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内容提要：近年来一股为城市立传的创作潮流涌起，这是一次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以城市传记为“媒介”的联合。在文学生产的场域里，作家应大众传媒（出版社）的稿约为城市著书立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或多或少应和了民族文化复兴的策略。因此《南京传》《北京传》从大历史的层面由“地方”通达“中国”，都体现出对共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过在抵达路径上，二者却存在明显的分歧。从作家文体选择的角度能够找到一条从传记走向小说、由“非虚构”引至“虚构”的线索，辨析小说家对传记“真实”法度的不同处理方式。从作家身份认同的角度又能看出“土生子”和“闯入者”对城市的“介入”程度和“介入”层面的差异。由此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全球—地方”场域中的两极选择。

关键词：城市传记 《南京传》 《北京传》 大历史 非虚构

2020年前后，在城市文学的写作者间兴起了一股为城市纪实立传的创作潮流，并形成了一批以“城市传记”为主题的写作，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叶兆言的《南京传》、邱华栋的《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以及新星出版社和外文出版社借势推出的“丝路百城传”丛书。它最初开始于2017年中国外文局及所属新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启动的“丝路百城传”项目，由出版社牵头向当地知名作家约稿为城市作传。自2018年推出首部作品《上海传》（叶辛）至今（2023年11月），已出版有包含胡野秋的《深圳传》（2020）、孔见的《海南岛传》（2020）、蒋蓝的《成都传》（2022）在内的城市传记六十余部。“丛书”与作家自发性写作的模式不同，它是一种出版的规模化和集团化行动，在这一行动模式中，出版者只担任着“组织者”或“联络员”的角色，发行销售、市场反应才是出版运作的“指挥棒”1。城市传记批量出版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题材的写作一定具备市场价值。然而，整体的文化市场仍隶属于国家/地方政府的文化机构建制，大众传媒在考虑经济运行的同时也仍然作为“权力的媒介”2发挥着意识形态工具的作用。丛书编委指明：“作为世界首套、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套大型城市传记丛书，‘丝路百城传’是出版界直接服务‘一带一路’倡议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也是用图书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崭新实践”，“丝路百城传”的作品被要求“展现中国各地风采、讲好中国故事”“打造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文化名片”3。其间的意识形态色彩不言而喻。出版社将城市传记的出版行动与国家层面上“一带一路”的地缘战略结合起来，典型地体现了大众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彼此借重与互渗。

城市传记热在近年来的勃兴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这一主流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以城市传记为“媒介”的联合，与1990年代以来中国置身其间的全球化语境紧密关联。19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对中国民族国家同一性威胁的增大，中国的历史总体性发生了根本变化，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被放逐的传统文化、民族文化在1990年代被复活，到了21世纪，它作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探讨中最直接的理论资源，其本身已经成为“民族精神建基的依据”4。略举《临清传：大运河文化的支点》《泉州传：海上丝绸之路起点》《重庆传：大江东去唱渝州》《深圳传：未来的世界之城》几例，它们的叙述逻辑从“支点”“起点”追溯城市文明的发端，回忆城市的光荣历史，最终导向城市的未来。这种对城市文明发展史的勾勒鲜明地表达了中国的进步逻辑。

但从本质上来说，城市传记仍是作家以个人为单位来建构地方的一种文学尝试，不可避免地受作家个人生活经历和文化趣味的影响而具有个性。其中，叶兆言的《南京传》、叶曙明的《广州传》、邱华栋的《北京传》不属于“丝路百城传”系列，却将一个单独的出版行为扩展至整个文学出版界，尤其《南京传》和《北京传》的出版及其相关的研讨，直接将这股热流推上高潮。《南京传》和《北京传》的走红自然与其出版路径有关，虽然很难厘清地方出版社是否有投合意识形态的考量，但是它们毕竟不属于政策的直接产物，相对来说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因此，本文以叶兆言的《南京传》与邱华栋的《北京传》为中心，在主流意识形态、市场传媒和知识界三者合力的“现场”中，考察城市传记在历史与文学、真实与虚构、集体记忆与个人记忆、共性与个性的纠缠中所打开的文体的丰富性。

