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力的弓弦上弹奏美的分寸感——论李少君的诗学建构
内容提要：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与诗学建构突破了“自然诗人”的定位，有着更深远的旨归与意义。李少君的诗学建构聚焦于一种诗意张力的生成，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诗人用“草根诗学”昭示了新诗的百年使命；在大陆与海洋的张力中，诗人用“海洋诗学”开拓了新诗的创作疆域；在人心与人世的张力中，诗人用“诗歌心学”引领了新诗的灵魂自治的修炼途径。在这些张力的弓弦上，李少君的诗歌是一种弹奏，诗论也是一种弹奏，维持住张力，也维持着美的分寸感。
关键词：李少君 诗学建构 灵魂自治
从易彬的《“自然诗人”李少君》一文开始，李少君作为“自然诗人”的形象越来越被人们认可。1李少君近年来出版的《自然集》（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神降临的小站》（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李少君诗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等多部诗集也在有意无意地加深读者对他作为“自然诗人”的印象。正如评论家张德明所言，“自然”构成了李少君建构诗意世界、表达人文理想的最重要的词汇，同时也是我们打开其艺术大门、理解其诗性精髓的极为关键的钥匙。2但是，“自然”仅仅是理解李少君诗歌与诗学的钥匙。“自然诗人”的命名在彰显李少君诗歌特色的同时，也在形成一种对诗人形象的固化与遮蔽。事实上，在李少君的诗学版图中，“自然”是其诗学建构的坚固地基与背景，却并非李少君诗学建构的旨归与全部。
当我们尝试对李少君的诗与诗论进行综合观照时，就会清晰地认识到李少君早已突破了“自然诗人”的定位，其诗学建构聚焦于一种诗意张力的生成——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意图用传统的同质性来激活当代诗歌的创作；在陆地与海洋的张力中，意图用海洋的异质性来激活自然诗歌的创作；在人心与人世的张力中，意图用二者的相互关系来激活诗歌作为心学的穿透力。在面对这些亘古又常新的矛盾冲突，李少君犹如赫拉克利特笔下的引弓高手，拉紧弓弦的同时，又能巧妙掌握那些曲线的张力中的和谐。
一、其命维新：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激活
在《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一文中，李少君郑重提出了新诗“其命维新”的使命，“居于现代层面的中国来源于旧邦的历史文化积淀，但它自身也存有内在创新的驱动力。不断变革、创新，乃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天命！这种亦旧亦新的特质同样可以应用在我们对五四以来新文化新文学、特别是新诗的理解上”。3新诗的发展也应该秉承中国文化“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气魄与天命，在新时代以创造之姿“确立新的美学原则，创造新的美学形象，建立现代意义世界”，这是李少君的诗学建构中对新诗使命的清醒认识。
新诗创作如何面对传统？这是自五四以来一直纠缠着现代诗人的问题，其中牵涉诗人如何看待母语语言能量的挖掘与激活，如何选择诗歌的审美体式，甚至牵涉新诗创作道路的抉择。这是新诗创作中的古今之争。面对这个问题，诗人需要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展现自己的答案，从而在新诗的发展中出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创作道路。一条道路是否定传统，希望用现代的异质性来激活当下的诗意。