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有些相遇总是猝不及防。

十五年前，我从宜昌沿长江溯流而上重庆。沿途不记得在什么地方临时泊岸，看到一副楹联：“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我的家乡是山东沂蒙山区。昔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这“东山”即是蒙山，所以那时见到这副对子特别亲切。

四年前，我到四川雅安挂职，见到了落款清雍正六年的《天下大蒙山》石碑。碑文刻有：“《禹贡》所载：山有二蒙，有徐曰东蒙，在梁曰西蒙。”

《尚书》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尚书·禹贡》记载了古徐州境内的山东蒙山和古梁州境内的西蜀蒙山。山东蒙山是中国产茶的最北方，西蜀蒙山则以有文献记载人工最早种植茶叶而闻名。这“西蒙”才是“茶中故旧是蒙山”所指。

一、南方嘉木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这是茶圣陆羽在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中开篇的第一句话。陆羽记载，神农氏遍尝百草，发现了茶；周公制定《周礼》时，又把茶写进了书籍。

“荼”，是茶的古字。在《诗经》中，就有“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出其东门，有女如荼”等。最早的中医学著作东汉《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解之。”这说明，先民已经知道用茶来缓解毒素，也就是可以拿来药用。书中又说：“荼生益州，三月三日采。”这表明茶叶和四川的渊源甚深，先民认为四川是茶叶的原产地。

在唐代以前，茶的主要称谓是“荼”。古人还用过槚、茗、荈、苦荼、茗菜等诸多名称来称呼茶这种植物。就文字而言，传说是周公所作、成书最迟不晚于西汉初期的《尔雅·释木》中记载：“槚，苦荼也。”这是嚼茶苦味在舌尖上发出的“夹夹”言的书写。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里称名荼、苦荼，这是茶叶苦味发出的舌上音的书写。司马相如《凡将篇》名荈诧。扬雄在《方言》中写道：“蜀西南人谓荼曰蔎。”“蔎”同“涩”，这是用茶叶的苦涩味来命名。这些有关茶的称呼都是蜀人方言，记载在西汉司马相如所著字书《凡将篇》上，至今这些语音还活在四川方言里。

陆羽总结唐以前茶的异名，在《茶经》中归纳为五种通称：“一曰荼，二曰槚，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他将“荼”字减少一画，改写为“茶”。从此，在古今茶学书中，茶字的形、音、义也就固定下来了。

当然，最早的茶作为药用或食用。《尚书》里有“三宿三祭三诧”，表明茶叶用于祭祀。《晏子春秋》名茗荼。晏婴担任齐国的相后仍旧吃粗粮，并用茶作为佐餐菜品。这当然还透露出一个信息，即在山东蒙山一带也有茶叶，只不过作为食用。

山东邹城邾国故城战国墓随葬的原始瓷碗中，出土的茶叶样品为煮（泡）过的茶叶残渣。这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早的茶叶遗存。陕西咸阳景帝阳陵出土的腐朽碳化的粮食遗迹中，也发现有茶叶残留物。但具体怎么饮用、是食物还是药物、茶叶来自何处等重要信息却无从得知。

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的原产地，中国茶叶史的专家一般都将茶叶的起源地认定在四川。由上可见，茶名、茶字、茶义源出巴蜀，巴蜀不愧是我国和全世界茶业和茶文化的摇篮。扬雄提到的“蜀西南”正包括西蜀蒙山一带，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蒙山茶。

蒙山位于雅安市名山区。称为名山，一是因蒙山而得名；二是名副其实的“茗”山。据南宋王象之编撰的地理总志《舆地纪胜》记载：“西汉时有僧从岭表来，以茶实植蒙山。”同时据《天下大蒙山》碑文载，吴理真于西汉甘露年间（前53—前50年）在蒙山上清峰种植茶叶，开人工植茶先河。蒙山成为世界上有文字记载最早有人工种植茶叶的地方。

二、武阳买荼

“牵犬贩鹅，武阳买荼”“烹荼尽具，已而盖藏”。这是西汉王褒在《僮约》中描绘成都寡妇杨惠在家中煮茶烹茶的情形。“武阳买荼”，意为家奴到武阳将茶叶买回；“烹荼尽具”，就是给主人备好洁净的茶具，泡茶煎茶。这也是世界上最早最明确的文献记载。

武阳是现在的四川省眉山市彭山区，距成都70公里，距蒙山100公里。彭山旧志云：“彭山，乃秦汉武阳故地而唐名。”秦灭巴蜀后，在岷江边设置武阳县，治所即今彭山区江口镇。江口是古代东去成都的第一大码头。船舶进出成都必经江口，而且刚好一天的路程。

