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加入中国作协的过程很艰难，也很简单；很漫长，也很突然。虽然很简单、很突然，却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且听我从头说来。

1968年2月，我出生于河北省成安县北郎堡村的一个普通农家，弟兄四人，我是老大。由于家里兄弟多，所以十分贫穷。细细回想，在整个童年里，我没有吃过一个完整的鸡蛋和一根完整的黄瓜。

我清楚地记得两件事。一是1978年夏天，我到一个小伙伴家里玩耍，正赶上吃午饭，看到人家盘子里的凉拌黄瓜，特别羡慕，口水直流。人家真是幸福，而我生在一个吃不到黄瓜的家庭，多么不幸。还有一次，过年时母亲为我做了一件军绿色上衣。我穿上后，欢喜雀跃，仿佛是全世界最光鲜的人。于是，我趾高气扬、挺胸腆肚地围绕着村庄炫耀，走了两三圈。

我的家乡虽然贫寒，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村中有一片上百亩的黄姓宅院，传说是明末皇室后裔迁移后建造的府第。其格式仿若故宫，其规模恰似山西的乔家大院。新中国成立后，这里就成了乡政府、学校、粮店、卫生院等办公用房。我的启蒙，也是在这里。

父亲在村里当会计，是一位较有名望的文化人。但真正给我播下文学种子的，却是从天津来下乡的知识青年。有一位名叫从维雄，是著名作家从维熙的堂弟。他与我的父亲同岁，两人便成了朋友。从维雄经常抱着我，讲述北京文艺界王蒙、刘绍棠、从维熙等人的稀奇故事。

上小学后，我开始阅读连环画。我们村距离县城12里，有一条柳荫掩盖的土路。每个星期日，我都跑到县城的书店，买几本书回来。小学三年级，我仿效雁翎队的故事，用铅笔在作文本上写下了一篇56页的小说，长达1万多字。这篇处女作虽然幼稚至极，可父亲还是表扬了我。倒不是我写得好，而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名字比较成人化。小学生写作文，人名大都是“小明”“小刚”“小芳”之类，而我为主人公取的名字是“任满天”“张乐升”等。

梦想的火苗，就这样悄悄地点燃了。

1979年，我考入县城初中。这一时期，新时期文学逐渐复苏。

有一次，父亲到安阳市出差，买了一本刚刚创刊的《小说月报》。这是我接触到的第一本文学刊物。县城图书馆是我每天的去处，文学书几乎全借遍了。我至今仍然记得那位图书管理员的名字——刘淑梅。

对文学的迷恋，耽误了学业，导致我成绩直线下降，排名落后。

越是这样，我越害怕被提问，害怕老师。于是，我就想着辍学。我再三给父亲写信，向他阐述学校的无聊，请求他把家里闲置的两间老屋借给我，我向他保证3年实现作家梦。

父亲大概是不屑于和我辩解吧，一直没有理我。

1981年暑假结束时，我做出了一个离奇的决定：出逃！于是，我骑着一辆自行车，沿着小路，向山东方向出走了。临走时，我偷了父亲20元钱，并留下一封信，信上写了一句话：我不回来了，我要当作家！

当时我才13岁，以为20元就是大款，就可以走遍天下。

出走的目的地也模模糊糊，完全是文学化的理想图景：泰山、青岛，还有大海，海上有仙山，山上有高人，云游山海，寻访高人。在路上怎么吃住呢？吃饭很便宜，一天5毛钱足够了；晚上就在野外的棉花或玉米地里，身下铺一张床单，头枕着自行车，昏昏沉沉就是一夜。至于以后天冷了怎么办、没钱了怎么办、还有父母寻子的焦急等，统统没有想过。

此行极凶险。当时正是1983年“严打”之前，治安形势十分严峻。

这次山东之行，有两次生命危险。一次是在济南火车站，半夜时分，我被一个年轻歹徒持刀威逼，搜身要钱，幸而挣脱；第二次竟然是在程咬金的老家——山东省东阿县黄河岸边的一片密林中，一个40多岁的歹徒，把我抢劫一空。