一、“大历史观”下的线性时间

这波“城市传记热”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16年被引进中国的彼得·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叶兆言的《南京传》与邱华栋的《北京传》的写作都受《伦敦传》激发。叶兆言在回忆自己的写作经过时说，当时“有一本特别流行的书叫《伦敦传》”，译林出版社社长顾爱彬看过后建议他写一本《南京传》。对于此事，叶兆言的态度是：“《伦敦传》，它是一个很时髦、很流行的书”，“要是我来写，起码不会比这本书差”5。邱华栋同样信心勃勃：“读了这本《伦敦传》，我觉得我也能写一本《北京传》。”6由这个共同的写作契机，《南京传》《北京传》与《伦敦传》之间生发出了一个对话空间。

书写者的历史观不同，考察历史的角度和方法会因此产生差异。阿克罗伊德将伦敦具象化为“一具人体”（The city as body），“其头颅为耶稣基督，余下部分为市民”，“市民”（citizens）构成了伦敦的主体。他把自己的关注方向称作一种“偏离”的“体验”，“这些体验从不曾载入史册，也鲜少成为理性分析的对象”7。他对“偏离”的关注表露出新文化史的取向。这种取向的出现是西方史学界从1980年代开始发生转向的标志之一，具体表现为从上层到下层、从精英到大众、从宏大叙事转到日常取向。在《伦敦传》中，伦敦仍被塑造成一个在权力、利润和剥削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地方，但皇室、议会、王宫等上层人物、机构几乎是缺席的，取而代之的是“人群”（crowd与throng）以及与之相生相伴的流浪汉、窃贼、市场、街巷，还有日常的娱乐消遣、饮食风尚、方言俗语等。阿克罗伊德认为“藐视法律和权威的精神是伦敦人独有的特征”8，所以他通过对“市民伦敦”尤其是下层市民的建构达成对上层权威的“藐视”，也借此完成对伦敦人独有精神的表达。

与西方史学劲头甚猛的转向相比，中国史学研究的“是一个非常不平衡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书写，从根本上看，可以说是一个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知识精英的历史”9。黄仁宇“大历史观”的提出以及践行其大历史观的《万历十五年》的风行有效证明了中国史家与读者对“大历史”的青睐。大历史观所推崇的宏观的角度与大视野的眼光成为中国历史书写中一个普遍的方法论资源，在这样的方法论下，历史上有影响力的风云人物才能成为被著说的对象，普通人、小人物只是沧海一粟，微不足道。

叶兆言和邱华栋在《南京传》和《北京传》里明显表现出对建构统治者、精英和英雄的历史的兴趣。《南京传》里写道：“有时候历史就是英雄创造，唯心史观也好，唯物史观也罢，反正这位叫孙权的好汉横空出世，与南京关系非同寻常。”10实际上这里不是唯心史观或唯物史观的问题，而是一个英雄史观的典型。《南京传》中的南京历史可以说是由一个个的时代英雄史组合成的，不仅有孙权之于东吴，还有李白、颜真卿之于唐、李煜之于南唐、朱棣之于明、孔尚任之于清等。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的意志影响甚至决定了南京城的政治、经济、建筑规划乃至文化、风气。以叶兆言认定的南京城市历史开端——东吴时期为例，作者花了一整章的篇幅指认孙权对于南京历史走向的拐点意义，他认为在三国鼎立之前，南京从冶城、越城、金陵邑到秣陵数易其名只是名称上的变化，其规模还称不上一座城市，直到孙权将南京（建业）作为首善之地，南京的城市历史才算开始。而“孙权大帝”去后，“帝王之气必然变得黯淡，南京城的故事，也只能重新开始书写”11。在对孙权伟业的讲述中，作者插入了左思的《吴都赋》，指出它对吴都南京的“艺术加工”华而不实，却因为写得漂亮华丽，“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也因此造出了一场传颂千古的古都繁华梦。通过强调帝王之业和文人书写在南京历史上发挥的作用，《南京传》建立起了统治者、文人士大夫与城市之间的同构关联，在朝朝代代的层累关联下，南京便和一个抽象的所指——“王气”紧密相联。

如果说叶兆言是在统治者与文人的交错记忆中复活南京的“金陵王气”，那么邱华栋则是在宫城和国际都市的建筑图纸里不断巩固北京的“帝都气象”。《北京传》采取了主副章结合、双线并进的结构模式，主章勾勒了北京城从燕都、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明北平府与北京城、清京师、民国北平市到新中国首都北京的演变。一目了然的是，邱华栋在意的并不是北京的历史，而是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既然主章搭建的是“大”的北京都城史，副章的代表人物和事件自然不会“小”。如萧太后对辽南京的经营、郭守敬与京杭大运河的开凿、马可·波罗和他的元大都游记、阮安与明长城的建造。因此，虽然作者没有直接撰写帝王将相的故事，副章的叙述仍然彰显并夸耀着北京作为帝都在政治、军事、商业、建筑各方面的成就，进一步为《北京传》的宏大叙事提供了注脚。

