已很难了。这不仅在于我们个人的变化，也在于时代本身。这就像我已记不清是谁讲过的一句话：全球化不仅把家乡、甚至把“流亡”这个词也给取消了。
再一次，我来到阿姆斯特丹“Perdu”诗歌中心。它处在靠近市中心的一座古老黑色铁吊桥的旁边。“Perdu”，一个法语词，意思是“迷失”或“丢失”。好吧，那就迷失吧，我也真愿阿姆斯特丹来教我一种如本雅明所说的“迷失的艺术”！
多年前，我曾和诗人蓝蓝一起应邀在“Perdu”进行过一次朗诵，这一次，因为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朗诵，我只是作为“Perdu”的客人参加过一次他们的诗歌活动。但我多次经过“Perdu”，有几次在夜里我骑自行车走错路时，我就回到“Perdu”重新开始。对我来说，好像它已是阿姆斯特丹这座迷宫里“线团”的起点。是这样吗？是。诗歌让我们迷失，但又让我们走出迷失。
迷人的阿姆斯特丹，我经常去或爱经过的地点，还有伦勃朗旧居博物馆和立有斯宾诺莎青铜塑像的阿姆斯特河畔。我曾数次参观过大师的旧居，昏暗、寂静的展厅，盘旋的楼道，一个个楠木老画框里，那犹如打进地牢里的光……大师的命运是“戏剧性”的吗？其实，它早已写在那些自画像中他自己的眼神里……
伦勃朗之外，阿姆斯特丹的另一个著名历史人物，就是犹太裔哲学家巴鲁赫·斯宾诺莎（1632—1677）了。他高大的塑像立在变开阔的阿姆斯特河畔的桥头边，书卷般的青铜学袍上，还绣满了雀鸟和蜥蜴——在人们看来，也许这就是信奉“泛神论”的哲人的标志？
不过，我自己要寻找的，却是一个为我们“秘密磨制镜片”的思想者。斯宾诺莎早年被犹太教团以异端罪革出教门后移居到阿姆斯特丹，改名换姓，以磨制镜片为生，同时在艰难条件下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我曾经试图在阿姆斯特丹迷宫般的街巷里寻找那间曾布满致命矽尘的店铺（斯宾诺莎在四十五岁时因肺痨去世，可能和他磨制镜片吸入了大量矽尘有很大关系），当然，这已不可能。好在我曾译有策兰的一首诗《波城，更晚》。策兰的这首诗，从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城开始，诗最后的重心却指向了这位在阿姆斯特丹的街巷里为我们秘密磨制镜片的思想者：
……而巴鲁赫，那永不
哭泣者
或许已磨好了镜片
那所有围绕你的
玻璃棱角，
那不可理喻的，直视的
泪水。
正因为法国波城是一个曾遭到教皇和法王镇压的异端教派的“投影”，诗人的目光投向了他的阿姆斯特丹之旅，并最终投向了那位“永不哭泣者”“巴鲁赫”——巴鲁赫（Baruch），这正是斯宾诺莎被革出教门移居到阿姆斯特丹后为自己新起的名字。
莱顿，鹿特丹，“这条街”
莱顿，著名的大学城（它也是伦勃朗的故乡），这次在荷兰的首场活动就是在莱顿大学图书馆举行的。它傍着风景优美的河边，本身并不宏大，但它的建筑设计却很别致，就像是个艺术馆。
莱顿大学为欧洲汉学研究重镇，出过数代著名汉学家，以研究和翻译中国现代诗著称的柯雷教授属于新一代。我和柯雷是三十年的老朋友了，这次他在主持朗诵和对话活动期间，也不时在屏幕上放出我们当年的照片，那是我吗？岁月的流逝真是让人感叹。
朗诵和对话之后的互动也让我难忘。一位中文名字叫“何斐”的医生，热爱中国诗，翻译过苏轼，可能是年老身体有问题，他是坐着轮椅从鹿特丹乘火车到莱顿参加活动的。不仅如此，他还读了他自己译的我的一首诗《田园诗》，说这首诗包含了许多字面上看不出来的东西，他这样一说，现场的气氛更活跃了。活动之后，看着他摇着轮椅离去的背影，我真是心生敬意。
在一家小巷深处的中国餐馆聚餐后，我要赶回阿姆斯特丹，在莱顿大学访学的中国学者汤巧巧送我到火车站，经过一个灯火璀璨的小广场时，她的手一指：“看，五月花号纪念广场。”是吗？我这才知道，四百多年前，那些受迫害的英国清教徒是先到荷兰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其中一部分人才决定乘坐“五月花号”（May flower）朝向更遥远的北美的。这真是一段值得铭记的历史。
