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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美国皇帝“诺顿一世”展现了现代历史中的全民狂欢，然而卢一萍的长篇小说《少水鱼》却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前现代的中国皇帝梦，这寓言式的梦境荒谬、滑稽又暴虐，引发我们对现代/前现代错杂人生的联想。《少水鱼》记述晚清民初“自立为王”的传奇，以此构成对于传统历史叙事的偏离和反叛。这显示出新时期“新历史主义”传说的悠远影响。然而，小说恰恰又是在回归“历史”现场之时获得意义的纵深：“新唐”的建立与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皇帝梦”形成有意味的对照，小说对于个体欲望的书写也在历史的“现代性”进程当中改写寓言的内涵。

关键词：卢一萍 《少水鱼》 新历史小说 帝王史观 情欲书写

美利坚短暂的历史直接从现代开始，然而现代的美利坚人也有过人类历史上共同的梦想，如何成为“皇帝”。这就是“诺顿一世”。约书亚·亚伯拉罕·诺顿（Joshua Abraham Norton）1818年生于英国伦敦的犹太家庭，两岁时随家人迁居南非。其父成为富甲一方的船舶用品商人，直至1840年家道中落。1848年，诺顿的父母及两个兄弟相继去世。在此之前，诺顿因为与父亲关系紧张而离家远行。1849年11月，诺顿抵达旧金山创业，跻身当地上流阶层。三年后，一场在中国蔓延的饥荒使大米涨价900%，诺顿决定大量囤积，却不想米价很快因为来自秘鲁的丰富供应而跌落。诺顿的财富受到重创，从此一蹶不振。1859年，林肯当选美国总统的前一年，诺顿付费在旧金山《每日晚报》刊出一则“宣言”，简要描述了他所认为的国家危机和解决方案，署名“合众国公民”。两个多月后，他再次付费发布广告，宣布自己应美国民众的强烈要求，自立为“诺顿一世，美利坚合众国皇帝”。1

在犹太移民诺顿一步步成为美国“诺顿一世”的过程中，那场中国饥荒似乎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好像大洋彼岸的蝴蝶偶一振翅，最终引起一场飓风。饥荒当然也给彼时的清帝国带来巨大麻烦。自1846年起，黄河、长江流域连年遭受水旱灾害，粮食产量剧减，社会动荡，民不聊生2。1851年1月，广西地区万余名贫民组成的“拜上帝会”在桂平县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洪秀全即“天王”位。持续十余年的战乱自此开始，帝国的颓势也从这里一发不可收拾。

卢一萍的《少水鱼》所叙述的就是这场灾荒的延续与中国人改朝换代的梦境的延续，不过，与大洋彼岸的诺顿的皇帝梦比较，却更有一种时空倒错的感觉，我们大可以在“诺顿皇帝”的现实参照下，解读这文学世界的中国皇帝的迷离梦境。

与诺顿跨时空的关联在于，《少水鱼》虚构的“新唐”王朝，正是从太平天国运动当中旁逸斜出的一支。李宗羲一族从晚清到民国的传奇经历，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皇帝梦”多重参照，显映出人在不同语境下对于“权力”的复杂想象。进入《少水鱼》的文本内部，能发现作者将这种复杂“人性”化约为单一的“人欲”，借由多个“单声道”叙事声部的聚合，使之成为一种多重复沓的景观。那么，需要追问的是，小说中所呈现的欲望景观，到底来自于一种前现代的原始人性，还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关乎小说的现实逻辑，也关乎小说的历史感。

《少水鱼》最早构思于1995年3。成书虽然时隔近三十年，未尝不可将它视作1990年代“新历史小说”的遥远回响。在《少水鱼》的叙事中，隐匿于历史书写中的“第一人称”显形，与传统的历史叙事模式形成有意味的互文，从中正可窥见风靡一时的新历史主义批评的影响。由此这部小说也为我们敞开一个在当下重新审视“新历史小说”及其遗产的契机。当我们不再将一个既有的宏大叙事作为“假想敌”，以日常生活、个体情欲为书写对象的小说，是否会因为失去核心而弥散？当“历史”的神话全然被瓦解，“小说”就可以独立吗？如果不能，它又从何处寻找依傍？

