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编年体小说的时间结构——以《战争和人》《伪满洲国》为例
内容提要：新时期陆续出现的编年体小说，将史体中的编年体体例引入目录，是为了在章题处增设一种时间结构，从而和正文中新的时间观念形成对话关系。王火《战争和人》在章题中预设正向、进步的时间构架，以统合正文从“背面”描写的历史；迟子建《伪满洲国》在章题处的宏大、线性的时间建构，旨在用形式弥补正文虚化的、日常的时间之不足。形式特殊的编年体小说是历史小说的分支，其流变过程既彰显出新时期时间书写的分化，也见证新历史主义从崛起到衰落的过程。分析编年体小说的时间结构，对理解新时期“某某体”小说文体的新探索，以及扩展小说“副文本”目录研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战争和人》 《伪满洲国》 编年体小说 时间 目录章题
时间历来是叙事类文体极为重要的元素，“一个时间序列中的真实或虚构的事件与状态的讲述”被称为叙事1。在小说中，时间往往在正文中与人物、情节紧密相连，正如鲍温所言：“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2很少有时间能够从正文中脱逸而出，成为独立的、显现的、外在的结构。而新时期出现的编年体小说，如王火的《战争和人》、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却打破了小说叙事时间的常规，将本属于史书编纂的编年体体例，引入小说创作中，让时间首先凸显于小说目录处的章题中，又再现于小说正文的章题中，形成特殊的时间结构。于是编年体小说就有两套时间，一套是章题部分的结构化时间，另一套是正文部分的叙事性时间。
已有研究注意到编年体小说独特的章题结构，主要有两类研究方向。一类是整体研究，将编年体小说汇入1980年代的先锋叙事的脉络中，认为编年体小说的发生，是先锋派作家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变，是作家从叙事内容到结构形式的创新与推进，进而概括这类文体试验具有“跨界化”“先锋性”“装饰化”等特征3。另一类是个案研究，既有称赞，认为这是古代文体的现代性转化，让小说获得近乎史诗性的叙述风格；也有批评，认为该时间结构与小说正文叙事脱节，是作家设置的结构游戏4。这些研究从符号学、叙事学的角度，分析编年体小说的结构特征和形式特点，对理解何为“编年体”小说有帮助。然而，时间在编年体小说的章题结构中有什么作用，章题时间和正文时间又该如何互动，以及为何在新时期才出现体式特别的编年体小说，这些问题依然值得继续追索。为了让问题更加集中，本文选择以王火《战争和人》和迟子建《伪满洲国》作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两部小说之间对读，分析编年体小说在结构形式以及内容表现上的异同。选择这两部小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部小说的成书时间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学生态环境，通过梳理1980年代初的《战争和人》和1990年代末的《伪满洲国》的文本发生，能勾勒出作为历史书写的编年体小说其自身的流变过程。
一、“编年”成为章题：一种时间对话结构
编年体是我国古代史学文体中最古老的一种叙事形态，也是中国史体发展之源，最早出现于史书《春秋》中。杜预为左丘明《春秋左传》作注解时，将编年体定义为：“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5并且“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杜预《左氏春秋传序》），“年”成为编年体时间结构的统帅。故编年体是一种按照“年→时（指四季）→月→日”的时间框架结构，来编撰与记述历史事件的。在文学中，以“时间为经，事件为纬”的编年体，常用于文学史著的编写，通过叙述同一时期的不同事件，既能让交叉缠绕、纷繁不堪的文学事件一目了然，也能丰富历史细节，从而揭示更加广阔、生动和复杂的文学图景。
而严格按照编年体体例创作小说，却是不常见的文学现象。直到1980年代，才零星出现《战争和人》《西藏，隐秘岁月》《伪满洲国》等几部编年体小说。不常见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小说建立在一种新型的时间观念上，具有双重时间序列的转换系统，内含两种时间：“被叙述的故事的原始或编年时间与文本中的叙述时间”，这一性质赋予小说能够根据“一种时间去变化乃至创造另一种时间的功能”。6而编年体时间是一种单向的、线性的时间序列，它必须“尊重事件最初发生的编年顺序，在对任何特定事件所进行的原因或结果的分类中，它都将此当作不可逾越的底线”7，也就无法适应现代小说灵活多变的时间叙述。从晚清开始，新小说家便有意采用“倒装叙述”“交错叙述”8，打破编年体时间的线性叙事。到五四时期，这种时间叙述已经屡见不鲜，出现倒叙、插叙、预叙等多种叙述方式。新时期的小说更是对时间进行了多元探索，创造出“心理时间、迷宫时间和宿命时间”9等时间艺术。而恰恰在新时期，王火、迟子建等作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将编年体作为小说的章题结构，这无疑为小说预设了线性时间的叙述枷锁。
