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受当下消费文化的影响，本来生活经验就匮乏的年青一代作家，已少有人关注广阔的现实和探寻历史真实，也少有人去触及同龄人之外更广泛的生活和社会群体，更少有人将“生存”“思想”等概念作为文学本质来认识，而以追求艺术形式感为上。对此文学现象，学者贺仲明近日撰文进行了尖锐而学理性的批评，所言诚哉。

如此背景下，青年作家蔡崇达的创作却显示出不同凡响的品相，并令人瞩目。不同于当下大多数青年作家，他深入广阔的社会生活，以草芥般的普通百姓为书写对象，以其丰富的生活经验和独特的美学样貌，以“子一代视角”与父老乡亲进行心灵对话，饱满地讲述故乡闽南沿海小镇故人的百年故事，一个个生命切片方志般真切，既引人入胜，又深刻精彩。为此，蔡崇达2014年以《皮囊》（非虚构）创下500万册的销量，2022年出版《命运》亦创下了70万册的销售奇迹，并使自己成为近年来国内现象级的“80后”作家之一，深受读者喜欢。在近日影响巨大的“与辉同行”直播间《人民文学》场里，蔡崇达直言自己的写作是“写所有人的家乡”。

是的，蔡崇达十余年如一日，一次次追寻故乡泉州东石镇，深谙闽南风俗、民间信仰和神明崇拜，在东石人向海而生的艰辛与豁达的人生中，追问和书写他们的命运以及生生不息的意义所在、根基所在。近日，他又推出书写家乡东石系列人物画像的长篇小说《草民》，以一种归乡的美学情结书写族群属性中的个体面孔，揭示岸上人家人生与命运的多面性，关怀个体生活和精神困境，对话失败者的精神和信仰危机，体现出弥足珍贵的人文关怀和批判精神，尤其饱满紧致的细节，直抵世道人心；文字质朴而深情，充满生活质地和丰富的寓言性，使文本涌动着潮汐般的艺术触觉和张力。“故乡三部曲”虽还欠博大深厚，但蔡崇达把现实主义推至一种理想的新境地，在同龄作家中凸显其鲜明的个性价值，不仅为新南方写作提供了鲜活的文学经验，更为当代中国青年写作提供文学新质和更多的可能性。

草民命运与硬币两面

闽南山川丘陵瘴气台风肆虐，独特的生存环境造成他们不仅敬奉神明，更敢闯敢拼，漂洋过海讨生活。因此，东石镇自古以来都不缺时代的赶潮人，并因此成为富庶之地。如赶大海进发古丝绸之路，改革开放或问学或商贸，成就了无数时代英雄。当然“时代从来就是很难跟得上的，虽然我们活在其中”，挫折也会常有。《草民》七个岸上故事中，《台风来了没》《转学》讲述的就是失败者的故事，尤其前者就是“黑狗达”与蔡耀庭对话而成，是吾乡吾心中个体生活和精神困境的深切反思与生动突围。

曾经成为东石镇人生榜样的北京科学家许安康，以及他小学中学的追随者、曾经的大老板东石人蔡耀庭，他们一辈子都很努力，为了不像许父、乡人曹操那样活成一个笑话，他们青年时代就远离东石并功成名就，步入中年却面临破产。曾经的大成功很难面对失败后四面楚歌的人生，实在吞不下难过的许安康、蔡耀庭，内心坍塌到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他们一面近乡情更怯，一面却哀莫大于心死而成了回家乡“看台风的人”。当被台风海啸的大浪拍打在礁石上，他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总有人来看台风，明白只要松开抓着礁石的手，人就滑下去了，“不是以一个失败者，而是以意外的样子滑落”；他们明白了小时候为何奔走在台风里的乡人曹操像个湿漉漉的鸭子，是难以活下去才踟蹰在台风里，是人生让人活成鸭子的样子。蔡耀庭没料到自己人生企望的最后一根稻草许安康，也成为“看台风的人”，他下意识地抓住许安康的脚，也抓住了他们命运之门，两人难兄难弟般坐在巨浪里，“我们回去吧”。悲怆中，终于可以面对了，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最终没有把自己活成笑话，台风中他们脑海里的父父子子催生着新的成长，许安康的儿子找回了父亲。许安康、蔡耀庭回到日常和俗世，烟火香熏着他们又回到了人间。

