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千里江山图》由正文三十四章（节）、“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及附录三部分构成。三部分之间可交相互证、互相发明。正文核心故事发源于一次真实的历史事件，其中人物、情节，也皆有原型本事可循。孙甘露以小说家身份“躬身入局”，于血与火的斗争这一特定历史氛围中，描绘时代和人物心理的细密纹理。然而在对时代暴风骤雨之变的“刚健”叙述中，亦不乏温婉动人的“抒情”之笔。作为“副文本”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可与书中人物及故事对读，说明“革命”与“情感”、历史和现实之内在关联。正文中数个人物或因“爱”而生出革命的热情，或因革命而激发“爱”，信仰因之与个体之“身”“心”密不可分。此种叙述，均可解作“革命”与“有情”的辩证，乃是对特定时代情感结构的颇具意味的艺术处理。《千里江山图》因是在“刚健”风格之外，兼有“柔婉”之趣和“空灵”之音，非独一味“实写”。

关键词：孙甘露 《千里江山图》 革命 有情 情感结构

《千里江山图》出版迄今虽不过年余，但论者甚多、成果颇丰，几乎题无剩义。但细细读来，可知在历史、谍战、先锋、革命、空间等关键词之外，尚能体会其间隐在的“抒情”之笔。作为全书“副文本”或“补遗”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书中人反复吟咏且为之心折的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凌汶以诗性笔墨追忆爱人龙冬的虚拟作品，等等，皆属此类，为读解全书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全书核心故事的“发动”，是打通上海至瑞金的千里交通线，“从上海到瑞金的直线距离，大概就1000多里地。但在当时是不能这样走的，必须绕道，这样的话就是3000里地”。此即《千里江山图》所以得名的原因之一。故事也并非虚构，乃是有原型本事可循。“小说《千里江山图》故事来源于中共党史真实的历史事件，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机关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重破坏，‘中央有关领导必须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一项代号为‘千里江山图’的绝密地下行动由此展开”。

全书故事发端于1933年农历腊月十五卫达夫、易君年、凌汶、秦传安等人参与的一场秘密聚会的暴露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收束于“千里江山图”计划完成，卫达夫等人决心慷慨就义，陈千里除掉卢忠德，之后负责把浩瀚同志安全地送至瑞金的重要时刻，此即“黄浦江”一节作为全书结尾的总括意义。此节末尾，即第377页，作者注明“2022年3月完稿于上海思南”，标志全书终结。然在接下来的第378页，有书信一封（即“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故事既已“终结”，为何“发出”书信一通？这封没有署名的信，因此既可解作龙华牺牲烈士的遗物，亦可读作书中人物相较于正文所述更为细腻幽微的内心风景：“也许该用密写的方式写在纸上，或者用莫尔斯电码编成一段话，但是所有这些方式，都只是试图在万一被发现时无法破译。而我真正想对你说的并非秘密，可以写在云上，或者写在水上，世间任何人都可以看到，但那只是写给你的。犹如我此生说过的所有的话，被你的眼睛、耳朵捕获，像是盲文或者世界语，它的凸起，它对自然语言的模仿，那隐约的刺痛或者句法，为你的指端所记取。”如是叙述，具体而微且极富诗性，叫人几乎自然地联想到作为先锋小说家的孙甘露常用的，颇具个人色彩的抒情笔墨。“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因此可与正文核心故事对读，其间参差对照及可交互发明处，或也包含着打开作品世界的另一路径。