之所以将《战争和人》《伪满洲国》看作“编年体小说”，是因为二者借鉴了编年体中“表年以首事”的纪年结构体式，最直观清晰的体现，是两部小说目录处的时间结构。《战争和人》记述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到1946年3月 “国共合作”关系破裂，共计十年的历史。小说每节章题中，都有明确的时间提示，第一章“1936年12月”，第二章“1937年2月—1937年6月”，第三章“1937年6月—1937年8月”……一直到最后一章 “1946年2月—1946年3月”。同样，《伪满洲国》记述了从1932年到1945年伪满洲国从建立到崩溃的历史，十四年的历史均匀分布在14章的标题之中： “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第二章 一九三三年”…… “第十四章 一九四五年”。
在分析编年体在小说中的作用之前，首先需要理解编年体在史籍中的作用。历史学家之所以在史籍编纂中采用编年体例，主要是“编年”能确保过去发生的事件具有“一次性‘义’” 10，“看待一个‘事’是否为‘历史’的，就看它是否拥有自身存在的一次性证明——‘编年’正是其一”11。史籍中的编年由两部分组成，“除了‘年+月+日’之外，在‘年’之上，还有个‘人’的‘编年/纪元’符号，如‘汉高祖元年’、‘汉武帝太初元年’、‘唐太宗贞观二年’、‘民国五年’”12。“年、时、月、日”遵循四季流转、循环往复，是一种自然时间，而“帝纪编年”则是史学家人为界定的编纂时间，这才能“意味着人的‘一次性’的本质已被揭出，并且有了形式上的表现”13，也是“编”字之意的体现。所以，编年体是以“自然时间作为轴心”，以史学家界定的“主体时间”作为核心14。主体时间既根据“起始年代至终止年代来确定”15，同时也通过“帝纪编年”来组织。在“帝纪编年”的统筹之下，历史记载之事都要在其下展开，所以编年体史籍的历史，是宏大的、具有政治意识形态的历史。
当编年体例从史书进入小说时，作用却发生了变化。《战争和人》《伪满洲国》采用编年体的主要原因，不是要通过编年体展现历史的“一次性‘义’”，不是要凸显线性、宏大的历史，恰恰相反，是想形成对话关系，构成反讽的结构，从而表现历史的多面性、细微性以及复杂性。两位作家均不满足既有的历史叙述，想要以小说家的眼光，重新打量、激活和丰满历史。王火不满足既有历史只有正面的、进步的叙述：“有个现成的关于抗日战争的结论：人民胜利了！日本侵略者失败了！过去写抗日战争的小说都是这样写的。”16但除了从正面描写共产党领导抗战胜利外，王火认为还需写“与日本侵略者同步失败”的“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因为战争不仅仅只有“进步的战争”“正义的战争”，还有“反动的战争”和“非正义的战争”。17所以，《战争和人》主要是从主流历史的“背面”，写“蒋管区大后方和孤岛及沦陷区在抗战时期的人和事”，揭示“国民党这样的庞然大物当年是怎么会腐烂垮台的”。18
《战争和人》在目录处采用编年体结构，从1936年12月一直写到1946年3月，小说截取的时间段落，有着作家鲜明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判断。其起始时间定位在西安事变，承接之后的是国共两党合作，终止时间定在全面内战的爆发前夕，意味着国共合作的破裂。所以，《战争和人》摘取的时间段落，与其说是国民党的历史，不如说是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正如王火所言：“《战争和人》重点写了蒋管区兼及沦陷区，也通过人物重点虚写了解放区和游击区，并实写了共产党人在蒋管区、沦陷区的活动和牺牲。这切入角度是新的，却真实全面地反映了抗战的整体风貌，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9 “虽然地域主要是写蒋管区和沦陷区，但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当时所起的影响和作用应当正确反映，而且必需使读者感到和看到共产党的力量由于抗日而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变大，终于从敌伪手中取得了大片大片解放区，取得民心。”20所以，小说目录处的时间结构，契合的是“正面的”“进步的”历史书写逻辑，与正文着重叙写的国民党“后退”的历史，形成对话关系。小说其实是站在共产党的价值立场，对国民党参与的战争进行审视与反思。