即使邱华栋一再声明《北京传》是一部叙述北京城市“空间格局演进”“空间生长变化”12的传记，“时间”在历史叙述中的弥漫性存在依旧无法忽视，正如法国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提出的说法：“史学最基本的素材便是时间。”13邱华栋使用的“演进”“变化”以及另外一些常用来阐释历史的词汇，如发展、更迭等，都包含着时间因素。相较于对“时间”的默认或无意识，阿克罗伊德则保持着对“时间”的敏感，他在《伦敦传》里摧毁了线性时间的顺序，用不同的时间形式打造了一座叙述迷宫。《伦敦传》开篇写道：“伦敦一直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这里，生存未定”，当史前的还是一片海洋的伦敦过渡到当下时，“海”这一具象被意象化，伦敦类似于大海的某种本质特征被炼化出来，它虽然古老，却永在更新，总有人趁波逐浪，也有人淹于深渊。于是伦敦的声息便连带着人的意志，伦敦的时间实则是无数人的时间的汇聚。在19世纪伦敦扩张的喧嚣中，在星期天伦巴底街的沉默里，在14世纪至20世纪愈演愈烈的犯罪声中，阿克罗伊德发掘了伦敦游离于正史之外的贫穷历史与疯癫历史的价值。至于全球化时期，“钟表时间形态”14对伦敦市民生活的介入越来越深，“该是吃饭的时间了，该工作了，该动身去上班了，该睡觉了”15，这代表着物质主义和商业在这座城市的全面胜利，也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们正被困于由机械支配的时间中。阿克罗伊德并未对伦敦的“现在”感到悲观，他在最后一章用了一个拉丁词“Resurgam”作为标题，意为“重生”。他没有把历史看作已死的过去，也不将困境视为固定的现在，而在一个活动着的“过去—现在”的时间关系里体验伦敦，因此他看见了一个不可穷尽的、无限的伦敦。

《南京传》从东吴写到民国，《北京传》从西周进至当代，都遵循了线性时间的叙述逻辑。这一叙述逻辑本身承载着意义，单个的年代被编排在连续不断的线性时间上，历史时间的意义就能得到体现。比如《南京传》中历史时段的选取都是“金陵王气”在中国历史上那些“显灵”的时刻，尤其东吴、六朝、南唐、明朝和民国，连贯起来看，南京的城市兴衰就和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迭勾连了起来。所以有评论家说：“叶兆言的 《南京传》‘南京城市时间’不是从属于中国历史，甚至在某些历史阶段‘南京城市时间’就是中国时间。”16在南京建都的王朝大多是割据政权，相比之下，北京更适合于叙述中国大一统江山的历史，《北京传》也比《南京传》更进一步展现了对辉煌中国的时间想象。《北京传》的叙述时间并不直接以西周为始，而是以2018年北京CBD树起的摩天大楼——“中国尊”为起点，再陡然转入北京的峥嵘历史中。《“中国尊”的瞭望》被倒置于序章的叙述不仅没有颠倒线性时间的逻辑意义，此章对“中国尊”的“美和力结合的身姿”的力赞，对“中国尊”提升北京国际化大都市地位的意义的称颂反而印证并强化了《北京传》的主题，即将北京与北京城的历史投影到中国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去。

“多重的时间把历史理解为具有多重节律的复杂过程”，而“线性时间把历史理解为单一的运动过程”17。本质上，线性时间是一种以进步观念为基础的单向度时间观的反映。安德森借用本雅明的“同质而空洞的时间”概念来表明这种时间观，指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恰好就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18。也就是说，《南京传》和《北京传》表面上“溯时间之流而上”为城市立传，实际上它们在文本中建构的是一个古代“中国”，它们立于中华民族文明复兴的历史坐标上，或缅怀或称颂古代“中国”的强盛与辉煌，以宏大叙事完成国人对民族共同体的时间想象。