“荼”，在古代也指苦菜。通过“武阳买荼”，我们大致可以判断，这“荼”是茶叶而非田野里常见的普通苦菜，否则没有必要到较远的武阳单独去买。再通过“烹荼尽具”这四个字，我们就更可以排除“荼”为苦菜，从而确定为“茶”了。

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记载：“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南安是今天的乐山。南安、武阳与蒙山近在咫尺。根据王褒的记载，武阳是世界上最早有史料记载的茶叶贸易市场。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也许正是在此时，茶饮习俗被带向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在陆羽的笔下：“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之徒，皆饮焉。”这表明，不管是齐鲁之地的晏婴，还是蜀地的司马相如、扬雄等，都喜欢饮茶。这也佐证了王褒“烹荼尽具”的记载。

但是，关于饮茶时间，也有不同看法。《茶经》成书于760年左右，首刊于780年。在《茶经》成书约一百年以后，唐代杨晔撰写了《膳夫经手录》。所谓“膳夫”，是指朝廷中主掌皇帝饮食的官吏。书中提到，在古代没有听说饮茶的事情。到晋、宋以后，吴人采其叶煮食，称为茗粥，即是将茶与米粥、橘皮、姜等混在一起煮沸后饮用。到唐代的开元、天宝之间，才稍稍有了饮茶之事。

可以确定的是，到了唐代，饮茶已经发展成为一门艺术，大行其道。唐代天宝年间进士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而《膳夫经手录》也说：“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也。”这正是谚语“宁可三日无肉，不可一日无茶”的出处。

我们从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可以知道，茶叶在唐代已经开始规模化生产并成为商品，也隐隐感受到每年新茶上市时茶商之间竞争的激烈。

为了寻找武阳茶肆旧踪，我在江口古街沿着长满青苔的斑驳石板拾级而上，偶见古道深深的拐子窝。在临江吊脚楼上，与当地老者茶话，听长河江声拍岸，不难想象当年的繁华：

每当春水泛滥，江上渔舟，往来穿梭，帆樯林立，络绎不绝。每当夜晚降临，晚霞渐次退去，灯火次第点亮，桨声灯影，歌管清扬。正是彭山旧志所谓“白昼船行千千艘，夜来万船灯火照码头”。

两千多年前，王褒在不经意间，以游戏之笔，记下了杨惠家奴买茶烹茶的日常工作，为中国茶史留下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三、蜀茶珍重

“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这是白居易《琴茶》诗的颈联。“渌水”是著名的古曲，“蒙山”是指蒙山茶。全诗是：“兀兀寄形群动内，陶陶任性一生间。自抛官后春多醉，不读书来老更闲。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穷通行止长相伴，谁道吾今无往还？”

“兀兀”是勤勉不止的样子；“群动”出自陶渊明《饮酒二十首》，指各种活动；“陶陶”出自《诗经》“君子陶陶”，快乐的样子。这首诗大意是，自己天性旷达不同俗流，一生与官场习气格格不入，自从离开朝廷经常醉酒，老来不再读书十分清闲。回想起来，只有琴里阳春白雪的渌水曲，以及茶中的故交老友蒙山茶，无论贫穷显贵都始终如一相伴。

白居易实在是太喜爱蜀茶了，《白居易诗集校注》里就有64首茶诗。他曾经在四川工作9年，回到朝中后，每当有朋友寄来新蜀茶，他都要写诗答谢。比如，《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等等。

他的好友刘禹锡也曾在蜀地很长时间，“巴山蜀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刘禹锡也喜欢饮蒙山茶，“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西山兰若试茶歌》）。“白泥赤印”是指装上贡茶后用白泥封口，加盖红色官印，快马如飞扬起的风和尘土。这种快马送蒙山新茶的情景宛如“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过华清宫绝句》）。

唐代宰相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称：“蒙山在县南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翰林学士李肇撰《唐国史补》提道：“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茶，号为第一。”

蒙山茶“为蜀之最”“号为第一”，极其珍贵，当时一束捆起来的五匹锦缎，还交换不到一斤早春蒙顶茶。孟郊《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提道：“蒙茗玉花尽，越瓯荷叶空。锦水有鲜色，蜀山绕芳丛。”意思是，越地上等茶碗里没有了茶叶，更看不到蒙顶茶的泡沫了，急切盼望得到新蜀茶。与李商隐、温庭筠并称“三十六体”的段成式在《锦里新闻》写道：“蒙顶有雷鸣茶，雷鸣乃茁。”意思是蒙山顶上茶树萌发甚早，春茶无比珍贵。