正是出于这种政治目的和价值立场，《战争和人》的主体时间要比编年体史籍更加精细，在编年体史籍以“年代纪”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了月份，比如小说上编《月落乌啼霜满天》的前四章，分别为“1936年12月”“1937年2月—1937年6月”“1937年6月—1937年8月”“1937年8月—1937年11月”。相比于以年为单位的“年代纪”，“年—月”纪时在时段上可长可短，伸缩自如，体现作家对主体时间灵活自由的掌控。并且，编年体时间的起始和停顿，主要根据重要的政治事件来划分，比如第一章时间为1936年12月，对应的是“西安事变”；第二章时间跃迁到1937年2月，对应的是“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第二章终止时间和第三章起始时间为1937年6月，对应的是国共两党的庐山谈判；第三章终止时间和第四章起始时间为1937年8月，对应的是“八·一三”事件和淞沪会战，这些时间都具有明确的政治指向。
如果说王火不满足历史只有正面的叙述，那么迟子建则不满足历史只有以点带面的凝练概括。迟子建谈及《伪满洲国》的创作缘由：“我想一个作家眼中的历史和教科书的历史肯定是不一样的，教科书上的历史连溥仪、关东军这样的内容都寥寥无几，几笔带过，而且，那上面的肯定是一个概念化的定型的或者是说有历史公论的这样的人物和事件。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用概念化的想法去结构人物，那无疑是失败的。”21迟子建既不满足于历史教科书只攫取几个关键的时间节点，以点带面地概括历史，也不满足其只抓取历史上几个关键的人物，凝缩成高度概念化的人物剪影。所以在《伪满洲国》中，迟子建想要用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写作理念，“抓住那个时代众多的支流，串起一条消逝了的河流”。22
正如伊格尔斯所言：“如果一个人希望使那些无名氏免于湮没无闻，就需要一种从概念上和方法论上对历史的新探究，以便不再把历史视为一个统一的过程、一个许多个人都淹没不彰的宏大叙事，而将其视为一个伴随着许多个人中心的多侧面的流动。现在所关注的不是一个历史（history），而是多个历史（histories），或者多个故事（stories）则更好。”23迟子建用 “小人物写大历史”的创作观念，是在回应编年体史籍中以“大人物写大历史”的叙事模式。在“帝纪编年”的统制下，编年体对历史的叙述有的放矢，只关注重要时间下的重要历史事件，而匆匆略过不重要的年份。所以，尽管编年体的时间是连续的，但是不同年份的历史容量却大相径庭。《伪满洲国》虽然也采用了编年体体例，以十四章标题分述伪满洲国十四年的历史，但是小说中每一章又分为六个小节，既写见证伪满洲国兴衰的溥仪，也写吉来、王二小等历史上籍籍无名的小人物，通过众多的人物形象打开历史褶皱，展现历史的丰富性。并且，小说一章六节的布局方式，每一小节着重叙述一个人的故事，让每一年的叙述体量都大致相当，叙述均匀，历史也就不存在重要与次要之分。所以，相比于编年体史籍的以点带面的历史叙述，《伪满洲国》能更加深入地表现普通人物的纷繁复杂，更加细致地呈现每个年份中历史的细微末节。除此之外，《伪满洲国》还打破了编年体史籍“帝纪编年”的单线叙述模式。小说的目录章题虽然沿用了编年体的时间形式，时间从1932年逐渐递增至1945年。但是在正文章题中，《伪满洲国》又细化出三种时间刻度，比如在“第一章 一九三二年”下方，还写有“民国二十一年 昭和七年 大同元年”，分别对应民国纪年、日本年号纪年和伪满洲国年号纪年，对应三种不同的国家政体，是对政治性的时间的生动诠释。这三种时间刻度，与单线程的章题时间，构成对话关系，揭示出《伪满洲国》对历史是多面向、多维度的叙述。
二、“编年”进入叙事：章题和正文的结合与龃龉
在编年体史籍中，时间除了要遵循“表年以首事”外，还要在叙事中遵循以“年→时→月→日”的顺序，通过时间链的环环相扣，将“记时”与“记事”紧密结合，保证事件的真实发生，来交代叙述历史，即“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中国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备载其事，行于目前”24。如《春秋》开篇：“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25而小说若要严格遵循史籍中的编年体体例，只在章题处采用“表年以首事”的形式就远远不够，还要在正文中佐以时、月、日，更精准地标注时间，提示时间的在场，这样才能确保历史的“一次性‘义’”，接近史学的真实。然而，长篇历史小说的《战争和人》《伪满洲国》采用编年体的初衷，是想和编年体史籍中宏大的、点状的时间形成对话关系。正因如此，两部编年体小说在正文部分的时间叙述，就和既有的编年体史籍，有了很大的不同。
