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风长篇小说《包浆》研讨会”南京举行 在器与道之间,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当作家徐风被冠以“书写紫砂第一人”时,意味着他在这个题材上的常年精耕。最新长篇小说《包浆》同样是写紫砂故事,却让他“获得了一次写作上的自由”,他把散文的、非虚构的一些元素融进了小说里作一种跨文体的写作,写人和器物的关系,从江湖故事到世道人心写器道背后的人生命运。6月6日,该书研讨会在南京举行。
“《包浆》是一部精彩的文化小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如此界定这部作品,在他看来,“包浆”是中国人发明的一个词汇,是岁月和人留在器物上的保护层,它有着文化的含义,体现在这部小说中就是明和暗两个层面的故事。“一是家族的三代命运,主人公钦子厚由一个对紫砂壶完全不了解的门外汉,到最后将家里一百四十把壶都捐出来。这条明线书写了近百年的江南紫砂的历史,写出了人性、人情和人生,也写出了紫砂的器与道之间的关系。一条暗线是则关于八把老壶的故事,每把老壶都带着自己的经历。而三代人生,八把老壶,最终导向了一个‘道’——所有的东西都将离个体生命远去,我们只有把它捐献出来,放到一个能够为所有人欣赏的地方,它才真正获得其价值。这是这部小说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宜兴被誉为“中国陶都”,宜兴丁蜀镇则是“陶都之都”、中国唯一的千年紫砂产地,徐风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宜兴及其孕育的紫砂文化倾注了无限心血,从一把把紫砂壶切入生活肌理,以文学之笔回归中国人的精神本源,用自己的文字提振紫砂文化在当代的保存、复兴和普及。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认为,这部小说中徐风以“包浆”为具象,将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反思和独立的文化人格诉求,表现得淋漓尽致。
事实上,如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钟山》杂志主编贾梦玮所说,关于紫砂,徐风有太多的体会、太多的欲说还休无法在他过去的作品当中表现,《包浆》是他不得不发、长时间引而不发以后的爆发,因而成为徐风紫砂文学创作里程碑式的作品,“小说是以紫砂为媒介,集聚了所有跟紫砂有关的人物,人物的性格、命运、情感、人性才是这部小说的中心。‘包浆’这个词在小说中是人性的象征,晶莹温润,美好的东西沉淀下来,同时它也藏垢纳污,偏狭、幽暗在故事里也有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包浆》不仅仅是人的小说,它其实也是一部“人性反思、文化反思的小说”。
诚然,徐风不断挖掘中国紫砂与江南文化的内在生命,以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楠的理解,他是将江南民间的手艺史、生活史、审美史和习俗史深藏于紫砂这一方寸天地,演绎出几代制壶者、爱壶者、赏壶者的命运悲欢,《包浆》凝结了他多年来对对器物之道、世俗哲理的探索与洞察,是岁月沉淀显现的光泽,也是经历人生磨砺后达到的境界。
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注意到《包浆》的创作手法,“这部小说最大的特点就是把紫砂的技艺运用到文学创作当中,人是线索,壶也是线索。徐风对于紫砂精神的研究,让他不自觉地把制壶的工艺用到了文学当中,以制壶的方式写了这部长篇小说。”而徐风的紫砂写作,也对当下流行的关于“物”的书写有一种启示意味,即如何写“物”的精神,与“人”、与历史的关联,如何处理好“人的物化”和“物的人化”的辩证关系。
当紫砂由于文人的介入从功用上升为艺术,并与文化相连时,它所包含着的内涵天然赋予它被阐释的空间。南京大学教授张光芒认为徐风把紫砂壶作为一个文化载体,挖掘其背后潜藏的文化主体,即人的主体精神。紫砂诞生于古老、偏僻的小镇,这样的民间空间体现民间文化对紫砂壶传统物文明的创造,也就是说,《包浆》这部小说沿着器物文明的历史遗迹重新打捞民间记忆,还以此为立场重新想象传统文化,与当下形成新的碰撞。
这也就是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所说的“江湖”,“白居易的《琵琶行》里面有‘转徙于江湖间’,《岳阳楼记》里有‘处江湖之远’,《包浆》的主人公钦子厚,从中心城市搬到了古南街,就开始了他自己‘处江湖之远’的人生转换。”徐风的写作其实是通过紫砂重新发现江南民间社会的意义,也就是说江南“江湖”的意义。“紫砂壶常常与文人生活联系在一起,但如果一直沿着这样的道路下去,对于壶本身作为器与道的理解是越来越窄化的。岳父跟钦子厚对话时说什么是‘包浆’,包浆是‘缘分’,是‘过日子的诚意’,徐风重新让壶回到了它的生命本源。一条街、八把壶、许多人,它们构成了一个紫砂的江湖,徐风对于道和器的思考,是流动的。”何平表示。
“器与道”,是《包浆》这部小说的核心所在,东南大学教授张娟认为,《包浆》是借助器物回应着中国古代的名物传统,也呼应着当代的时代语境,“徐风借助紫砂壶承载着的文化江南的精神气脉,也借助紫砂壶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境遇,书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向世界讲述着具有独特民族形式的中国故事,他的紫砂壶写作是典型的中国表情和中国表达。”
关于“包浆”这个书名,《钟山》杂志编辑部主任李祥对此进一步阐释,“它是一种柔和、内敛、灵动、润泽的光,这种光亮源自生命和岁月的累积,由内生发,涵养生命。与之对应的是‘贼光’,是一种僵硬、放肆、油腻而缺乏缺乏生命力的光。小说《包浆》正是在‘包浆’和‘贼光’这两种光亮的对照下对于人性的考察。‘包浆’从日常中产生,又越出日常,这便是‘包浆’之美,它让古人和今人在精神上建立起对话关系,并传递下去。”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房伟则看到了《包浆》这部小说影视改编的可能性,“三代人、八把壶、八个故事,每一把壶形成一个小的故事单位,同时又形成一个网状的叙事结构,整个故事的节奏感、可读性、可观性有非常好的结合。”
实际上,紫砂是一个小众的题材,徐风也常对自己有一个追问:“在紫砂写作的这条小众的道路上,我还能继续下去吗?”他的思索是,“紫砂是江南器物和江南文化的代表,我的写作要从紫砂拓展到整个江南器皿,下一部作品还是写人与器皿的关系,器与道的这条路我还是要写下去的。”研讨会由译林出版社、《钟山》杂志社主办,译林出版社社长葛庆文主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