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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70后”作家常芳的最新作品《河图》记录了山东“辛亥革命”的故事，延续了中国历史小说的创作传统，又为其发展提供了新的叙事经验。在革命历史语境下，常芳从民间的角度侧面再现历史风貌，探索革命历史的影响及意义，在历史观上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借助“革命者”“异域人”和普通市民的多样态人物形象建构，在表现革命历史复杂性和世界性的同时，彰显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怀；采用跳跃穿插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和“多镜头”的叙事视角，激活了整部作品的灵性。《河图》展现出常芳独特的审美追求以及对历史的深入思考，整部作品呈现出厚重的历史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力作。

关键词：常芳 《河图》 历史叙事 辛亥革命 山东

在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历史小说因其与民族国家意识建构之间的密切联系受到文学界的重视，涌现出了大量涉及宏大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作家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宏观政治视角叙事，形成了家族叙事、个体生命体验和边缘人物书写等反传统、非理性的创作倾向，开启了“新历史小说”的创作潮流。

中国“70后”作家常芳的最新小说《河图》赓续了历史叙事的传统，也实现了对以往历史小说的重新思考。在历史叙事上，《河图》没有直击历史现场，描述革命发展过程，成为革命历史的留声机；而是摆脱了宏大历史叙事的限制，结合“新历史小说”的审美经验，从民间的角度记录革命历史，追述革命之于民间的意义，呈现出特色鲜明的“民间历史观”。在人物形象方面，《河图》着重塑造了“革命者”“异域人”和普通人这三类人物形象。这三类人物性格不同、命运迥异，但统一于常芳对历史的思考之中。在叙事方式上，常芳既没有按照传统的模式来结构全文，也没有沉湎于“新历史小说”狂放、神秘而又魔幻的篇章结构和叙事视角，而是采用穿插跳跃的结构与灵活多变的聚焦视角，通过不同的角度扩展作品内容，展现历史的丰富内涵和广阔的可解读空间，立体全面地表现革命历史。无疑，常芳在《河图》里的这些独特的创作经验为中国历史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审美经验与探索路径。

一、民间历史观下的革命史

1911年，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随后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全国。武昌起义后，山东革命派响应全国革命形势，争取山东独立。《河图》正是以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南家花园为中心，围绕着泺口与济南双重空间，通过众多人物形象，呈现出革命暴风雨到来前后的社会样貌。“民间在当代是一种创作的元因素，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新的价值定位和价值取向。”1在《河图》中，常芳没有正面铺陈革命的详细过程，也未过多涉及独立与封建帝制，民主派、立宪派与保皇党的激烈斗争，而是从民间的角度表现革命历史，在历史观上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

“历史作为人类生活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无法确认和无法解释的一种非理性存在，作家愈想摆脱一些史书的观念，恢复历史的生活实景，就愈需要一种理性的判断力和理解力。”2历史是“非理性的存在”，因此，对于作家而言，要梳理冗杂的历史材料，就必须发挥艺术内省力，以理性来选择最切合文本的叙事方式。面对历史史实，不同的叙事方式体现着作家不同的历史观念。常芳曾直言宏大叙事实际上隐含在日常叙事之中。在这种创作观念的影响下，常芳选择了以日常化的叙事来表现革命历史。因此，她没有以济南作为叙述重点，反而是将远离革命漩涡的小镇泺口作为叙述中心。这致使《河图》在历史叙事时疏离了对革命历史的直接呈现，而通过对泺口社会的叙述，以民间视角间接表现历史。

处于革命边缘的泺口远离政治风波，社会安宁和谐。“整个泺口镇的居民，依然都在日复一日、安静地重复着他们各自过往的生活。”3泺口的沉默姿态导致生活在其中的群众过着类似于梦境般的生活。在这种看似稳固的社会情态下，革命以流言的形式慢慢渗透进社会当中。泺口人未曾亲眼目睹革命的沸腾场面，只能从周约瑟等人从济南城中带回的流言碎语中捕捉革命的风向。这些不切实际的革命流言冲击着泺口社会，在革命降临之前，民间被笼罩在恐慌当中。《河图》以“山东独立十二天”为蓝本，但是有关独立胜利的情节只在小说中占据寥寥几章。独立如同南怀珠口袋中的“玫瑰”一样迅速凋零，随之而来的是独立失败后的漫长寒夜。独立风波平息后，民间无法恢复到独立前安稳和谐的状态，迎来的仍然是无尽的苦难。伴随着南怀珠被杀、商铺被烧毁、周约瑟横死，革命以强硬的姿态持续影响着泺口的社会。