两部小说在开篇布局上，就和编年体史籍有很大的出入，两部小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从儿童视角进入历史叙述26。《战争和人》开头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十四岁的童家霆突然感到家里的气氛有点异常。”《伪满洲国》开头为：“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27因为儿童很少决定历史走向，所以鲜有史籍目光向下，将其作为叙述主体，更别提将其作为开篇叙述的对象。但两位作家均表示，选择儿童视角拉开历史帷幕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王火提及《战争和人》开头，“确为书的开头与结尾动了脑筋，花了心思”28。迟子建为确定《伪满洲国》开头，也“花去了整整一个白天”，认为这个开头奠定了小说的“叙述基调和语言感觉”29。事实上，“儿童”是在现代才被发现的“风景”，“儿童作为客观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然而，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儿童’不过是晚近才被发现而逐渐形成的东西。”30当小说以儿童作为叙述开篇，便具备了现代的特质。小说以儿童天真的视角进入历史，历史便从宏大的架构中滑落下来，时间也成为一种经验性的、日常性的、感知性的体验。《战争和人》的时间为“昨天晚上开始”；而在《伪满洲国》开头中，时间并未立刻显现，而之后缓缓而至的时间，也是和儿童吉来眼中的风景结合的：“四月午后的阳光是雪亮的。它把房屋和道路照得清清白白。清的是房屋，白的是道路。”编年体史籍中“年→月→日”确切的时间，在小说中反而成为模糊的指代，甚至可有可无，也就拉开了与真切历史的距离。小说开篇的儿童视角和时间描述，是对编年体史籍明晰的时间叙述的回应，鲜明传达出两位作家不同于编年体历史书写的态度。
但随着叙事的推进，两部小说对时间的书写又截然不同。《战争和人》在第一章开头的时间，是从儿童的视角写个人经验化的时间。但小说在第一章第二小节，便迅速与历史接轨，直接点明西安事变发生的确切时间，交待真实发生的历史时间及事件：“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六天——十二月十七日，国民政府已经明令颁布讨伐张学良，何应钦被特派为讨逆总司令，空军已经开始轰炸渭南。”31此外，小说在第一章“西安事变”中，屡屡将时间定格在“十二月二十一日”总理纪念周，“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蒋介石被释放，由张学良、宋子文等陪同离西安飞到了洛阳。十二月二十六日飞回南京”32。编年体史籍中“记时”与“记事”组合的叙述模式，落实到小说正文中。实际上，这种密集的、确切的时间，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并且贯穿小说始终。在时间的不断标识下，小说涵盖了中国抗日重要的历史事件，包括“西安事变”、卢沟桥事变、庐山讲话、“八·一三”事变、南京大屠杀、平型关大捷、台儿庄激战、广州沦陷、武汉失守、河南大饥荒、豫湘桂战役溃败、重庆谈判，等等。《战争和人》通过时间的屡屡在场，为小说搭建了一个清晰的、可供辨认的历史结构，询唤出真实发生的历史，从而为虚构的小说人物提供了真实的历史背景。
如果说《战争和人》在叙述历史时，仍遵循编年体“记时”与“记事”的叙述模式，那么在《伪满洲国》中，历史事件虽然屡屡在场，时间却总是缺席。《伪满洲国》在每一章节中，都会提及历史上发生的真实事件，比如1932年平顶山血案，1933年开拓团军事扩张，1934年共产党地下活动，1935年伪满宫廷内部矛盾，1936年抗日游击队军事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伪满洲的政治格局……直至最后一章1945年溥仪投降。但小说只在最后一章“一九四五年”写到溥仪逃往日本时，有明确的时间提示，从“八月八日，苏联正式向日本开战”，到“八月九日夜里，空袭开始了”，到“八月十三日凌晨，列车‘哐啷’一声闷响”，溥仪乘列车逃向中朝边境。而其余部分的历史叙述，时间都是一种模糊的存在。比如在“一九三二年”章节中，小说写吉来姑姑一家其乐融融庆祝中秋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和全村人一起被日军逼进平顶山洼地，扫射身亡。这段十分震撼的描写对应的是平顶山惨案。在历史上，平顶山惨案是1932年9月16日侵华日军在中国的第一场针对无辜平民的大屠杀，是日本军队实施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起点，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伪满洲国》虽描写到平顶山惨案，但焦点却在吉来姑姑等普通民众身上，以平民视角展开历史的叙述。小说时间也与民间视角适配，突出是农历的、节日化的时间，着重描写平顶山惨案前一晚的中秋节，写中秋节“圆月被云彩半掩”33，写“外面有了夜露的凉爽气息”34。时间是以模糊的方式进入小说叙述的，是通过景物的变化来暗示的。读者想要知道确切的时间，要从“中秋圆月被云彩半掩”的形容中，提取出1932年9月15日的时间信息，然后再在“子夜时分”“午后一时许”等时间状语中，察觉到时间已行进至1932年9月16日，这样才能和平顶山惨案进行联系。从民间视角侧面叙述历史，将时间模糊化，也就脱离了历史承载的政治意义。
