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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新工人文学小组是由喜欢文学的劳动者组成的文学写作小组，成立于2014年9月，培育了范雨素、李若、郭福来、苑伟、李文丽、小海、万华山等一批基层作家，近些年在自媒体平台、专业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并在2022年出版文集《劳动者的星辰》。本文把新工人文学小组放置在20世纪中国形成的人民文艺的传统，以非虚构写作为视角解读这些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20世纪以来，现代文化不断下沉到基层，使得人民群众逐渐从“剧中人”变成“剧作者”，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文化实践也是21世纪“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传统的当代延伸。

关键词：新工人文学 非虚构写作 劳动者 文学小组

2014年9月21日，北京皮村工友之家成立了新工人文学小组，迄今已有十年的历史，每周六晚上都有高校老师、作家、记者、编辑等文学志愿者来到皮村授课，与住在附近的工友们一起赏析文学经典和分享文学创作的经验，陆续培养了如范雨素、李若、郭福来、苑伟、李文丽、小海、万华山等一批基层作家，他们在自媒体平台、专业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其中范雨素、小海和万华山还入选了北京市老舍文学院组织的基层作家班，获得与更多作家朋友一起学习、交流创作的机会。2022年世纪文景出版社策划了《劳动者的星辰》一书，收入了范雨素、施洪丽、徐克铎、王成秀等九位文学小组成员的作品，2023年初凭借《我是范雨素》成名的范雨素也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自传体小说《久别重逢》。本文把新工人文学放置在20世纪以来人民文艺的传统中，从非虚构写作的角度解读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文学实践，他们借助文学这一媒介不仅从被书写对象变成更具主动性的书写者，而且表达了劳动尊严、个人平等等新工人价值理念，是21世纪“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传统的当代延伸。

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非虚构写作

2010年，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成为Web2.0时代的网络基础，2011年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打破了印刷媒体的垄断，手机APP和手机小屏成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主要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用户生产内容等为互联网时代普通人参与知识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可能性。这种以用户进行内容生产和以大数据算法为流量机制的数字平台，一方面把阅读者、消费者转化为生产者，专业化的内容生产向业余性、大众性转变，使得人人都参与大众传播活动，另一方面这种人人共享又受制于商业数字平台的算法组织和管理，其商业性和垄断性的平台利益弱化公共属性。借助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平台，以原创自媒体和由传统媒体融媒体化的自媒体成为最重要的文化内容生产者。在这些自媒体平台上，一种偏纪实、讲真人真事的文体即非虚构写作开始流行起来。

从狭义的角度看，非虚构文学来自于美国文化，是与虚构文学相对立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闻领域出现新新闻主义，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篇幅长，用一本书的篇幅来对某个典型事件进行深入报道；二是把单个、孤立的事件放在大的社会和历史的背景下来分析。相比追求真实性和客观性的新闻报道，新新闻主义强调通过深入采访和详尽的社会调查更全面、立体地展现事件背后的故事，从事新新闻主义写作的记者从随时报道新闻事件的“速记员”变成能够进行深度思考、复杂叙事的专业作家。美国“新新闻主义之父”盖伊·特立斯在《被仰望与被遗忘的》中对新新闻主义下的定义是：“本书的大部分章节都采用一种被人们称为‘新新闻’‘新闻小说’或‘准新闻’的报导文学体裁，……‘新新闻’这一手法允许，而且要求，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人物和事件进行报道；它允许作者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把自己融入到文章当中；也允许作者像包括我在内的其他作者一样，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报道的人物和事件。”1这种把新闻事件放置在社会与历史的脉络下来呈现的非虚构写作在美国的流行，某种程度上也是回应冷战时代社会主义国家兴起的报告文学和现实主义创作的文化思潮。从广义上来说，报告文学、纪实文学、深度报道、社会学调查、人类学笔记等都带有非虚构写作的因素，这种20世纪曾经在冷战不同阵营发挥重要作用的非虚构文学和现实主义文学的题材，又在后冷战、后真相、全数字媒体时代再度兴起，成为人们展现“真实”、追求“真相”的中介。与20世纪的非虚构、现实主义书写不同的是，数字时代为更多非专业、非职业的普通人参与非虚构创作提供了媒介技术的可能性。