海港城市鹿特丹，也属于重访。多年前我是来参加鹿特丹著名的国际诗歌节，这次则是应邀给一个高中的学生们读诗。活动结束后，我们游览鹿特丹，我觉得它变了，变得更整洁和亮丽了（三十年前参加鹿特丹诗歌节时，似乎只给我留下一个乱糟糟的印象，顾城、谢烨住的旅馆房间甚至被偷）。因为在1940年曾遭受过德国大轰炸（火车站的出口即有一处大轰炸纪念碑铭），鹿特丹的很多建筑都是后来新建的，十分现代和炫酷。一条购物街的街口有一家文艺小书店，我们进去一看，我的荷语版诗选《黎明的灰烬》就摆在那里，在那里我还发现了荷语版的保罗·策兰诗选。鹿特丹，还真是一个诗歌的城市。
这次荷兰行最主要的活动，自然是荷兰方面为我在阿姆斯特丹一个文学中心组织的朗诵会。它的对面是两家挨着的著名书店：雅典娜书店与美国书店（它以英文书籍为主，在那里我还发现有艾青、伊蕾的英译诗选）。荷兰方面邀请了当代最活跃的诗人英格玛·海策与我对话，主持人为女诗人尼斯琳·姆巴基，柯雷教授、马苏菲博士则参与现场翻译和朗诵。
几位荷兰的诗人也来了，其中有著名诗人K·米歇尔，我曾读过他译成中文的诗，想象奇绝而富有哲思。他说他是看到朗诵会的消息后自己来的，说他在这之前已买了我的荷语版诗选。这是一位诚挚、敏感的诗人，我也希望读到他更多的诗。
诗人海策来自荷兰东部城市乌得勒支，据说他在朗诵时常常配有乐队，算是明星般的诗人了，他与我的对话很生动，柯雷的现场翻译也真好（他的中文口语甚至比我的还要“标准”）。这里还要夸夸马苏菲博士，她是柯雷最为称赞、推崇的中国文学和诗歌翻译家，已翻译出版多部中国现当代小说和诗选，近年又和其他三位汉学家合作翻译了《红楼梦》，成为译界的一件盛事。我的荷语版诗选就是由她编选和组织翻译的，她在诗选后记《水晶：王家新的诗》中认为我的诗像水晶一样达到一种结晶状，同时能从不同角度和层面折射不同的光。但愿如此吧。我只是为她所做的一切感动，我也很信任她的文学眼光和趣味。她本来已移居到法国东南部勃艮第安静的乡村专事翻译（这和她安静、优雅的气质真是很相称），这次因为我来，她也受荷兰文学基金会邀请来到阿姆斯特丹。在我们的交谈中，她很欣赏我的近作《在你的房间里》《这条街》等诗——这两首也是由她本人翻译的，那我就朗诵这两首和其他几首诗吧。
《这条街》中的“这条街”是我和家人为了孩子上学在北京西边世纪城租住的房子所在的一条小街，我们在那里住了五年（“我的灵魂已带上了它们的颜色”）。在这期间，我翻译了曼德尔施塔姆，他死于流放。这成为我这首诗的一个背景。全诗十四节，每节五行，在朗诵时我的感情也调动了起来，因为这毕竟是我自己最真实难忘、也难以割弃的生活。诗的最后一节是：
而“那条街”也就是“这条街”，正如
“这条街”也将变成“那条街”——
明年我们的孩子小学毕业，我们也将搬走，
但多少年后我会重访这里，我们的孩子也会——
我童年的燕子也许会跟着他一起到来。
朗诵会后，几位诗人和听众都很动情地同我谈到了这首诗。是啊，北京的街，圣彼得堡的街，阿姆斯特丹冬去春来的街——诗中的街，现实中的街，消失在我们望眼中的街……多少纷乱的脚步，多少相异而又熟悉的命运！而作为一个诗人，我只希望我的诗像“那条街”一样，能承载人们的徘徊和漫游，承载我们的爱和希望，承载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荷兰的大师们
荷兰，艺术之乡：伦勃朗，维米尔，凡·高……纵然我在这之前已数次参观过阿姆斯特丹的国家美术馆和凡·高博物馆，但我还是要利用这次机会尽量多看一些，好好感受一下人类绘画艺术黄金时代的光辉。
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先去维米尔的故乡代尔弗特古城的。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人人热爱的荷兰黄金时代的画家，代表作有《戴珍珠耳坠的少女》《倒牛奶的女仆》《花边女工》等。我曾在两年前写有这样一首短诗：
维米尔的小女孩，有那么多诗人
赞美你耳垂下的那颗珍珠，
但对我来说，它的美，
它所凝聚的光和重量，
其实是一颗泪珠。
这也是我访问维米尔故乡的动因。不是那种表面的美，而是一些更深层的动因，促使我们踏上了这艺术的朝圣之旅。