在《伪满洲国》正文中，主要是对普通民众日常时间的书写。巴赫金认为日常时间“没有事件，而只有反复的‘出现’。时间在这里失去了向前的历史进程，而只是在一些狭窄的圈子里转动，这就是一日复一日、一周复一周、一月复一月、一生复一生的圆圈。”35但是在新时期小说中，由于心理分析、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引入，日常时间不再停滞不前。《伪满洲国》除了将线性叙述的编年体引入小说结构中，让小说增添几分历史的厚重外，在正文叙事中，作家还通过“自然节令和生命特殊时刻打破日常时间的平缓节奏”，“以传奇时间、生理时间、心理时间对日常时间加以补充”36，让日常时间焕然一新。这些极具现代性的时间描写，扩宽了时间的表现空间，既弥补了日常时间的不足，同时也冲破线性编年体时间所设的藩篱，使《伪满洲国》极具现代性和艺术性。但单就历史时间而言，《伪满洲国》目录章题处的“编年体”，更像是小说的形式外壳。小说在目录处采用编年体结构询唤宏大的历史，但在正文叙述真切的史实时，又将时间与历史剥离。于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件，反而成为小说中人物行走的背景，历史消融在普通民众琐碎的日常生活中。
分析《战争和人》《伪满洲国》的时间设置，是为了展现编年体小说的结构形式、叙事内容与时间之关系。首先，小说目录采用“纪年”的编年体体例，只是在形式上成为“编年体小说”。不能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是传统文体的现代复活。作家将不同文体、不同体例引入小说结构中，或许不是为了文体互通、文类互融，而可能是将其作为小说的反讽结构，与小说形成对话关系。其次，文体只是小说的一种形式表征，如果单从类型学的角度，考察编年体小说结构的共有特征，很容易忽略其内部差异，还需要将文体形式与叙事内容结合分析。从《战争和人》对编年体“年→时→月→日”时间的严格遵循，到《伪满洲国》搁置目录处的编年体时间，转而书写节日化的、日常的、心理的时间，不同编年体小说对时间的表现亦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正因如此，对编年体小说的研究，应该告别静态的结构主义分析，转而考察编年体小说自身的流变过程。
三、编年体小说：一种历史书写的新探索
编年体小说采用历史编纂的编年体，将时间前置，外化为显而易见的时间章题，无非是想突出历史对于小说的重要性。所以，与其将编年体小说视为形式特别的“编年体”结构的小说，不如将其归入历史小说的脉络中，考察其自身流变的过程。而编年体小说是新时期文学才出现的创作现象，要理解编年体小说的发生，以及时间为何会出现在目录中，首先要理解“十七年”文学所建立的时间书写规范。1949年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尚未全面建成，仍需要持续革命完成社会主义建设。所以在时间制定上，新中国宣布采用公元纪年，将自身纳入到线性的、进步的时间想象中，向着合目的性的方向演进发展。正因如此，“十七年”文学出现大量的线性时间叙述，尤其体现在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中，这两类题材也是“十七年”文学创作的“主要题材”。其中，革命历史小说在“十七年”历史小说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如《红日》《红旗谱》《林海雪原》《铜墙铁壁》等，革命历史小说为革命历史的书写提供了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这些小说都从共产党的视角描绘重大的革命战争，书写不断胜利的历史。
王火《战争和人》艰辛波折的出版过程，既直观地反映出“十七年”文学对时间书写的宰制，也反映出新时期以后文学时间的政治形态松动。尽管《战争和人》在1980年代才出版，但早在1950年代，王火就已经开始《战争和人》的创作，该书1960年代就“已写成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采用”37，出版社“评价很好，认为是‘百花园中一株独特的花’”38。也正是小说的独特，该书随后被 “极左分子污蔑是‘为国民党树碑立传’”39而惨遭封禁，书稿尽失。虽然该书和当时历史小说一样，在大量史实基础下，以多卷本细致展现广阔的历史画卷，但是由于是从“敌方”国民党的视角描写战争如何失败，写童霜威如何从国民党中间派最后转变成民主进步人士，打破了“十七年”小说所框定的从“我方”视角书写战争顺利的准则，也就动摇了当时的时间书写原则。直到1980年代，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背景下，文学创作强调“写真实”的现实主义，历史小说也有意突围，将笔触伸向此前被政治目的论遮蔽的历史题材，挖掘历史的多面性。所以先前被禁毁的《战争和人》，又受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重视，并迅速提上创作日程。但即便环境相对宽松，王火1980年代初在创作《战争和人》时，仍在目录处采用了编年体的结构，来贴合共产党历史叙述的时间框架，用一条线性的、进步的历史观念，来统合小说正文在国民党视域下的历史经验，明示这部作品在政治上的正确，为小说施加政治立场的保护锁。