陈思和曾言新历史小说作家们“深深地立足于民间社会生活，并从中确认理想的存在方式和价值取向”4。通过对革命风云下民间生活情态的叙述，常芳试图重新确认革命的价值意义所在。“独立后，他们手上的权利，真就能一星不差地归属天下万民，让人人都过得如皇帝般滋润？”5对于泺口民间社会而言，革命成功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也未改变整体的社会面貌使生活在其中的民众受益。独立成功带来的不过是家家户户在门口挂着的象征独立的布条，是小孩子们从南明珠那里多得的几块糖果。与此相对的是革命摧毁了民间，民间社会仍然停滞在原来的面貌，甚至于独立运动破坏了原有的情态，醋工伍春水的家庭被摧毁，来家祥的铺子被烧，城中到处都流淌着民众的鲜血。斯蒂芬·格林伯雷呼吁：“蔑视社会珍视的正统观念，拥抱那些被正统文化认为是讨厌或可怕的东西。”6社会正统观念在分析革命时往往会忽略它在客观上的破坏性，但这同样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因此，常芳在《河图》中重新拥抱历史的意义，展示了这一场不成功、不彻底的独立运动带给民间社会的无穷的灾难。进一步，这种灾难实在是历史的常态。民间社会是脆弱的，历史每一次巨大的转折都伴随着民间旧秩序的崩塌。诚然，革命给社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但这并不能掩盖它对于民间造成的巨大破坏。“新历史小说以民间的意识形态作为价值评判的坐标，试图以民间的、世俗的、宗法的价值来归结题旨。”7常芳无意再赘述革命的伟大，而着重展现民间在革命面前的渺小和脆弱。她通过展示革命给民间造成的混乱与动荡，重新思考革命的真正意义与价值。

常芳从民间的角度展现革命的面貌，表现被迫卷入革命的民间社会所面临的复杂命运。《河图》中有宏大历史书写，譬如济南城内的独立运动；也涉及个人史和家族史的内容。但二者均在《河图》中让位于民间视角下的历史。“新历史主义作家追寻历史也是为了消灭固定成见的历史。”8因此，它本身便包含了否定和否定之否定的双重含义，永远处于自我发展中。张清华在谈到新历史小说时曾指出：“新历史主义叙事有倾向于‘民间’历史观念的一面。相对于主流政治模型的历史叙事，它常常是以民间历史叙事相近的面目出现的，体现了‘边缘化’的或者‘暧昧’的立场与趣味。”9常芳在《河图》的“新历史”叙事中呈现出了鲜明的“民间”历史观，发掘了以往历史小说中被遮蔽的民间社会。她跳出宏大历史叙事的局限，并继承了“新历史小说”的审美经验，为读者呈现了在革命风暴中混乱、动荡、恐慌的“漫长黑夜”，在民间的立场下重新梳理纷乱的历史史实，发掘革命历史所遮蔽与忽视的另一面。

二、“革命者”“异域人”与普通人：多样态人物形象建构

围绕着“辛亥革命”的山东故事，《河图》塑造了大量鲜活的多样态人物形象。依据与革命的关系这些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与革命进程密切相关的“革命者”形象；第二类则是在革命中保持中立与观察态度的“异域人”形象；第三类则是生活在革命历史之中的普通人形象。这三类形象统一于对革命历史的表述之中，展现出常芳对革命历史和个体命运的多维度思考。

在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革命者”是极为典型的形象类型。但是，常芳没有简单地将《河图》中的“革命者”设置在历史的宏大叙述当中，使他们成为历史的“傀儡”，而是着重突出他们性格和思想的复杂内涵并进而表现革命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新历史小说描写着日常生活中的人，关注人性的平庸、世俗化，人的各种欲望、烦恼和有缺陷的性格。”10小说中的南怀珠是一个坚定而复杂的革命者，他积极投身于济南的“独立”运动，不遗余力地践行着自己的理想——“把一个世界，变成另一个世界”。常芳没有热情地歌颂他是如何为了伟大的“独立”献出自己的一切，反而突出了他身为革命者在性格和思想上的弊病。南怀珠并未认识到革命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也没有做好长期革命的准备。在宣布独立之后，他没有察觉到革命内部的嫌隙，沉湎于狂欢，在南家花园的宴席上酩酊大醉；在独立被取消之后，他逃避现实，陷入与咸金枝的疯狂情爱之中。可以说，南怀珠性格中内在的矛盾代表了彼时初步成长的革命者的普遍问题。