我是从阿姆斯特丹坐火车去的，汤巧巧博士和她的两位朋友就在代尔弗特车站等我。上午十点，我们穿过石头拱桥，走在代尔弗特清冽的古老街巷里，仿佛就走在维米尔的画中一样。我们不禁要问：沿街开门扫地的“女佣”哪里去了？而在二楼窗前，“读信的女主人”是否会注意到我们经过？古老的运河更黑、也更清澈了，而我们走入神圣的大教堂，从那高高的彩色玻璃窗透进来的阳光，正好打在维米尔及其家族的碑铭上：生命的赞颂者和恩典的领受者啊。从那里出来后，我们继续沿着河岸前行，探寻维米尔谜一样的故乡。我和汤巧巧都迈着最轻的步子。我们来到这里，仿佛就是为了更安静一点，“安静得能再次听到/从那只牛奶罐中倒下的/永恒的汩汩声响”……
这只是一首诗所能容纳的印象。实际上我的感受更多，也更难以表述。参观完代尔弗特一些景点后，汤巧巧还要带我们去附近一个大学校园看樱花，我说下一次吧。如此丰盛的美，对我来说已太奢侈了。
而在这之后的一天，在海牙附近一个中学的“孔子学堂”给学中文的荷兰中学生们读完诗后，带着校长赠送的一本伦勃朗画册，我们还特地去海牙参观了著名的皇家博物馆。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维米尔的《戴珍珠耳坠的少女》、伦勃朗的自画像和其他荷兰大师们的众多艺术珍品。真是难以置信啊，我们在这里又与伦勃朗深邃而睿智的目光相遇，而那个戴珍珠耳坠的少女也扭头望着我们，唇齿间还留着些微口红……
到了海牙，也不能不顺路去看看著名的海牙国际法庭，也不能不去海牙的海边走走。三月风沙天，我们坐在海边空荡荡的咖啡屋里，看着英吉利海峡上空的雾，这些天来纷乱的感受，似乎都一一涌到了心头。
现实加深了我们对荷兰大师们的理解，甚至也拉近了与他们的距离。我想起了很早读到的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首诗《荷兰画家们》，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这位波兰诗人的诗，通过一位叫“桴夫”的译者。而一接触到他的诗，我便知道这是一位“精神同类”。在该诗的前半部分，诗人对绘画艺术的独到感受已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了，而他的思考和联想还不时地把我们引向历史和人生的更深广层面：
……门都开得宽敞，风很温和。
扫帚做完了工歇着。
家庭景象揭示一切，这里画的
是一个没有秘密警察的国家。
只有在年轻伦勃朗的脸上
落下了早年的阴影，为什么？
荷兰画家们啊，告诉我们，什么
将发生，当苹果削完，当丝绸变旧，
当一切的颜色变冷，
告诉我们什么是黑暗。
这不仅来得突然，也颇震动人心。的确，我们很难想象一个西欧诗人会如此“观画”。扎加耶夫斯基是带着他的“东欧经验”在赞颂荷兰黄金时代的艺术的，或者说，带上了他自己的国家和人生命运给予他的全部赋予！
“为了纪念”
阿姆斯特丹真是一个迷人的城市，可看的地方太多，何况还有一些新增加的“看点”，比如在凡·高博物馆和国家艺术博物馆不远处的一座石头老桥栏杆上拴靠的一辆涂成黄蓝两色、车头上还绘有一大朵金黄的向日葵的自行车。它在波光粼粼的黑色河水的映照下格外醒目。游客们纷纷到此合影拍照，我也一再从那里走过，凡·高的向日葵，乌克兰燃烧的田野和向日葵，我们充满了痛苦和渴望的生命，在此已融为一体。
但是，说到这次最使我受震动的经历，还是对“荷兰大屠杀受难者名字纪念碑”的参观。我想我已多少了解一点纳粹占领时期荷兰犹太人的历史（包括反抗的历史，如我参观过的阿姆斯特丹植物园对面的“抵抗博物馆”），来之后我也住在安妮·弗兰克家的旧居里，而这个我在路过时发现的“荷兰大屠杀受难者名字纪念碑”还是让我深受震撼。它位于阿姆斯特丹犹太文化中心区，靠近犹太历史博物馆和围绕着古老橄榄树的葡萄牙犹太会堂。它由荷兰奥斯威辛委员会委托著名犹太裔设计师丹尼尔·里伯斯金设计（里伯斯金设计的著名的柏林犹太历史博物馆，我多年前在柏林时也参观过），这个纪念碑群采用了希伯来文字母“לזכר”（“纪念”）的书写造型，由四大组菱形不锈钢镜体和红色砖墙构成，砖墙上的一万零两千块砖刻有荷兰犹太人、罗姆人和辛提人的名字，另外还有一千块空白砖，以纪念那些不知名的大屠杀受难者。