一、“皇帝梦”的悲喜剧

他看起来有点生气，又有点困惑。

他是被我们激怒，被我们搞糊涂了吗？

——“诺顿皇帝基金会”4评价晚年诺顿的相片

愚昧产生专制，专制供立暴君，千古一体！当代中国称帝者形形色色，无一例外，均是他那一亩三分地上的暴虐之君。

——《帝梦惊华：当代中国称帝闹剧》5

以上两段引文，大致可读出现代社会对于“称帝”的两种态度：前者是戏谑的，但也不乏关切；后者是严肃的，带着沉痛的告诫口吻。这两种态度的截然不同，当然跟历史经验有关。随着人类社会逐步淘汰封建君主制，作为历史遗留物的“皇帝”，也成为一个可供投射心理和情绪的空洞能指。人们对“称帝”的不同反应，折射出的正是在不同语境下对于“权力”的理解和想象。

旧金山民众有理由对“诺顿一世”的出现抱以足够的幽默感。在一个从未经历君主制的国家，“称帝”是一个奇异的玩笑，经由报纸媒介的放大，更成为当地民众的狂欢。诺顿称帝两年之后，以“诺顿一世”为名的喜剧歌剧即在旧金山上演。同年，当地名录收入诺顿的姓名，将他记录为“皇帝”。1870年，人口普查也将诺顿的职业登记为“皇帝”。此后，“诺顿一世”可见于全国各地的报纸。他成为旧金山旅游的热点，商店里甚至售卖他的小型石膏像。当然，“诺顿一世”的形象并非是以“笑话”的形式存在，他实际上得到当地民众的热爱。1867年，诺顿曾因“流浪”而被警方拘留，当地多家报纸为“我们尊贵的陛下”发声抗议。当穷困潦倒的“皇帝”衣衫破旧之时，人们向他捐赠。剧院在首映礼上为“皇帝”预留位置。“诺顿一世”甚至以自己的名义发行小额债券，名之为“税收”，实则以募捐维持生活。1880年诺顿去世，超过一万名民众自发前往葬礼悼念。

与“诺顿一世”和他引起的文化狂欢不同，《少水鱼》所描绘的“新唐”王朝背后的“皇帝梦”，则显得荒诞而可悲。小说中“新唐”王朝发端所在的大巴山地区，在1980年代前后出现过多个“土皇帝”，其中就有李宗羲“父皇”张清安的现实原型。张清安是四川巴中的一个农民，早年读过私塾，参加过国民党军队。新中国成立后，他是当地少数能够识字、粗通医术的人物。1982年，在某种神秘启示的召唤下，张清安自封“皇帝”，国号“中原皇清国”。他册封五十多位文武官员，颁布《天律森吏》作为治国大纲，刻制玉玺，还组织一支七十余人规模的武装力量向县城挺进。1982年12月21日，巴中县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中原皇清国”头目及骨干分子逮捕，张清安被判处无期徒刑。与“中原皇清国”类似的，还有江湖术士林文勇所建立的“圣朝国”，农民曹家元自称“曹玉皇”登基，农民朱仕强自称“玉皇大帝”……6这些大山深处的“皇帝”，往往是生活艰难，突发奇想，或自命不凡，或蓄意行骗，最后都落得一个锒铛入狱的下场。