二、非虚构与虚构的真实之辨

“传记”在古代大都依附于史，所以通常被归入历史学的范畴，直到近代才有学者将传记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来立论19。这说明传记是一个类属模糊的概念，它处于历史和文学的交集处，兼具着历史性和文学性。但文学和历史毕竟是两种属性不同的门类，尤其在“虚构”的性质上，文学可以说是一门虚构的艺术，而历史却始终存在一个“本真的历史原貌”20。传记介于史与文之间，它在虚构/非虚构之间不是或此即彼的，而是彼此互构的，赵白生将传记的这种特质提炼为“一种基于史而臻于文的叙述”21，精准地概括了传记既不是客观历史编撰，也不完全是文学性虚构的本质特征。城市传记作为传记的一个分支同样具有文史双重性，不过城市传记和以“记录人的生平与活动”22为基本内容的人物传记不同，城市传记关注的对象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是特定区域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记述，这在很大程度上框限了作者的自由度，也决定了城市传记在总体上的非虚构倾向。

由于城市传记这种特殊体裁的规限，真实性构成了它的基本要义。为了避免空洞地论证城市传记的真实性命题，需要区分“事件的历史”和“叙述的历史”两个概念。乔治·克拉克对此有个形象的比喻，他将历史事实比作一个“果子”，并将其分为“事实的硬核”和“裹在外面的、果肉似的、有讨论余地的解释”两个部分23。用明确的话说，历史的真实性存在于客观的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的阐释之间。实际上，历史学家对历史事实的争论就是“事件的历史”与“叙述的历史”二者分野际合的过程。在讨论近年来的城市传记时，“叙述的历史”更值得留心，因为这个叙述群体的主要组成是作家，尤其是小说家。

对于既存的历史记载、文学掌故等“叙述的历史”，叶兆言在《南京传》中表露了相当的警惕。现今有关南京历史开端的说法最早可以溯源至汤山的古猿人，而叶兆言并不信任由几块化石推敲出的结论，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些发现“当不了真”，它们“无一不显得太空洞，都太像传说，像虚无缥缈的九州禹迹一样”24，所以他将南京城市历史的起点确认为孙吴建业城，这种说法有明确的考古成果支撑，更切近“事件的历史”。对于文学描写的南京，叶兆言更为审慎，他认为“南京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文化，就是说得比实际更好，描写得比真实更精彩”，比如东吴时的南京城由于左思《吴都赋》近乎浪漫的吹嘘“过于诗意”，“一直处在一种失真的状态”25，又如明末的南京在《桃花扇》黑白分明式的叙述中流传的是一个“深入人心”实际却“蒙人”26的历史形象。叶兆言通过对无数史料的辨别、判断和证伪，不断重申历史真实，搭建起了一个以“事件的历史”为根基的《南京传》。但即便他如此强调历史叙述的真实法度，传记中仍然隐现着一些旁逸斜出的“诗意”。叶兆言一方面指明文学对南京历史夸张的艺术加工“当不了真”，另一方面对南京城的环境描写和事件叙述却频繁引用了《三国演义》《吴都赋》《哀江南赋》《儒林外史》《桃花扇》的文学性描述，称要想再现“朝朝寒食，夜夜元宵”的情景，“再也没有什么文字，能比《儒林外史》这段描写更能传神”，“说起当时南京，没有一本书能比《桃花扇》更合适”27。《南京传》中的矛盾叙述显示出一位作家转向传记写作时患的“不适应症”。马克·萧芮（Mark Schorer）把这种不适称为“负担”：“作为一个小说作家，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作为一个传记作家，不妨说他是戴着锁链写作。”28在体裁的束缚下，《南京传》谨守传记的规则，忠实于“事件的历史”，但在叙述的悖论中却隐现着一种游离于“锁链”之外的势能，这种“真实”的法度和“诗意”的势能造成了《南京传》的内在紧张。

