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故乡的“大遗址”，更是人类文明的故乡。作者刘琼从个人游历和探寻的角度，重新发现并讲述“大遗址”的故事，走近它们，保护它们，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人类的来路。

故乡天下

文｜刘琼

故乡是渊源深厚的背景。伟大的作家往往都是从故乡出发。

一直生活在原乡原土的人，可能不太会用到“故乡”这个词。故乡是相对而言。与“故乡”联系在一起的是“背井离乡”。我们生活的这片古老广大的土地，除了在西北和偏西北的方向有几大片草原，过去长期以农耕和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活方式，与农耕有关的生活方式，“定居”“族居”“聚居”成为关键词。交通不发达的年代，背井离乡是迫不得已。背井离乡，小则出区、出县，大则出市、出省乃至出国。我自个儿就是十七岁离开故乡，先赴兰州，后南下杭州，后又北上，长期在外省外乡求学、工作和生活。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以及我们的下一代，求学也好，就业也罢，离开故乡通常都是出于“远大前程”考虑，基本上还是自觉自愿的主动选择。即便这样，故土难离，对熟悉的人和事物怀有深情，还是人之共性。

作家刘震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叫《故乡天下黄花》，这部小说也被看作刘震云的代表作。第一次在杂志上看到标题时，忍不住读了好几遍，越读越有味儿。“故乡”怎能跟“天下”并列？这是文学的表达，有比拟象征意味。这个标题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读作“故乡天——下——黄花”，另一种读作“故乡——天下——黄花”。我更喜欢第二种读法。标题借用“故乡天下”，是修辞，某种意义上也是实指。

一口气看了六个大遗址

“它南临裕溪河，连接巢湖与长江，北靠太湖山，山水交错，属典型的江淮平原丘陵地貌。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凌家滩村民在村子北面土岗挖墓穴时，从地下挖出玉环、石凿、石钺等一批玉器、石器。情况逐级上报，安徽省文物管理所即派专家前往实地调查，并于一九八七年六月第一次试掘，结果取得惊世的发现——凌家滩是一座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三百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

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关于凌家滩遗址的一篇报道。凌家滩遗址，在我的故乡安徽，与我生长的城市芜湖隔着长江相望。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凌家滩遗址发现时，正是中国社会城乡建设进入加速阶段，建设用地需求激增时期。这个时期，也是大遗址生存处境最艰难的时期。大遗址保护，长期以来都是中国文物保护界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

一九二一年十月，河南省渑池县仰韶遗址的发掘，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什么是大遗址？大遗址就是仰韶这类规模大、具有突出文化价值的中心聚落遗址或大型城池遗迹。大遗址的发掘为中国历史研究特别是原始社会史研究提供了各种实物资料，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对人类早期历史的认识。

为什么大遗址会长期处于保护困境？大遗址之“大”，取其占地广大、文化价值突出之意。战线长，在人才、财力不足的条件下，本来就难保护。再加上由于人类活动在此出现较早，大遗址不仅占地广大，通常还占据着较好位置，导致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与城乡建设用地的需求产生激烈冲突。前些年，作家张平曾以山西大同一桩著名的文保事件为素材创作长篇小说，取名《生死守护》。小说主要围绕文物遗址发现后是上报还是隐瞒、是原址继续修路还是绕道展开叙事，其中也写到文物盗卖活动。各方利益聚焦，利害攸关，矛盾最终以文物保护者付出生命为代价获得部分解决。生死守护，将文物保护上升到生死层面，是对特定历史阶段文物保护一种极端生态环境的真实描绘。作家写作中的清醒和冷峻让我肃然起敬。

如果没记错的话，差不多是二十一世纪初，应该是在洛阳的会议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代表国家局提出了全面保护大遗址的工作思路。我当时是跑口记者，有幸在现场，听得热血沸腾。

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解决起来却很棘手。《人民日报》文化版曾以“保护临汾古城墙”为系列文章栏题，对山西临汾古城墙被占用和损毁、文保人员执法被打伤一事件，连续刊发系列文章。这件事惊动了国家文物局，以致时任局长的单霁翔率队亲自到场督查。大遗址保护困难重重不是个案。二十世纪中后期乃至二十一世纪初，围绕大遗址发生的用地矛盾，被喻为“死人与活人争地”，其实质还是中国社会发展水平不够，百姓物质生活需求还没有得到极大满足。