其中最典型的是穆旦在20个世纪40年代的创作，像王佐良在《一个中国诗人》一文中评价的一样，“穆旦的胜利却在他对于古代经典的彻底的无知”，穆旦诗歌强烈的叙事性、分析性和“抽象的肉感”与神秘的玄学色彩争执与共生的风格完全脱离了中国诗歌的传统，他们的诗歌创作是希望能够用现代的异质性来重新构建一种现代的诗，“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现代情绪，用现代的词藻排列成现代的诗形”4。另一条道路则是拥抱传统，希望用传统的同质性来激活当下的诗意。在新诗中还原古典诗情，在新诗史上也不乏其人，比如戴望舒《雨巷》中幽怨又彷徨的意境就犹如晚唐诗韵在现代遥远的回响，比如卞之琳那种精致的抒情中暗藏的“化古”的热情；到了当代的诗歌创作，仍有张枣、陈先发等诗人在这条创造性转化的道路上探索。“化古”的创作道路看上去是一条更为温和的道路，能够为更多数的阅读者接受。但是，真正实现“化古”并非那么容易，随着时代的变迁，古与今有了弥合不了的裂痕，古诗和新诗也成了完全不同的诗歌审美体式。“迟早有一天，我们终会承认新诗和古诗都是汉诗传统中有机的组成部分。”5
毫无疑问，李少君在面对新诗的古今之争时，他选择了拥抱传统的创作道路，当然，拥抱传统绝不意味着完全回归传统，而是希望借助传统从而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也就是说，对传统的认同并不意味着将新诗当作古诗去创作，而是希望复原一种激活的力量——那些激活了唐宋诗人的力量重新在当下再次激荡而突入新诗的氛围。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立足于当下，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激活才是李少君的诗学使命的选择。李少君“一再借用或挪用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和修辞来达成一种诗歌美感的现代生成，他自己可能也经常被这种美感所陶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不过是李少君一副华美的隐身衣，在他最优秀的那些诗歌中，他几乎毫无意识地被现代的招魂术召唤到了他身处的当下，最终，当下意识、现代修辞与古典文脉在诗歌中并置涌现，并呈现出某种惊人的协调一致”6。
古典文脉与当下诗意的相互激活，是李少君诗学建构的核心支点之一。为了弥合古今之争与中西之争中的各种裂痕，李少君提出了“草根性”的诗歌写作。“何谓诗歌写作中的‘草根性’，我的理解就是：一、针对全球化，它强调本土性；二、针对西方化，它强调传统；三、针对观念写作，它强调经验感受；四、针对公共化，它强调个人性。”7后来被论者称为“草根诗学”。草根诗学是李少君诗学建构中最坚固的一块基石，也是李少君诗学建构的逻辑支架。
如果在古今之争的框架中来理解李少君的草根诗学，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草根诗学所受到的传统的熏陶。那些风化流行的传统诗歌，有哪首不是个人性经验性本土性的呢？在李少君的四针对四强调中，有一个很明显的逻辑倒置——个人性是李少君诗歌写作与诗学建构的逻辑起点。只有在完成了个人性的写作的基础上，强调传统性、本土性的诗学建构才有坚实的基础。正如李少君所说：“一首诗歌或者一个诗人是否具有草根性，就是指你能否从里面读出其背景、生存环境、个人独特的感受与体验甚至诗人自身的学养、脾性。草根性同时还是很个人化的东西，个性气质一样的东西。是一种原创性的东西”8。个人性使诗歌具有独特的声音与辨识度，濡染着个体生命的气息，生命当下的体验、生存的处境、学养与脾性与语言结合氤氲成一种个体性的刻痕。
李少君的诗歌创作对个人性的追求是渗入骨髓透入诗本能的。清澈的语调、空灵的意境，又常以一种疏淡的旁观的间离效果，使李少君的诗歌创作极具个人性的特色与辨识度。其中《抒怀》就极具个体性的辨识度，“树下，我们谈起各自的理想/你说你要为山立传，为水写史//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写真集/画一幅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以及一帧家中小女的素描//当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树下”，就像杜甫在《登高》中以极其辽阔的视野写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同时，却以极其潦倒的个人生活“潦倒新停浊酒杯”来收束全诗一样，李少君以书写云的写真集、窗口的风景画，间以一两声鸟鸣的清新时，但最后的落脚点一定是来自个人生活（家中小女站在木瓜树下）的个体生命的锚定。