自第一次发现这个纪念碑群后，我后来又数次单独来过或带朋友来过。三月，邻院的墙头上桃花怒放，大院子里高高飘扬的乌克兰国旗则折射到纪念碑群光洁、菱形的不锈钢镜面上。在这里，我记住了第一个希伯来字母：“לזכר”——“纪念”。是的，活着，但要记住！活着，要与那可怕、可耻的遗忘搏斗！活着，要去接受那些痛苦的亡灵的目睹。也许，这才是我们活着的意义。我的手掌在红砖墙面上缓缓抚过，那里，每块砖都代表一个受难者，也许她就是另一个安妮·弗兰克，我甚至感到，当我的手掌触及那块灼热的砖面，她的面容和眼神就会浮现……
我在这里找寻，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世界各地的参观者都在找寻。这就是这座纪念碑群所产生的力量。我知道有很多非荷兰籍的受难者的名字不在这里，但我仍在找寻。
我在找寻，仿佛我要找到更多我认识的人，
我们的纪念碑
由无尽的泪柱支撑。
我的仿佛生了根的脚步
沿着这一面面展开的红色砖墙移动，
我们的哀悼
永不完成……
古城根特的雪，伦勃朗的风车
这次荷兰行的最后一次诗歌活动是在比利时根特大学。根特是比利时第三大城市，也是比利时的佛兰芒语区亦即荷兰语区，我的荷兰文诗集即是由荷兰语最主要的诗歌出版中心根特诗歌中心出版的。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老朋友和译者伊歌就生活在根特。这次来，除了看望伊歌全家，我还特意去祭奠了伊歌丈夫彼特的母亲露特女士。彼特的母亲很有文学和艺术修养，又很善良，每次我去根特，她都要为我开一个party。我不知道她是否死于新冠感染（我知道伊歌的伯父是如此），我在花店里买了一株坚挺的玫瑰树，和伊歌、彼特一起把它种在了露特女士的墓碑后，希望那不断盛开的玫瑰能永久地陪伴她。
比利时西北部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惨烈的战场之一。在安葬露特女士的古老墓园里一路走来，我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无名战士纪念碑和许多死难将士的墓碑，其中的一座高大墓碑下，还有一个中弹倒下的持枪士兵的雕像，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曼德尔施塔姆流亡时期借战争题材写下的组诗《关于无名士兵的诗》：
不可收买的天际横过战壕，
浩瀚的星空批发着死亡，
如此完备，我跟随你，躲开你，
我的嘴在黑暗中飞窜。
教教我，瘦弱的小燕子，
现在你已忘记了如何飞翔，
无翼，无舵，我又怎能
对付空气中的那座坟墓？
这组诗书写了个体生命在宇宙和历史暴力中的无助和盲目牺牲，它被视为诗人后期“最迂回和富有影射性”的重要作品。在最后一首《主动脉充满了血》中，诗人把自己也写了进去：
……我贫血的嘴唇在低语：
我生于1月2日至3日的夜里
在一个十九世纪—或别的什么年代的
不可靠的年头，
而世纪围绕着我，以火。
这样的诗“过时”了吗？不，即便是今天它仍有警示意义。
根特大学的诗歌活动，没想到是在庄重、堂皇的颁发学位的礼堂里进行。活动结束后，4月1日清晨，冒着扑面而来的飞雪，伊歌开车送我到根特火车站，我将从那里搭乘直接开往阿姆斯特丹国际机场的欧洲快车，结束这次难忘的诗歌之旅、欧洲之旅……
也许是在快速行驶的车上，我从未见过如此急剧的满天飞雪，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在根特写下的那些诗（“……橡子炸裂之后/园丁得到了休息；接着是雪/从我的写作中开始的雪……”）；不过，在列车行驶一个多小时进入荷兰后，雪渐渐停了，但见白茫茫的田野和村庄间，笼罩着一缕缕雪雾。隔着车窗，我看到远方的雪野上一座巨大的风车，然后是另一座……荷兰的古老象征啊。
是的，伦勃朗的巨大风车仍在为我转动。不过，那里仍有不少难解的谜。比如，他为何要在巨大的旋转的风车叶片下画上一只不起眼的蜗牛？还有，为什么他在史诗般的《夜巡者》中竟插入一个神秘而又惊慌的小女孩，而在她的衣裙上还挂着一只死鸟？
的确，还没有任何一次旅行像荷兰之行这样，让我如此进入到艺术之谜、人生之谜和命运之谜中。而我感谢这样一次机遇，我想我也没有白来！
尾声，或又一支“叙事曲”
就在这次荷兰行的几个月后，我收到马苏菲博士的来信，说是一位荷兰的作曲家范特·德·坎特（Fant de Kanter）要为我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谱曲，这，我又是没想到！