如果将大巴山“土皇帝”的出现，仅仅看作是迷信或者愚昧，则会忽略其背后更为生动的文化心理。表面上看，现代社会自封为王的行为就如同诺顿在“南北战争”的背景下称帝一样荒谬，但这两种“皇帝梦”又有着本质上的不同。诺顿虽然自称“美国皇帝”，他的目的却并不是要获得特权，不是像张清安等人所渴望的黄袍加身、大权在握，而是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各项公共事务，实现他的社会理想。在诺顿二十余年的“帝王生涯”中，他在报纸上发布多项政令，包括废除国会、取消两党制、政教分离。1863年，拿破仑三世进攻墨西哥，“诺顿一世”又给自己增添“墨西哥保卫者”的名号。他痛恨政治、商业和个人的一切腐败与欺诈行为。他捍卫移民和少数群体的权益，支持女性投票，宣布非裔美国人有权搭乘公共汽车、就读公立学校，要求法院允许中国人出庭作证，还表示一切假称代表美国印第安人利益的党派群体都将受到惩罚。即便他自己生活贫困，他仍然关心公共设施建设，及时发布政令申饬不合理的物价和税率。可见，在诺顿所谓“皇帝”名号之下，是一个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关心集体利益的现代公民。他的政治理念颇为激进、超前，富有批判性，而他的价值取向仍然不离现代社会的平等与和谐。这也是为什么“诺顿一世”最终得到的不是嘲讽和敌视，而是尊重和爱戴。时至今日，“诺顿一世”仍有自己的拥趸。2013年开始，由“诺顿皇帝基金会”发起的将旧金山—奥克兰海湾大桥命名为“诺顿皇帝大桥”的请愿得到六千七百余人签名支持。2023年，“诺顿皇帝基金会”又发起将旧金山轮渡大楼钟塔命名为“诺顿皇帝塔”的请愿活动，以此纪念他抵达旧金山175周年。

反观《少水鱼》所虚构的“新唐”王朝，这个杂糅了太平天国“天王”和大巴山“土皇帝”梦想的故事，实际上触及深植于中国人文化记忆的“权力”想象。面对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出巡的威仪，项羽“彼可取而代也”的雄心、刘邦“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感喟7，就已写入“皇帝”这个词语所携带的文化符码。千百年封建帝制的历史经验，使当代中国人对“皇帝”抱有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以“帝王史观”为核心的传统历史塑造了一种难以避免的权力崇拜和权力渴望，宫廷秘辛、皇家逸事始终能够引发普遍的好奇心和窥探欲，更在某些类似情形下唤起戏仿和模拟心理；另一方面，近现代以来的历史更迭又让“皇帝”天然地带有历史废弃物的属性，附着其上的联想往往是专制、阴谋、暴力甚至疯狂，必然被扫进“封建糟粕”的垃圾堆。因此，当1980年代仍然有人试图将关于“皇帝”的想象付诸实践之时，《帝梦惊华》的作者会是那样痛心疾首、如临大敌。这种震惊和鄙夷背后，也许正暗示着一种继承而来的、未经清理的历史情感，一种对于“皇帝”及其象征的极权的“崇拜”与“厌弃”相混合的矛盾态度。

诺顿的故事恰恰从另一个角度提示我们，在一个法制完备的现代社会，“皇帝”也能够以不侵犯他人权益的形态而存在，甚至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这种情况下，不是“帝制”的复辟震惊现代社会，而是现代社会改写了“皇帝”的内涵。“称帝”也是一种公民自我表达的“权利”的演绎，而不是恢复帝制、获得“权力”的痴想。一种根植于现代社会运行逻辑中的安全感，让旧金山民众接得住诺顿的“玩笑”，也能够包容他的理想。这样的故事即便稍显荒诞，却也是皆大欢喜的，即便是项羽“取而代之”式的个人志气的伸张、刘邦“大丈夫”式的建功立业的抱负，都有可能在这里获得部分的满足。人们对于“皇帝”的复合情感似乎能做出某种分离：他们“崇拜”的是一个人心怀天下的雄心和才能，是一个个体冲破自身局限、通往更广大境界的命运与决心；他们“厌弃”甚至感到恐惧的是人在本性中对于权力无节制的迷恋和贪婪，是“皇帝”所表征的不受约束的权力系统。在“诺顿一世”看似荒唐而滑稽的行为之下，实则是个人意志的执着和坚韧，而旧金山民众对他的尊敬和喜爱，也证明了一种不同于“权力”运作逻辑的召唤力和凝聚力的存在。