时代的车轮向前行进。“仓廪实而知礼节”，只有当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累积到一定程度，社会主要矛盾转移，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才会实质性地被提上议程。

大遗址是重要祖产，祖产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纽带，保护好，受益受惠者，不仅是今天的中国人，而且是后世子子孙孙。正是基于深远广阔的战略视野，从“十二五”规划开始，一百五十多项大遗址被列为重点保护对象。特别是从大遗址保护的系统性和整体性角度，把规划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刚性政策是鲜明导向。在大大小小的发展规划中，大遗址自此有了合法一席。

刚性政策的出台，是大遗址保护的全面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去年五月份到十月份，借由工作之便，我一口气看了殷墟、二里头、邙山、金沙、三星堆和凌家滩六个大遗址。说来惭愧，除了金沙博物馆是第三次去，邙山曾遥遥看过一眼，其他四处基本属于填补空白。

六处大遗址，仿佛是六部内容不同、风格迥异的电影大片。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理念和现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安阳是第一站，从北京出发，坐高铁两个小时左右就到了。殷墟在安阳，安阳久在念想之中。到安阳的那天，天气不是很好，几乎是在蒙蒙细雨中看完红旗渠。红旗渠是一条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三十万人力用十年光景在太行绝壁上修建的“人工天河”，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红旗渠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大遗址。红旗渠在林县，从林县回到安阳市区，乘着夜色，先围着洹河慢慢走了一圈。洹河是殷商故都的护城河。

第二天上午，阳光出奇地明媚，阳光下的妇好墓比想象中小巧、细致、朴素。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据可查的女英雄，这个“据”，一部分来自出土的妇好墓。妇好的故事流传广泛，也与妇好墓被发现密切相关。从文字传说，到可考实物，加持在历史身上的种种神奇和奥妙因为大遗址的发现发掘而逐渐解密。对于历史的研究和讲述，是对人类社会成长规律的探索和再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当代史也终将会成为历史。这是考古学和历史学最迷人的地方。

妇好墓是走进殷墟的第一站。前几日刚刚开馆的文字博物馆新馆，距妇好墓一箭之隔，建筑外形类似甲骨文，硬朗、庄重、大方。殷墟作为第一批建成的考古遗址公园“样板”，虽然占地面积比想象中要小，但优雅、精美，像安阳这个城市一样文气。博物馆常设展和专题展井井有条，内容都特别饱满、丰富、扎实，以各种甲骨文原件为抓手，结合最新研究成果和科技条件，讲述中国文字的起源和衍变，既专业、权威，又图、文、声并茂。来的这一天恰好是周六，研学游的团队络绎不绝，博物馆似乎真的成为人文课堂了。

从安阳出来，没来得及看郑州的商城，直奔洛阳偃师而来。对于我，自二十一世纪初洛阳会议以来，与洛阳暌违整整二十年。前两次看了龙门石窟和白马寺，二里头遗址一直无缘“会晤”。“念念不忘，必有回响。”与殷墟大不同，二里头考古遗址公园占地广阔，背倚黄河，隋炀帝杨广命人开凿的古运河码头依稀可见，往南是川流不息的古洛河，往北举目即为邙山。廊道很长，是一部文化简史，清晰、书卷、专业。走过长长的廊道，一座精心规划、庞大有序、史无前例的王朝大都赫然呈现在眼前。宫殿、居民区、工业作坊、墓葬遗迹，等等，功能区栩栩如生，中国古代都邑和王朝制度由此找到依据。石器、陶器、玉器、铜器、骨角器等，量大工巧。二里头遗址属于夏朝中晚期遗存，几无异议。二里头遗址很有可能就是夏都遗址，时间大约是三千八百年到三千五百年，也成为较为广泛的共识。

关于这座大都和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从一任一任的考古队长到国家、省、市各级专家学者，各类著述已无数，我不再画蛇添足。只说我的第一视角感受——毕竟期待已久。二里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像一件极具观赏性的艺术品，为大遗址如何提升自身展示性开辟了道路。在我眼里，它有一个特点特别值得关注：尊古、重古，不薄近今。作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遗址，它是一部早期人类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讲述，以夏商为本，从政治制度到经济结构、生活形态，以遗迹和大量出土器物为证，描绘生动、感性，又精深、准确，体现出权威性、专业性、科学性的同时，还有思想性。一批现当代人物的名字和图片上墙，围绕二里头遗址展开的普普通通的人和事令人动容。