这次死里逃生，让我第一次真正认识到了自己的幼稚。于是，我乖乖地回到学校，重新拿起课本。

整个中学时期，我对于文学仍是懵懂且自卑的，总感觉自己不是那块料。于是，就拼命地写日记。

我写日记，与别人不同。别人大都简约，我却把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悟都用散文的笔调记下来，每天3000至4000字。32开日记本，正反面书写，正好200页，密密麻麻，不留空隙。每本10多万字，每月1本。

就这样，我在中学时期写了6年。后来上大学，又写了4年。总共写了10年日记，大概上千万字。

文学的第一要素是语言。这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基本功，犹如一个运动员的童子功。或许，正是在青少年时期这个最关键的阶段，我有意却又无意地进行了基本功训练。看似笨办法，却是好办法。

1985年9月，我考入邯郸师专英语系。在沁河边的学步桥旁，向文坛发起了真正的冲锋。每天写作，然后到邮局往全国各地投稿。但不久，沉重的退稿便像信鸽一样，翩翩飞回，又像铩羽而归的士兵，垂头丧气。我呆呆地坐在学步桥上，心壁落满蝙蝠，冰冰凉凉，似乎自己就是那位愚笨可笑的寿陵少年。

上百篇投稿，颗粒无收。

1986年春天，我在沁河边散步，看满城柳絮飘飞。回到教室之后，我开始写日记。写到柳絮如雪、扑面而来时，对生活、爱情的想象就飘飞起来了。通过柳絮，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自己的故乡、自己的母亲……不知不觉中，一篇自然酣畅的散文就出炉了。我工工整整地抄下来，再次满怀憧憬地寄了出去。不想几天之后，信鸽再次返巢。我心有不甘，便手拿稿子，毕恭毕敬地找到本市的一家编辑部，当面请教。但遗憾的是，稿子再一次被枪毙了。我失望至极，回学校的路上，赌气地把退稿直接寄给了国内最权威的一家散文刊物。

出乎意料的是，仅仅一周后，编辑回信了。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小小的信封，捏在手里，轻飘飘。开始，我的心底本能地涌起一股浓烟迷雾般的懊丧，以为又是退稿信。片刻后，忽然意识到了什么，一团红烈烈的火光骤然升腾。我小心翼翼地拆开来，里面只有一页巴掌大小的便笺，手写着几行字，大意是稿子收到，文笔不错，下期刊用，特此通知。

那是一个黄昏。恍然间，我感觉黑压压的校园内顿时天地澄明，芬芳四溢。

那是文学的光辉！

我的写作热情，在那个夏花烂漫的季节，火一般燃烧起来。接着，我又连续发表了十几篇作品。

1987年8月，河北省散文创作研讨会召开，我被推荐转入河北大学作家班读书。1989年9月，我从河北大学毕业后，到《邯郸日报》社工作。

到报社后，我主要从事新闻写作。在此后近十年的时间内，我虽然也获得了中国新闻奖等重大奖项，但心中总有一个作家梦，而这个梦想，似乎离自己越来越远了，所以时时迷惘，时时痛苦。

这期间，我偶尔也写一些小散文，并于1995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散文集《那一年，我十八岁》，但总感觉这都是小盆景、小制作、小清新。

1998年，全国掀起学习邯钢热潮。这是新旧世纪转折时期，国有企业在全面困难中面临着一次深层次的嬗变和改革，也是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大事件。

出于新闻敏感和文学梦想，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念头，用报告文学把邯钢经验和特殊意义记录下来，传播出去。由此，我也可以重新回归文学。

但是，障碍重重。我当时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日报记者。那时邯钢大门前每天车水马龙，《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大报记者频频出现，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另外，他们从北京请来3位著名作家，也在写报告文学。

