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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下的省域文学史常被默认为是某种服务于地方利益的行政化结果，其学术意义尚未得到充分认可。而“省域”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介入，仍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省域文学史的未完成状态使其底层博弈规则呈现得更加直接而清晰，其编撰的繁荣充分体现了“中国—世界”的积极对话，而省域文学史的进展，则成为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关系调整的典型文学映射。

关键词：省域文学史 现当代文学史 省域文学

“省域文学史”的广泛涌现，是新世纪二十余年来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根据其目前发展趋势，“一省一史”甚至“一省多史”文学局面的实现，大概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以笔者有限的观察和统计，虽然早在1960年就有《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史》面世，但“省域文学史”集中出现于新世纪，目前以行政区冠名的文学通史和断代史约有三十余种，有二十余种出版于2000年以后，十余种出版于2010年以后，全国三十四个省级行政区中的绝大部分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省域文学史”或者进行了相关立项，而专门史如儿童文学史、民间文学史、民族文学史尚不在此列。可以说，“省域文学史”的普遍建构已经是一种新世纪的文学事实，而作为一种近期出现的景观，其长远影响虽尚未可知，却也并非是一种可以轻言略过的文学现象。

以行政区划为基础的文学版图设计和历史建构虽然如火如荼，相关的学理性探讨虽不能说付之阙如，却也堪称冷淡。相对于“地方性文学”或“地域性文学”所得到的青睐，“省域文学史”所获得的学术认可无疑更加寥落，甚至有论者斥之为“逻辑荒谬”1，至少也是“精神认同明显弱于地域文学”2。更严重的是，在学术界，“省域文学史”遭到了现实性、合法性和应用性的质疑：首先，“省域文学史”的内容难以固定，其文学叙事以当下行政区划为前提，而行政区的时代变动却导致作家的籍贯难以确认，作家的国内流动也导致其文学身份变得棘手；其次，相对于民族国家的文学叙事，省域文学叙事的天然合法性仍显匮乏，省域文学与国域文学的关系仍有待于深度阐释；最后，“省域文学史”的应用空间仍然有限，其在学术方面更多地充当了某种“延伸性方志”的角色，而在教育领域则明显缺乏应用空间，较少具有历史影响力。总体而言，“省域文学史”被默认为某种服务于地方文化利益的行政化结果，学术意义则缺少认可。此外，“省域文学史”又一直都是实践先行的，其外在学术条件和自身学术内涵都还没有得到理论性的充分剖析，其施用空间和学术生产性亦未有详细估测。“省域”对中国文学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的介入，也仍然是一个有待深入的话题。

一

时间与空间的滑动、迁移及其组合是形塑历史的重大因素，时空边界的参差往往会对文学史书写造成巨大的冲击，或者也可以说，文学史本身就是对时间和空间进行特定裁切和选择的结果，其裁切方式和节点选择又会极大地影响文学史的样貌。如《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明确“以1917年1月《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为开端，而止于1949年7月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文学’仅是一个时间概念”3。王德威在《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中重提“我们怎么定义‘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4，主张“中国作家将文学现代化的努力，未尝较西方为迟。这股跃跃欲试的冲动不始自‘五四’，而发端于晚清”5。“《新青年》说”和“晚清说”的冲突比较典型地显示出了“时间性文学史”的内在结构，即必须以某一时刻为“文学奇点”，奇点之前的历史和之后的历史截然有别，知识、观念、意义、信仰由此“奇点”爆炸式地连续生成，进而形成一个线性时间形态的叙事神话。由此可见，“奇点”的确立是建构这一神话叙事的关键，而“奇点”的调整也意味着文学史话语的重大变化。

另外，“时间性文学史”内在地追求延续与关联，或者说，“文学奇点”如果不能被确认为产生了具有延续性、有机性的历史结果，其“奇点”身份就不能成立。缺乏前后延续、有机关联的历史叙述也无法得到“史”的资格并获得广泛承认。严家炎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中主张，陈季同1890年以法语写就、出版于法国的小说《黄衫客传奇》以及1892年韩庆邦以吴语写成、连载于其所创期刊《海上奇书》的《海上花列传》“意义确实属于现代”6，而这一观点遭到同仁的普遍反对，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若以陈、韩二人之作为文学史奇点，历史叙述就变成了“‘五四’文学革命实际上是个高潮，其间经过了三十年的酝酿和发展，两三代人的共同参与”7，甚至被视为中国新文学“父亲”的鲁迅也仅仅成了“二代、三代的活动都参加过”的一份子。而在陈季同和鲁迅之间，严家炎又列入了梁启超、曾朴、徐念慈、周瘦鹃等人物作为过渡。这种新的文学关联链，意味着对原有文学史结构和秩序的全面颠覆，所有的文学史单元都需要重新评价与安置。在新的评价和安置意愿未能形成共识之前，严家炎所说的“新起点”就不能被承认。