从《南京传》到《仪凤之门》，当写作的体裁由传记换为小说时，“事件的历史”被悬置为背景，虚构的人物走上前台，勾连城市历史的不再是沿着线性时间展开的真实历史事件，而是与城市历史同构的虚构人物史，由此可以找到一条由传记走向小说的线索。在《仪凤之门》中，清末民初时远离南京城区的下关成为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景；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国民政府定都等历史事件被弱化为小说背景；慈禧太后、孙中山、刘鸿生、韩国钧、孙传芳等历史人物也退到杨逵这一个虚构的小人物身后。杨逵从一个黄包车夫攀升至下关首富，中途“稀里糊涂地成了革命党”29，对于后来的时局发展却没有判断，可以说他的发家所凭借的不是他自身的权谋、知识，而是在清末民初的社会动荡中诞生的机遇。其一是晚清时期王朝几欲崩溃，各方势力盘根错节，革命一触即发；其二是下关开埠通商，现代性以摧枯拉朽之势侵入南京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从拉黄包车的“三仁车行”到秘密运输革命物资的“三仁货栈”，后又赶上现代化的势头改做洋货的“三仁贸易有限公司”，一方面杨逵抓住机遇，生意风生水起、日进斗金，“杨逵在短短几年完全变了一个人”，“杨逵早就不拉黄包车了，杨逵现在又有身份又有地位”30。下关地区如是，晚清时，“下关就像后来人们喜欢说的那样，它只是南京的卫星城，距离繁华的城南很遥远”，到了民国初年，“下关地区的繁华，完全可以与城南最热闹的夫子庙地区相媲美31。另一方面他又以自己的成就反哺着下关地区：再造四马路、盖了阅江楼、出资开辟海陵门（后改名为挹江门），实际参与到下关地区的发展建设中去。当阿二夫妇为了成为“地道的城里人”离开下关搬至丹凤街时，杨逵的新家仍然落在仪凤门附近，这个举动就是杨逵和下关地区休戚相关的最好证明。通过杨逵和下关的人地联结，彼时下关码头市井生活的日常、南京城人文地理的细节跟随着杨逵的生命行踪被展开，由此，一个虚构的小人物发家史投影出了一部下关地区的繁荣史、一部晚清民初时期南京的现代化进程史。在比较中做一个基本定位，《南京传》可以看作是《仪凤之门》的“素材”，《仪凤之门》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建构历史，它用“虚构”赋予小人物以生命，用充满生活质感的小历史召唤了晚清民初南京城的现场感，因此松开了历史真实加给《南京传》的沉重枷锁，让“诗意”的势能得以在小说中膨胀，达到了艺术真实。

《北京传》从城市空间格局尤其是建筑规划的角度来为北京作传，相较于历史事件和人物，这是一种更加客观、非虚构性更强的介绍城市的视角。但建筑之于城市不只作为客观物质形态存在，法国建筑师鲍赞巴克说：“建筑旨在成为一种语言”，“人们制定了一些建筑的编码，使得一个社会、一个历史时期的建筑能够被识别”32。也就是说，建筑经由人的编码从而成为一种类似语言的能够表达思想与情感的载体。《北京传》中的古代北京，从初时定下的蓟城片区、唐幽州城和辽南京城的子城格局和里坊建设、金中都的华彩城阙、元大都的通天大道、明北京城区王公侯伯的建筑规制，一直到清京师的紫禁城，这期间的建筑风格呈现出一种稳固性，即围绕着中轴线，以位居中央的宫廷建筑为中心向外辐射。史念海在《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指出过中国古城建筑的这个特点：“中国古代王都的规则，以宗庙、宫殿、市廛所组成，所谓王宫当途之径（在中轴线上），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经制，一直相延至明清，大致因仍未变。”33他提到的“王都的规则”源于帝王的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中国古代都城建筑从一开始就和王权意识紧密相连。因此《北京传》将古代北京缩影到中轴线上、王宫内外，典型地呈现了一个王权渗透下宏伟、壮观的中国古代王都形象。作者设想的一段外地人初到北京的视觉体验是一次形象的表达：“在正阳门火车站下车，他看到的正是前门箭楼那巍峨的身影，遥望北面，辉煌的故宫那金色的屋顶正在向天空中反射着故都的光芒，他领略到的一定是北京这座饱经沧桑却历久弥新的傲岸气魄。”34前门箭楼在20世纪初被烧毁重建，故宫经过数次修缮但仍保留了原貌，它们作为“历史流转物”所承载的意义是有区别的。将它们指认为北京的象征，以及对它们“巍峨”与“辉煌”的视觉感受，恰如其分地印证了作者对北京的权力记忆，因为只有权力象喻才能够将这两者勾连在一起。