2010年以来，非虚构写作的理念在中国传播开来，“非虚构”、纪实、素人写作连同短视频等非虚构影像成为这十余年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非虚构写作的流行是三重文化领域彼此共振的结果。一是新闻领域的非虚构写作，从传统媒体向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转型，使得传统媒体的新闻特稿、深度报道转移到自媒体平台，专业主义的新闻记者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或者把不是新闻的新闻变成社会话题，如《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衡水中学的反叛者》《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面》等作品2；二是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以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设“非虚构写作”栏目为标识，陆续推出梁鸿、李娟、黄灯等非虚构作家，普及了非虚构写作的理念。相比报告文学、纪实文学，非虚构作家往往以他们熟悉的题材切入，带有写作者的主体感和现场感；三是普通人或业余作者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如范雨素的《我是范雨素》、“奶奶作家”杨本芬的《秋园》、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等，这些素人创作的非虚构作品因其充沛的人生阅历也广受好评3。前两类的非虚构创作者偏专业作者，后者则是普通人的业余写作。以范雨素为代表的新工人文学的创作属于第三类，如李若、李文丽、郭福来、万华山等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骨干成员在网易人间、澎湃新闻澎湃号等平台发表大量非虚构作品。

非虚构写作这种纪实性文体与移动互联网时代平台化媒体的内容生产的需要有契合性。相比传统媒体，互联网媒体具有交互性和社交性，“用户生产内容”是其重要的内容信息来源，这种以自媒体为特征的社交平台成为主要应用场景，使得以个体、自我为中心的内容分享，成为微信、小红书、B站等社交平台的常态，这使得以个人生活为核心的纪实影像、个人自述、日记体成为全媒体时代最重要的内容生产方式。新工人文学中非虚构写作也是重要的类型。很多参与文学小组的工友，用非虚构的方式书写自己的故事，如范雨素的成名作《我是范雨素》就是一篇自述体文章，李若、郭福来、李文丽等文学小组成员的作品中也经常采用非虚构的形式。

二、“做什么，写什么”：从被书写者到书写者

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出现让很多工友有了写作的契机和自信，这也是“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的文化赋权的过程4。2002年，孙恒、许多、王德志等喜欢音乐的打工青年在北京成立了打工青年文艺演出队，用版税收入成立了公益机构北京工友之家。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北京工友之家一方面举办打工艺术节、打工春晚、新工人戏剧、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等文化活动，使得工友在城市中享受到与自身有关的文艺生活，另一方面举办打工子弟小学、工人大学、法律培训、音乐小组、戏剧小组和文学小组等方式，鼓励工友用文艺作品来表达自己，让新工人文化在城市文化中显影。他们“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用新工人文化来推广劳动者光荣、劳动者有尊严的价值观，正如打工文化博物馆的标语“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创造有主体性的新工人文化。与工厂的压抑和家庭的私密空间不同，皮村工友之家像一个公共文艺服务站，工友们在这里可以找到一种“主人”的主体感觉。比如在工友王春玉的作品中把皮村比喻为“圣地”，因为这里聚集着一群“思维超前的公益先锋/千万农民工的需求/亿万打工者的呼声/让我们来担”5。这种带有自发和公益性质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可以激发劳动者使用文学来表达的动力，正如范雨素、李若、寂桐等在参加文学小组活动之前，基本没有从事过文学写作，这种相对规律性的文学交流空间使得她们开始用文学作为表达情感的工具。

新工人文学小组成立十年来，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也在文学期刊、自媒体平台正式发表了不少作品，还出版了《劳动者的星辰》《久别重逢》等文学图书6，让新工人的声音在主流媒体中显影。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形式来自于两种传统，一是20世纪20年代工人夜校、三四十年代农村冬学以及50—80年代依托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文艺活动，如1956年天津成立了工人文学社，孙犁、王林、邵荃麟等作家经常为文学社员进行讲座和文学辅导工作，形成了工人文学、群众写作的传统；二是与西方的社区活动、公益活动的理念有关，公益机构为社区提供免费的公共文化服务。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出现是这样两种传统的结合，满足了进城务工人员参与文化等精神活动的需求。文学小组的成员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是住在皮村附近的新工人，从事家政、加油员、外卖员、保安等工作；二是在北京工作的白领北漂，主要从事图书编辑、营销等工作，皮村作为离北京城比较近、租金比较低的城郊，也是白领的聚集地。2018年底新工人文学小组发起、举办了第一届“劳动者文学奖”，通过公开征稿结识了更多喜爱文学的劳动者，“劳动者文学奖”的命名来自于天津工人文学社。2019年5月1日推出《新工人文学》电子刊物作为内部交流材料，工友们的作品有了自己的展示平台。这些活动的初衷都是以文学为媒介，鼓励更多普通人、劳动者创作自己的故事，把对生活、生命和社会的观察、体悟变成一种公共文化。