于是，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判断出空间性文学史或者说时间神话成立所必备的两个关键因素：“奇点”和“关联链”，以及两者既递进又循环的关系，而它们构成了当前讲述“文学”史，乃至“现代”史的主要框架。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时间性文学史的铺陈，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空间进行了预设，《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等著默认以一个整体性的“中国”概念作为历史话语指涉的对象和负荷历史话语的载具，虽然其历史叙述仍然对文学现象的地区性予以强调，但“中国”作为历史单位的整一性、同一性和均质性是明显和突出的，“中国文学”内在的多元性、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实际上都处于被遮蔽的状态，而这也为“空间性文学史”的发生留下了广阔天地。

“空间性文学史”超越了“时间性文学史”所积累的文学认知经验和理解习惯，而试图以非线性的平面拓展来描述文学发展的历史景观，如《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开篇即从上海的报馆街谈起，认为上海“作为全国报业中心对晚清文学现代萌芽的环境形成，直接发生着巨大的影响”8；论及文学社团如南社，尤其注意“东京—上海”的迁徙经历对其人员构成的决定性作用，并认定这两座城市是晚清文学的中心；谈到文学研究会时，亦注重其“成立于北京、发展于上海”的空间特征，提出“从北京到上海，这是一条通行的文学路线”9；探讨经典之作《阿Q正传》，也注重其“空间传播”方面，详述了小说发表后在海外的流布与译介；此外，《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还引入大量图谱，以地图、表格等方式重点呈现剧场的分布、译作的地理来源、作家的迁徙线路等，这些都显示出了空间性文学史相对特别的叙事着力点和理解向度。

由这一案例可以看出，相对于时间性文学史的“奇点—关联”模型，空间性文学史实际上是基于“中心—边缘”模型所营造的历史话语，其关键因素在于：起源和复制。前者意味着新兴文学机制与中心地域相结合，生成具有向心力和再生力的新型文学系统；后者意味着新型文学系统在边缘地域中复制再生，传播中的形变和边缘地域的特定条件也会导致其具有某种“在地性”。“中心—边缘”模型衍生出一系列“主体—客体”“自我—他者”的文学话语，“中心”有事实上的主导性，而新型文学系统的不断复制又会持续强化“中心”的神话属性。因此，空间性文学史天然地强调文学发展的层次性和差异性，文学在宏观上总是波段式地行进，在微观上则可能有各式突进、冲突和折返。

但是，相对于时间性文学史，空间性文学史仍然是欠发达的，这不仅体现在两种文学史相去甚远的数量上，也体现于双方差异巨大的影响力上。“上海”是中国现代文学事实上的中心，但“上海”的重要性从未能与“五四”相提并论。体量与影响力的差距也同样映射了两种文学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事实上，空间性文学史的发展远迟于时间性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前者甚至表现为对后者的补充。同样作为文学的创世神话，“时—空”文学史两者间事实上存在着一种并不平衡的压抑关系。

仅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绝大部分“省域文学史”的生成逻辑不完全等同于上述两种之中的任何之一，近百年来的文学史著述大多以民族国家建构作为默会前提，“民族国家”实乃文学史书写的“元知识”，这导致作为其组成部分的“省”都缺少生成“奇点”和“起源”的话语条件，相对于国域叙事，现当代文学的省域叙事注定只能是一种论据而非主题。因此，“省域文学史”的自我建构常常采用通史策略，即将文学史奇点推向更加久远的古代，通过附骥古代文学史以借取历史合法性。因此，这类文学史常常折中地依照时间维度将“省域文学史”设置为若干“编（卷）”，而现当代文学则是其中一编（卷），如《湖北文学史》（王齐洲、王泽龙，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就设为五编，分为“上古文学、中古文学、近古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开篇即强调“湖北上古文学体现了令人景仰的荆楚精神”，“荆楚精神是湖北文学的精神之源”10，闻一多、余上沅、废名则作为“第五编 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而与第四编的樊增祥、第三编的袁宏道、第二编的岑参同等入史，“现当代”与“古代”均质化地共享了源自上古的历史合法性。

