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 摘 要

九十年代文学在当下日益明显地受到重视，以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真正按照年代学理论对之进行探讨的，似尚未有之。本文据此，从时间起止、空间范畴和参照性等方面展开考察，其意是想从最基础和最基本问题切入，来表达对如何规范和推进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想法。而这些研究，不仅具有学科自律的意义，而且也内在地蕴含了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判断及其对九十年代性的理解。因此，应该有必要引起重视。

● 关键词

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时间起始；空间场域；参照性问题

近些年来，无论是学者个体的学术旨趣，还是整体学界的研究趋势，都显示出对九十年代文学的重视。特别是最近二三年，更是将它当作一个重要“富矿”进行再开发，有关专题性的会议、栏目和文章颇为密集，以致形成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但我们也应看到，这种情形与其“富矿”蕴涵及其人们期待存在着较大差距，更不要说与成果丰硕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相比了。我们面临的一个显在问题是：九十年代文学研究越来越多，但真正把它当作文学史中相对独立且蕴含丰富多面并具有自己逻辑内涵的一个时段，自觉地按照“年代学”的理论对之进行探讨的，至今似尚未有之。这里所谓的年代学，“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是一种时间尺度，一种编次年代顺序的方法。”（《新编不列颠百科全书》，1980年版）从词源角度考索，年代学原为近代拉丁语chronologia，系由希腊语词头khronos与logia组合而在，意即关于时间的学问。

作为上承八十年代下启21世纪的一个“历史性的过渡”，离今已有不长也不算太短的年代学研究，九十年代文学“断代”的基本面到底是什么？这种“断代”中所包含的“跨代”又如何理论地给予解释？它有无自己的规范、标准和方法？如果有，可否将这种“断代”与“跨代”复杂关系的考察提炼成一个具有清晰边界和方向的整体性解释框架？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论辨析。这里的原因，倘要深究，固然与九十年代文学积淀不够有关，但更为重要也更内在的，还可从我们对一直延续至今、尚未终结的“长九十年代”的源头性认识框架那里找到根由。这也就是为什么会出现如人们所说的“八十年代有人认领，而九十年代无人认领”的尴尬状况。当代文学固然可将七十多年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宏观研究，甚至与现代文学合为百年，有的还可进而上溯近代古代甚至远古时代，但也不妨根据自己研究对象及学科实际情况，将其切割分段细析。这对饱和与拥挤而时间又不到四分之三世纪的新兴学科来说，是合适的。它虽不能改写文学史，但却对我们认识和把握作家作品、文学现象及文学地貌，是有裨益的，至少可给略显沉闷的“后四十年”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一个窗口。这也是人们面对复杂悠长历史采取的不得已的应对策略。

有感于此，也是囿于自身的知识积累，本文不想也无力就上述问题展开全面探讨，而仅就与之有关但又更为具体切实的时间起止、空间范畴和参照性问题等三个方面试作考察。其意是想从最基础和最基本问题切入，来表达自己对如何规范和推进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想法。无论怎么说，一个缺乏清晰边界、稳定范畴和学科自律的对象，它是很难有序和有效地展开研究的。

一 时间起止：“断代”理由与“10+X”涵意

这是九十年代文学年代学中歧义较大，也是颇为棘手的一个问题。按照玛格丽特·米德的代沟理论，往往以某一时段中心点——一般以十年左右，向两头延伸，来对年代进行划分。自然，这里所说的十年左右即“十年制”，是一个“约数”，其起止时间非要限定在1990年1月1日至1999年12月31日之间，似乎早、晚于它一天就不行。显然，我们是不能对之作如此简单的、僵硬的理解。事实上，它们彼此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并无多大差别。于是，对人文学科来说或许没有那么重要，并且往往很难作清晰区分和切割的时间起止问题，就这样提到了我们的面前。为论述方便起见，笔者将本文所说的年代时间起止简称为“10+X”：这里所说的“10”，是指“十年制”的九十年代文学，而所谓的“x”，是指九十年代文学的起点、终点、模糊区。