非虚构写作在新工人文学小组的创作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种题材被凸显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工人文学小组中有很多是初学写作者，其最初的写作经验来自于自己，写自己的故事和自己看到、经历的故事就成为创作的重要主题，也正是在这种“做什么，写什么”的非虚构创作中，呈现了新工人的职业经历以及在都市漂泊的打工经验；二是，这类作品更容易在大众媒体中变得可见，具有一定的传播力，以《我是范雨素》为成功典型。2017年4月24日，范雨素写的《我是范雨素》通过编辑、作家淡豹的约稿，在界面新闻的正午故事发表，迅速成为一款爆火文章，家政女工范雨素及其背后的新工人文学小组成为媒体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很多人通过范雨素的文章，读到了一位在北京生活二十多年的单亲母亲用自己的坚韧和文学的力量，为两个女儿支撑起一片自信的天空。这个故事之所以引发关注，一是与自媒体的口碑传播有关，网友的转发和点赞，使得这篇文章迅速破圈，成为浏览量超百万的作品；二是与范雨素作为家政女工的身份有关，近些年对弱势者的文化“凝视”成为很多非虚构爆款作品的核心标签，如《平原上的娜拉》《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等7，这种对弱势者的凝视与中产阶层的内在恐惧和不安有关；三是范雨素的语言清新、透彻，情感充沛，让很多普通读者产生强烈共鸣和共情。

从被书写到成为书写者，这是新工人文学最重要的社会功能和意义。新工人文学是一种由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创作的、反映新工人价值的文学作品，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本身是无法严格区分的，没有不需要脑力劳动的体力劳动者，也没有不需要体力劳动的脑力劳动者，偏体力劳动的工人群体和偏脑力劳动的白领群体都是现代工业社会以来形成的从事雇佣劳动的生产者。而新工人价值指的是尊重劳动、生产伦理、尊严政治、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等与劳动者息息相关的价值理念。新工人文学由新工人自己创作，这本身是新工人享受文学书写和文艺创作的民主化权利的体现，他们不再是被描述的对象，不再是大众文化中的他者景观，而是一种自主性、主体性的文化表达。

三、流动/暂居：城乡之间的“漂泊者”

对于新工人作者来说，用文学来表达主要不是一种职业化的创作，而是有感而发，有情可抒，写作是对自己生命和生活的再审视。新工人文学的写作伦理是一种更人文主义的文学观，写的是亲身经历、自己熟悉、了解的人和事。这与非虚构写作的理念是高度契合的，非虚构写作一方面强调书写普通人、平凡人的故事，赋予个体生命以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强调普通人写自己的故事，所谓“做什么，写什么”，写作主体就是写作对象，这就使得新工人文学最基本的功能是对新工人自身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的书写。自20世纪80年代末期城市化改革以来，离开土地进城打工成为亿万农民的“人生”之路，使得新工人成为城乡之间的“漂泊者”，一方面在不同城市流动，长期从事工业和城市服务工作，因其“廉价劳动力”的身份，使其无法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定居，而成为高度流动的暂居者，另一方面长辈、家人、子女还留居在家乡，农村成为无法返回、又不得不经常返回的空间。新工人文学中有两个常见的主题，一是在城市工作的经历，让不可见的生产和劳动变得可见，呈现具体的劳动过程以及工作中与同行、雇主和顾客的社会关系；二是对故乡、家人的思念，对农村在市场化过程中被边缘化、被掏空的担忧。