而省域现当代文学专史的撰述就较难采用“奇点”上移的方法，于是，空间性文学史的撰述策略就成了更加适配的选择，如《廿世纪山西文学史》（崔洪勋等，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年版）就从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深秀写起，延伸至李提摩太等在太原主办山西大学西斋，山西留学生在日本创办《第一晋话报》和《晋乘》等，其历史叙述呈现出典型的“中心—边缘”模式。这一策略能够较完整地阐释省域文学的“传统—现代”转换历程，但又必然辖制文学的地方性，导致史著变得雷同，各省特征极难凸显，实际上是封闭了文学史向深层发展的可能性。还有某些省域现当代文学史试图采用技术性手段来使之回到“奇点—关联”的时间性轨道上来，而现当代文学天然的民族国家内涵，又使这种文学史的成立无法仅仅依靠源自古代文学的历史合法性。具有“现代”意味的文学“奇点”必须据有一席之地，这就导致了时间性叙事无法维持单一和线性，而发生了分裂。如《江苏新文学史》（陈辽，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利用“前言”来构建时间关联，提出“江苏新文学上承已有二千几百年的江苏文学”11，“‘五四’文学革命充当了江苏新文学的产婆，江苏新文学从此诞生”12，实际上制造了两个时间“奇点”、两个历史起源。

“通史策略”使“省域文学史”的编撰取得了合法性一致，却回避了对“传统—现代”转折的阐释，导致了解释效力不够充分，“省域文学史”（尤其是现当代文学史）的营造显然受到时间神话与空间神话的双重辖制，而无论使用时间还是空间性框架，“省域文学史”实际上都面临着与国域文学史的“神话一致性”问题，“省域文学史”很难不对国域文学神话进行移植，而移植中的任何一点失调，都可能会形成显而易见的叙事冲突。

二

显然，“省域文学史”还普遍呈现为一种不甚整饬的状态，尤其表现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撰述方面，其作为一种系统性知识的严密性和完整性仍有缺失，但也恰恰是这种未完成状态，能够使文学史生成的底层博弈规则呈现得更加直接而清晰。

根据周振鹤的研究，历史上中国省域的划定具有“可变性、继承性、延续性”的特点，“省的创置自元代以来已有七百年，而某些政区的边界至今已经沿用千年之久，更有个别县的幅员甚至长达两千年没有大的变化”13，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政区形式为“道（路）—州—县”，元明清以来，则为“省—府—县”，这种行政区“使得一府（或与府相当的州、郡）或一省（或与省相当的路、州）之内的语言、风俗等文化因素趋向一体化”14，各地方言“以府（二级行政区）为单位，内部有较大一致性”，“方言区划和历史行政区划在很多地方事实上是重合的”15，如浙江，其二级行政区“除嘉兴府外，其他十府（州）的辖境稳定了近一千年不变”16。长期固定的行政区划所形成的空间稳定性使“省域文学史”获得了非常明确的地理指向，而地理空间内部长期稳定的方言和方言区又提供了良好的语言文化条件，“行政—地理—文化”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塑造了具有边界的文化单元，使“省域文学史”成为可能。同时，在省域内部也存在着历史中逐渐形成的自发性信仰与认同，如鲁迅1912—1919年居于绍兴会馆，其所住的补树书屋对面就是供奉乡贤的“仰蕺堂”和“晞贤阁”，堂内的牌位有“先贤言子之位”“明先贤阳明王子之位”“明先贤蕺山刘子之位”（即子游、王阳明、刘宗周）；阁内各供奉正祀五十一人、附祀二十五人，包括黄宗羲、陶望龄等绍兴名士17，周作人回忆其“一年春秋两次公祭，择星期日举行”18，其祭文则称“良知慎独，文成忠介，屹然两宗，扶持宇内，闻之见之，乡闾为最”19。这就说明，“省域文学史”具有长期积累而成的知识、思想、信仰基础。而地方乡绅怀慎终追远之心整理乡邦文献，亦属传统。鲁迅就曾补绘《于越三不朽图赞》，为明代越中先贤朱东武、胡幼恒、余岸修三人绘制头像，该书收录绍兴历代先贤一百零九人，皆为堪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者；又曾以极大的精力编纂《会稽郡故书杂集》，以求“用遗邦人，庶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20，从立意到成书，前后历十八年之久。由此可见，无论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条件，“省域文学史”的编纂都不乏优良的历史积累。虽然目前来看，“省域文学史”的编纂确实往往出自各种“文化工程”，但其背后“为地方存史”的深远动力仍然不可忽视。