传统与现代的相互激活，只可能在个体生命深处才能找到那个焊接点。当诗人用来自个体生命深处的焊点将传统文脉与现代诗意进行焊接时，李少君的诗学建构就找到那个稳固的逻辑基点。在个体性的基础上，古典得以真正实现现代性的转化，从而实现传统文化与古典文脉的血脉传承。这在李少君的《二十四桥明月夜》一诗中得到清晰的体现:“一个人站在一座桥上发短信/另一座桥上也有一个人在发短信/一座桥可以看见另一座桥//夜色中伫立桥上发短信的人儿啊/显得如此娇嫩、柔弱/仿佛不禁春风的轻轻一吹”，这首诗是古典意境在现代新诗中焕发活力的典范之作。二十四桥明月夜，既是古典的意向，又是一种纯然的现代诗意呈现；而用手机发短信的现代场景，也获得了一种晚唐的风韵。这是传统和现代的相互激活。
当然，个体性只是李少君诗学建构的逻辑起点，作为一种逻辑必然，个体性必然要向更深更广的范围推演。事实上，并没有纯然独立的个体，个体总与民族和时代相连。近年来，李少君开始强调新诗要有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是迎合新时代话语的需要，而应该看作是其草根诗学建构的必然逻辑延伸。“新时代诗歌，应该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本身就包含了个体意识和民族意识，是建立在个体和民族基础之上又超越具体的个人和民族的。”9从个体意识扩展至民族意识乃至天下意识，使李少君的诗学建构中的古今之争获得了一种更为深远的意义，在其草根诗学中的本土性建构就上升到了一种文脉命运的高度。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的，新诗的创作也要顺应这样一种天命！
二、海天辽阔：大陆与海洋的相互引领
如果说李少君对传统的关注是意图用传统的同质性来激活新诗的创作的话，那么，对海的关注则是诗人意图用海洋的异质性来激活新诗的创作。李少君和海有缘，他在海南生活多年，主编过《天涯》杂志，创办过非正式出版的《海拔》诗刊，在当记者时曾在南海上航行过好几个月。2018年出版的《海天集》更是集中地体现了他对海洋题材的诗意书写。同时，推动了《三沙抒怀》《诗遇三沙》等海洋诗集的编辑与出版。诗人用诗歌创作与诗集编辑展现了他在大陆与海洋的相互引领中想拥有的一份海天辽阔之心。
李少君曾写过三首很有意思的诗，《我是有背景的人》《我是有故乡的人》和《我是有大海的人》，可以说，这三首诗构成了李少君诗歌大厦的三根顶梁柱，也构成李少君诗学建构的隐秘的结构图。诗人的诗歌版图，围绕着背景的纵深、故乡的归宿感和大海的浩荡与自由来展开。在《自道》这首诗中，李少君将大海与山水并列，并最终表达出他对海洋的偏爱。“在荒芜的大地上/我只能以山水为诗/在遥远的岛屿上/我会唱浪涛之歌//白云无根，流水无尽，情怀无边/我会像一只海鸥一样踏波逐浪，一飞而过/……海上啊，到处是我的身影和形象//最终，我只想拥有一份海天辽阔之心。”山水为诗与浪涛之歌互为李少君诗歌的两翼，而在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凝视中，大海所倒映出的身影与形象甚至大于山水中的自我形象，这完全突破了评论者对李少君作为“自然诗人”的形象塑造。
多数读者都将李少君对大海的抒写当作是其对山水抒写的自然延伸。刘笑伟评论说，李少君“写了不少海洋诗，那是一个诗人内心沉淀的深沉之作，是当代诗歌中书写海洋的重要收获。这些风格独特的诗作，既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又有别于传统”。10但是，刘笑伟没有具体阐释这些海洋诗是如何有别于传统的，而是延续着“源于古典山水田园诗”的思路来展开他的论述，这其实也是多数李少君的诗歌阐释者展开的思路：将他的海洋诗看作是李少君诗歌版图的开拓，自然，在陆地的山水之外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疆域，那就是海洋。如果将海洋看作自然的一部分，那么，李少君的“自然诗人”的身份又得到再一次的确认。