1980年代中期，一些作家不满足历史只有宏大的、进步的叙述，开始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写作。新历史主义小说以民间的、个人体验的视角，执迷于野史书写，“不再重视旧历史主义强调的正史、大事件和所谓伟大人物及宏伟叙事，而是将一些轶闻趣事和普通人（非政治人物、领袖人物）作为分析对象”40。在时间上，新历史主义小说力图瓦解由大事记拼合的宏伟叙事，通过“时间的淡出和循环”41的方式，打破线性的、整体性的时间观念，恢复历史的冷酷面貌。扎西达娃于1985年发表的中篇小说《西藏，隐秘岁月》，是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前期代表作，小说章题的编年体形式，反映出新历史主义对时间的重塑。该小说按照公元纪年，将哲拉山区廓康村的历史兴衰分为三个清晰的时间段落，对应小说的三章标题：“1910—1927”“1929—1950”“1953—1985”。小说标题故意略去1928年、1951年和1952年，其中1928年为蒙藏委员会设立时间，1951年为西藏和平解放的时间，1952年为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时间。这些政治性的时间节点，均是在西藏历史中反复提及的非“隐秘”的时间。而小说标题的“隐秘岁月”，指的就是不受历史重视的其他时间。小说章题处的断裂的编年体结构，与西藏的政治史拉开距离。而小说章题的时段设计，很难看见以“年”为单位层层推进的历史进程。实际上小说的时间观念，不是以历史的进化观念组织全文，而是以循环的时间观念建构西藏神秘的历史。小说在正文中的三个时段里，都没有明确的时间提示，主要讲述一位名叫“次仁吉姆”女性数次投胎化身，突出的是世代循环的历史观念。《西藏，隐秘岁月》的发表，正值新历史主义萌发的阶段，小说是在用一种显而易见的时间形式，宣明新历史主义对线性时间的不屑态度。而在之后的新历史小说中，客观明晰的历史时间变得越来越少，随之而起的是主观的、模糊的、经验化的时间。
1990年代末迟子建用编年体创作的《伪满洲国》，是一本“迟来”的小说。早在1980年代鲁迅文学院求学时期，迟子建就已经开始酝酿《伪满洲国》的写作，但由于对伪满洲国历史所知甚少，这种想法“很快就被其他的写作淹没和冲淡了”42。直到1990年作者赴日本东京访学，一位在“满洲”时期工作的日本老人询问迟子建是否从满洲国来，对于这段置东北人民于苦难的历史，日本老人的言语刺激让迟子建当即有种“蒙羞的感觉”43，促使迟子建必须以史家眼光直视这段苦难的历史。在大量搜集整理伪满洲国的历史资料后，迟子建对《伪满洲国》的构思呼之欲出，这才于1998年开始创作，并于1999年完成。《伪满洲国》从最初构思到最后成书，前后用时十年有余。
与其说《伪满洲国》的“迟来”，倒不如说是迟子建在等待适合《伪满洲国》创作的时机。对迟子建而言，伪满洲国的历史浸透着东北沦陷的创伤体验，而在1980年代，无论是新写实小说对历史的不屑一顾，还是新历史主义小说对历史的戏谑嘲讽，都是她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迟子建没有立即创作，而是沉潜下来，辗转各地图书馆，搜集伪满洲国历史资料。直至1990年代中期，学界批评新写实主义和新历史主义，虚化历史的创作思潮慢慢退隐，随之而起的，是“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热的再度升温。有研究表示，1990年代中期，“体制扶持下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再度成为国家传达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方式”，一度消退的“红色经典”如《红岩》《红日》《红旗谱》在市场中成为“重放的鲜花”，许多“革命历史小说”重拍为影视剧，许多新的革命历史小说也火热发行。但是，新时期革命历史小说的“昔日重来”，不是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的简单返回，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精神图腾：“它将维护旧有的革命理想与价值观的神圣性，新意识形态无法回避这份精神与历史遗产，仍强调这种正统继承者的身份。”44
迟子建于1990年代末创作的《伪满洲国》，既是对体制扶持下新文艺政策的回应，也是在新历史主义退潮后，对历史书写的一次文体形式的探索。《伪满洲国》在目录处直接亮明的时间结构，是从形式上对以往整体的、宏大的、线性的时间观念的瞻顾和流连，是对“十七年”线性历史的精神询唤。在小说正文中，迟子建也尽力确保所叙之事的历史真实。但是，在新历史主义来势汹汹地席卷后，小说也很难再像“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能对历史有一个“整体性”的描述。所以，《伪满洲国》又不得不在正文章题处分裂出三种纪年时间，并且在正文叙述中，又不得不沿循新历史主义、新写实主义的创作路径，以多位普通人物的日常生活，共同串联起伪满洲国的历史画卷。