然而，这种历史动力并未充分延伸、整合与施展，乃至推动形成基于省域的、中心性的文学史书写，恰恰相反，已有的“省域文学史”通常表现为去中心化的人物、事件、作品集合。以现当代文学史为例，如其以“类方志”的形式出现，往往尽善，而若其以“文学史”的形态发生，则不免显得缺少筋骨，历史的动力和历史的话语并未充分结合，甚至往往扞格不入。这也就意味着，某种更加强大的力量压抑甚至阻挡了省域文学叙事当下和历史的连接。

人类的地缘情感边界是抑制“省域文学史”成形的天然原因，“恋地情结倘若指向一个庞大的领地，也会沦为虚假。人的生理需求是建立在一个尺度适当的地域当中的。适当的尺度能使人的感知和地域之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倘若一片地域又正好是一个自然地理单元的话，人们就能与它建立起一种更为紧密的关系”21，而“现代国家往往面积广大，边界更依赖于人的意志而非自然界限，涵盖的区域显得杂乱，因此人心中很难产生依赖于亲密无间的地方经验与知识的情感”22，巨大的传统国家亦然。正如前文所指出的，方言区与行政区的重合通常体现于府（州）这样的二级行政区，“特别是唐宋的州和明清的府所辖的地域不大不小，对于一体化来说是最适中的”23，也就是说，行政区划如若超出州府所限，人类的情感认同就不易生成。正如鲁迅对乡邦的感情常常体现为对“会稽”的认同，而其家乡绍兴自唐宪宗以来始终为州、府（越州、绍兴府）治所所在，并为山阴、会稽的县治所在，这种州、府、县同城而治的局面一千三百余年未变，绍兴所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古老的区域行政中心，自然也是文化中心。这样的行政区体量和文化单元，适宜催生人的乡邦情感，又不会超出其情感边界，而一旦由州府上升到上一级的“省”，人的恋地情感就较难企及而需要象征符号、仪式的介入和唤起，而在省一级范围内，这种符号和仪式又显然是不存在的。

古老的吏治国家传统则是导致“省域文学史”难以成形的重要历史原因，“同乡观念之为美德，系基于更大的政治理念，这种理念将同乡纽带深化和理性化，赋予其更为广阔的超越地方的含义。爱家乡之所以为美德，是因为它有助于构成和强化更大的中国政治组织。如果地方观念不与这种政治理念挂钩，则是鄙陋的”24。地方士人虽然自发地形成乡土观念、进行乡土文化建构，但历代先贤“所以是先贤，是因为他们的主要功绩超越地方，影响全国”，他们“都以学优登仕、官位显赫著称”25，士人通过科举考试制度而与中央政治直接连通，不仅认同于乡梓故土，更认同于全国的精英群体。相对于省一级象征符号和仪式的缺失，针对乡邦与中央国家的仪式活动则发达许多，人们在代表乡土的会馆中不仅祭拜地方先贤，更祭拜主掌文运和文章的魁星以及象征忠义的关羽，这喻示着吏治国家强大的人才虹吸能力和意识形态影响力。在省与国的梯次关系中，前者无法与后者相提并论，这就大大抑制了“省域文学史”发生的可能性。