历史是一条源源不断的河流，古老的文明与近代、现当代如何建立有机关联，让这块土地生动成长？布展陈设在此既表现出历史观的科学性，也体现了布展者的远见卓识和高超智慧。

洛阳城里宝藏多，每一次来洛阳，时间都不够用。这一次同样如此。临上高铁前，飞速地看了一眼建在邙山上的庞大的古墓博物馆。“生居苏杭，死葬北邙”，邙山的“东方金字塔”之喻名不虚传。博物馆已然是网红打卡地，设计风格有点像电影《古墓丽影》，轻松，活跃，有游戏的氛围。这是很大胆的一笔，完全打破了中国传统观念里关于生死的认知。关于邙山，或可另做文章。

三星堆和金沙在一条线路上。应该先看三星堆，再看金沙。关于三星堆的传播特别热门，三星堆这几年是火了。三星堆的年代相对近，出土的实物也多。来之前看了一些影像视频资料，到了现场，反倒像看邻家小妹，虽美，不觉惊奇。在三星堆，我被特别关照，进入修复现场，看“整容”前的实物，与文物“整容师”做了一次近距离的交流。是意外收获。

最后一站就是凌家滩了。

“决定性票仓”

去凌家滩，路经裕溪口。

科技进步是时代发展的驱动力。中国发展面临的“卡脖子”的关键技术中，信息、新能源，包括造桥修路等基础建设领域，近年来还是有不少突破。造桥技术水准大幅度提升，生长在长江边的我，对此深有体会。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下游江面最宽达十余公里。在长江上建桥，与在小河流水上建桥思路或有相似之处，但总体要求完全不一样，它需要包括设计业、制造业、材料业等诸多行业在内的工业发展高水平的有力支撑。因此，半个世纪前，南京长江大桥作为长江上第一座由中国自主设计和建造的双层式铁路、公路两用桥梁，从酝酿到完全交付使用历经了整整十年。南京长江大桥是中国桥梁建设的里程碑，其后二十多年，也一直是国际国内社会关注点，“从一九七〇年至一九九三年，南京长江大桥先后接待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及六百多个代表团，中外游客更是难以计数”。这个事实同时表明，这二十多年间，中国自主造桥技术突破并不大。中国自主造桥技术真正实现革命性突破，并由落后冲到国际前沿，还是二十一世纪的事。这二十年来，长江大桥的建造从数量到速度都惊人。以长江进入安徽境内为例，由西到东，从安庆到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如果算上即将交付使用的铜陵二桥和芜湖四桥，九座跨江大桥将长条形的五个沿江城市拉宽、拉大。仅就芜湖一地而言，二十一世纪初一桥才通行，二桥、三桥、四桥随后加速度建成，技术含量也是一座比一座高。一桥刚刚通行时，父亲还特意给在北方工作的我打电话，那种兴奋，大概只有常年住在江边、长期苦于交通不便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在造桥技术不过关的年代，长江两岸交通往来主要靠轮渡。因此，从古到今，长江两岸诞生了许多商贾往来活跃的轮渡码头。芜湖港对面以煤炭货运出名的裕溪口便是一例。

裕溪口是解放战争史上渡江战役的重要渡口之一。渡江战役当时兵分三路，分别是东、中、西突击集团。根据部署，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指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四军，第九兵团指挥第二十五、第二十七、第三十、第三十三军，总共三十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至枞阳段渡江。中突击集团渡江后，归粟裕、张震指挥。依据这段真实历史拍摄而成的电影《渡江侦察记》，里面有个桥段，就是寻找解放大军渡江所需船只和船夫。渡江战役是解放战争的关键一役。解放战争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概是一九五八年，裕溪口划归芜湖管理。

“要想富，先修路”，交通便利，生民百姓是最大受益者。今天，路桥畅通，开车从芜湖主城区镜湖出发，走跨江大桥，不到半个小时轻松到达裕溪口。

裕溪口向北，再向西，走长河路，上国道，四十分钟车程后，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出现在眼前。

与修路造桥相比，大遗址保护看似不直接关系民生，对国民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但意义深远。时代进步，教育和科技是“显性”要素，文化水准是“决定性票仓”。文化水准，决定了也决定于一个社会对待文化的态度。