失败者的故事，在大时代里比比皆是。2024年一开始，美国硅谷接连发生几起血案。外人眼里的完美生活是如此不堪一击，转瞬间就支离破碎。才华横溢、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踌躇满志、春风得意的外表下面，其实是一颗颗焦虑不安的玻璃心。一旦遭遇失业、离婚或人事等变故，难免倍感脆弱，走向梦碎时分的极端。一如蔡耀庭所言：“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命运：无论人怎么努力，最终还是会成为一个笑话。”蔡崇达笔下的命运从来都是硬币的两面，有坦途必有歧路，面对生活的各种挑战，与命运抗争，最终抗不过命的暂时失败者总是隐忍着归来，终于与命运和解，回归到日常，再不屈不挠地重新思考人生。无论如何，只要还有力气，就如蔡耀庭所言“觉得自己还是应该努力着赶紧回家”，东石就在岸上，东石永远都庇护自己的子子孙孙，因为根系扎进原乡，就能生发新芽，再度重生。诸如《命运》里从马来西亚归来的东来、西来，以及他们殷切的家国情怀；诸如不问孩子缘故，无条件关爱孩子的许母、蔡母等“死亡观摩团”的母亲们，还有东石“命运慢跑团”的父亲们。

在作者的“子一代视角”里，牵挂海上漂泊的亲人，东石镇的人们自然虔诚着民间信仰和神明崇拜有着自然的虔诚，有着草民们日常的生死欢欣、豁达超迈的人生观。他们一面随遇而安与命运和解，生死交付神明；一面又与命运抗争，把自我做好到极致。就如东石镇父亲们的“命运慢跑团”，都是些有生活障碍的男人，或患不治之症或人到中年不堪生活重负的失眠者，他们还是心怀希望，为了家人，“还要和世界杠的人”。黑狗达的父亲、黑昌们，他们的面孔坚毅而豁达，令人难忘。而东石镇的母亲们更是可歌可泣，向海里讨生活的人家，大风大浪吞噬了多少家庭的男丁，命运迫使无数的女主人力量大到无法估量，比如秋姨的成长。她们无所畏惧地生活，无所畏惧地变老，无所畏惧地接纳死亡，真的是苍凉，而又多么值得敬畏的人生——99岁的老灵魂阿太最为典型。东石的母亲们六七十岁就会自发组成观音阁义工团（黑狗达的母亲们）、“死亡观摩团”（阿太们），老闺密们手挽手去观摩，像孩子般成群结队打打闹闹，“大家越活越直接”，直至感知大限将至，便按照习俗欢欣嚷嚷叫家人把自己的床安放厅堂，以便在供奉的神明注视下安心往生，《命运》里阿太是团里最后住进厅堂的老人。还有《草民》里那群如猛虎般长途冲去问神明菩萨的老太，她们气哼哼地不明白命运为何如此多艰，菩萨为何不来东石镇为她们解难除惑。“我苦啊，菩萨我怎么办”是她们共同的心声，为此，她们挣扎在同样为人生所困的密密麻麻的老人群里，挣扎着到香炉前点燃香，挣扎着挤到蒲团上，“挣扎着在一片祈祷声中，声嘶力竭地诉说着自己的祈祷”，她们深知“这里的每一根香，都是某一个老人拼了命的一次挣扎”。她们认为长途跋涉求了菩萨，菩萨再忙也会“赶去东石帮我们”，老太太们又不顾劳顿，急匆匆地赶回东石了。蔡崇达就这么深情地描述着家乡的阿太阿母们，描述她们如钱币两面的命运，那些大苦大难和一地鸡毛的日子，琐碎又欢欣，同情而理解，悲悯更追问。

是的，肉身只是皮囊而已，人是来与命运抗争的，草民命运也可以生出欢喜，一如钱币的两面。东石人眼里，历经磨难的草民曹操最终活成佛了，因为他无论面对什么挫折，永不委顿，永远生活得超迈而乐观。这便是《草民》深处的哲学，是找到所有人的精神原乡。黑狗达的“坚强又凌厉的母亲”，自觉于曹操去世后遗留的善意，每天坐在家门口，边做手工活，边复活曹操对每个路人的问候：“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挺好的，你呢？”乡亲们在两两相会时，便有了东石镇的烟火日常，生生不息。