起点是今人站在后设的立场，基于某种观念对已然历史缘由的一种指认，从本质上讲是属于现代性范畴，是现代性的一种学术活动。所以，它也受到热衷于解构的詹姆逊的认同：“‘现代性’常常意味着确定一个日子并把它当作一个开始。无论如何，对各种可能性作出概述都是一件令人愉快，同时又具有指导意义的事，而这种概述又总是倾向于依照时序进行。”而对于九十年代文学来说，它因具有八九十年代之交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两个起点，由此也就有了它同时并置而又异同交叠的源流叙述。这也是九十年代文学较为特殊之处。而借助这样的起点，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段文学本身固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自然，对起点的不同理解和选择，也为九十年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不同的研究路径。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学者柄谷行人要说：“起点”（“起源”）这一东西，一定与某一“终结”相伴，至少，如果没有某种“终结”的实感的话，就不会有“起点”（“起源”）这个想法了。

在起点问题上，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比较流行的做法是，借助于“没有xx，何来xx”的概念，将其“向前推移”。现代文学领域，严家炎、范伯群以陈季同1890年出版中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和1892年《海上花列传》始载于《海上奇书》为依据，把现代文学的发端提前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已引起热烈反响。至于王德威将其上溯到1635年（下延至未来的2066年），更是极大地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然而，因为确立了一个新的起点，等于树起了一个新的界标，就会影响到整个文学地图的重绘。当代文学也存在类似情况，如“潜在写作”研究，把它上推至六十年代中期白洋淀诗歌，就是其中一例。九十年代文学是否也需这样，将起点上移至八十年代中期呢？这当然不无可以。事实上，有学者就是这样做的。如王秀涛为摆脱这种简单的硬性规定，重回文学与政治关系角度，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据，将1987-1992年作为九十年代文学的起点。但无论如何，它是有自身逻辑的。而从文学与经济关系角度讲，我们固然可以将思维眼光“向前推移”至八十年代中期体制改革政策的颁布和文化市场的萌发。“但问题是，如果将某种市场的潜在萌发当做起点，九十年代的思想变革由来或许可以上溯到八十年代中叶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那么八十年代就会分裂成两个部分，前者是七十年代的终结，后者是九十年代的先声。八十年代由此也就成为了两个时代的附庸，这种看法不仅仅是消解了八十年代中后期的转型意义，同时也因为将一个话语混杂的八十年代后期囊括进了九十年代，而泛化了九十年代的概念。”即是说，这在无形之中就“掏空”了八十年代文学特有的价值（又岂止是起点，终点、模糊区如处理不当，何尝不是如此）。正是基于这样认识，笔者还是不无固执地将九十年代文学起点，断在了八九十年代之交或1992年上。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固然需要避免简单、刚性或一刀切，可以且有必要对之作弹性的溯源或发生学的考察，但不能过于泛化。“历史研究有时是需要武断的”，借而用之，这句话放在对九十年代起点的“断代”上，也并不为过。可不是吗，勃兰兑斯在其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引言的开头，就曾用类似这样的一个句子对西方十九世纪文学主潮起点，作了简明有力当然也是不无“武断”的划定：“暴风雨的一八四八年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因而也是一个分界线”。可以说，在“后四十年”当代文学发生的完整故事中，八九十年代之交或1992年虽然只是构成年代性的事件之一，但却是极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一个时间点，它关涉到文学的整体走向和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事件，九十年代文学乃至中国社会文化或许会改变航道。