冲突的行政区划设计是“省域文学史”形成的重大阻碍。政区之设，一方面要有利于中央集权国家行政管理，一方面要顺应地理环境的先天条件，“在这两种思想指导下，就出现了犬牙相入和山川形便两条相互对立的划界原则”26，“虽然实行山川形便的原则有经济上的需要和文化上的益处，但……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的幅员足够大，而政区长官又有一定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27，为此，犬牙交错的行政区划就成了对抗凭险割据的重要手段。而这也就直接影响到了省区的文化构成，导致来源不一的文化单元往往被有意组合为同一个大型行政区，这种内在的冲突使“省域文学史”的自然地理合法性和文化逻辑合法性都遭遇巨大的挑战。如江苏、安徽两省都既跨长江南北又跨淮河南北，域内吴方言、中原方言和江淮方言互不相通，这在保障了区域稳定的同时，又使文学史的统一性书写面临着更多困难。

三

“省域文学史”编撰中所呈现出的诸多问题，究其实质，是两种冲突的体现：即以不同层次的空间（如县、州府、省）为出发点所导致的冲突，和不同类型的情感（如天然的地域情感、符号唤起的认同情感）彼此间的冲突。而这两种冲突不仅发生于“省域文学史”书写之中，也普遍发生于当前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研究之中。就具体操作而言，省域区划“犬牙交错”的程度，直接影响域内文学的一致性，进而提升了“省域文学史”的撰写难度，而“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潜在的、强有力的背景，又对国民、文化甚至传统都提出了均质化的要求，这就进一步压缩了“省域文学史”的构建空间，前民族国家和民族国家几乎对省域意识的凸显形成了双重围剿，在这种情况下，“省域文学史”似乎就应该处于一种欠发达状态。然而，其事实上的丰富又打破了这种看似必然的情形，“省域文学史”编撰所具有的天然困难与其在新世纪所呈现的活跃度，形成了有趣的对照关系，如果仅从行政驱动的角度出发，并不能完全解释这一现象。

事实上，除“省域文学”之外，与之相提并论，进而形成交互、竞争关系的学术概念，还有区域文学、地域文学、地方文学、地方性写作、地方性路径等，虽然在概念使用方面仍未达成共识，但这一批具有同一指向性的概念的持续发生，本身就显示出一种文学发展的动力、轨迹和趋势。

“省域文学史”在21世纪蔚为大观，其根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寻根文学，前者热衷于考察世界，后者侧重于深掘本土，但都是对“中国—世界”发展为开放关系的自然反应，只是这种反应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更多体现为知识分子的自发自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则集中表现为国家性支配。“省域、区域、地方”等在文学意义上所受的重视，也是完整地被笼罩于这一历史嬗变之中，可以说，区域、地方等概念主要体现为知识分子学术化的知识生产创新，而“省域文学史”则更多体现为文学的制度化和国家化。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樊星撰写《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都体现了对此前文化热和寻根文学的承继和整理意识。而随着“中国—世界”关联的日趋紧密，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失落和后殖民引发的身份失落迅速内化为中国问题，“东—西”和“前现代—现代”的学术焦点也迅速向“身份认同”“话语殖民”等转移，“省域、区域、地方”的意义进一步凸显，学术界迅速进入欢呼全球化和反思全球化并存的双重视域，2003年靳明全主编的《区域文化与文学》、2004年丁帆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都体现出了这种新的问题意识和新的思考方向。与此同时，“省域文学史”亦开始大量出现，陕西、辽宁、江西、河南、浙江、海南等省于这一时期先后推出本省文学史。也即是说，在21世纪初，面临全球化与后殖民，知识分子话语和国家话语都在相当程度上选择以“中国的次级单元”作为叙事基点，地方性和民族性于此达到了高度重合，“省域、区域、地方”成为重要的叙事主体，“省域文学史”虽然隐没于“区域文学”“地方文学”之后，但两者的联系仍然千丝万缕。如从“省域”出发观“地方”似有万千未逮，但从“地方”出发看“省域”则十分恍然，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研究者无法回避“‘地方’是一个丛聚概念，即使就单个作家的创作来看，也往往包含了多地经验的交错、叠加”28，这甚至也包含了“地方”与“中央”的交错和叠加。