蔡崇达“故乡三部曲”的东石系列人物志，是赶海族群顽强豁达的生命观里一个个生动的个人面孔，每个个体至少是硬币的两面：阿太、母亲、曹操、应莲、秋姨，还有许安康、蔡耀庭、黑昌等，在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主题下，显示出多重的维度，充满着寓言性，一种多义性的文化寓言。蔡崇达书写东石族群的寓言，也是在书写自我的寓言。

族群方志与个人面孔

纵观三部曲，蔡崇达还乡式的家乡书写，既关注东石宗亲族群认知，更瞩目个人面孔。作者没有拘于泉州闽南风情展演，而是立足真实的族群文化、鲜活饱满的闽南习俗和日常生活形态，对泉州东石的历史、生活风俗、行为观念及其象征体系进行再现或重构。尤其《草民》，不仅使自己的书写有了地方志的内涵，更是由于借助一个个父老乡亲的个人命运或个人面孔，作者的自我表述抵达深刻的现实主义的艺术认知，以及一种还乡式的美学情结和丰富的文学张力，并以自己鲜活丰富的民间语文成就了一部野气横生的南方地方志。

《草民》七章，生动地描述了东石人七种人生状态，以此呈现了传统与现代、族群与个人、神明与世俗既充满矛盾又相生相应的东石日常。这些个体在相似的地理空间、语言与生活形态上所表现的性格和命运差异，又反向丰富了闽南沿海东石镇的族群属性，只有黑狗达、许安康、蔡耀庭等远离家乡又魂牵故土的人才可游离在族群边界，有了反观的视角，这也是叙述的现代视角，避免“他者描述”而多了“自我表述”的可能性，这也是蔡崇达化身“黑狗达”书写三部曲的“子一代视角”，以东石镇的子孙去追寻和书写：家乡的父老何以生生不息？那一个个熟悉而陌生的面孔历经了怎样的人生？

于是，作为东石镇的儿孙，蔡崇达书写了自己的太婆“阿太”，阿太沧桑坎坷，同时也深具力量；《欢迎你再来》里“命运慢跑团”的父亲与黑昌们；还有观音阁义工团的母亲们，“死亡观摩团”的阿太们，《草民》对女性尤其母性的书写令人动心。蔡崇达笔下的东石女性，她们是母亲，曾用身体作为容器，抚育儿女，用尽全力托举整个家庭，还经受滩涂、台风和海啸带来的伤害，甚至是丧夫之痛，却以强大的意志养儿育女向海讨生活。《草民》里赶海族群的顽强豁达的生命观里，是一个个生动的个人面孔，阿太、母亲、曹操、黑昌、应莲、秋姨等，他们生动的面孔让我们既看到命运无常，看到那束夜里的亮光，又看到人生值得。就如荒诞的生活里也不乏传奇，比如懦弱的曹操从出生被父亲高估取枭雄之名起就成为全村取笑的人，从此他就注定一回又一回担负起悲哀、无奈和苦难，历尽磨难无所依靠后，他突发勇气找到自己独有的方式，背着观音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穿街走巷，不厌其烦地向村人推销自己赶小海所得，并带去菩萨的问候和善良的祝福。经年日久，失去太多青壮年的东石镇老小们都感受到曹操的菩萨心肠，由此他也注定担负起人生的爱和生命的尊严，注定从年少时全村的笑话成为全村感念的一个传奇，一个乡村神明。

在闽南东石族群属性中，向海而生的开放性和信仰就有他们的多神崇拜，以及自圆其说的民间信仰体系，而其中的乡村神明就包括村村都有的神婆。三部曲里的神婆，每个面孔都清晰富有个性，也有其可爱之处。当站在神婆的视角，我们会发现《草民》也是关于鬼神的故事，鬼神的故事何尝不也是人的故事？南方各地都有放不下世间人事而死不瞑目的逝者，神婆向阿太讲述的那些东石逝者放不下的人生，不也是族群里有牵挂的或哀怨或酸楚的面孔？还有阿太与庙里大普公的生动对话，这也是“故乡三部曲”故事之下的另一些故事吧？可见，蔡崇达的写作在充满理想的现实主义主题下，显示出多重的维度，每个个体都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和人性，令我们看到那些不应该被忽略的、更阔大的世界。