而在一个只有“皇帝梦”的情形下——如《少水鱼》所写的晚清民初的李氏一族，以及李宗羲背后隐约可见的太平天国“天王”、大巴山“土皇帝”的面影——这梦想的形态必然是畸形而脆弱的。小说中，李宗羲即便已带着仅剩的族人踏上亡命之旅，在山野中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却仍然享受“皇帝”的御制，掌握支配猎物、俘虏的至高权力。在身边人不加质疑的崇拜和服从中，他时时比附“旧唐”仪轨，梦想着一统天下，重振盛世。这当然是荒谬的，但小说似乎有意保护这层荒谬不被戳破，谨慎地按照这个理所当然的逻辑运行下去，直到“男人不是王就是侯，不是将就是相；女人不是公主、郡主，就是王妃、夫人”8，“新唐”之梦才卸下由豪情壮志、花言巧语修饰过的伪装，露出空虚的内核——每个人都背负着对于“权力”的渴望。这种即便不具备任何实际意义的“权力”，也让“皇帝梦”此起彼伏，“东边要称帝的人刚刚荡平，西边想登基的人又冒了出来”9，李宗羲的“新唐”之梦还不着边际，又有孟金榜幻想着领受神启，建立属于他的“新蜀”……“皇帝梦”的发端和延续，实际上都维系于众口一词的谎言，这与旧金山民众与“诺顿一世”共同的“表演”仿佛相似，却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二、可玩味的“历史”

《少水鱼》中处处可见对于“历史”的反思和审视。“历史”往往法相庄严，但小说对于“历史”的生成却加以讥讽和调侃，进行不留情面的揭露。当孟金榜记载众亡魂的陈述时，“我”道出“历史”的真相——“原话实录肯定不行，既然是历史，肯定要对你们的话进行整理，做适当的加工”10。同样，林景芳也不相信《乐坝志》对于皇帝李宗羲的记载，“传说的东西比整理成历史的东西要真实得多，精彩得多”11。因为历史不能取信于人，小说干脆给了“正史”一个略显滑稽的去处：李宗羲对孟金榜编修的《新唐国志》颇为不满，认为其中有太多溢美之词，“朕自己看着，都觉得汗颜，好在这部史稿后来掉进了几水里，付之东流，才没有贻笑后人”12。小说借李宗羲之口，倾露出对于“历史”书写的轻蔑和拒绝。

颇有意味的是，“正史”虽然“落花流水”，小说中人却俨然以讲述“正史”的姿态自居。李清安将自己的出身附会于唐太子李贤和上官婉儿之后，李宗羲指出其中的荒谬，李清安则反驳道——“那是野史，不可信”13。“正史”与“野史”在小说中发生奇异的颠倒，史官的曲笔隐恶、道听途说只能制造“野史”，而由新唐王朝“亡魂”亲口讲述的过往才具有“正史”的合法性。可是，当我们翻开这“正史”，又发现句句无关宏旨，通篇风流轶事，这恰恰是一般意义上“野史”所关心的。《少水鱼》的讲述游走于“正史”与“野史”之间，有意地以“野史”的形式和旨趣反讽“正史”，瓦解“正史”的严肃性、权威性。

“文学”与“历史”之间的张力由来已久。“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14《汉书·艺文志》所谓“小说”未必等同于今日之“小说”，但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古典经史传统当中“文”的相对弱势，以及“文学”与“野史”的亲缘关系。近现代以来，文学观念的调整造成了古典传统中“文”与“史”的分离，“文”“史”之辨，特别是文学如何书写历史、反映历史的问题，在不同时期都能引发相当多的争论。1990年代，围绕“新历史主义”的理论热潮和批评实践，既是新时期文学自我更新的一部分，也可以视作古老的文史问题在新环境下的变形。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理论家的引介，为一大批“新历史小说”的出现推波助澜。当然，关于“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命名和源流仍有争议15，但笼统而言，对于历史观念、历史书写的新认识，与当时文学所要求的写作题材、叙事技巧以及观念解绑等方面的变革不谋而合。也就是说，“新历史主义”之所以能够在1990年代掀起理论的狂热，离不开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范式更新所爆发出来的能量。在一个亟需从历史的重负当中解放出来的年代，“新历史主义”为人们提供了向历史发问的勇气，以及一种重新审视历史的目光。