当邱华栋写到现代北京时，“天际线”取代“中轴线”成为观看北京的第二视角。以天安门广场为原点向四方延伸，建筑物由10米高的故宫逐渐增高到528米的中信大厦，不断拔高的视角凸显了经济力量对这座城市的影响，正如作者所说“北京已经是一座国际化大都会，一座世界城市”35。作为国际化大都会，金融街、摩天大楼、CBD及其外延的城市副中心等都市景观成为北京的另一象征载体。作者形容金融街“就像是一座座装满了金币银币的宝盆和篮子一样，金碧辉煌、金光灿烂”36，同样是“辉煌”，金融街的辉煌和前述故宫给人的辉煌感受有不同的意义，它所象征的是现代文明和物质文化。《北京传》里对北京的都市景观描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邱华栋小说中的北京。他写于1994年的《手上的星光》早已出现过这样的场景，“我们”从长安街向建国门外方向位移，所见“灯光缤纷闪烁之处，那一座座大厦、购物中心、超级商场、大饭店”，所感“疑心自己在这一刻置身于美国底特律、休斯敦或纽约的某个局部地区，从而在一阵惊叹中暂时忘却了自己”37。时隔二十余年，《北京传》遥遥呼应了邱华栋以都市欲望为主题的一系列小说，在对北京物质景观的持续追捕中，现代都市给予的震惊体验已然淡化，无处栖居的生存焦虑不见踪影，只留下炫目的都市物象在惯性地滑行。

《南京传》对历史事件的审慎取用以及《北京传》对建筑实景的精细摹写都凸显了传记的非虚构性。区别在于非虚构对叶兆言而言是一种束缚，在《南京传》的历史叙述中始终存在着真实与虚构的紧张、历史与文学的张力，于是在小说《仪凤之门》将文化动因、个人欲望、性格命运、历史偶然渗入大历史后，“诗意”得以解放，一种基于历史真实上的艺术真实也随之显现。而对邱华栋来说，非虚构还原历史和再现现实的文体要求恰恰应和邱华栋书写北京的一贯策略，他本就擅长以直接现实的手法来描写实际的、具体的、客观的北京，因此可以毫无约束地以非虚构的形式完成对小说中帝都景观的再度复写。

三、“土生子”与“闯入者”的记忆之别

从文体上界定，城市传记从属于介于文史之间的传记，并且传记的本质属性即非虚构性，于是城市传记也能够在非虚构文学的文类上展开讨论。李敬泽曾以“文学的求真与行动”这一定位提出了非虚构写作的两个要素，“求真”是“力图回到‘事实’”，“行动”指“作者在场的事实”38。这一“在场”反映到城市传记中，体现出在“硬核”事实之外的写作主体的能动性。它要求作家和城市发生深度的联结，即作家对城市的“介入”。这种“介入”在阿克罗伊德和伦敦之间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伦敦之于阿克罗伊德不仅是一个生活的地方、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还是一种重要的“在场”，伦敦之于他是一个“生活的伴侣”39。而叶兆言和邱华栋，一个是南京的“土生子”，一个是北京的“闯入者”，身份认同的问题导致他们对城市的“介入”程度和“介入”层面产生巨大差异，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古都不同形态的呈现。

叶兆言出身于一个书香世家，祖父叶绍钧是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父亲叶至诚是作家和编辑，家族百余年的文学传统给叶兆言带来了丰厚的知识资源，也给他熏染上浓郁的“文人气”。同时，他成长于南京，南京地域文化所呈现的“诗意的文化氛围”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文人身份认同”40。在世家背景与地域环境的两相作用下，南京成为他重要的写作资源与文学地理，他也通过对南京历史如数家珍般的书写不断丰富着当代的南京城市形象。无论是从叶兆言的小说、散文中还是传记中，很难得见那种全球化蔓延所“批量生产”出的“通属城市”。在叶兆言看来，南京这个城市即使在全球化时代也仍保持着它的独特风格，“国际化大都市这样的字眼，让北京和上海们去享受吧，南京将成为一个优美典雅的城市”，“这个城市已不是水泥森林，它将成为一件‘艺术品’”41。从叶兆言对南京城市未来的设想中可以看出他在城市认同方面的“反全球化”倾向，而这种指向未来的对“反全球化”城市的认同是立足于过去的记忆之上的，因为认同是在时间中感受自身的延续，所以认同必然包含过去。正如吉登斯所说，认同的过程“型塑着从过去到可预期的未来的成长轨道，依据对（组织化的）未来的预期而筛选过去，借助这种筛选，个体挪用其过去的经验”42。因此，对作家而言，对城市“未来的预期”就是作家挪用“过去的经验”以完成对某座城市文化记忆心理以及自我身份认同的一种表达。