与南怀珠相对，谷友之是摇摆不定的“革命者”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具有多面性格的人物。在革命初期，他积极地推动“独立”进程，以自己的身份联系新军支持独立，劝说南明珠拿出募捐的一部分钱款来拉拢武装力量。但是，当他目睹了革命可能带来的风险后，他抛弃了革命，甚至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冯一德和好友南怀珠，彻底扼杀了独立的可能性。他背叛革命不是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而是出自性格中的“自保本能”以及对妻子和孩子深沉的爱。常芳无意通过简单的政治话语来塑造人物，而历史也绝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模式就能涵盖的，它有内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历史的过程不是单纯事件的过程而是行动的过程，它有一个由思想的过程所构成的内在方面。”“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11置身在历史大潮中人物的复杂性格思想面貌构成了历史的内在肌理。常芳借助革命者思想的波动与摇摆，为解读革命历史打开新的窗口，深入历史的内在方面，展现历史的丰富内涵。

其次，常芳延续了《桃花流水》中塑造的“老约翰”等“异域人”形象，在《河图》中继续发掘生活在济南的西方“异域人”形象群。常芳着重通过这些来自西方的“异域人”所代表的世界目光来重新审视中国的革命历史，体现出了常芳的世界性视野。小说中的马利亚、戴维等人对待历史的态度，保持着克制与冷静。他们作为济南独立风波的“局外人”能够更加客观理性地认识这一场革命的性质。常芳借助他们对待中国革命的态度从世界性的角度重新思考中国的革命历史。

对于戴维和马利亚来说，发生在济南的革命与世界历史中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并无不同，正如她借用的中国俗语“阳光底下，从来都没有新鲜事”。小说不仅仅讨论山东辛亥革命，更是进一步将人类千百年来发生过的革命同时呈现给读者。从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到法国大革命、英国光荣革命，从中国革命历史到世界革命历史，每一次革命的爆发都伴随着暴力和杀戮。“世界上所有的革命，都是真正自由的敌人。”12革命从本质上来说是暴力的，它带来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在戴维写给弗洛雷斯王子的信中，他看到了革命内部的弊病，“贪婪与耍阴谋诡计，那些西方革命者们身上的恶习，在中国的革命者身上一样也没有缺少”13。发生在他国革命中的战争、死亡都会发生在中国的革命当中，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也将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施展它的“魔法”。从书写革命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西方人物被赋予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他们象征着世界的目光，即从世界来观照中国，体现着常芳在创作中流露出的一种世界整体意识。

如果“革命者”形象是常芳对历史小说创作传统的继承，“异域人”是对自身写作经验的再度挖掘，那么《河图》中大量的普通人形象则是她对历史背后“人”的命运和生存困境的关怀。小说中的周约瑟是最为典型的普通市民形象。他忠诚、老实、善良，勤勤恳恳地在南家醋园做工。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过上稳定的生活。他亲眼目睹了济南城中狂热躁动的革命现场。但是对他而言，革命伟业尚且不如马车上被砸坏的两坛醋重要，他真正关心的是这场革命是否会影响自己的生活。周约瑟是“旁观者”的典型形象，是鲁迅笔下的冷漠“看客”。除了以周约瑟为代表的“看客”，小说中还有另一类对革命抱有幻想的普通人。商铺老板来家祥是精明、市侩的小市民形象代表。在关于泺口革命成功的遐想中，他妄想了三件事：拆毁铁路桥、占有漂亮的女人以及狂欢三天三夜。对于这一类具有典型意义的普通人来说，他们对革命的认识停留在数千年“农民革命”的“暴君理想”当中，他们幻想着能够在革命中为自己攫取利益。但是，常芳没有选择批判普通人在历史中的选择和他们身上根深蒂固的“劣根性”，而是着重探讨他们在历史大势中的无奈和悲哀。

“新历史小说较之单纯的文化派作家，在面对‘文化历史’的背后，更实在而冷峻地面对生命与生存的历史，面对人的历史，面对真正的人性苦难。”14普通市民在历史中的选择似乎并不是一句简单的“劣根性”所能完全概括的，在这一表象背后，蕴藏的是革命、启蒙对他们的疏离以及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奈和妥协。在彼时的革命者眼中，民众是被“统治”的对象，他们不需要了解革命的内容和意义，只需要听从它的号召。在南怀珠与南海珠的多次对话中都鲜明地体现了他身为革命者对民众的漠视。因此，普通人实际上是被革命排斥在外的。革命不接纳普通市民，自然不能奢求他们积极地参与其中。同时，面对时代的汹涌潮流，作为个体的人，他们感到深深的无力。普通人无法驾驭时代浪潮，他们安稳的生活被革命有意无意地摧毁。群众并不理解革命携来的“自由”能给他们带来什么。面对现实生存困境，他们便只能被迫选择自保。这是数千年来的压迫促使他们形成的生存智慧。只不过这种智慧在寻求“民主自由”的这场革命中显得如此悲哀。但是，常芳仍为民众保留了一线光明。在小说的结尾部分，被压迫、被忽视的民众举起了手中的武器开始反抗。尽管这种反抗带有一定的盲目性和原始同态复仇的意味，但谁又能忽视这颗已经深埋在民众心中反抗压迫的种子呢？