与起点相对应的终点问题，其如何划定，同样是与研究者对历史的理解有关，内在地蕴含了对九十年代文学的整体性判断。有学者主张超越现在通行的“十年制”范式，将其由九十年代末尾延伸2001年中国加入WTO即世界贸易组织，甚至把2008年奥运会当作终点。理由是，在“在接下来的分红中部分实现了其追求的实用主义和利润原则，并建构了一个成功和崛起的具有后发优势的现代民族国家形象”，2008年前后，中国发生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会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与詹姆逊在《六十年代断代》中根据当时西方政治、历史、经济演变的综合情况，将六十年代的“终结点”定在1972-1974年这段时间具有相似之处。不过，在这样阐释时，有两点似乎有必要强调：一是不能就终点谈终点，而应将其与起点及九十年代整体性联系起来，在更大的范围和时长内予以审察。二是不能忽略文学性问题，它还有一个文里与文外或文献考索与文学审美互证的问题。如果说上述两点有道理的话，那么，我认为将终点定在2001年可能更合适。这不仅因为它在时间上更接近九十年代，更主要的是它与我们这里侧重探讨的文学与经济关系即新世纪文学之“源”（而不是新世纪文学之“流”），具有更为内在的逻辑关联。这一点，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不久，严家炎先生就曾敏锐感知到它将对文学带来影响，表达了“忧虑，但不悲观”的想法。文学起点、终点问题，尽管带有浓厚的社会学色彩，其划定不能太拘泥，但也不能完全疏离文学主脉。否则，就有可能将“文学年代学”变成“史学年代学”，这是需要警惕的。

谈九十年代文学时间起止，还牵涉到一个模糊区问题。现当代文学年代学，现在大多以“十年”为基本划分，向前后再浮动几年。如洪治纲在新时期作家代际研究中为其设立了一个具有弹性的时间过渡区域，他主张，在“这个过渡性的区域段，应该包括前后2-3年，至于在这一区间内出生的作家究竟属于哪个代际，则要根据其创作的主要特征与哪个代际的共性倾向更接近”。他所说的“过渡区”，与我们这里所讲的“模糊区”词异而意同。类似的说法，在王尧那里也曾有，所不同的是，他将这个“过渡区”进一步敞开，并通过郭小川、蒋子龙、朦胧诗人等创作的实例考察，作为独立存在的“新时期文学源头”而展开，由此得出了“矛盾重重的过渡状态”以及“两个郭小川”和“两个食指（郭路生）”的结论。如果将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称作A与B，那么模糊区就是介于A与B之间带有暧昧性质的一个特殊阶段。其具体时间划定，我更倾向在1988年至1992年的这四五年。王蒙1988年化名发表的《文学：在失却轰动效应以后》，不妨可看作是一篇早到的九十年代的“时代悼文”。而在创作方面，王朔迥异于新写实、新历史、新市民的所谓的“痞子文学”，不经意间从城市文化角度为我们提供了模糊区阶段精神症候的样本，也可称为九十年代文学的“史前史”。

模糊区属于灰色地带，它较之相对明晰的前后八九十年代，往往蕴积着许多难以归类实则别具新意的东西，因而更纷繁扰攘。当然，模糊区不能滥用，也不能取代连接上下两端的两个年代主体及其与之相关的起点、终点。它自有其独特的意义和价值，但不宜夸大。在九十年代文学年代学研究中，如果抹灭或忽略了其最大也是最根本的特征“是市场时代的形成以及由此产生的复杂巨变”，那同样也是一种偏颇。

二 空间场域：第三种现代性与“复杂 多歧”的文学现象

空间场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它较之年代学所基的时间之维，似乎已越来越引起人们感兴。这里原因，分析起来，固然与时间与空间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矛盾统一体（时间是空间的第四维），在时空叠合的文学整体世界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但比这更重要的，我以为还是进入现代以后，随着资本发展和市民社会形成，人们面临比狄更斯《双城记》所说的好坏交织更为错综复杂的时代环境，现实生存困惑已非黑格尔式的建立在单纯乐观时间意义上的历史哲学可以解释得了，所以出现了对现代性的另一种解释，即对现实生存空间的重视超过乃至压倒了对已然历史时间的依赖。这也就是福柯所说的“当今时代已进入空间的纪元……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时间的关系更甚”，是本雅明所说的“第三种现代性”，即强调空间的历史性和现代性，以及法国空间理论家列斐伏尔、詹姆逊、哈维、索雅、布迪厄等理论之所大盛其道的主要原因。