时至今日，我们很难具体地指认当代小说的哪些特征是从1990年代“新历史主义”批评潮流当中脉延而来——毕竟新时期文学是一个多样纷呈的混融整体，难以孤立地切割出哪一种理论或流派，“寻根小说”“先锋小说”“新写实小说”都或多或少地与“新历史小说”共享了消解宏大叙事、关注世俗日常的文本特征——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凿无疑，即当代小说在新时期确立自己的初步样貌，并在此后以个体心灵、日常生活为反复深描、不离其宗的主题。倘若将《少水鱼》放置在这样一个脉络当中去理解，就能发现这部小说对于“历史”的思索和玩味，对不容于“正史”的欲望与情感的极尽描绘，仍然位于新时期文学特别是“新历史主义”批评震荡的余波当中。传统历史书写所推崇的宏大叙事，既是新历史主义所要解构的对象，也是新时期文学试图挣脱的“过去”，二者的合力都指向小说写作的“内向”化甚至“碎片”化。于是我们能够看到《少水鱼》中纷至沓来的人物，各自以第一人称讲述“我”的所思所感，披露那些隐秘而热烈的生命细节，这无疑还是对于日常的、心灵的“微观史”的又一次强调和实验，是新时期文学不可抹却的遗产；而正是这样的讲述方式，这些“亡魂”的呓语和自白，构成小说所呈现的“新唐”历史的全部，这更提示我们留意其中暗含的新历史主义的余绪。

那么，问题在于：在取消“宏大叙事”的同时，小说能否凭借个体化、碎片化的书写，呈现出另一种历史？这当然不仅是《少水鱼》要面对的挑战，也是“新历史小说”需要回应的问题。正如行超所指出的，“过分强调以叙事与修辞为核心的‘文本’，极大削弱了作家的‘主体性’，导致新历史小说普遍存在着历史真实的缺席、历史审美化乃至消费化的现象，这样的写作也面临着历史不可知论、历史相对主义甚至历史虚无主义的危险”16。针对这个现象，也有论者提出“从新历史主义中拯救历史”17。应该说，“新历史主义”的确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解构传统历史叙事的法门，但与此同时，也把小说创作推向一个尴尬的境地：当小说致力于瓦解叙事的“中心”和“结构”，也必然面临着将自己一并瓦解的风险。

实际上，史学理论、史学哲学中的新历史主义，自有其发生语境和理论关怀。“新历史主义”旨在把目光聚焦于历史“叙事”，揭示历史书写过程蕴含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因素，从而挑战固有的“真实”，倡导多元价值。如葛兆光所言，“后现代史学有一个很明显的理路，先是瓦解历史学的真实性权威，动摇理性与科学的绝对性，然后进一步批判西方代表的‘现代性’，然后是瓦解西方中心论，批判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包括西方中心、男性中心、理性中心，对旧说法进行颠覆”18。也就是说，在后现代史学的语境当中，“新历史主义”的提出是针对历史书写当中的既有“结构”，而历史究竟是否存在“真实”这一问题只是暂时悬置，而不是否认甚至取消。阿兰·梅吉尔评价海登·怀特等人时即提出：“这些具有文学性的试验暗示了一种深层的、本体论上的要点：历史客体本身就是一个‘虚构性’的创造物，是历史学家和她的读者们的心灵建构的客体。这并不是宣称‘不存在那个过去’；而是，历史学家在她的作品中呈现的某个特定的历史客体是由历史学家（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建造出来的。”19可见，承认历史具有“虚构性”，也并不妨碍历史“真实”的存在；打破既有的“真实”权威，也并不意味着从此再没有“真实”。在这个前提下再看文学理论和批评视域中的“新历史主义”，能发现在新时期文学求新求变的需要下，“新历史主义”更多地被借重为一种反叛和解构的力量，而其中对于历史“真实”的保留、对多元价值的推崇很可能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陈新在评述海登·怀特在中国的接受史时指出，文学批评对于怀特理论的借用存在脱离他本人的语境和时代的情况，甚至不乏“深深的误解”20。“新历史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是一个更复杂的话题，此处不及展开，只是需要提请注意：也许正是新时期文学出于现实需要来转化“新历史主义”的过程中，埋伏下自身必将面对的抵抗虚无的危机和困境。