一、“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与正文中的“抒情”笔墨

以笔墨浓淡论，正文核心故事涉及情感关系的，计有三对：陈千元与董慧文、凌汶与龙冬及陈千里和叶桃。龙冬和叶桃，皆属不在场的“在场”者，他们均未直接参与“千里江山图计划”，但却是理解全书核心故事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凌汶对龙冬的不能忘情，陈千里对叶桃的爱恋，皆是他们得以从容面对现实困境，内心始终柔肠百转却也壮怀激烈的缘由之一。他们的信仰，也因与个人情感的交互促进而内含着动人心魄的力量。“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全文诗情浓郁，内含复杂之情感寓意，乃是理解正文故事的重要参照，为切近20世纪30年代情感结构的重要一维。其意义如威廉斯所论，“[情感结构]同结构所暗示的一样严密和明确”，“它在我们的活动最微妙和最不明确的部分中运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进而言之，在特定的文学文本中，可以读解出“一代人思想与感受的形成”，尤其是“个人情感与身体经验对于思想的形塑作用”。“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重要段落与正文故事中人物情感和生命遭际的“互证”及其意义，亦可作如是解。

“我一直想给你写一封信，但是不知道怎么落笔才不会泄露”。这样的句子，或许出自董慧文之“口”。她还是年轻人，作品开篇时正和陈千元热恋，她怀有革命热情，却缺乏具体的经验。被捕入狱后，慌乱自然在所难免，因她不知“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她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她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她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她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身陷囹圄，危险步步紧逼，面对所爱之人可能遭遇的绝境，她不能不“动情”。“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但迅疾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她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陈千里初见她时，不由得想起叶桃。“千元真是跟他一模一样，同样的年龄、同样年龄的女朋友、同样在严寒中变得越发热忱”。

董慧文、陈千元因革命而相识相恋，初次见面是在地下党秘密机关。秘密机关在戏院边上，与戏院楼共用楼梯，时间合适时，可以听到戏台上演出的声音。董慧文第一次去时，戏院新编话剧演出已然过半，“舞台上马振华痛心疾首，楼道的每个角落都能听见她悲伤的声音，她准备写完那封信就去投江自尽”。马振华投江，并非虚拟人物的虚构故事，而是有明确本事可循。她的故事或也构成董慧文生活的参照，身在同样的时代，二者的境遇、心理却有云泥之别。在真实人物马振华痛心疾首决议轻生前后，董慧文接到上级命令去给陈千元送文件。“她去过那里三次，每次都是去送文件。每一次接到任务，她的心情都很轻快，像信鸽从天上飞越大街小巷”。那时候，“她已经爱上他了，只不过那时候她自己不知道”。他们相熟之后，他告诉她，他正在翻译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哥哥和他女朋友都喜欢涅克拉索夫，后来他也爱上了”。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是陈千里与陈千元的接头暗号。彼时他们都是年轻人，有热情、有追求，也正在形成能够让他们精神逐渐坚韧，心智更加成熟的信仰。“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尤其是陈千里，像陈千元年轻时一样，靠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度过漫漫长夜。他坐在火炉旁，“朗读、背诵，或者默想，直到头脑中充满声音”，尤为紧要的是，直到“叶桃和弟弟的身影从记忆中浮现”。涅克拉索夫的诗句在全书中时时跃现，既标举陈千里、陈千元和他们的所爱之人叶桃、董慧文在面对血与火的现实斗争时内心的坚韧和淡然，也表明“他们认识到了所从事工作的社会效应和巨大价值”。此间暗含着“革命理想主义”的巨大的，深具现实意义的精神效力。20世纪30年代初的革命理想主义观念成为他们信仰的核心，陈千元、董慧文、凌汶情感及精神的转变，即可视为革命自我修养的形成过程及其与现实极端境况的交互影响。绝密计划“千里江山图”发起并实施的并不漫长的过程，对书中人而言却是惊心动魄，生死常在转瞬之间。此种极端境况及其更为复杂的精神意涵，无疑在陈千里与叶启年、叶桃父女的交往中得到了可谓细致、深入的呈现——此处暂不细论，后文将有详述。