从“革命者”到“异域人”再到普通市民，他们在常芳的笔下具有了内在的统一性。“只有写出人物精神天地的多样性、丰富性和复杂性，作品才有更大的艺术价值。”15常芳在《河图》中通过“革命者”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他们在革命中的不同选择，展现了革命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将中国革命历史放置在世界历史舞台展出，既通过世界历史来考量中国历史，又体现出中国革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紧密关系。通过普通市民形象的塑造，常芳进一步思索了生活在大历史下民众的无奈和悲哀，是对人的历史、人的苦难的挖掘和再现。《河图》中的人物形象不仅贯穿了整个小说的结构，与小说的情节发展密切结合在一起，更是以其性格和命运承载着小说的内涵意蕴。

三、非线性叙述结构与多镜头叙事视角

在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河图》呈现出一种新的探索。常芳既没有选择传统的线性结构以及全知式、“内焦点”式的叙事视角，也没有走入“新历史小说”叙事迷宫的“游戏”当中，而是选择了介于传统和现代之间，更为灵动、多元的叙事方式，使整部作品呈现出独特的风貌。

在叙事结构上，常芳摆脱传统的叙事模式，打破常规的时间序列。“在历史的具体场合中，时间问题牵涉到历史经验的组织系统和分期的基础。”16对历史时间的不同解读态度影响了小说叙事结构的选择。历史在一定程度上是线性发展的，以往的历史小说也常适应此种发展模式，采用线性叙事。然而，当作家局限在这种线性的叙事模式时，也意味着他们的视野在某种程度上被锁定在单一的历史时间维度，而没有看到纵向的历史空间。“在新历史主义作品中，又有选择性地接受了先锋小说对叙述模式及结构探索的优点。”17常芳在《河图》中通过一种跳跃穿插的非线性叙事结构大胆打破秩序井然的线性叙事，跳脱单一的历史时间维度，发掘纵向的历史空间，使整部小说显得参差灵动。常芳在叙述主线情节的同时，不断打断叙事节奏来讲述另外的故事。譬如在南怀珠携革命同党回南家花园这一主要情节的叙述过程中，掺杂南怀珠的童年故事、谷友之夜回巡警局、热乎在老书房门口奇异的梦。又如在独立失败后，在社会动荡不安的紧张情节叙述中，插入老贾和老罗的故事。同时小说中不断填充一些单独成篇的情节，如南沂蒙县的袁掌柜为了让儿子考中举人，举家搬迁到济南；绸布商人为了新娶的妻子舍弃家业来到济南城。

这些情节初读时可能会有一种割裂感，但是当情节的真相浮现时，常芳展现了她惊人的谋篇布局的能力。南怀珠童年遇到马戏团，不仅成为他革命理想最初的起源，更是在暗示他所追求的“独立”如同那位杂耍艺人指尖的“鳄鱼”一样缥缈；谷友之夜回巡警局，见到冯一德，为他后面亲手葬送革命埋下伏笔；绸布商人的故事为咸金枝的出场提供了背景，独立失败后南怀珠与咸金枝的狂欢体现出了他作为革命者的复杂性格特点。