文学小组成员、诗人小海十五岁离开故乡到南方打工，因喜欢海子的诗歌，取笔名为小海。他在流水线上一边工作，一边从事诗歌创作，其诗歌集《工厂的嚎叫》借用了美国“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伯格的《嚎叫》，表现了新工人在工厂流水线上的异化劳动以及逃离这种不自主的工业生产的渴望。2023年小海创作了非虚构作品集《新工人文丛08：从孙悟空到西西弗斯——一个小镇青年的打工生活史》8，这本作品集记录了小海“南下”和“北上”的打工史，他在东莞、宁波、苏州、上海等七八个城市打工，进过电子厂、服装厂、机械厂、快递公司、饭店，干过装配工、缝纫工、车工、销售员、推销员、餐厅服务员、快递员、工地小工等工作。工厂对于小海来说如同卡夫卡的理性化的城堡，“办好进厂的手续，戴上厂牌，第一次进车间就被穿着统一浅绿色工装的工人震撼了：那么多的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做着相同的动作”9。小海在工厂中的体验，不是人操控机器，而是身体成为机器的一部分，“对我来说，从一座城市去到另一座城市，从一个工厂进入另一个工厂，不过是从一堆废墟走到另一堆废墟，从一个出口钻进另一个进口而已”10。与这种异化生活进行对抗的是文学（诗歌）、音乐（摇滚）创作，他在《我在车间里写诗》中写“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落感深深地笼罩着我，是那些特别的歌声，在漂泊的心底埋下了一颗向往自由的种子。在机械疲劳的车间，这颗种子悄悄生长，给我带来救赎般的精神安慰”11，文学、音乐成为逃离异化劳动的中介。

小海的作品中有着强烈的对主体感的追问，他渴望获得一种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在诗歌《可我从未将自己找到》中“我曾经越过拥挤的人群无尽的沉默/我曾经穿过繁华的街区呼啸着风暴/我曾经找到了千万种活着的方式走下去/可有谁知道我找到隐秘的太阳找到了孤僻的月亮/可我却从未将真正的自己找到/我从不曾将真实的自己找到”12。工业化的生活显然抹杀了这种有主体感的“我”，小海“借用”现代主义诗歌的语言描写了工业生产的异化，而这些被小海作为解放力量的诗歌恰好呈现了现代社会、现代性的去主体性。在《澳门日记》中，小海用日记体的方式写了自己国庆节期间参加澳门诗歌节的过程，对澳门的纸醉金迷以及文学朋友聚会之间的洒脱进行了描述，在飞机上的小海看到“飞机快降落的时候，路过皮村，坐飞机上看不到城中村的凌乱和荒芜。看不见有人拉着行李来或离开，看不见清洁工人在清理垃圾，看不见有人在拆迁的废墟上捡木头，看不见有人在抬钢管，有人在扛麻袋，虽然看不见，但他和她们都在这片土地上真实存在着”13。诗歌等文学写作使得小海拥有了双重视野：一是打工者、从事城市劳动的生产者的位置，二是从事文化生产、文化交流的文化生产者的身份。

类似的新工人故事在郭福来的作品中也有呈现。四十岁后，为了提高家里收入，郭福来从河北吴桥到北京打工，常住皮村。他从小喜欢文学，在来北京之前就在家乡的报纸发过不少文章。在《劳动者的星辰》中，收入了郭福来的三篇作品。《三个人·一棵树·四十年》是一篇自传体散文，围绕着家乡河堤上的一棵树，讲述了少年友谊、成家后的艰辛和友谊的破碎，家人、土地和树是远在他乡打工的郭福来的精神寄托。《工棚记狗》和《工棚记鼠》两篇文章看起来像童话故事，讲述的却是紧张的打工生活中“苦中作乐”的趣事。一只老鼠闯进工棚，被工友捉住，放在笼子里当宠物，这成为室友们每天下班后的牵挂，因为老鼠的到来，大家经常你一言我一语地开起关于老鼠的“神仙会”，“我”讲起吴桥杂技里的老鼠表演，有的讲起老鼠成精的“聊斋”故事等。他们还在工棚里收养过一只流浪狗，小狗的叫声，使“在小狗‘汪汪汪’的清脆叫声中，本来沉闷的空气似乎也轻快地流动起来”14。故事的结局是悲惨的，小老鼠、流浪狗最后都因为工友们去外地出差而夭亡。我想郭福来之所以会写它们，是因为这些闯入他们生活的小动物反衬出背井离乡、过着集体生活的工友们的生存境遇。