具体到《少水鱼》这个文本，我们能够更清晰地看到小说所面临的难度：当全知全能的“中心”叙事（“史官”孟金榜的记述）宣布无效，由多个视角出发的个体声音（一个个“新唐”人的自白）聚合在一起，最终又指向什么？当个人的声音相互重复甚至抵消，“新唐”的历史还存在吗？小说中，纷繁的情欲世界次第展现之后，“白鸟”的出现是富有深意的：这个神祇化身成为“王朝史的记录者”，“它给新唐子民带来了精神的依托，忠诚地守护着新唐这个孤独的、从没被承认的、漂泊在征途上的王朝”21。可以说，作者仍要借助“白鸟”这样一个近乎于“上帝”的视角来判断“新唐”的命运，作为神话的“白鸟”拯救了“新唐”子民混沌无依的精神，作为叙事意象的“白鸟”则终结了漫无目的的言说，将小说拉回到以“历史”为中心的叙述当中。那些对“正史”的嘲弄，最终也得到加倍的回击：象征着“新唐”命运的李宗羲在一次次返老还童之后，终于听到外界“新唐三四百老弱病残，封闭山野，形同野人，徒有名号”22的评判，迅速走向生命的衰落。这个结局仿佛在提示我们，小说在对“正史”进行漫长的抵抗和消解之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回到历史的怀抱中去。

三、情欲书写的寓言性质

《少水鱼》这部小说呈现在文本上的异质性，很重要的一部分来源于“众说纷纭”的讲述方式。在这种叙述情形中，一般所谓以“情节”为中心的小说结构被取消，代之以人物的只言片语，侧面交代故事的走向。小说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人物内心世界和感官细节的流露。不过，即便是在小说中得到最大程度聚焦的“人物”们，似乎也并不具有各自显明的特征，而是在众声喧哗的氛围中，聚合成同一个高度抽象化的情欲的声音——无论是关于嫉妒，关于渴望，还是关于哀怨，关于忿恨，均是求而不得的“欲望”的压抑和迸裂，譬如李方吾对林景芳，孟金榜对陆云珠，朱征远对李娥儿，李娥儿对神秘爱人……这情感不知何所起，也没有多加解释，却是驱使小说人物上下求索的行动力，也成为小说着墨最多的核心表达。

因此，在“讲史”的外壳之下，《少水鱼》书写的实质是“言情”，是记录人物的心灵动荡，刻画人物的情欲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小说遵循的是情感逻辑而非历史逻辑。李宗羲一族虽然生活在清季民初，但当他们踏上流亡之路，就走出了这段历史的规定和约束。小说对于他们迁徙路线的描写，具体而又抽象，仿佛是从“历史”一路走向“虚构”：

从被烧毁的桂花园出发，越过张家山，沿着赵家河，抵达林家寨，然后朝西，到达李家坪，过王家庄，经过窦家关、吴家场，沿岳家河一直走到河源处，再翻彭家岭、梁家山、黄家梁，涉游家河，越沈家山、杨家山、贾家山、蒋家山、闵家山、欧家山、郑家山、宋家山，攀爬陆家坡、苟家梁，翻越闵家山垭口，过了鲍家溪，看到一条叫万家河的大河，在田家渡口上船——如果那里还有人撑船的话，逆流而行，沿人烟稀少的河岸走三十四里路，到达中游和上游交界的凌家滩，拐向蒲家沟，顺沟走四十七里，到毛家渡过河，在河的右岸行约三十五里，翻过焦家山，入死人谷，进黑熊沟，在野人洞住一宿，走鹿儿梁，爬猴子岩，过野猪坪，到野牛砭，越豹子岭、老虎峰，即入大森林。23