将海洋看作是自然的一部分，这是地理的事实。但如果将海洋诗看作是李少君“自然诗”的一部分，就很容易用“山水”的自然覆盖作为异质性的海洋元素，海洋意象很容易被看作山水意象的同质化延伸。在这种阅读逻辑下，读者常常会用“山水自然”的经验模式来覆盖诗人与海洋的相遇所碰撞出的新鲜经验。事实上，李少君的海洋诗歌的真正意义并未得到有效阐发，其价值被严重低估。在我看来，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中，“海洋诗歌”是可以和“自然诗歌”形成一种并列与对等的关系：海洋诗歌并不是自然（山水）诗歌的一部分，而是有着同等分量的并列的一部分。
或许借助于哲人的眼光，我们更能看清李少君的海洋诗歌的意义。借助于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海洋文化的分析和施密特在《陆地与海洋》中对陆地与海洋两种元素的争执的分析，并尝试着用这种眼光来观察和分析海洋诗歌的创作，就会发现，李少君对海洋诗歌的抒写与助推，正在给新诗带来一种异质与新鲜的诗歌经验。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通过“地理上的差别”真正想要阐述的是“思想本质上的差别”。 施密特则在《陆地与海洋》中展现了陆地与海洋两种元素之间的永恒争执。 最富启发的是，施密特展现了历史发展中的元素—空间的视野。在对“空间革命”之本质以及“家宅”与“船”的生存境域差异的精彩论述中，他把空间归结为一种生存论上的向人敞开、具有定向的有限境域，而人通过投身于元素中的栖居或行动展开着这种空间性。 这种空间革命与境域化的思想，为我们观察、分析李少君的海洋诗歌提供了一种方法上的参照。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在李少君的海洋诗歌的创作中，海洋意象是否作为一种元素真正境域化为诗人的内在生存视野？是否带来一种真正的全新的诗歌经验与生存空间感受？海洋诗歌，只有真正参与到一个人的生存经验之中，才能带来黑格尔所谓的思想本质的真正差别与转化。
海洋，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与审美的立足点，在立足点的转换过程中来敞开一种新的诗意空间。这里以李少君的《在海上》为例来观察这个诗歌经验更新的过程：“南海，鱼群经常向部落一样迁徙/迁徙过程中，红鱼部落会遭遇银鱼部落/海面上飘拂着一幅斑斓的织锦图案//在鱼的世界里，船和人是稀罕之物/我们每一次的到来都会引起轰动围观/鲣鸟汇集桅杆盘旋飞翔/飞鱼欢欣雀跃，在两侧你追我赶//红鱼一族、银鱼一族和鲨鱼一族/狂欢似的追逐着船尾的浪花，竞相潜跃/我们率领着一支鱼的混合部队/在大海上劈风斩浪，勇向直前。”在诗的第一节，诗人的观察视角仍然是一个审美者的观看，在诗的第二节，诗人开始尝试着以鱼的角度来反观，船和人变为稀罕之物。鱼乃是大海的原住民，从观察者的视角到鱼群的视角的转换，包含着一种诗歌意识的更新，诗人着将立足点建立在海洋之上。当然，这种尝试很快就退缩了，因为人毕竟不是鱼，也不可能从鱼的视角中寻求到可靠的海洋立足之地。在诗的第三节，诗人回到船与人的立足点，但却和鱼群形成一种共在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混合部队中，诗人获得了一种与海洋的新型关系，海接纳了诗人，而诗人也发现了一条可能的道路：在大海上劈风斩浪，勇向直前。诗人在这首诗中生动地展示了海洋意象的境域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诗人不是取消自身的视野而完全融入海洋，也不是海洋完全消融自身以适应诗人，而是诗人与海洋的相互包容与接纳，从而以海洋元素为基点，延伸出一条新诗抒写的全新领域。