李若在工友之家从事公益工作，参加过几次文学小组的活动，尝试写作，很快就在“网易人间”发表作品。李若的文章很受欢迎，阅读量非常大，有的达到几十万，成了名副其实的“流量女王”。2017年文学小组编过一本小册子《布谷鸟的啼叫声——李若作品选》，里面的文章都是李若两三年完成的几十篇作品，有诗歌，更多的是非虚构文学，把她打工十几年遇到的人和事，还有家乡发生的各种变故，都用文学表现出来。李若性格干练、倔强，也体现在她的文字风格上，不藏着掖着，寥寥数笔就把人物写得活灵活现。城乡经验是新工人文学中最常见的主题，李若也不例外，她经常写的两类故事，一类是故乡以及生活在故乡的父母、亲戚和老家人，在她笔下，家乡、故乡是逐渐衰败、凋零的“变了样的故乡”，这是一个留守老人、妇女和儿童的“恶”故乡。在《布谷鸟的啼叫声，令我双眼湿润》一文中，李若借回忆外婆一家的人事变迁，讲述了一个童年时代热闹的、人声鼎沸的外婆家，一步步变成老人去世、其他亲友天各一方的故事，其中，外公不适应城里生活、回乡之后自杀以及表妹在深圳某工厂打工一年变成精神病的细节，成为家族记忆中无法抹去的创伤。如今，“外婆家曾经热闹的小院，已经墙倒屋塌断瓦残垣，院里杂草丛生，一派凋敝，荒凉得不忍直视”15。在这种看似人之常情的生老病死中，出生于70年代末的李若描述的是从“小时候”到“人到中年”这三十余年中国乡土社会的沧桑巨变。李若擅长写农村女性的悲苦、悲催的命运，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随时有可能失去生命的女性，这其中也有她个人生命的印记。《穷孩子的学费》是写小时候李若交不起学费变成失学儿童的故事，《红薯粉条》是十二岁的“我”帮爸妈做红薯粉条、卖钱的往事。第二类是城市以及在他乡遇到的打工者的故事。如果说故乡处于某种社会失序状态，那么在城里打工的故事则更像奇幻化的江湖。如《留守男女性乱相》一文中记述了几对“露水夫妻”“临时夫妻”的故事，其中大饼老板老彭的故事最传神，开头第一句就是“老彭的女人跑了！这条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在整条街上传开了”16，想一夜暴富的老彭，赔了夫人又折兵，最终饼店被转卖，老彭消失在茫茫人海中。李若写了很多打工中遇到的小人物的故事，如向父母以死抗争才获得爱情的打工妹燕子的故事，如美食城里保安队与小姐的故事。还有一篇《我的老板们》，写的是李若打工过程中遇到几位小老板，这些老板都是做小生意的，比较抠门，想尽办法节约开支，让工人多干活，这种看老板的视角也只有从被雇佣者的位置上才能体会。李若的文章虽然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故事，但这些个体的故事却代表着新工人群体的生活，成为这个时代新工人历史处境的文学见证。

四、“隐身人”：家政女工与尊严政治

新工人文学小组中，有好几位从事家政工作的女性。在《新工人文丛01：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文学作品集》中收入了七位家政女工的作品，分别是范雨素、李文丽、王成秀、施洪丽、赵新亚、尘埃和马湘湘，她们是文学小组的“半边天”，也是文学小组创作的骨干。从她们的文章中能看到家政劳动的特殊性，一是很难量化工作量，劳动过程中需要付出巨大的情感，最大和最难的心力成本是获得雇主的信任；二是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家对雇主来说是从社会、工作中回到自由的私人领域，而家对家政工来说却是工作场所，随时随地处在雇主的注视和挑剔之下。家政工是都市里的“隐身人”，是雇主家中看不见的人，她们的文字表达了一种想获得城里人理解的渴望，不再遭受雇主的怀疑和歧视。