无论是隐身于丛林，还是遁走于田野，“新唐”王朝都仿佛进入了某种形态的“伊甸园”或“桃花源”，在那里他们被剥除属于特定时代的经济身份、文化身份，只有虚设的“政治”身份（或者说“等级”身份）和纠缠不休的情欲关系——相当于回归到带有原始社会色彩的“前现代”状态。在这里，小说对于女性身体和爱欲的“凝视”，充斥着象征化、夸张化的处理手法。与此同时，小说所刻画的种种欲望渴求，分明又带有现代人的色彩，是现代人才有的思维和主张。比如李方吾猎熊时内心升腾起的“弑父”情结，李绍谋对于生命的厌倦和无力感，陆云珠、刘秀芬之间的奇情……小说对人物情欲的解释，也富有相当程度的“现代”意味：“……最多也只因生命的虚无，只是命运没有着落和内心无所皈依时的一种举动，只是一种单纯的发泄，一种沦落时对生命的挥霍，一种对瞬间安慰的渴求，一种对爱的短暂遗忘和肉体的轻易放逐。”24如此种种，表明小说是借“新唐”这段逃逸的历史之名，写现代社会的情感体验和心灵处境。

倘若“新唐”王朝能够一直隔绝世外，这部小说就会是一个全然悬浮于历史之外的、关于现代人的情爱寓言——看似是历史的，实则是“架空”的、当下的。然而，在小说最后，当李氏家族第四代、李宗羲的“皇曾孙”李廖走出森林之时，民国城镇的科技手段和经济形态在他面前展露无遗，小说所小心翼翼营造的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在真正的“现代性”入侵的时刻全面崩塌。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新唐”子民是一群彻头彻尾的原始人，他们所拥有的“前现代”的社会形态和小说所赋予他们的现代情感模式之间，其实充满了矛盾和龃龉。历史的逻辑和情感的逻辑在这里发生对撞，“新唐”的寓言跌落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当中，小说对于人物的情欲刻画也失去了原本的象征性与合理性。因此，严格地说，《少水鱼》是一部关于“历史”的小说，而不是一部历史小说。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领军人才项目（项目编号：22VRC148）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本文关于“诺顿一世”的材料均译自“诺顿皇帝基金会（The Emperor Norton Trust）”官方网站https://emperornortontrust.org/。

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7—28页。

3 参见卢一萍：《少水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538页。小说落款“1995 年冬，乌鲁木齐南山，残稿”。

4 诺顿皇帝基金会（The Emperor Norton Trust）2013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最早名为“皇帝桥运动（The Emperor’s Bridge Campaign）”，是一个纪念和研究“诺顿一世”的非营利组织。

5 6 莫辛编《帝梦惊华：当代中国称帝闹剧》，广州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此书记述1980年代前后湘赣交界、豫西、大别山、大巴山等地区的“称帝”事件，下文简称《帝梦惊华》。

7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6、344页。

8 9 10 11 12 13 21 22 23 24 卢一萍：《少水鱼》，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361、260、20、85、23、26、292、500、203、208页。

14 班固：《汉书艺文志讲疏》，顾实讲疏，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5页。

15 参见李杨《“新历史小说”与“新历史主义小说”之辨》，《广西社会科学》2021年第8期；薛红云《新历史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文艺争鸣》2022年第10期。

16 行超：《重写历史与再造个人——重读20世纪90年代的新历史小说》，《东吴学术》2022年第5期。

17 罗雅琳：《从新历史主义中拯救历史——论麦家的谍战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4期。

18 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第87页。

19 [美]阿兰·梅吉尔：《“宏大叙事”与历史学学科》，《后现代史学理论读本》，彭刚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页。

20 陈新：《文学理论与史学理论——海登·怀特研究在中国（1987—2018）》，《世界历史评论》2019年第1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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