叶兆言自陈是个“不折不扣的保守主义者”43，他的保守主义在作品中体现为一种对南京城市记忆的坚守。在叶兆言看来，南京这座城市一直带有人文色彩，它的审美始终离不开文化积累，它的风俗、风景、风情从来和历史文化联系在一起。《南京传》是叶兆言以历史学家的态度、用编地方志的方式对南京“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44进行的一次知识考古，他的散文和小说是他以作家的身份、从南京文人的视角对南京文化陈迹和风俗民情所做的不厌其烦的勾画。这样看来，《南京传》从整体上展示出叶兆言对南京城市文化风格的提炼，比如“金陵王气”屡屡“黯然收”的历史沧桑感与挽歌情调、“南京大萝卜”宽容、自由、散漫所象喻的城市性格。“夜泊秦淮”系列、《很久以前》《刻骨铭心》《仪凤之门》等小说、《旧影秦淮》《烟雨秦淮》《南京人》《老南京》等散文则从细节上体现了叶兆言对南京这座城市的深度“介入”，秦淮河畔听风月传奇、夫子庙里尝秦淮小吃、中山陵观仪式、金陵饭店品早茶、玄武湖边漫步、梧桐树下感秋风等场景栩栩如生，过去的士大夫、封建遗老、青楼女子、军阀、民间艺人和当下的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历历在目。在对南京城市的整体把握和细节抓取中，叶兆言将南京文化通过“风景画、风俗画、风情画”的文体形象凸显出来，呈现出南京这座城市独异的“地方色彩”45，也体现出他作为一个南京人的文化自觉。

与土生土长的叶兆言不同，邱华栋以一个“闯入者”的身份进入北京并且展开写作，于是九十年代邱华栋小说的主题都围绕着“进城”。他毫不遮掩自己急迫的进城欲望：“我经常头顶着星光向几十公里外的北京眺望，内心充满了野心与狂想——那是一种企图占领与占有的欲望。”46“眺望”的动作表露出一种认同上的“单向位移”：邱华栋阉割了故乡的记忆，怀揣着占领城市的“野心与狂想”迈向前往北京的单行道。2020年，邱华栋已定居北京二八年，应出版社邀请写下《北京传》，在序章《“中国尊”的瞭望》中，他看北京的姿态已经由站在城市外“眺望”变为置身于北京高楼上“瞭望”。种种迹象表明，似乎现在再用“闯入者”的状态来阐释邱华栋已经不合时宜，因为事实证明他已经成功地在北京安营扎寨，并成为了这座城市的一部分。但在写作逻辑上，邱华栋的小说和传记是一以贯之的。在《哭泣游戏》中，北京被比喻成一个“华美”的“巨型积木”，在《爬着城市玻璃山》中，北京是一座“炫目”的“玻璃山”。“我们”被这样的“巨大”所吸引而又恐惧被它吞噬，只能不停地向上攀爬，“我们”目光所及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现代景观，但玻璃山折射出的却是一个个缺乏内心的“平面人”。按照安东篱的观点：“为一座城市写一本书，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撰写一部人物传记。一个地方可以获得某种想象出来的人格特征，乃至获得某种性别，并成为自身历史中的一个角色。”47因此，邱华栋的北京可以从他描写的北京人上得到印证，人把生存的物理场所和心灵的栖居地都寄托于都市景象上，导致人成为平面人，城市也徒有外表，所以都市呈像得越夸张，反而越衬托出城市和人的扁平。《北京传》选择从建筑视角为北京立传，就巧妙地规避了对北京人的深度阐释。《序章》对中国尊“美与力结合的身姿”的描写、对其标志性意义的强调与《终章》中提出的软城市、虚拟城市、海绵城市、紧缩城市等“智慧北京”概念，显示出叙述者对北京作为物质、权力和地位象征的崇拜与痴迷。邱华栋看似在身份上完成了从“闯入者”到“北京人”的蜕变，实际上1980年代后围绕着民族崛起的“现代性神话”仍然成为他的北京书写的精神症结。《北京传》的后记更直观地暴露出邱华栋的写作心理：“我们这些城市的过客和大地上的短暂栖居者，必须谦逊地对待城市。无论是作为城市的主人，还是过客，我们必将和城市一起生长。”48这里的“主人”/“过客”二元论直接宣告了邱华栋“占有”行动的失败，因为他自己都无法完成“北京人”的身份认同。这个舍弃故乡记忆又没有建构起此在的精神栖息地的人只能如他所言，是“城市的过客”和“大地上的短暂栖居者”，从这个角度看，那些“巡礼”式的城市物象的展示可以被理解成他作为北京人的一种自我证明。