“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会分别。虽然，每分每秒都可能是我们永别的时刻。而如果我们能看着彼此分开，那已经是幸运了”。生死别离，是书中另一对革命恋人凌汶和龙冬关系的关键词。“大革命失败后，她和龙冬所在的地下工作系统遭受重创。龙冬在危急情况下紧急撤离”，凌汶则被敌人逮捕，数月后出狱，回到家中，“只看到龙冬离开前写给她的一封信”。她苦苦等了他两年，得到了他牺牲的消息。这一段时间，她的境遇如同柔石《二月》中的那位女性，丈夫在战斗中牺牲，她与两个孩子相依为命。那时她认识了易君年——一个隐藏极深的敌人，后者告诉她，《二月》封面木刻图案，是一条河，“河面上漂浮着树叶、雨水和许多人的面孔”。是的，面孔。这自然让人想到陈千里与老方围绕几位同志的“历史”的对话。陈千里要更为详尽地了解那次秘密会议参与者的过往信息而不是他们的现实表现，因为，“人的面貌很难看清楚，那是用他们的历史一层层画出来的”。其时易君年对凌汶的过往并不了解，他要考验她。“革命是大浪淘沙”，精神的坚韧至关重要，凌汶的爱人龙冬因大革命失败而不知所终。那个时候，“确实有很多人动摇、沉沦”。凌汶坚定信念的方式是回忆和写作，写作很多时候既是创造，也是回忆，回忆那些已然逝去的人物和时光，仿佛由此可以打开通往过去的秘密通道——一切真实不虚，如在眼前。

凌汶的作品是小说《冬》。她将自己和爱人之间的情感投射在虚拟世界中的人物身上。在小说中，那对恋人的如下对话犹如诗句：“‘我怕你有一天突然不见了，就像水进了大海。’/‘那你面对大海就能看见我。’”爱人龙冬虽然牺牲，却始终活在凌汶的情感世界中，活在后者所写的小说中。即便易君年出现，也不能驱散甚至取代龙冬在她心中的位置。她对易君年忽冷忽热、若即若离，或许就是在等待着趟栊门的最后的时刻。

叙述至此，作者一改此前“零度”笔法惯有的简省和冷峻，笔墨间顿生暖意，一股浓重的抒情意味瞬间弥散开。“再往后走凌汶却看见了夜空中的星星，那是一个露台，两侧砌着半人高的砖墙，夜里也不冷，空气甚至有些暖意，远处有狗叫声。她望着砖墙外面，周围房子高低错落。”“这些房子山墙连着山墙，瓦顶连着瓦顶，野猫在屋脊上一闪而过”。凌汶心想，“那天晚上龙冬是不是就像这只猫一样，往屋脊下一翻，从此不见踪影。国民党特务们找不到他，连她也找不到他。”无需太长时间，她就明白了龙冬消失的大致原因，以及眼前这个叫易君年的人的真实面目。但她此刻无疑身处黑暗之中，似乎“又朝黑暗的水底下沉”，她无法逃离，她即将与她所爱的人一般在黑暗中悄然遁去。

相较于出场不多也涉世未深的董慧文，凌汶心智要更为成熟，也更富革命经验，但她的情感、心理仍未得到充分的展开。真正较为完整的女性革命者形象，并非全书故事的具体参与者，而是始终“在场”的叶桃。关于谁该为叶桃之死负责，是陈千里、叶启年暗战的焦点。这并非显在的革命内容，却是横亘在二人心中久久不能释怀的心结。因崇拜时为大学教授、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世界语学者的叶启年，陈千里如同年轻人一般，时常出入叶家，也参加过以叶启年为代表的某个组织的活动。那是火热的革命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激情满怀，随时准备着参与到伟大的革命创造活动之中。陈千里左冲右突，方向不明，直到他认识了其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的叶桃。是她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了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她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

