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要“四读”
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然而，由孔子所编订的“诗三百篇”当如何来读？夫子只讲了《诗》的艺术功能与社会作用乃“兴观群怨”，以及《诗》的思想意义“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并未对如何读《诗》作过具体的指导阐述，只是在与其弟子子夏（卜商）和子贡（端木赐）讨论到《诗》的时候，分别称赞他们——“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也”，特别强调《诗》对人的启发意义。
问题在于，读三千年前的《诗》，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吗？
答案是肯定的。作为经典文学作品最重要的标志，就在于它具有丰富而深刻的象征性、启迪性、审美性与正能量。《诗》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之“五经”“六经”“十三经”中的重要经典之一，是完全具备这些特性的。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读《诗》大致分“四步走”。
一读为诗
我们常说，如诗如画，诗和远方，诗意地栖居，皆具有美好的意象与象征。至少在四千多年前舜帝即说过：“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书·尧典》）唐代孔颖达为东汉郑玄《诗谱序》作疏：“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东汉许慎《说文》云：“诗，志也。”诗最本质的属性，就是熔铸诗人的思想感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志”既蕴含诗人之主体意识，亦指诗本身；离开“志”，便无所谓诗，故孔子曰“诗亡离志”。譬如《诗》所抒写的种种纯美爱情，均为人之共情——亦即“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周南·关雎》），写的是爱芽萌发，魂牵梦萦；“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诗·秦风·蒹葭》），写的是爱在远方，更在心中；“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小雅·隰桑》），写的是爱如磐石，忠贞不渝；“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邶风·击鼓》），写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真爱长厮守，携手慢慢老去。我曾在《〈诗〉为什么称经》中写过：“诗从华夏文明远古时代走来，甫一登场便惊鸿闪现，以‘诗言志，歌永言’式的天籁般的韵文旋律呈现——它是怎样神灵般拨动我们先民心灵深处那一根根善美的琴弦！”——故而从“开天辟地”创造之！我之所以说“一读为诗”，就是要去充分地感受它的美好，深切地读出它的诗情与诗意来。诗性，首先是美好的，深情的，动人的，它具有纯美而强烈的情感、思想与艺术的审美性和象征性。
二读为史
北宋丁度等撰《集韵》曰：“诗，承也。”如果将《诗》当作文学文本，那么，它最初所承载和呈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作诗最根本的目的又是什么？明代文学家、史学家王世贞提出“六经，史之言理者也”，明代思想家李贽亦讲过“经史相为表里”，清代大儒、史学家章学诚更进一步提出“六经皆史也”。《诗》正是为反映和评判“从前”以及“当时”的政治生态与人民生活应运而生，其作用即孔颖达所谓“承君政之善恶”。据史籍记载，孔子删《诗》之后传授于子夏，一直传到汉代，述《诗》者分为四家——其中毛公作《训诂传》（简称《毛诗》）——而最终诗脉单传完好保存至今者，仅《毛诗》一家。所以说，读《诗》者不可不参读《毛诗》，不可不了解每首诗所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诗之所指。譬如《诗·王风·黍离》三章之第一章：“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毛诗》释之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于宗周，过故周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宗周”指西周的都城镐京（今西安附近），“周大夫行役”的“周”指东周的王城（今洛阳），而由西周“变故”为东周，罪愆主责在于一人即周幽王，所以当东周某大夫因公出差路过镐京，看到曾经辉煌的宗庙长满黍稷，不由得发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之怨刺悲叹！我之所以说“二读为史”，就是要将诗还原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与语境中，使之有“根”有“指”。
三读为经
什么是经？《诗》为什么又称作《诗经》？经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所恒久遵循之规律，之常道，之法典。东汉刘熙《释名》曰：“经，径也，常典也，如路径无所不通，可常用也。”南朝宋齐梁时代的刘勰《文心雕龙·论说》亦云：“圣哲彝训曰经。”并在《文心雕龙·宗经》中详尽阐述道：“三极彝训，其书言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奧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其中，“三极彝训”指天地人所遵循之法典，“文章骨髓”指礼乐制度之精华。概而言之，经须具备四大要素：圣哲之彝训，恒久之至道，性灵之奧区，文章之骨髓。《诗》同时具足经之四大要素。南宋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讲道：“《诗》之为经，所以人事浃于下，天道备于上，而无一理不具也。”“诗三百篇”不仅蕴含着天道与人事之普遍真理，同时也是打开人们智慧之门的一把钥匙！所以孔子在《礼记·经解》中讲道，“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故《诗》之失，愚”“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譬如《诗·小雅·小明》有句：“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好是正直”似乎只是一句平淡无奇的大白话，然而，“自正为正”“正曲为直”，人能够做到“自正”而且“正人之曲”，便将“好”的全部精义包含进去了，正如俄国著名作家、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那样：“人一正直什么都好了。”《诗》之所以称经，就在于它具有普世性与真理性，这也正是《诗》作为经对人类社会最伟大的贡献。
四读为诗
通过之前的三读，不仅读到《诗》之美，探到《诗》之“根”，而且开掘到《诗》之所以为经；故四读仍然要还原成诗，回到叠加了美、“根”、经的生动的、形象的、丰富的、纵深的、活泼泼的诗之本体。《文心雕龙·明诗》云：“诗者，持也，持人性情。”“性情”亦即“志”，具体体现为“情”与“性”的二元性。《说文》云：“情，人之阴气有欲者。”又曰：“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情”为情欲情感，容易泛滥，使人沉迷涣散；“性”为智慧理性，闲邪存诚，引领人向上向善。所谓“持人性情”，既要求诗人所秉持的创作态度，要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同时亦强调诗所传达的价值理念，应有益于世风人心，“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正因为《诗》的独特内涵和作用是“言志”，即感物吟“志”，述“志”作诗；因而《诗》的核心价值则是因“情”启“性”，因势利导，启迪心灵，开发智慧，开掘“性灵之奧区”。的确，“志”为诗魂，诗可移人。故孟子主张读《诗》要“以意逆志”，并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阐明诗可以打动人心，成风化人。诚如孔子在《礼记》中所言：“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所以《毛诗序》亦云：“正得失，动天地，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也正是《诗》的普世价值与化世功能之意义所在。
读书切戒在慌忙，涵泳工夫兴味长。所谓经都是磨脑子的大文章，尤需学而时习，细细研读。西汉大儒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易》无达占，《诗》无达诂，《春秋》无达辞。”这正是经典作品所具有的独特性、丰富性、多义性、发散性与象征性。当然，对于《诗》的“四读法”，只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心得，不足为训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