结 语

在文学生产的场域里，作家应大众传媒（出版社）的稿约为城市著书立传，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支持，或多或少应和了民族文化复兴的策略。因此《南京传》《北京传》从大历史的层面由“地方”通达“中国”，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认同。不过在抵达路径上，二者却存在明显的分歧。在对城市历史的建构过程中，叶兆言始终坚持南京的“古都”定位，他的保守主义姿态在此体现为一种对地方性的坚守，他通过凸显南京的“个性”使地域文化意识得到了极大强化。邱华栋在展开了细致的“帝都”考古后，最终给北京打上的身份标签还是“城市”，北京的历史记忆、市井生活和风土人情最终被全球性尘封于过去。说明同样面对“古都”，叶兆言更侧重“古”的意义，而邱华栋更强调“都”的价值。本文选择《北京传》和《南京传》对读，正是因为这两个文本间存在着全球化与地方性的对抗性张力，它们非常鲜明地体现了知识分子在“全球—地方”场域中的两极选择。同时，这种分歧也证明了城市传记并不完全等同于“命题作文”，作家在意识形态、传媒市场的规约下仍具备相对自由的能动性。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这种“正在进行时”的新文学体裁能在更多面相上展开它的合理性与丰富性。

注释：

1 丁帆主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作家出版社2020年版，第466页。

2 戴锦华：《反英雄时代？》，《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3 “丝路百城传”是中国外文局及所属新星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为宣介“一带一路”倡议推出的城市传记系列丛书，迄今为止，已出版了《上海传》《哈密传》《珠海传》《临清传》《漳州传》《连云港传》《湖州传》《威海传》《绍兴传》《深圳传》《龙岩传》《海南岛传》《成都传》《扬州传》《中山传》《烟台传》等。

4 陈晓明：《九十年代的历史本己性和本体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2期。

5 叶兆言、何映宇：《叶兆言：南京人立〈南京传〉》，《新民周刊》2019年第33期。

6 12 34 35 36 48 邱华栋：《北京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529、533、353、461、417、534页。

7 8 15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伦敦传》，翁海贞等译，译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5、233、559页。

9 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10 11 24 25 26 27 叶兆言：《南京传》，译林出版社2019年版，第4、48、3—4、32、360、302

13[法]雅克·勒高夫：《历史与记忆》，方仁杰、倪复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

14 “钟表时间”是雅克·勒高夫提出的众多时间形式中的一种，它是以时钟作为计时系统基准的时间。中世纪新式计时机械的发明对社会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阿克罗伊德也有类似的看法，《伦敦传》写道：“14世纪那些首先把大立钟陈列在家里的富裕伦敦人，正位于伦敦捕捉并推销时间之进程的起点。”由于“钟表时间”的准确性和易于操控性，欧洲人们终于有史以来摆脱了以“年”和“日”为周期的计时方式，改用“小时”作为支配日常生活的标准单位。

16 何平：《城市传记何以可能？——以叶兆言〈南京传〉为例》，《当代文坛》2022年第2期。

17 俞金尧：《历史学：时间的科学》，《江海学刊》2013年第1期。

18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19 参见胡适《传记文学》，《胡适传记作品全编》（第4卷），耿志云、李国彤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200页。

20 童庆炳：《“历史3”——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真实》，《人文杂志》2005年第5期。

21 28 赵白生：《传记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4、5—6页。

22 杨国政、赵白生主编《传记文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28页。

23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恒泽，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90页。

29 30 31 叶兆言：《仪凤之门》，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125、218、306页。

32 [法]鲍赞巴克·索尔莱斯：《观看，书写：建筑与文学的对话》，姜丹丹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2—143页。

33 史念海：《中国古都和文化》，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页。

37 邱华栋：《手上的星光》，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页。

38 陈竞、李敬泽：《文学的求真与行动》，《文学报》2010年12月9日。

39 凯蒂：《彼得·阿克罗伊德谈写作及伦敦》，《东方早报》2016年8月28日。

40 张光芒：《文化认同与江苏小说的审美选择》，《小说评论》2007年第3期。

41 叶兆言：《旧影秦淮》，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2页。

42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文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6页。

43 叶兆言：《烟雨秦淮》，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第1页。

44 参见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的起源、特征及其史料价值》，《史学史资料》1979年第2期。朱士嘉对我国古代地方志的定义是“一种由官方组织的”、对“特定区域”内“地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综合记录。

45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页。

46 邱华栋：《前进》，《作家》1996年第6期。

47 [澳]安东篱：《说扬州——1550—1850年的一座中国城市》，李霞译，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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