陈千里和叶桃的爱恋，正是始自他们识破投机分子叶启年的真实面目之际。正源于此，“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墙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这无疑是颇为动人的重要时刻，两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心心相印，他们读《上尉的女儿》，一起去学世界语。已然开始悄悄阅读《新青年》的叶桃思想迅速成熟，让陈千里隐隐觉得，“别处某个地方，必定有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在等着她”。一年后，叶启年真面目暴露，叶桃也进入了瞻园，也就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其时，叶桃置身的外部世界凶险万分，充斥着阴谋和杀戮，但与之相对的，则是因从事意义重大的工作给他们带来的内心的喜悦。在陈千里后来的追忆中，叶桃在瞻园的那几个月，“过得特别安宁，叶桃也特别快乐。”因为她“好像找到了真正有意思的工作”。那时候，“他们去梅花山，正是早春二月，虬枝上开满梅花，山坡上像笼罩了粉色云雾。他们心心相印，觉得整个世界退却到远处，眼前只剩下梅树、蓝天和那张脸庞。他们满心喜悦，一起背诵着涅克拉索夫：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这并不是年轻人坠入爱河后惯有的对现实的忽视，而是革命信仰铸就的强大内在力量。她为他指明了方向，“让他了解了一个人应该投身于什么样的事业，才会让人生变得更有意义”。构成他们精神资源的是《共产党宣言》《远方来信》《布尔什维克》和涅克拉索夫的诗集。更何况他们也在规划和憧憬他们的未来——既是世界的未来，也是个人情感可以寄身的未来，“一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地方。”信仰之力无远弗届，既可形塑个人身心，亦能承诺人与世界双重意义上的未来。

二、“革命”的“有情”，抑或“有情”的“革命”

饱含深情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及书中若干抒情之笔，皆可视为人物“情动”的时刻。“情动”不仅可以指称人物日常具有的普通情感，亦包含重要的精神意涵：“人是一个情感存在，一个始终在发生变化的情感存在。人的存在就是情感活动，affect是人的生存样式（存在之力）。而这个情感既是身体性的（活动之力），也是心灵性的（思想之力）。”行文至此，似乎可以稍稍宕开一笔，参之以真实人物的革命情感。1933年（与《千里江山图》故事设定的时间为同一年），在《我的创作生活》中，丁玲强调“她开始走上创作道路的1927年这个年份的特殊意义。这一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亦是龙冬失踪的时代背景），“在北京，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杀害，反动势力猖獗”。丁玲精神郁闷至极。是年秋，丁玲失踪数月后，她和冯雪峰的信以《不算情书》为名发表，内容包含着丁玲对冯雪峰的源出于“革命”的“爱”：“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

这是真正的“革命”的“有情”，一如“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全无犹疑，而是充满对世界和人的爱。这爱的对象，包括植物和它们的故事，报恩寺塔、龙华和上海，红色、白色和红白混色的花朵，见过和未见过的事物，他们的过去和世界的未来。这里边有回忆中的风景，有眼前可见之物，它们皆是旧的，是如凌汶所感受到的黑暗一般甚至让人恐惧的，然而因为信仰，一切皆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和色彩。这是书中人物和构成他们精神的核心内容的根本意义所在，是烈士写给未来任何一个具体的个人的信，或许也是作者将之放在书后的用意所在——烈士在面对死亡时的淡定和从容，背后必然蕴含着巨大的、由革命信仰所铸就之精神和情感的力量。此力量足以化解自我“身”“心”之痛苦，足以让生命的意义超越肉身的限制而在更高的层面得以实现。此种本应“显白”却以“隐微”的方式呈现的“意义”，表征着理解“革命”与“有情”，抑或信仰与身心关系的不同方法。如李杨所论，后世批评家将丁玲批评沈从文的原因归结为“政治情结、政治心理或一种政治策略，却无法或不愿将其理解为一种信仰。——一方面，这是没有信仰的时代的表征，另一方面，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方面，是批评家压根儿无法相信那种完全排斥了‘自我’和‘个人’的‘政治/革命’的真实性！”此为对丁玲“信仰的‘政治/革命’的最大误解，这个‘政治/革命’不但没有排斥‘个人’或‘自我’，相反，它是‘个人’与‘自我’的凤凰涅槃，——甚至还可能是男欢女爱的乌托邦”。