任何时间定义中都包含着空间概念，在这个时间环节也包含着大量丰富的、却又是特定历史和文化内容。没有时间，就失去了历史之维和历史逻辑，当然也就没有亦不可能有所谓的年代学；而没有空间，年代学就失去了可以寄植的具体实存的场域，难以超逸线性因果思维拘囿，达到对纷纭万状历史世界的审察。这也可以说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个贡献，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已有了较好的实践。如谢冕、孟繁华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书系》和张瑜的《1916：新文学发生的年代学研究》（这种“一年制”的年代学研究，不妨可称作“1+x”）。前者，在借鉴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和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基础上，采用“拼盘式”“手风琴式”等原则。所谓“手风琴式”，就是指在选取的“一年”时段中，将笔墨“伸缩自如”地伸向历史空间的各个层面和皱褶，“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后者，运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通过大量钩沉和仔细阅读当时报刊去触摸那个时代的文学场，凸显被以往文学史所遮蔽的1916年这一特殊年代所孕育新文学发生要素，由之来解析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的必然和合理。它们与其说是年代学研究，不如说是更像文学场研究，准确地说，是以文学场方式进行年代学研究，或以空间方式进行时间研究。

当然，以上主要是就一般的理论和实践而言，返回到本文话题上来，所谓的九十年代文学空间，结合场域理论进行综合考察，它的实际含义，主要是指从原来的文学场、政治场向经济场、媒介场转换，实现彼此之间的相互渗透，并且越后经济场、媒介场越做越大，从而推动了文学市场化进程，改变了整体的文学生态，同时也给文学批评和研究带来了新的困难。在这里，一方面，革命或启蒙文学仍然存在，甚至是相当强有力的存在，为以前遮蔽或少见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网络文学、旧体诗词也开始出现，并且偏向日常世俗和娱乐，导致文学经验、文学观念和文学体系的更新，反映在研究上，则跳出狭隘的文本批评而向报刊、文学制度延扩，文化研究蔚为大观，原有的京沪“中心论”或曰“双城记”多少有些松动，长期被压抑的“异质文学”和“地方路径”开始抬头；另一方面，在此过程中，一直伴随着不无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与政治场、经济场、媒介场及其文化思想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论争联系起来，显得格外纷繁复杂。这种情况，从九十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讨论到九十年代末的“断裂”事件，贯穿九十年代始终，反思“漫长的20世纪”，成为彼时文学主潮的一个显著特点。尽管批判和质疑的声音不断，有的还相当尖锐，但我们从中仍然可以感到知识界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情怀。这也可从孟繁华、林大中主编的《九十年代思想文存》和罗岗、毛尖主编的《九十年代思想文选》两个选本所选的占有一半以上的“思想性”文章不难看出。也正因为如此，九十年代才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思想论争和随笔。自然，作为主体性的存在，更多的，它还是以作家感性而又沉潜的方式感知并提出问题。余华等一批先锋作家，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从原来偏重西方资源的现代先验和代入式，转向对“苦难”这一人与现实生存关联进行深度阐释，展示了文学对时代的隐忍、承担和逼视，而完成了自我“转型”。与之相关而又不尽相同，谈歌、刘醒龙、关仁山等叙述乡镇企业改革，有别于1980年代蒋子龙理想主义的高歌猛进，而是写出了个体在喧嚣社会面前无力感，并采用一种“分享”立场，于是原来形上抽象的现代主义失去了传奇般力量，现实主义不期然而然地出现了“复归”。