二〇一七年五月底，我在远离凌家滩遗址的北京城读到《凌家滩记》。“试掘面积不大，仅五十平方米，发现墓葬四座。出土文物也不算多，两百多件。但其中的几件，让专家们目瞪口呆：包括先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玉人、玉版、玉勺等一大批精美绝伦、工艺精湛的玉器和一个重达四点二五公斤的石钺，而后者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迄今发现的最大一把石钺。一九八七年至今，这里先后进行八次试掘，发掘总面积约三千二百八十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两千多件。”

文章生动深情，作者斯雄是多年同事，但过浓的情感会不会影响其客观性？虽然文章见报，我在心中还是存疑。这其中，既有我的孤陋寡闻和偏见之故，也与大遗址保护处境整体欠佳有关。其实，大约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刚性政策出台，中国大遗址保护整体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

有展示性，才有感染力

包括凌家滩在内的大遗址保护，过去长期存在保护力度够不够、地方政府重视不重视的问题，有刚性政策作为保障后，大遗址的用地、用钱、用人问题陆续得到解决。但新的问题又来了。大遗址本身的展示性不够，如何解决？大遗址的传播度不高，怎么提高？这其实就是大遗址如何“活起来”和“火起来”的问题。

提出这两个问题的背景是，包括大遗址保护在内的文博界，长期以来都是“重收藏轻陈列”“重研究轻传播”，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往往专门化、领域化、小众化乃至界别化，与公共文化生活几乎不发生关联。陈列和传播既是专业技术，又是综合艺术，需要历史、文博、设计、传播、心理学等方方面面知识的加持。由于长期不重视陈列和传播，陈列和传播方面的高级人才严重匮乏，大遗址也好，博物馆也罢，展示性和传播度都不尽如人意。

举一个对比案例。

大概是二〇〇二年夏天，各大报章正在对圆明园大水法遗址要不要重新修建进行激烈论辩时，我有幸作为随团记者，跟随中央民族乐团到雅典参加官方交流演出。这是中国民乐第一次到访希腊，旅法指挥家汤沐海执棒，演出非常成功，此不赘言。演出之外，所见所闻也记忆犹新。当时，虽然中国对外开放多年，但其实信息交流大打折扣，希腊对中国不了解，中国对希腊也不了解。在欧洲，希腊是经济穷国，是文化富国。此外，希腊虽然是在欧洲，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但地处欧、亚、非三大洲交界，文化多元、开放包容，包括罗马、土耳其、埃及在内的各国各种文化在希腊人的日常生活中都会留痕。希腊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拒载的出租车司机、慵懒的店员、单调的餐饮，有更多值得称道之处，比如澄澈如洗的蓝天、波光粼粼的爱琴海以及悠闲简单的生活方式。在希腊，随时会邂逅荷马史诗时代的建筑和雕塑。露天古剧场演出效果非常好。帕特农神庙虽然大屋顶没了，石柱也有断裂，但它是“伟人”，残垣断壁丝毫不影响它的宏伟壮丽。卫城里也有新建筑，粗粝的石材建筑边上，精美绝伦的玻璃展厅让人流连忘返。荧光灯下，玻璃展柜里古老的黄金珠宝首饰，将古人的生活与今人的审美联结在一起，历史常识和审美的力量无处不在。文明和文化在希腊闪闪发光，充满生命力。在希腊，无论是古典时期的遗迹，还是当代建筑或雕塑，无论是大广场，还是小商店，几乎看不到丑陋的玩意儿。这就是文明和文化绵延至今、传承不断、整个社会审美力在线的结果。

在希腊，看到雅典卫城的“废墟美”，看到古典和现代的和谐，不禁想起关于圆明园要不要复建的论争。其间，既牵涉到历史和民族的情感情绪，也有对于大遗址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如何理解的问题。圆明园遗址保护，是个案，又不是个案，它用实践率先提出了问题。这个问题，牵涉到大遗址保护的理念。

中国的大遗址保护的通常做法是，考古发掘阶段结束后，为利于保护，采用原址回填法。之后，有条件者建立专题馆，对出土实物进行收藏、研究和展陈。回填后的大遗址，大部分会在回填的土层上种上庄稼或树木，初看起来跟周围并无二致。这就导致许多大遗址在教科书里闪闪发光，真走到跟前，却“了无痕迹”，让人“找不到北”。