如此，“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或许并无可以考订的确定的“收信人”，其中“内容”的指向，也不仅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它是《千里江山图》附录二“在相关行动中牺牲的中共地下组织成员”中的叶桃、无名氏、方云平、凌汶、林石、陈千元、董慧文、卫达夫、李汉、梁士超、田非、秦传安，革命在30年代的陈千里，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数代革命英烈集体写给他们身后的时代和个人的“信”。它的作者孙甘露不过是一位可以让历史和未来联通的“信使”。他从已然“冰冷”的材料中抉发出与活生生的人物血肉相关的“具体性”，而那些依然存活于历史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内心活动”，则“感召出了写作者的无限遐思”，其间亦有“想象”和“感慨”：“我们见过的，没见过的。听你讲所有的事，我们的过去，这个世界的未来”。“有时候，我仿佛在暗夜中看见了我自己。看见我在望着你，在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一直望着你，望着夜空中那幸福迷人的星辰”。

是为与足以彪炳史册的煌煌“事功”相对之个体生命的“有情”，是沈从文于无可如何之境所领悟的足以安顿身心之“有情”。“事功为可学，有情则难知”，《千里江山图》通篇并无20世纪50年代初沈从文夜读《史记》获得如上体悟时的心理纠结和现实困惑。孙甘露和他的《千里江山图》或还有更为高远的寄托。正文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及附录一、二合论，即不妨读作“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逝去的人物和他们的生命故事虽已远去，那些容括生命之“有情”的笔墨得以永在。“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晤相对。”

同为思考并处理“事功”，抑或“革命”与“有情”之关系，沈从文、丁玲这一对一度交往甚厚的重要人物取径并不相同。“水火不容的丁玲与沈从文，其实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难得的可以放在一起对读的作家。如果说沈从文表现的是洞见了历史的‘怪兽性’之后，在一个‘天地不仁’的时代对生命与存在的悲悯”，那么与此相对，“丁玲穷其一生在其文本内外向我们表达的，则是‘万物有情’——‘有情’之‘事功’，或曰‘事功’之‘有情’。”《千里江山图》中的革命者，他们所面对和处理“情动”的现实的方式，近于丁玲而非沈从文。若非如是，如何理解“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柔情背后的从容与淡定？——一种与纠缠于个人得失、荣辱、进退、死生相对之博大情怀、“回荡”着深具30年代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余响——声音激荡、震人心魄。

作为“龙华牺牲烈士”遗物的“一封没有署名的信”，或许还是作者特意留给读者的“谜语”。读者“可以把它当作书里的某个人对某个人写的”，也就是全书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把这封信看成是关于这部书的一封信，从外部来理解它”。信是公开的、显白的，却内含着“潜文本”，有隐微义。这隐微义事关“革命”与“有情”。“我们并不指望在另一个世界重聚，我们挚爱的只有我们曾经所在的地方，即使将来没有人记得我们，这也是我们唯一愿意为之付出一切的地方”。。我、此在、肉身、被给定的地方、世界、现实、未来，爱与生及死，记忆与遗忘，现实与未来，等等，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和复杂的指向。即便时空转换，哪怕生死阻隔，活过爱过创造过的具体生命曾在且真实不虚，哪怕他（她）并未在史籍中留名（附录一、二貌似以“纪实”之笔“补充”正文未及详述的部分，却在另一意义上标志出全书的“虚构”性质），他们的生命也会凝聚为一股浩然之气，穿透时空的重重阻隔，抵达任何一个具体的生活世界。一如“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中内蕴着的对爱人、世界和未来，对千里江山海样的深情。这极为动人的抒情之笔，因此饱含具体个体对于爱与生的执着和信念，包含着巨大的精神创造的能量，无远弗届、沛然廓然、莫之能御，如是天地正气，堪与日月争辉。它是信仰的力量，也是生命的力量，无穷无尽，生生不息，涵纳过去，容括现在，也指向未来。