后来，我费尽周折，找到河北省委宣传部，再三表态不要赞助，只是凭能力写一本报告文学精品，为河北争光。

几次三番之后，他们终于答应了，但邯钢的态度仍是不太配合，不安排采访。我只能自己去找基层工人、退休老干部。每天骑着自行车，在邯郸城里转，走街串户，到家里拜访。

然而创作，仍是超越想象的艰难。我出身农村，对工业知识丝毫不懂，而经济理论，对我来说更是枯燥。但我别无选择，只能硬生生地去研究、去攻读。

当时用的是台式电脑，有辐射。整整一年，除了采访，我每天十几个小时盯着屏幕看，眼睛就近视了，眼睛周围长出密密麻麻的肉赘，像微型海参。我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面部皮肤和神经太疲惫，再加上电脑辐射所致。刚开始，肉赘痛痛的，几天后，痒痒的，能搓掉。就这样，肉赘一边长，我一边搓。

除夕晚上，我在炼钢炉旁和工人们一起吃饺子。那一天晚上，突然发生了一次事故，钢水大喷。我下意识地急忙往远处跑，可一滴炽热的钢花还是溅在了我左手的无名指上。我本能地用另一只手去抓，顿时手上血肉模糊。至今，我手指上还留有白花花的疤痕。

也正是这一次事故，把我与工人之间的情感一下子打通了。

长篇报告文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出版后，在全国引起反响。

很快，我十分意外地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原冶金工业部部长李东冶邀请我写宝钢。宝钢上马以来，有关作品不下百部。老部长已经80多岁了，希望看到一本真正能对得起宝钢历史的书。

我到宝钢采访，有关部门也不是十分配合，因为宝钢有自己的文联，有专业作家，而我只是一个外来的无名小子。我在冷眼中用双脚踏遍了宝钢厂区和生活区，采访了上百位老干部、老工人，和他们交朋友，听他们讲历史。

可喜可幸的是，在北京，我受到了全面配合和支持。在原冶金部的帮助下，我走访了上百位老干部，找到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

《宝山》问世后，再次引起关注。李炳银、曾镇南、张陵、贺绍俊等老师都写了评论，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求是》杂志等处发表。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陈建功评价说，这部作品既凝聚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素材的辛勤采撷，也贯注了作家对历史、人生、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不仅再现了宝钢惊天动地的创业经历，而且把钢铁与人类、钢铁与国家、钢铁与政治、钢铁与工业以及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内在关系描写得酣畅淋漓！

随着《宝山》被关注，我也参加了多种会议、多种评奖。我走到哪里，大都能听到掌声。

此时的我，其实仍是严重不自信的，甚至感觉这一切都是虚幻的。

的确，我与各位评论家都没有见过面。但看到他们扎扎实实的评论，又觉得人家说的也许是真的。可只有我知道，我连一个市级作协会员也不是啊。之前，由于自卑，我从来没有申请过。

我不敢说出真相，在面对记者采访和填写作者简介时，就打马虎眼。

在一次会议上，我又见到了建功老师。

建功老师惊奇地说：“你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吗？”

我说：“还不是。”

建功老师怔了一下，说：“你赶紧填表吧，争取最近一批加入。”

我的确不懂事，便冒昧地问他：“您可以做我的介绍人吗？”

建功老师又怔了一下，点点头，答应了。

后来，我才知道，建功老师当时是主管中国作协创作研究业务的副主席，对于作家的评定，他是最有权威的发言人。

就这样，建功老师做了我的入会介绍人。

可是，我并不是市、省作协会员啊。于是，我向建功老师汇报了这个“隐患”。

建功老师再次怔了一下。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

“要不，我就先加入省作协，明后年再申请加入中国作协吧。”我说。

建功老师说：“倒是没有这个硬性规定，有好作品也可以直接加入中国作协。作家，还是要看作品。不过，你可以请省作协推荐一下。”

就这样，2003年，我跨过市作协和省作协两个台阶，直接加入了中国作协。

感谢中国作协，破格录取了我。

这也充分说明，作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中国作协的大门，始终向作品敞开，向作家敞开。而我的敲门砖，就是两块小小的“钢砖”。

在这一点上，中国作协，的确值得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