需要注意，作为一种学术成果，“省域文学史”并非是行政实体的直接产物，其编者和著者通常都具有普遍认可的学术身份并隶属于学术共同体，其中优秀之作亦如其他文学史一样在学术研究中广受征引29，如果说“省域文学史”的影响力普遍较小，恐怕未必尽然；作为一种历史叙事，“省域文学史”和国域文学史共享着同样的叙事逻辑并面临同样的问题，作家的多重身份、省与国之间的模糊关系等问题折射于“国家—世界”文学问题域中，就表现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新移民海归文学”“华语语系文学”等概念的不断涌现和彼此互补互斥，民族国家范畴内的省域文学问题和世界范畴内的民族国家文学问题虽然受到了不尽相同的待遇，却未必没有纾解之道；作为一种具有潜在影响力的认识装置，“省域文学史”背后明确的边界认可显然比“齐鲁”“三晋”“岭南”等文化认同具有更加明显的刚性意味和更加强大的区隔能力，其区分文学畛域的价值，以及对“一体化”文学叙事的潜在松解作用也显然不可小觑。说到底，“地方路径”“地域文学”毕竟是相对于“中央路径”“一体化文学”等而成立的，其相对性导致了这些概念其实并不能正面而具体地回答到底“何为地方？”“何为地域？”反倒是界限分明的省域概念于此能够做出斩钉截铁的回答。两者虽然话语上分离，却在事实上共鸣和互补。

实际上，无论“地方路径”的研究选择，还是“省域文学”史的积极编纂，都隶属于“中国—世界”的积极对话，其最典型的案例，就是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事件既是地方化的写作获得了全球化的认可，又是民族化的文学获得了世界性的承认，20世纪80年代的理想与21世纪初叶的渴望于此一并达成，而这也意味着基于省域的、地方的或者区域的写作获得了更为巨大的合理性，于是，在相当程度上，“在地”开始整合“在国”，“在地性”这一原本应用于艺术界的概念被挪用到文学领域（从In-situ到Localization），逐渐统合了省域书写和地方书写、国家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陈晓明在莫言获奖后对其创作的概括——“在地的寻根”“越界的世界观”和“解放性修辞”，“莫言的书写总是无止境地奔涌，总是离去，甚至如小生物（蝌蚪）般匍匐在地，正因为‘在地’——这井底之蛙，能看到外面的世界，能自由自在地想象无边的世界”30“在地匍匐”与“出入世界”既构成耦合关系也构成因果关系，“在地”为因，“世界”为果，“在地性”成为了获取全球化认可的一种通道。

而更需要注意的是，在省级行政区之间也往往存在着积极的文化竞争关系，如果说在中国与世界间建立普遍、积极的联系之前，“省域文学史”的成立与进展主要取决于国家内部中央对地方的许可、鼓励程度，那么中国对世界的开放则导致了这种许可在一定层次上向世界敞开，衡量标准也向世界迁移，这也使各省级行政区有更大的动力去争取世界的文化认同以提升国家认可。“现代国家作为一个拥有边界线的庞大空间很难让人直观地去体验到它，对于个体来说，国家真实性取决于这个人有什么样的知识水平。”31而对省域文学的推动，则更有利于提升国家的识别度和形象，“省域文学”和“省域文学史”的进展，实际上是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调整的典型文学映射。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20世纪上半叶艺术宣言中的观念演变研究”（项目编号：23BA028）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方维保：《逻辑荒谬的省籍区域文学史》，《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2期。

2 李怡：《从地方文学、区域文学到地方路径——对“地方路径”研究若干质疑的回应》，《探索与争鸣》2022年第1期。

3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前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4 5 [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10页。

6 7 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8 9 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插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123页。

10 王齐洲、王泽龙：《湖北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页。

11 12 陈辽主编《江苏新文学史》，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

13 26 27 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59、61页。

14 15 16 23 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5、56、61、55页。

17 19 王日根、[日]大木康编《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2辑（10），厦门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555—558、554—555页。

18 周遐寿：《鲁迅的故家》，《鲁迅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1页。

20 鲁迅：《〈会稽郡故书襍集〉序》，《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21 22 31 [美]段义孚：《恋地情结》，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志丞、流苏译，第150、148、149页。

24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区域网络和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25 [美]白思奇：《地方在中央：晚期帝都内的同乡会馆、空间和权力》，秦兰郡、李新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1—102页。

28 李永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当代文坛》2020年第3期。

如截至2024年1月20日，据CNKI检索，邱明正主编的《上海文学通史》2005年版被引258次；陈书良主编的《湖南文学史》1998年版被引80次、2008年版被引54次；吴海、曾子鲁主编的《江西文学史》2005年版被引183次。

30 陈晓明：《“在地性”与越界——莫言小说创作的特质和意义》，《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艺术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