三、“柔婉”之趣与“空灵”之笔

“有情”的“革命”及其价值不仅关涉如何读解书中人物和他们的故事，阐发他们的生活和生命选择的意义路径，也自然关涉到如何理解全书风格。“粗略的回望这本小说构思之初的各种设想，似乎是想寻找小说艺术的某种本质性的力量，来和它所想表达的主题的严肃性形成呼应；或者因其隐秘错综的人物关系在全知叙述和受限的视角间寻求平衡；由于故事所呈现的机密行动和社会环境、公共空间和私人感情的交互影响，我不得不思考勒卡雷式的侧写甚至计算机式的算法，并通过明确的延宕获致精确的路径”。“小说艺术的本质性力量”，约略体现于“一封没有署名的信”与正文核心故事的互文所敞开的颇为复杂的观念、情感和艺术空间中。“革命”与“有情”的辩证及其意义，仅属解读路径之一种。而近乎电影分镜头般的叙述笔法，则是“通过明确的延宕获致精确的路径”题中应有之义。不仅如此，《千里江山图》的重要特征之一，还有关于上海、广州历史风物的合乎现实真实的细致描画。而相较于作者先锋时期小说的形式感，“《千里江山图》的形式感由直观的外显转为内在的隐含，从先锋性的反小说和语言的诗性弥散，转换为朴素简洁的写实性”。

全书通篇叙述极为简练，随人物及故事移步换景，如登华山，随处可见悬崖峭壁，行走其间，必然时时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若干人物和他们的故事，亦如刀削斧斫，有如电影剧本般的简洁明快。论风格小说整体偏刚健，然其间亦不乏柔婉之笔，“一封没有署名的信”即属典型。此信既属可与正文人物和他们的故事对读的重要内容，亦属可以指向作者既往写作的隐秘通道。其他如陈千里和叶桃、凌汶和龙冬、陈千元和董慧文的情感故事，皆意蕴丰富，内含理解革命年代情感结构的重要内容。外部世界的敌我斗争跌宕起伏、潮起潮落也震人心魄，如华山诸峰竞起、险象环生，叫人心惊；人物内心和情感世界之天人交战则细腻幽微、静水深流却温婉动人，如白云出岫、雾起终南，耐人寻味。

如此，刚健与柔婉并在，实境与虚境共生，《千里江山图》因是生发一种清晰与混沌共在的美感，如书画中之“留白”。“白”不是“空无”，而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实有”，是足以与实境相应之虚境，内涵无“物”胜有“物”之意。全书核心故事线索清晰可辨，重要人物性格亦堪称鲜明，叙事视角虽自由转换，但读者若是有心，也不难辨明。然进入叙事所打开的艺术空间，于明暗相间之中，仍觉在清晰线索和人物心理的复杂脉动之外，尚有不能简单把握的幽深地带。此虚实相生之笔法的意义所在。仅从实处看，则流于表面；仅自虚处解，则失之偏颇。其作为“先锋”与“现实”统合之作的意义，正在虚实相间、刚柔并济处。最具典范意义的笔墨，当属全书点题之笔，在第十四章“暗语”中，乃是陈千里和另一位重要人物林石的对话：

“我想找一幅宋画。”

“那可不好找。”

“受人之托，找不到也得找。”

“那您说说看是那一幅？”

“《千里江山图》。”

“你打开窗朝外面看。”

“说的是，这些人就是江山。”

此系“暗语”，却有“明意”。既点出王希孟名作《千里江山图》作为书名缘起和参照的意义，也说明全书故事的核心要义，正在“建设比画作《千里江山图》所描绘的美丽江山更为现代更为文明的新中国”。陈千里、叶桃、龙冬、凌汶、陈千元、卫达夫等人所关涉的“人事”之后，是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千里江山。而“人事”渐次淡去，“江山”逐渐凸显，不独可以表征20世纪30年代革命史的重要一页，亦足以表征更为广阔的时代和现实议题。如此，“明”“暗”互证、“虚”“实”相映，历史与现实的参差对照，心灵与世界的交互激荡，朗然如在目前。其间数个人物于“革命”与“有情”的互证，最终的落脚点——其更为阔大的历史、精神和现实意义——便在此处。

〔本文注释内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