在这个意义，说文学在九十年代文化思想转型中“失声”，或所谓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有失公允。而这，看似矛盾或不可思议，但却符合布厄迪场域理论两个核心观点：一是强调场的“结构关系”，在这里，小至文学场自身内部，大到它与政治场、经济场、媒介场之间关联，它们彼此都不是孤立封闭的系统，而是都被放置于一个更大的权力场，并在这个权力场中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二是在这个由不同位置构成的互生共存的场域中，它们为了抢夺话语权的需要，彼此始终充溢着竞争和斗争，场域可以说是构成“诸多力量较量之场所”。这样来看，九十年代文学变化及在“后四十年”的源流状况，就不仅仅是外在政治、经济、媒介催化所致，而是在新的文学场域尚未完全建构情况下，抢夺话语权，以达到对文学的“合法性的垄断”的一种占位斗争。即是说，它是政治场、经济场、媒介场交互作用之对文学场折射的反映及其最终的结果。这种情况，在九十年代逐渐由现场批评走向学院派研究的语境下，它的意义和局限就表露得更为明晰：在纵横捭阖跨界驰骋思想、彰显开阔大气的同时，也使文学性在一定程度上处于被搁置、被忽略的状态。

讲九十年代空间问题，还需提及王德威主编的集合了美欧、亚洲、大陆、台港143位学者作家、161篇文章构成的《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这起始于1633年晚明至幻想之中还未到来的2066年为止，总计400多年的时长之内，“十年制”的九十年代共收入12个单篇文章，分别为：《台湾，女作家，边缘诗学》《从边缘到主流：王小波与王朔》《孟京辉与中国先锋戏剧》《何日“君”再来》《蒙马特遗书》《冷海情深》第一部现代亚洲男同志小说《一座“城”的故事》《香港的奇幻回归》《黑眼圈》《机器里的诗人》《韩寒的十六岁》等。在该书的中文版序里，王德威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学史的思考与书写范式深受西方影响，久而久之，一切被视为当然。然而，时间来到新世纪，我们必须放大历史视野，观察中国文学的变与不变。”这种“放大视野”，在九十年代文学中，不仅体现在体例和写法上打破常规的史的叙述，将议论、报道、抒情以及戏剧、影视、同志小说等泛文学等囊括在内，而且在内容和逻辑层面上向域外文学或域外学者作家扩展并以“域外为主”；即使讲域内文学，也由域外学者作家发声，并以“翻译为主”（12篇中有10篇是翻译）。这样一种多少带有“华语语系文学”理念——这也可说是“另一种意识形态”吧，我们或许难以完全接受，其所选择的偏于描述的、散点透视的、甚至带有后现代碎片拼盘式的有关内容，也与我们对九十年代文学认知及存在不甚吻合，乃至有较大错位，但它将文学放在跨域跨界跨语言的全球化视野中展开分析，并呼应文化现场的研究思路和做法，对于我们如何打破固化了的革命或启蒙或现代性文学史书写范式，有效还原和呈现包括九十年代文学在内的“复杂和多歧的现象”是有借鉴意义的。尤其是在迄今为止的几乎所有文学史，都用“附录”方式来叙述域外文学，实则无法重构和完善在全球化语境下域内现当代文学与域外世界华文文学“打通”的阐释框架的情况下，就更有必要值得重视。

这也提醒我们，在时空关系处理上，年代学需要建构一种被理论家所期许的融合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空间辩证法”：在这里，“后现代的空间转换并不是对时间的彻底取消，而是空间与时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现代时期的时间在后现代时期退居其次，让位于空间，却没有消失，或者说古老的时间范畴被翻译成了新的空间表达形式，时间退隐至背景性地位”。在“空间辩证法”中，“空间性保证了一种差异性和多元的状态”，而“时间作为一种同一性的保证和源泉，使辩证法得以将多元统一”。上述有关空间场域拓展及其学术实践，都可作如是观。这也可以说是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经验。