范雨素是2014年参加文学小组的老学员，她1990年代到北京，做过保姆、小学老师、打过零工。《我是范雨素》以“我”的视角讲述了一位家政女工的生命史，一方面呈现了兄弟姐妹的成长史以及大哥哥、范雨素等对文学的热爱，因为小时候哥哥有文学梦，使得家里有很多文学期刊，这让范雨素养成了文学阅读的好习惯，另一方面也呈现了自己作为单亲妈妈和家政女工在城市艰辛生活的场景。这篇文章带有清晰的女性意识。“我”的社会身份是女儿和母亲，“我”始终处于被抛弃的无“家”无“所”状态。长大之后离开父母之“家”，离婚后，独自完成养育女儿的职责。这种被抛弃的女性命运又与从事家政服务工作结合起来，“我”在雇主家也是别人的“家”。这种都市家政女工遭受的歧视和不公使得“我”处于阶层（穷人）和性别（女性）的双重弱势状态。尽管这部作品写了太多人生中的不幸，比如大哥哥文学梦的破碎、大姐姐的死亡、丈夫的家暴等，但是作者并没有抱怨生活的坎坷，反而坦然面对人生中的各种遭遇。文中提到作为妇女主任的母亲，庇护村里的外来户。范雨素进城打工之后，经常受到城里人的白眼和欺侮，她却向更弱势者传递爱和尊严。范雨素认为人与人在世间相遇都是亲人，这体现在“我碰到每一个和我一样的弱者，就向他们传递爱和尊严”，“我在北京的街头，拥抱每一个身体有残疾的流浪者；拥抱每一个精神有问题的病患者。我用拥抱传递母亲的爱，回报母亲的爱”17，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的女儿也传递这种爱别人、爱弱势者的精神。这种爱不是强者对弱者的怜悯，而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互敬互爱，是一种平等的有尊严之爱。这种对他者的平等和尊重还体现在范雨素写了两篇关于记者的文章《2017，我采访了11个记者》和《我采访的记者》，这是少有的采访者成为被采访对象的案例，她用共情的方式体认到同样付出劳动的“记者”。这两篇文章逆转了记者与被采访者的权力关系，作为被采访对象的范雨素反过来“采访”记者，她以这种方式展现被采访者与记者的平等。借范大姐的目光，人们看到这些生活在大城市的一线新闻记者们也是不辞辛苦的劳动者，他们有的出身农村或小县城，通过考学来到大城市，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活压力。

与范雨素一样，李文丽、施洪丽、王成秀也从事家政工作。2017年，李文丽从甘肃来北京打工，这些年她换了很多工作，主要是从事照顾老人和小孩的家政服务。工作之余，李文丽积极参与鸿雁之家、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文艺、文学才能，能歌善舞，也能做晚会主持，是一位非常有活力、有才华的女性。文丽认为城市释放了自己的天性和才华，但也在家政工作中遭受歧视、苛刻和心酸。在她的文字中，城市仿佛分成了双重空间，一边是不自主、不自由的雇主家，一边是与家政姐妹周末聚会的畅快和放松。2020 年的“三八”妇女节期间，文学小组举办了一场题为“百年画卷里的中国女人”线上征文活动，来庆祝妇女节，号召工友们写写身边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家人、朋友。文丽的《我的母亲》就是这次征文的稿件，她写了勤劳持家、有爱心和正义感的母亲，也千千万万农村妇女的典范。施洪丽是另一位经常参加文学小组活动的大姐，她得了大病，做了手术，把自己描述为“按下暂停键的人”，即便如此，她依然积极乐观，用文学书写生命的坚硬和不屈。在《劳动者的星辰》中收入施洪丽的《一个四川月嫂的江湖往事》，是一篇带有自传色彩的作品，借个人的视角，展现了民间社会的众生相。施洪丽的另一篇作品《烹小鲜——按下暂停键的人》也带有个人生命色彩，“烹小鲜”既指老子的名言“治大国如烹小鲜”，又指施洪丽免费上的厨师班。这篇文章以她回村治病、参加村里组织的职业培训为主线，串联起自己家庭的故事，从出生、成长、到与丈夫相遇、相爱的经历，还有培训班的学员张琼、赵二狗、李君等人的故事，展现了与她同命相连的农村人几十年的众生相，“烹小鲜”的隐喻也能感受到经历苦难的施洪丽对人生“举重若轻”的洒脱和自信。王成秀也是一位喜欢写作的家政工，文字成熟，《高楼之下》以保姆的视角展现了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以及保姆与雇主之间的界限。

这些生活在社会基层、长年为生机奔波的劳动者，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活动是一种极端生命状态下的写作，也为紧张忙碌的生活获得喘息之机。新工人文学处于一种业余状态，其创作者是既从事家政、外卖、快递等体力劳动，又从事文学创作等精神劳动的双重生产的主体。