以海洋的异质性激活新诗创作，从而为当下新诗的创作开疆拓土，这是李少君海洋诗歌的意义所在。事实上，在李少君那里，并没有“山水”与“海洋”的争执，他的海洋诗歌，更多地让读者感受到的是“海与陆的相互引领”。 诗人并不准备以这种海洋元素的诗歌经验否定过去的诗歌经验。海洋元素是一种诱惑，大海永远在重新开始，这种异质的诗歌元素的引入是为了激活旧有的诗歌经验，从而形成一种异质碰撞与相互激活。在大陆与海洋的张力中，李少君作为一个“有大海的人”，他的诗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浩浩荡荡掠过这一个世界”。从诗学建构的角度看，李少君的海洋诗歌关乎着新诗的异质性激活，如果上升到“海洋诗学”的高度，这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关乎新诗的命运抉择：投身于海洋，投入对未知而广远的生活的朝向与倾注，从而拥抱海洋般浩荡而自由的生活。
三、灵魂自治：人心与人世的相互交融
诗歌是一种心学。这是李少君对其诗学建构的总结和升华。诗人李建春认为这种诗学建构已具有与草根诗学同样的原创性和更强大的穿透力。“中国文学的心学意义，如果在批评上确立了，高扬一点说的话，其效果或许类似于圣人裁诗，对于接续中断百年的中华文脉，功莫大焉。”11心学，并非心外无物的传统心学在诗歌中的复活，而是体现出一种高度的灵魂自治，在人心和人世之间形成一种良性的交融与互动。“诗歌是一种心学，意思是，诗歌本质上是一种感受、学习并领悟世界的方式。心通天地万物，心是具体的、个人性的，但可以心心相通，以心传心。”12
诗歌是一种心学的判断，展现出李少君在诗学建构上既能入乎其内又能出乎其外的转圜能力。入乎其内，是对人心的微妙把握；出乎其外，是对自然和人世的浸染。这种人心与人世的相互交融在《神降临的小站》一诗中得到最为清晰的呈现。一方面，是人心：内心安宁但独自承受着凛冽与孤独。一方面，是人世：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缓缓流淌的额尔古纳河、一望无际的简洁的白桦林……当诗人在神所降临的小站以一颗安宁而谦卑的心凝望时，世界在诗人眼前次第开启。它把诗人带入一种更为辽阔的生存时空中，那些因为人的狂傲所丢失的领地又在人意识到自己的渺小时被一一赢回。这真是一种悖论，人越是狂傲，越是以为人定胜天，人在世界中失去的领地就越多。而人越是谦卑，越是意识到自己的渺小，他反而能在世界中赢得无限广阔的领地。我们随着诗人的眼光，越过狭小的自身，世界的丰富性逐渐展开：“背后，站着猛虎般严酷的初冬寒夜/再背后，横着一条清晰而空旷的马路……”在这里，它们不是作为背景展开给人看的，而是作为个人生存空间的开启而呈现给领悟者的巨大礼物，是与安宁然而凛冽的人心交融的人世。
心学，并不是摒弃世界，而是要以实现“灵魂自治”的心去感悟世界，体验人世的七情六欲。艺术的本质是情感的形式，而诗是最精粹的情感方式。心学，总是要向外开出“世—界”，所以，在李少君的诗歌创作中，人世的爱与欲、充实与空虚、安宁与喧嚣都有深度的触及与抒写。写亲情之爱的，如《例行问话》《傍晚》，那种人到中年后对家的眷念跃然纸上。“父亲的应答声/使夜色明亮了一下”，那种亲情的感觉，极具入世的烟火气息，又有出世的氤氲缥缈感。人到了一定年龄，父母就约等于故乡。故乡的视角就是父亲的视角。“我是有故乡的人/每次只要想到这一点/我心底就有一种恒定感和踏实感/那是我生命的源头和力量的源泉。”写人世之欲望，如《流水》《中年单身男》。《流水》是一首饱受争议的诗，也很难纳入“自然诗人”的阐释范围。但恰好有了《流水》，才使李少君诗歌中的人世有了实感，缺少欲望维度的诗歌只能让人看到人世对诗的阉割。净化到无欲的诗和无欲的人世一样可怕。“他那可怜的欲望/一会儿膨胀到吓人的巨无霸/一会儿又缩小到仅仅一丁点”，“每次，她让我摸摸乳房就走了/我在我手上散发的她的体香中/迷离恍惚，并且回味荡漾/我们很长时间才见一次面/一见面她就使劲掐我/让我对生活还保持着感觉/知道还有痛，还有伤心”，这样的诗句，并非不洁，而是恰到好处地展现了人世的粗砺与晦暗。李少君的诗，时刻抱持着一种分寸感，哪怕是写欲望，最终也是重拿轻放，起于肉身的沉重，而止于生命轻微的疼痛。写人世的虚无也同样如此，个人的虚无，会被山水、月亮和故乡弥补，时代的虚无，也在人世的喧闹中悄然填平。