三 参照性问题：经典标杆与九十年代 两端的评价

所谓参照性，是指为研究寻找和建立一种与之有关的参比对象，以便对它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价。它相当于路遥《平凡的世界》中描述的田晓霞和孙少平的相遇，让她兴奋的是“孙少平为她的生活环境树立了一个‘对应物’，或者说给她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坐标’”。一定意义上，参照性是对年代学固有局限的一个突破和超越，它含有在更广大知识谱系和艺术原则范围来评判研究对象的意思。我们不能因为强调九十年代文学特质，而降低其有关的评价标准。须知，“将某个年代从绵延不绝的历史中分离出来作为相对独立的研究对象，前提是该年代具有自身的内在界定和阶段性特征”。也就是说，如果认同九十年代文学已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时段，那么，参照性问题的提出就是很自然的事。它只有破关而出，才有可能返回自身，发挥其“为问题寻找参照”（洪子诚语）的功能效应。当然，这里所说的参照不是研究对象主动提供，或摆在那里，它需要我们在深入研究中寻找和发现。因而，它包含了自我反思成分，也包含了对自己相异观点给予应有尊重的意涵。

具体而论，参照性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将九十年代文学放在与“五四”以迄于今，从鲁迅到莫言，从《十九世纪文学主潮》到诺奖获奖作品这样的大系统中，以此为参照进行定位分析。这种参照，因其经典或经典性，也许给人以某种凌空或压抑之感，但它有助于提升研究平台和水准。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经典或经典性的参照很多，思想艺术取向也不尽相同，需要理性把握。如以鲁迅与以周作人为参照，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大一样，它涉及到价值观问题。像前些年有的研究那样，为了强调文学自主性观点，不加辨析地将左翼文学纳入坚硬的文学与政治对抗模式加以排贬的作法，就不足取。因为它或许符合西方所谓的“普世性”，但却不符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理由是：中国革命道路是后进式的，中国当代也不同于五四时期，甚至不同于延安时期，“此时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它对文学文化的领导已由纯科学的理论进入了具体的‘政党实践’阶段，带有明显的实践操作的色彩，它较之纯理论思辨更复杂也更具探索性特点”。同时，它也不符合左翼文学实际——其实，左翼文学也不可一概而论，它并不反艺术或不要艺术性，其中不少作品还有颇为丰沛的艺术性蕴涵。而我们因受制于预设的自主性观点，往往有意无意地将这种艺术性遮蔽。“如果我们纠正了这种左翼文学缺乏艺术性的审美偏见，就会看到有不少左翼作品恰恰是通过文学性的力量才真正打动读者的，从而进一步调动形式中蕴涵的政治的潜能，最终化为历史的动能。”为什么八十年代倡导“重写”“重评”的钱理群等学者在此时多有反思和调整，而像王晓明等从九十年代开始秉持较为明确的社会主义立场和文化批判意识，我们是可从中找到解释的。