历史要下到田野求证、回到书斋研究，还需要展示和传播关于历史的故事。有展示性，才有感染力，有感染力才可能会有传播度，有传播度，才有历史认识的抵达。展示性和传播度密不可分。这两个问题，某种语境下，也是同一个问题。根据“十四五”规划，在重要的大遗址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既是对遗址核心区域的保护，也是对包括周边环境在内的大遗址延伸地带的保护，注重把遗址放在历史长河里进行整体性、连续性和关联性研究，并在这样的思路和理念支配下，用各种手法，从各种角度，丰富大遗址的展示性和可看性，提高大遗址在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感，让大遗址的热度从书斋文字扩大到公共文化空间，从学术和小众层面走到百姓生民的精神世界。这也是现代考古学的一次理念观念的革命。

凌家滩终于进入公众视野

正是在理念观念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凌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进入实质性阶段，并进入公众视野。

二〇〇九年起，凌家滩作为区域核心性遗址，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一九九八年和二〇二二年，凌家滩遗址两次入围国家文物局“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二〇一九年，凌家滩遗址入选全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二〇二〇年，凌家滩遗址又一次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凌家滩遗址临近巢湖。巢湖位于江淮之间，与鄱阳湖、洞庭湖、太湖、洪泽湖并列为长江中下游五大淡水湖。长江文明是“中华家谱”里的重要成员。“人类逐水草而生”这一生存路径，决定了长江、黄河这些淡水资源丰富的大江大河成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巢湖也是国家重要湿地，流域内气候温润、土地肥沃、食物来源充足，成为野生动物的天堂。早期人类活动信息能否在长江中下游的凌家滩遗址获得重要发现，这受到包括考察组在内的考古界和历史界的共同关注。我到凌家滩遗址的这一天，正碰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带队在此考察。

如前所述，早在一九八五年冬天，凌家滩遗址就被安徽省含山县长岗乡凌家滩村村民在意外挖掘中发现。当时，“巢湖地级市”这一行政区划还存在，凌家滩所在的含山县属于巢湖市，所以，凌家滩遗址一度也被称为“巢湖凌家滩遗址”。两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也就是我参加高考那年，正式组队开始第一次试掘。近四十年来，凌家滩遗址中陆陆续续进行了十四次考古发掘，一次又一次为考古界带来惊喜。

根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五阶段专家组对“古国时代”的最新定义，凌家滩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古国时代。古国时代出土实物少是共性。这个时期的大遗址考古发掘，以夯土和少量石器、玉器、陶器为主。出土实物少，也很好理解。第一，年代久远，沧海桑田的变化以及人类自身活动，必然会覆盖和销毁各种痕迹。第二，当时的制造工艺和用材标准低，不易保存。第三，古国时代属于人类的幼年，远未进入厚葬文化时期。

凌家滩遗址出土实物总量也不多，但文化价值极为突出。

凌家滩大遗址不负众望，成为考古界的“新贵”。与土层覆盖深厚的许多新石器时代大遗址不同，凌家滩遗址覆盖土层浅薄，拨开二十厘米的耕土和耕土下的汉代堆积层，一个包含二十一座古墓的古墓葬群和一座中心祭祀台组成的早期人类大型聚落便展现在眼前。在一把把洛阳铲的精细试掘下，具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典型特征的石器、玉器、陶器，或完整，或碎损，瞬间穿越层层叠叠的历史时光，来到二十一世纪。凌家滩玉器与红山玉器、良渚玉器，这些特殊玉器群的出现与广为流行，是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凌家滩遗址被称为凌家滩文化。凌家滩文化展示了无限的可能性。凌家滩文化将五千年中华文明史拉长到五千三百年。凌家滩遗址的价值和意义，用比较研究法，或许更能清晰地阐述。