在历史小说的脉络中考察，可以看出编年体小说的每次出现，都是历史小说发展的一种过渡状态。新时期之初《战争和人》的编年体结构，是竭力向“十七年”文学进步的线性时间观念的靠拢。而1980年代中期《西藏，隐秘岁月》的编年体结构，则凸显出新历史主义对时间异质的开掘，书写循环的、神秘的时间观念。到1990年代末《伪满洲国》的编年体结构，则代表着历史小说对“十七年”整体性精神的复归。编年体小说目录和正文两套时间编码的方式，体现出新旧时间观念的交接，应将其视为格式特别的历史小说。
余 论
编年体小说在章题处设置时间结构，无疑激活了目录、章题的阐释空间。就小说而言，目录、章题一般出现在篇幅较长的中长篇小说中，而篇幅短小的短篇小说，则不需要借助章题来切割小说内容。但是在中长篇小说中，作家也不想在章题处开门见山，亮明小说的写作脉络与结构，表明自己的写作意图，来固化小说的阐释空间和意义生成。所以，许多中长篇小说的章题目录，或是以“一”“二”“三”、“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等数字排序，仅作区隔和排版之用，如老舍《四世同堂》、茅盾《子夜》等；或是在章题中进行“断片化”的信息传达，如王安忆《长恨歌》中，小说前四章目录分别截取对应章节的一个意象“弄堂”“流言”“闺阁”“鸽子”，这些词语既不能完整涵盖其正文本的主要内容，章节的词语与词语之间也缺少内在的关联，也就将阅读经验指向不确定性。
大多数小说的章题，都采用上述的两种方式。但在新时期以来的“某某体”小说中则有了新的探索。除了编年体小说，还有纲鉴体小说《黑山堡纲鉴》、方志体小说《上塘书》《炸裂志》、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暗示》《青藏词典》《虎变：词典的准备》、歌谣体小说《檀香刑》《天堂蒜薹之歌》等。它们或在目录章题、或在正文章题进行文体结构的试验与创新。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以“纲鉴”样式、“纲、目、批注”的结构来记述黑山堡历史，“目”是对“纲”更为详细的注释。孙慧芬《上塘书》、阎连科《炸裂志》以“方志”体例，分门别类地从地理、交通、教育等多个方面，客观地展现地方史。韩少功词典体小说《马桥词典》则以词典形式创作小说，并附上词语的检索表。莫言《天堂蒜薹之歌》虽然在目录章题处采用“第1章”“第2章”的数字标注，但是在正文每章的章题下，都会摘取一段歌谣，用歌谣串联起小说的整个故事框架。这些小说将原本不属于小说的文体、文类引入到正文文本前的目录中，开辟了独具特色的结构形式以及意义阐释的空间。对于“某某体”小说，可以从如下方面进行思考和研究。
首先是从目录角度对“某某体”小说进行跨文体研究。正如巴赫金所言，小说“难以同其他体裁和睦相处”，是“讽刺地模拟其他体裁（恰恰是把它们作为不同体裁来模拟），揭露它们形式和语言的假定性质，排除一些体裁，把另一些体裁纳入自己的结构，赋予它们新的含义和新的语调”45。正因为小说的这种特性，小说能够融合诗歌、散文文体，诞生出“诗化小说”“散文化小说”，这种文体融合是两种文学文体的交互，是小说对诗歌、散文语言表达方式的吸纳。与之不同，“某某体”小说是将原本不属于文学文体的文体，收编到小说创作中。由于不同文体之间的互异，所以小说更多借鉴的是外来文体的形式和结构，并直观地凸显在目录和正文的章题处。所以对“某某体”小说目录的认识，既要关注文体互通、文类互融的交互，但也要留意不同文体在磨合中产生的龃龉。
其次是从“副文本”角度对“某某体”小说进行文本研究。章题是一种“副文本”因素，而“副文本”既是“整个文本的构成部分”，又是“正文本的互文本”46，所以具有文本内部和外部双重阐释的功能。从文本内部来看，章题是正文最扼要的意符，具有解释正文的作用。并且相较于序跋、扉页题辞、注释等副文本，“某某体”小说的章题参与到小说每一章节的生成，是小说叙事逻辑的重要脉络，对理解小说的结构与立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某某体”小说的章题是一种外来的文体结构，本身具有独立于小说正文本的特性，也很难全面概括正文内容。所以在分析章题与正文关系时，既要看到章题与正文在内容上的交互，也要看到二者在交互中产生的裂隙。这种龃龉反而可以作为“某某体”小说的症候，通向文本外部的研究，进而从作家意图、时代语境等多方面对其进行考察。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名著异文汇校、集成及文本演变史研究” （项目编号：17ZDA27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美]杰拉德·普林斯：《叙事学：叙事的形式与功能》，徐强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
2 [英]伊丽莎白·鲍温：《小说家的技巧》，傅惟慈译，《世界文学》1979年第1期。
3 邓小红：《跨界化·先锋性·装饰化——当代作家关于小说文本个性化结构的试验》，《文艺争鸣》2018年第8期。