结 语

新工人文学小组的文学实践有三重意义：一是他们的创作反映了劳动者自身的喜怒哀乐，与主流文化景观中的他者形象不同，新工人文学是一种自主性和主体性的表达，从被书写者对象，变成了主动写作的劳动者；二是新工人文学小组提供了以文会友的空间，让劳动者可以用文学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生活和观察，可见通过文学小组构建的一种文化社区，对于劳动者来说有着重要社群和文化认同的意义；三是新工人文学以文学的名义呈现新工人的生活和价值，呈现工业生产和城市空间的另一面，把工人的劳动和生产过程作为表现对象，是一种打开生产空间的文学。21世纪的新工人文学没有凸显苦难的展示和悲情的诉求，反而渗透着劳动者的尊严感和包容态度，这种包容性体现为不像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那样直接书写阶级对抗和阶级仇恨，而是一种相对平和的社会态度和人性化的情感中展现一种个体化的困境。在这个意义上，新工人文学既延续了20世纪人民文艺的传统，又“借用”改革开放以来文学创作的理念和语言风格18。新工人文学是一种没有社会行动的文学实践，其文学表达本身变成了一种社会实践。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以文艺作品质量提升为导向的数字时代文艺批评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1AZD053）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盖伊·特立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范晓彬、姜伊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2 杜强：《鲁荣渔2686号：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时尚先生Esquire》2016年1月14日；王露晓、张紫璇：《衡水中学的反叛者》，《真实故事计划》2017年9月26日；赖祐萱：《外卖骑手 困在系统里面》，《人物》2020年9月8日。

3 项静：《自述与众声：非虚构文学中的素人写作——以范雨素和陈年喜为例》，《学术月刊》2023年第5期。

4 张慧瑜：《“发出我们的声音”——工人文学的意义与价值》，《新华月报》2016年5月号。

5 王春玉：《公益时代》，《皮村文学——工友之家文学小组作品集（2014—2015）》（第一辑，内部交流资料）2015年版，第123页。

6 范雨素、郭福来等：《劳动者的星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7 安小庆：《平原上的娜拉》，《人物》2021年第6期；祁佳妮：《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谷雨实验室》2021年11月18日。

8 2021年新工人文学小组开始编辑骨干成员的个人作品集，由志愿者与作者共同完成，目前已经编辑了9集，分别是《新工人文丛01：我们的世界——新工人文学小组家政女工作品集》（张慧瑜编选，2021年10月18日）、《新工人文丛02：凉热集——新工人文学小说选集》（志愿者尤阳编选，2021年10月26日）、《新工人文丛03：花辰之舞——马大勇作品选集》（志愿者陈晓琪编选，2021年12月18日）、《新工人文丛04：《微尘之歌——苑伟作品集》（志愿者陈晓琪编选，2022年6月27日）、《新工人文丛05：温榆河上的西西弗斯——小海作品选集》（吴翰洁编选，2023月8月28日）、《新工人文丛06：比一片羽毛更飘荡——李若作品集》（志愿者孟睿哲编辑，2023年10月4日）、《新工人文丛07：梦雨的世界——李文丽诗文画作品集（2018—2023）》（志愿者岳一凡编辑整理，2023年12月21日）、《新工人文丛08：从孙悟空到西西弗斯——一个小镇青年的打工生活史》（志愿者吴翰洁编辑，2023年12月22日）、《新工人文丛09：钟鼓楼大杂院——徐怀远文集》（志愿者吴翰洁编辑，2023年12月25日）。

9 10 11 13 小海：《新工人文丛08：从孙悟空到西西弗斯——一个小镇青年的打工生活史》（内部交流资料）2023年版，第4页。

12 小海：《可我从未将自己找到》，《工友之家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04：工厂的嚎叫——小海的诗》（内部交流资料）2017年版，第198页。

14 郭福来：《工棚记狗》，《劳动者的星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15 李若：《布谷鸟的啼叫声，令我双眼湿润》，《工友之家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05：布谷鸟的啼叫声——李若作品选》（内部交流资料）2017年版，第11页。

16 李若：《留守男女性乱相》，《工友之家皮村文学小组作品集05：布谷鸟的啼叫声——李若作品选》（内部交流资料）2017年版，第63页。

17 范雨素：《我是范雨素》，《久别重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17页。

18 Zhang Huiyu：Literature as Medium:The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Space of New Worker Literature，Positions: Asia Critique，Volume 31, Issue 2, 2023,pp451—471。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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