我见到的凌家滩遗址

立冬前后，终于看到了现实中的凌家滩遗址。平展、广袤、滋润，散溢着一种说不出来的温和的神秘感。跟想象中很像，但又确实很不像。

很像，大概源自之前在各地所见。

长江下游河道密集，现实中的凌家滩考古遗址公园或者说我看到的凌家滩遗址，坐落在由裕溪河、牛屯河以及其他不知名的支流共同冲积而成的一小块平地上。汉字是形声字。凌家滩，就是各条水流之间的陆地。凌家滩遗址周边有三条河，其中一条是裕溪河。裕溪河是长江支流，古称濡须河。巢湖经由裕溪河流入江的地方就是裕溪口。凌家滩遗址位于裕溪河中段北岸，总面积约一百六十万平方米。尽管进入冬季，满目青翠，高大密匝的乔木间错落有致地点缀着丰饶的水草和灌木，细碎的黄花还在盛开。发掘出土的燎祭遗存、大型氏族墓地以及公共建筑基址大多回填了。少数几个展示坑，按照出土原貌进行复原，陶器和石器都有清晰的标识。阡陌间，可容六人并行的石板路，可行小车，也可漫步其间。沿着石板路上一个缓坡，走进几座穹形建筑，是旧时粮仓，清水上墙，墙壁坚实，空间开阔，正好拿来用作展厅。遗址出土的玉器、石器、陶器和它们久远的故事，如今都展陈在此，内容和形式如此般配，仿佛是用有年岁的青花瓷瓶盛装陈年酒酿，古意充盈。

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玉雕。玉器是凌家滩文化的菁华。以三件国宝级文物“站姿玉人”为代表，玲珑、剔透、栩栩如生，浮雕技艺和美感形态大大超出了我们对于五千多年前古人的审美创造力的预期。

“看护”着展厅大门的站姿玉人虽是仿品，也很生动。四肢健壮，长得浓眉大眼，表情很严肃，腰部和手臂还佩有装饰纹案。学界广为热议的话题是刻纹玉版与中国古典哲学有没有关系。从纹到字，其间路途有多远？或许就是翻译、阐释和沟通认知的问题？谜之历史，让无数人前赴后继，其魅力或也正在此。

包括凌家滩在内的大遗址的展示水平，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随着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被关注和重视、公共考古学等先进理念被引进，一些学有专攻的学者、艺术家以及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历史、建筑和艺术专业学生的加入，获得了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二里头等一批考古遗址公园理念的建设，没有“标准”“模范”，因地制宜，充分结合大遗址本体特性，发挥主观创造力，各展风致，把本身呆板僵硬的历史转化为生动精彩的艺术品，令世人流连忘返。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九日，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勾勒出对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最新认识。“大概从距今约五千八百年开始，中华大地上各个区域出现较为明显的社会分化，进入文明起源的加速阶段，距今五千八百年至距今三千五百年，被划分为古国时代和王朝时代两个阶段。古国时代包括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二百年前后，代表性遗址为牛河梁遗址、凌家滩遗址；第二个阶段为距今五千二百年至四千三百年前后，代表遗址是焦家、双槐树、石家河、良渚；第三个阶段为距今四千三百年至三千八百年前后，代表遗址是石峁和陶寺。距今三千八百年进入以二里头为代表的王朝时代。”

根据这个发布，牛河梁遗址和凌家滩遗址属于古国时代同一历史时期。在这两大远隔一千余公里的遗址中，有个特别令人意外的发现：牛河梁的一座中心大墓中随葬着凌家滩风格的玉人，而凌家滩最大的墓葬中随葬着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箍形器。这些玉器从形态到制作理念有惊人的相似，无论是玉龙、双联璧还是玉人，都似曾相识。造型的相似，是不是宇宙观的相似？各自发展的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发生过交流？也正是这一意外发现，让牛河梁遗址和凌家滩遗址能够站在同一时间刻度上。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晚期……大遗址不仅是祖产，也是通向故乡的一个个指向清晰的路标，上面刻满了时间的刻度。故乡是根。故乡是天下。故乡的田野里开满了细碎的小黄花。谁能拒绝返乡的道路？

“文化遗产保护和现代传播”是我十几年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读艺术学方向博士学位时的论文题目，这类题目，当时做的人很少，不仅找不到像样的理论支持，实践层面的资料也极其有限。我写完后，也是“封箱”不表。倒是这几年，似乎又不断碰到类似话题。

刘琼，学者，作家，艺术学博士。现为《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曾获汪曾祺散文奖、《雨花》文学奖、中国报人散文奖、文学报“新批评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评论奖等。著有《花间词外》《徽州道上》《聂耳：匆匆却永恒》《通往查济的路上》《格桑花姿姿势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