4 向彦妮：《〈伪满洲国〉历史叙述的民间化书写研究》，2020年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5 左丘明注，阮元校刻：《春秋左传正义》（卷1），《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695页。
6 胡亚敏：《叙事学》，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3页。
7 [美]海登·怀特：《形式的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董立河译，文津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8 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9 张卫中：《新时期中国小说的时间艺术》，《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10 11 12 13 李纪祥：《“编年”论述——时间之镂刻》，《时间·历史·叙事——史学传统与历史理论再思》，麦田出版社2006年版，第218、221、222、222页。
14 15 周晓瑜：《编年体史籍的时间结构》，《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6 17 18 20 28 39 王火：《〈战争和人〉三部曲创作手记》，《文学评论》1993年第3期。
19 王火：《和平，是一种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王火答〈中国青年报〉记者毛浩问》，《王火文集》（第9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01页。
21 22 迟子建、郭力：《迟子建与新时期文学——现代文明的伤怀者》，《南方文坛》2008年第1期。
23 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4 刘知几：《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7页。
25 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7页。
26 颇为巧合的是，扎西达娃编年体小说《西藏，隐秘岁月》开头，同样也采用儿童的叙事视角：“十二岁的达朗去屋后撒尿，有一只红头蓝羽的小鸟在他前面。”详见扎西达娃：《西藏，隐秘岁月》，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1页。
27 33 34 迟子建：《伪满洲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31页。
29 42 43 迟子建：《伪满洲国跋一》，《伪满洲国》，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05、705、705页。
30 [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8页。
31 32 王火：《战争和人》，《王火文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17、73页。
35 [俄]巴赫金：《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巴赫金全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49页。
36 翟文铖：《日常时间的凸显——论新生代小说的“现实时间”》，《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7 王火：《失而复得的喜悦（后记）》，《王火文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711页。
38 王火：《关于〈战争和人〉答书城杂志记者问》，《书城》1995年第2期。
40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页。
41 王平：《虚构历史的魅力——新历史小说的文学价值》，《文艺理论研究》2018年第5期。
44 刘复生：《蜕变中的历史复现——从“革命历史小说”到“新革命历史小说”》，《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
45 [俄]巴赫金：《史诗与小说——长篇小说研究方法论》，《巴赫金文集》（第3卷），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507页。
46 金宏宇：《中国现代文学的副文本》，《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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