还有一种参照性与之不同，它返回九十年代文学自身，主要强调在这一时段的自我个性特质，即“九十年代性”问题。有关这方面，近几年已有不少论述，恕不在此赘列。这里我只想将笔墨向九十年代上下两端移动，按其时间前后逻辑顺序略述一二，姑且叫“前参照”和“后参照”吧。前者，主要以早于它之前的八十年代文学规范来对其作参比；后者，则用晚于它之后的新世纪文学规范来对之进行评价。也许与时间前后有关，所以面对同样的九十年代文学，参照性不同，彼此评判也有差异。李杨批评洪子诚，说他的文学观念中一直还存在八十年代的“思想剩余物”，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也必然导致对九十年代许多问题的看法与他们一代人并不相同，或者说，因对八十年代文学的不同理解，才导致对九十年代文学的不同理解。即使是将九十年代文学都称为“后新时期文学”，谢冕与张颐武的看法也不一样：“在谢冕这里，‘后新时期文学’的‘后’，被理解为‘新时期文学之后’；在张颐武这里，‘后新时期文学’的‘后’被理解一种中国特色的后现代”，意思是它“开启的是一个市民社会或世俗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认为这是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形态”。汪晖与之相类，把九十年代看成是“短二十世纪的终结”，意思是，它又回到了“长十九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王晓明、李陀、戴锦华大体也持此观点，故抛弃曾经执信的启蒙范式，转而用文化研究对九十年代展开批判，“认为它基本上是一个资本主导的、商业化的社会，造成了更多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等”。而贺桂梅等因在九十年代氛围里成长起来，接受较多的是对启蒙和现代性的反思及批判理论，有一个“九十年代原点”问题，所以对九十年代给予更多正面的理解，认为九十年代是反思的时段，“中国一方面在反思自己的二十世纪的革命遗产，另一方面又在一个新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里去探索自己作为民族国家的新的位置。……原来总觉得中国处在危机当中好像马上要‘崩溃’了，没有想到中国却‘崛起’了”。九十年代人文精神、《废都》、“断裂”尤其是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等讨论充满歧义，其中重要原因即此。

这里顺便说一下九十年代文学批评，作为一种参照，它的价值何在？除了与对象贴得较近，还没有形成足够史评条件，即同构性的局限外，它是否也给我们提供为一般“前参照”“后参照”所没有的另一种参照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无论如何，这种带有与时代同构的批评反映和体现了身处当时历史现场的人们对刚刚降临的九十年代的认知，他们既是“叙述者”又是“经历者”（其中有的还是直接当事人）的双重身份，他们批评显现的“经验事实”与“叙述事实”交融的特点，与我们今天完全靠“叙述者”基于逻辑演绎的“叙述事实”有所不同。这需要从更为宽阔和通脱的维度来对之进行评判，它也可以说是文学评论有别于一般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的一个独特之处。由此，想到了有学者对当年批评《废都》的反思和检讨，我在感佩其坦率同时，似又觉得是否忽视了另一层意义：这就是就具体的文本解读而言，现在的评判可能更客观公允，但从“如何真实反映和透视”九十年代思想状态的角度来看，当年这些带有强烈伦理冲动的批评又不能不说具有很大的代表性。作为年代学研究的一种参照，它们都有价值及其存在的理由，我们也不必非要以客观性或真实性为由，是非决然地对其作出贬褒臧否的评价。再说，《废都》的欲望叙事，窃以为是存在过于沉醉或分寸把握失当的问题，其中有些欲望尤其是性爱叙事很难说是艺术完全所必须的。且据王尧研究，在《浮躁》之后的散文集《人迹》中，贾平凹不少作品已经初步呈现了《废都》的某些精神气息，他在散文《人病》中也愤愤地说：“我们是病人，人却都病了”，王尧认为“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文本，无论是它隐喻、理性，还是作者的身份都呈现了种种复杂性”。这较之“批判说”“肯定说”或“先批判后肯定说”，似乎显得更为理性和客观，并因建立在文本细读和史料跟进的基础上，也令人信服。有人在谈及朦胧诗论争时指出，为了使研究回复到圆融、包容和理解状态，不仅要关注谢冕、孙绍振等“崛起派”的观点，也要关注程代熙、郑伯农等“反崛起派”的观点，有一个超越非此即彼，对异己观点给予应有尊重的问题。我深以为然。

如果这样的分析尚有道理，那么对当年有关《废都》批评，我们是否也应给予“同情的理解”呢？九十年代无论是作为年代学叙述，还是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都不可能不带有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对于身处同构状态的批评来说，固然存在“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和迷茫问题，但也有今天所没有的作为历史场域参与者的独到优势。从这个意义，我们说参照性就是历史性与当代性，寻找参照就是寻找历史与当代的平衡协调，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历史，将历史“重新问题化”。