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之上，不同于传统的全知视角和热奈特提出的“内焦点”叙事视角，常芳在《河图》中采用了“多镜头”的叙事视角。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路易·艺特罗斯曾言：“我们的分析和我们的理解，必然是以我们自己特定的历史、社会和学术现状为出发点的；我们所重构的历史，都是我们这些作为历史的人的批评家所作的文本建构。”18历史本身包涵丰富的内容，足以满足作家从不同的视角进行解读的需要。这构成了《河图》采用多镜头叙事视角的前提。小说不断变化聚焦角度，以各个人物的视角来组成故事，用“多镜头”从不同的角度来组成对历史的全景式叙述，展现历史的丰富内容。宏观上，小说以“山东辛亥革命”的故事为主要情节，围绕着这一情节，小说以不同叙事视角展开。譬如以周约瑟为代表的民间视角，以南怀珠为代表的革命视角，以戴维为代表的“旁观者”视角，等等。这些不同的叙事角度完成了对革命的多方位讲述。在微观上，哪怕一个细小的情节，常芳也试图通过不同的叙事视角来展开描写。例如周约瑟为南家老爷寻找偏方这一情节就从周约瑟、南家老爷、厉月梅和南海珠这几方视角展开叙述。类似的情节在小说中比比皆是。常芳通过变化的叙事视角，对一个情节展开不同角度的讨论，既扩展了作品的内容，也展现出同一事件因不同的角度而呈现出的多种风貌，进而表现出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的可解读性，让整部作品呈现出一种丰盈的质感。通过叙事视角的不断变化，常芳在一部作品中浓缩了对历史和革命的多角度的观察，这无疑增加了作品的厚重感和内在意蕴。

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伴随着叙述视角的变化，文本的组织与结构原则突破了以自然时序构造客观性历史的传统模式，一种以‘记忆’为摹本，时序互相穿插颠倒，解构了历史自我起源、自我发展的自在性和客观性”19。新历史小说这一叙事特征无疑给予了常芳新的启发，但她无意通过时序穿插颠倒的叙事模式来打造“叙事迷宫”，将读者引入彀中，也不再拘囿于传统的叙事视角。跳跃的叙述结构和“多镜头”的叙事视角打破了线性的历史叙事，展现丰富的历史空间，尽可能全面地展现历史的完整风貌。常芳以穿插跳跃的情节结构展现出历史的多种样态和被历史史实所遮蔽的现实。同时，这种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在客观上成为对辛亥革命历史的补充，从多个角度来展现革命历程和影响，实现了对革命历史的立体式的表述。

结 语

《河图》是一部具有独特审美韵味和历史叙事风格的小说。常芳生动地再现了一百多年前发生在济南的那段波谲云诡的革命历史。在历史叙述中，仅以寥寥几笔带过革命现场，而将重心放置在革命风云下的民间百态。在历史观上呈现出鲜明的民间立场。在叙事结构和叙事视角的选择上，采用非线性的跳跃穿插的叙事结构和灵活多变的叙事视角，既拓展了叙述内容，又从多角度完成了对历史的立体式叙述。

恩格斯曾直言：“我们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但我们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20以文学的笔触来书写历史，将历史由“神的启示”降格为“人的启示”是作家被赋予的使命之一。在汗牛充栋的历史小说创作中，常芳凭借《河图》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在民间历史观下的“新历史”叙事、人物与历史的关联以及文本结构和叙事视角的探索上，《河图》是珍贵独特的，它为后续历史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和参考。

但是，仅仅民间视域下的历史叙述，能否呈现革命历史的内在必然性、规律性？能否深层呈现历史当事人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那些“偶然性”“个体性”影响？能否呈现历史大事件与众多事件、人物之间重重叠叠的关系？这也是常芳《河图》中所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或许历史的复杂意味就在这里，常芳的《河图》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辛亥革命中的山东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复原了历史被遮蔽的民间部分、异域情感部分，这本身就是常芳创作《河图》的重大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所在。而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常芳的《河图》也只是大历史中的一个视域侧面，还需要更多的视域来呈现历史的复杂面貌。而常芳的《河图》就是21世纪历史叙事的一个很重要的开始，一个新的开启。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新现实主义’审美书写研究”（项目编号：19ZWB100）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陈思和：《民间的还原——“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文艺争鸣》1994年第1期。

2 洪治纲：《新历史小说论》，《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3 5 12 13 常芳：《河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3年版，第22—23、147、137、490页。

4 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6 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57页。

7 舒也：《新历史小说：从突围到迷遁》，《文艺研究》1997年第6期。

8 17 吴戈：《新历史主义的崛起与解读》，《广西社会科学》1995年第2期。

9 孔范今、施战军编《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中），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页。

10 刘川鄂、王贵平：《新历史主义小说的解构及其限度》，《文艺研究》2007年第7期。

11 [英]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2—303页。

14 王彪：《与历史对话——新历史小说论》，《文艺评论》1992年第4期。

15 郑春：《试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创新努力》，《文史哲》2000年第1期。

16 [苏]M.A.巴尔格：《历史学的范畴和方法》，莫润先、陈桂荣译，华夏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18 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19 孙先科：《“新历史小说”的叙事特征及其意识倾向》，《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

20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中央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5页。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