李少君的心学，最终倾向于一种隐士的心学。他不激烈，而总抱持一种淡然的心态；他不沉溺，而总有一种旁观的睿智；他会自我呈现，但不会自恋到垂首自怜；他动情也深情，但不会伤至不寿。这正与他的心性相符，一切保持在一种分寸感上，生活如是，美也如是。李少君的诗，喜欢大中见小，典型如《碧玉》，“国家一大，就有回旋的余地/你一小，就可以握在手中慢慢地玩味”。当年潘维写《同里时光》，李少君一见，即大胆判断，这是一首写出即成为经典的诗，而李少君的《碧玉》，正是这种大中之小的经典重现。“什么是温软如玉啊/他在国家和你之间游刃有余。”李少君的诗论，则喜欢小中见大。从个体性延伸至时代与人民的主体性，极力呼应着新时代的要求，力求鼓荡起一种时代的黄钟大吕。当然，这与他《诗刊》主编的身份相符。这也是一种分寸感。人世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诗学的建构，太柔弱就偏于贫血，太幽微就偏于晦暗。所以还得有宏观的观照，不避宏词阔语，才有大的气象与风骨。
但人世最终会返回人心，才能在诗歌中得以确认。李少君的诗学建构中，诗歌作为一种心学，最终就是需要诗人做“一个灵魂的自治者”。《自白》一诗可以视作其夫子自道：“我自愿成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山与水的殖民地/花与芬芳的殖民地/甚至，在月光的殖民地/在笛声和风的殖民地……//但是，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最终做一个内心的国王/一个灵魂的自治者。”灵魂的自治，在李少君的诗歌心学中，有着一锤定音的功效。只有灵魂的自治者，才能不惑于人世，不空虚于人心，才能真正实现人心与人世的良性交融。只有灵魂的自治者，才能既得人心的幽微，又得人世的风骨。李少君的诗歌心学，得益于这种灵魂自治的修炼，最终在人心与人世的交融中，弹奏出了既有入世的烟火气，又有出世仙道气的动情之歌。
如果要对李少君的诗学建构做一总体观照，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诗与诗论是一种时刻处于张力之中的诗学建构。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诗人用“草根诗学”昭示了新诗的百年使命；在大陆与海洋的张力中，诗人用“海洋诗学”开拓了新诗的创作疆域；在人心与人世的张力中，诗人用“诗歌心学”引领了新诗的灵魂自治的修炼途径。在这些张力的弓弦上，李少君的诗歌是一种弹奏，诗论也是一种弹奏，维持住张力，也维持着分寸感，一种美的分寸感。“美的分寸感/呈现在她每一缕/精心梳理过的细腻的发丝上”，这种美的分寸感，也呈现在李少君的每一个词语的转折中。这样的诗学，“唯音乐的一丝琴弦可以勾画/唯诗意的一线幻想可以虚构其形象。”
注释：
1 易彬：《“自然诗人”李少君》，《文艺争鸣》2010年第2期。
2 张德明：《诗与真的和谐统一》，《红豆》2020年第9期。
3 李少君：《百年新诗的历史意义》，《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
4 施蛰存：《又关于现代的诗》，《现代》第4卷。
5 臧棣：《诗道鳟燕》，《天涯》2019年第1期。
6 杨庆祥：《在自然和肉身之间——关于李少君的诗歌》，《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7 李少君：《序言》，《21世纪诗歌精选：草根诗歌特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8 李少君：《关于诗歌“草根性”问题的札记》，《诗刊》2004年12期。
9 李少君：《诗歌要有开新时代风气之先的气魄》，《光明日报》2019年2月27日。
10 刘笑伟：《传统和诗意的回归》，《光明日报》2018年12月18日。
11 李少君：《草根、自然与心学》，《海天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87页。
12 李少君：《我的心、情、意（代序）》，《我是有背景的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作者单位：四川轻化工大学]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