余 论

以上所述，主要着眼于七十多年时长尤其是“后四十年”的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由此构成言说的基点，这也是包括本文在内的几乎所有九十年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在此想补充并追问的是，九十年代文学作为一种“断代”研究，它与任何年代学一样，在强调和突出自己“九十年代性”时，过犹不及，也有可能对其具有赓续关系的“文学源流”造成遮蔽。职是之故，所以我们在研究时，有必要把它纳入更大的时空范畴及整体性视域中进行审视，彰显其“不稳定的和正在形成的特征，而拒绝使现状确定化，并完全认同‘现状’的那种‘时期’描述”。只有这样，才能较好避免“断代”带来的简单、封闭与僵硬。当然，考虑九十年代文学研究不同于“重返八十年代”——它不是“借80年代，既能够发现‘十七年文学’的特殊性，也能够充分地把‘90年代文学’的问题打开”，而是除了“打开”九十年代文学，对八十年代文学与新世纪文学进行“连接”外，还赋予后者以发生学的“源头”性意义。所以不拟采用“重返九十年代”提法，而以“九十年代再出发”作为口号或命题。也就是说，九十年代文学只有在与新世纪文学的关联中，才能充分显示其价值。这是一。其二，尽管九十年代尚未真正远离，其下限至今仍有歧义，但毕竟已有一定的沉淀和积累，其中有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呈现相对稳定状态，所以是不妨可以历史化及史料研究的。事实上，这个工作已启动并诉诸实践，如有学者就从思、事、人、物四个维度梳理和总结了九十年代文学史料研究，提出了下一步“如何建构”需要注意的三个关系问题处理。自然，这种研究对研究者来说是需要进行“自我设限”的，而不是按照主观预设和最后结果，然后倒果为因地沿着逆向的时间顺序进行编码。因为经验告诉我们，“事情的发展与历史研究是相反的。历史事件的发生是A﹥B﹥C﹥D，但是历史研究却是相反的D﹥C﹥B﹥A，在这过程里面，我们往往忽略了很多事情。历史不是回去倒着扣，过度简单化的解释，我们常常因为这样而把许多论点搞错”。这也告诉我们历史化及史料研究要旨是超越狭隘的纯文本解读，将九十年代文学放置在需要不断阐释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当作一个相对陌生的对象进行考察，并不能也无法必然保证研究者对历史真实的“还原”。在这里，历史真实的“还原”以及“还原”的水平、层次与境界如何，不仅与“问题与方法”有关，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思想与观念”。

在文章行将结束的最后，我想起了三十多年前曾亲身感知和体验的九十年代大学中文学科的生存境遇。年龄稍大些的同仁可能有印象，因对突然而至的市场经济不适，包括现当代文学在内的整个中文学科，与具有密切关联的文坛一样，在进入九十年代的一段时间里，从曾经的“风光无限”，一度遭遇到了社会的冷落，处境尴尬。为此，教育部在全国高校的文史哲等传统基础学科，设置了带有扶持性质的40多个“文科基地”。这种状况，对于具有深厚积淀的古代文学乃至现代文学来说，也许稍好些，而对于以思想见长，以时评方式介入现实，而在当时又不得已刚从广场退回书斋的当代文学学者来说，其不适和转换就更为艰难不易。它的确也为之付出了代价。不过凡事都有两面性，这种尴尬，它也由之给当代文学学者提供了一个从“公共知识分子”到“专业知识分子”角色转换的契机（尽管带有无奈和被迫的成分）。也就从这时开始，当代文学领域悄然出现了批评与研究二分格局，并由之启动了学科化的进程。这种学科化虽然存在如不少批评所说的当代性缺失、人文蕴含薄弱等问题，但它却自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绝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是某些学者或刊物人为推促的结果。这也是我们从年代学角度考察九十年代文学时，需要注意的另一个问题。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