《草民》中的《体面》表现了东石镇族群属性之一，即东石人以帮到人为体面。母亲答应了生活艰辛又不认命的应莲：只要被全村视为英才的儿子黑狗达从北京回来，一定与她聊聊，以解应莲精神之苦。应莲与命运抗争到连驻扎到她家的讨债公司都恐惧，都不得不撤离。还有同样不认命的寡妇秋姨，只要黑狗达回来，她就一再恳求他以一只手摸摸其智障儿媳的孕肚，以求生个健康孙子，随后又恳请他为不会说话的孙子摸顶。终于，孙子开口说话了，秋姨给在北京工作的黑狗达致电感谢：是菩萨（黑狗达借了菩萨的手）摸过的传奇。她要给孙子取名众生，“黑狗达啊，众生赢了，我们赢了！”信奉一只手帮助自己，另一只手帮助他人的东石，在作者眼里就是“一个体面的故乡”。体面的故乡，在蔡崇达笔下生发出一部生动的民间语文，里面活跃着东石岸上人间一个个鲜活永生的面孔，充满着生命的苦难与欢欣，也涌动着南方海洋潮汐的苍劲与蓬勃。

就这样，蔡崇达攀在乡亲的肩头，回望吾乡吾心的命运入海口，以《皮囊》完成在故乡和远方、理想和现实相生相应的成长。成长是所有人的，成长路上是阿太15岁时神婆说她“一辈子无子无孙送终”，但《命运》里的阿太却抗命一辈子，通透一辈子，“因为我很舍得”，透彻地知道“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侍候的”，皮囊而已。这个散发着生活智慧、生的欢欣，有着少女心的老灵魂，寄托着作者深切的爱和对母性的理解，如此老灵魂要经历多少人生才达到如此这般透彻人世、理解造物主的悲悯仁慈与造化弄人，当然是“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90岁高龄的她还不听劝告，下田种地，还自己攀高补屋顶，一如既往去码头当搬运工直至实在扛不动麻袋才罢休，“阿太必须赢”硬是扛到99岁。神话般的阿太，她只做她自己，用她的能量改变了所有家人的命运，包括自己的命运，颇具现代女性的独立自主精神。尽管阿太是劳动妇女，也不识字，却通透了命运的本质，不止于女性，而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可以说，《命运》是作者借99岁的阿太一生，来寻找所有人的来处，是一部关于所有人与命运抗争之书。

值得一提的是蔡崇达叙述艺术的探索。三部曲整体上的叙述是哈代式的还乡式美学情结，作品以一个“他者”的形象，即东石子孙“黑狗达”（也可视为作者化身）从外部环境中短暂“归来”——归来与离开——这是一个经典的小说模式。“子一代”的短暂“归来”，偶遇到一个个与己相关的不同的个体，因为家乡，也因为母亲和家族，作者深情款款地自我描述着一系列颇有生趣的前辈小人物，使一个个富有生气的面孔，鲜活地立在读者面前，人物也在叙述中实现着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颇具力量，并成就了小说的自足性。同时，《草民》以章节为一个个人物立传，既有古典章回小说的些许影响，又有后现代的叙述手法，作者叙事时而第一人称“我”或“黑狗达”，将叙事纳入回忆和全局的视角，时而像第三人称在说故事，这种后现代性，使叙事仿佛在感性和理性中游荡。可贵的还有，不同于当下许多青年写作缺乏充满生活质地的细节，蔡崇达的创作细节饱满密实，文字朴质而亲切，涌流不绝的是对人生值得的悲悯和欢欣，并深情融入一个个生动可感的面孔里，其可感可触的生活质地赋予了文本极大的艺术张力，“子一代视角”又如亲友闲坐，灯火可亲。蔡崇达以自己的现实关怀把现实主义推至一种理想的新境地。

蔡崇达说《皮囊》《命运》《草民》是“故乡三部曲”，至此，我以为是也不是。的确，三部曲是故乡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但文本内外更多的是故乡人认命与抗命的故事，是吾乡吾心直面人心与人世无常，人生是否值得的内省与反思，因此，这也是关于我们所有人命运的故事，是理想主义者在现实探寻人类精神原乡的现代寓言。当然，寓言的丰富性，以及更宏大的叙事还有待年轻的作者不懈的艺术追求，为此，蔡崇达的“故乡三部曲”才更凸显其现实意义与美学价值，蔡崇达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