中国的读者已熟悉这首诗，它也被很多人视为我20世纪90年代初的“代表作”之一。“瓦雷金诺”为帕斯捷尔纳克小说《日瓦戈医生》中的一个地名，在小说中，日瓦戈躲到那里，想获得安宁并从事写作，但却在雪夜里听到了狼群逼近的嚎叫声。这就是我这首诗所借用的主要情节，但实际上，这首诗与其说是献给帕斯捷尔纳克，不如说是在写我们自己“内在的绞痛”，写我们自己“两难”的历史命运：一方面，作为一个诗人，他要从事纯粹的艺术，他也相信艺术高于一切，但在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正视真实的命运；他试图以写作来克服恐惧，把苦难转变为音乐，但是，他能吗？……所以到这首诗的最后，一切都不可抗拒，一切也都更内在化了……
至于这首诗所唤起的广泛共鸣，在当时写它时我并不曾料到这一点，更没有想到它会被译成另外的语言，被另外的读者们所接受。相反，我总是在想这首诗对他们来说会不会有隔阂，或者说，他们对这首诗又能读进去多少。
时间本身打消了我的疑虑。从这首诗被译成多种语言后的反响来看，它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时空而获得了普遍的意义。收到作曲家坎特本人的一封长信后，我也更多地知道了为什么一位荷兰的作曲家会“找到”这首诗。他在来信中说他自己出于对世界的深切体验，一直想创作一部《黑暗降临》，作为对英国作曲家威廉姆斯的弦乐名曲《云雀升腾》的回应或“对位”。威廉姆斯的《云雀升腾》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根据一位英国诗人的同名诗作谱写的，作为对一个可怕年代的预感和精神超越，他也想找一首诗来创作他的《黑暗降临》，因为根据欧洲音乐传统，他的作品要根据一首诗来创作。他说他为此已买了许多诗集，书架上都堆满了，但都没有找到“那首诗”，直到他在一家书店里发现了我的荷兰文诗选《黎明的灰烬》，直到他翻开那首他称之为“难以置信”的诗：《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
但他说，他在为这首诗谱曲时加了一个副题：“一个可怕的年代——为了活着”。那是拉丽莎在瓦雷金诺听到狼嚎时对日瓦戈所说的一句话。加上了这个副题，这部音乐作品就更有时代内涵了。
这支曲子于2023年1月15日在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首演，首席小提琴为荷兰著名的俄裔女小提琴家莉萨。首演之前，荷兰的报纸进行了报道，在演出现场还给听众们配了《瓦雷金诺叙事曲——给帕斯捷尔纳克》全诗的译文。
我无缘前去聆听这场首演，但我相信作曲家在信中对我所说的话：“音乐跟随着诗的每一行，它说着诗中说出和未说出的话。独奏小提琴是叙述者，而合奏团评论它……”
我还想起了在这之前的信中作曲家问我的一些具体问题：为什么这首诗会出现那么多的发问？还有，“又一场暴风雪/止息于他的笔尖下”，这个“笔尖”是什么笔尖？
我还没有听到这音乐，但是，我在内心里已听到了，我又听到了瓦雷金诺或北京冬夜里那笔尖的沙沙声——是钢笔尖！带着那个时代的全部重量和压力，带着它才有的尖锐……
是的，我又听到了。我甚至看到了那挥弓的女小提琴手，已化身为那棵暴风雪中的松树，似要发出致命的断裂声……
我听着这音乐，又起身开始了我在多年前的寻找，像暴风雪中寻找着拉丽莎的日瓦戈，像那位一次次走在阿姆斯特丹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的作曲家……是的，寻找，相互寻找，仿佛是在难言的苦痛和长久的昏睡之后，我又开始了我的寻找。
王家新，1957年生于湖北丹江口，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诗集《纪念》《游动悬崖》《重写一首旧诗》等，诗论随笔集《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为凤凰找寻栖所》《翻译的辨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