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曾两度为相，是唐代牛李党争中李党的领袖。他也是饮茶的行家，在任西川节度使（驻今成都）时，曾经鉴定茶叶品质和名茶真伪。

白居易与牛党领袖牛僧孺交好，李德裕素来厌恶他，便以白年老多病恐不堪担负朝廷重任阻挠他为相。李商隐的父亲李嗣当年在朝中和白居易相识。李商隐的恩师令狐楚和白居易、刘禹锡交往颇深，是牛党牛僧孺一派。令狐楚把没有功名的李商隐招在幕府，并亲授当时流行的骈体章奏，使李商隐成为骈体公文撰写的顶尖高手。

李商隐的岳父王茂元则是李党李德裕一派。李商隐娶了王茂元最钟爱的小女儿王晏悦。在李德裕失势后，李商隐毅然追随李德裕部下郑亚南下，并为李德裕著作作序。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是李商隐年轻时最好的朋友。但是由于牛李党争，担任宰相十年的令狐绹对李商隐绝不施加援手。

白居易和李商隐虽分属不同阵营，但两人关系不曾受到影响。据元代《唐才子传奇》记载，白居易特别喜欢李商隐的诗文，曾说死后愿意托生为李商隐的儿子。李商隐生的第一个儿子即取名“白老”。

白居易和李商隐都曾担任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这个机构初设于东汉，包括藏书馆和档案库，校书郎为正九品上。后来他俩又先后担任过盩厔（今周至）县尉，为正九品下。在唐代，八、九品官员着青袍，正如他俩诗句中的“江州司马青衫湿”“未若青袍送玉珂”“青袍似草”等等。李商隐第一次遇见巴山蜀水，是从桂林北归时溯游而上到了今天重庆一带。后来在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幕府待了五年。

白居易早年继承杜甫的衣钵，关注苍生疾苦、鞭挞权贵，和元稹一起在诗坛发起轰轰烈烈的新乐府运动，但也因此屡遭贬谪。所以白居易对“前月浮梁买茶去”的商人之妇发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他一生经历浮沉，晚年独善其身，以太子宾客（正三品闲职）分司东都来到洛阳。当时正三品以上官员可以得到皇帝赏赐的贡茶，最出名的正是蒙山茶。

白居易在洛阳闲住达十六年之久，直到去世。朝廷封赠他为右仆射（从二品），葬于龙门。按照白居易的遗嘱，由李商隐撰写了白居易的墓志铭和序。

白居易以茶水洗清热衷功名利禄之尘心，以禅法证得超然物外之净心。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称赞这一点：“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大意是，你长期漂泊不定却取名居住容易之意，也深知自然规律从而以乐天由命自勉。白居易的《琴茶》诗实际开了禅茶一道的无限法门。

四、茶禅并举

唐朝推崇老子李聃，以道教为国教。佛教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土，至武则天时代蔚为壮观。当时王公大臣皆喜谈禅论道，从白居易《琴茶》诗，可以想见当时情趣。即以李商隐为例，他年轻时曾在玉阳山清都观学道，对道教经典娴熟无比，后来事迹又进了佛教《高僧传》，却始终以儒家为底色。

在李德裕全力支持武宗灭法以后，禅宗成了中国佛教的主流和核心。茶叶趁此时机进入禅林的律规之中。封演《封氏闻见记》记载，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为坐禅不许打盹瞌睡，茶叶含有茶碱、咖啡因，恰有提神醒脑的功效；坐禅又提倡过午不食，不吃晚饭，但是允许喝茶，“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白居易在《萧员外寄新蜀茶》里曾有“渭水煎来始觉珍”，他特意找来好水煮茶，以不辜负好友一片苦心，这才是珍重主人心意。

唐代张又新在《煎茶水记》中最早论述山水、江水、河水、井水性质不同对泡茶的影响，他评价：“水与茶宜者凡七等，扬子江南零水第一。”

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载：“扬子江心水，号中泠泉，在金山寺旁。”扬子江是长江下游江苏南京至入海口河段的古称，南零水又称中泠水，由于江水改道，金山寺成为江中孤岛，所以称为“江心水”。

陆游最喜欢蒙山顶上紫笋茶，多次称赞：“谁赏蒙山紫笋香？”（《效蜀人煎茶戏作长句》）；“自作蒙山紫笋茶。”（《秋晚杂兴》）他还特别提到雪山水似扬子江心中泠水，并与蒙山茶相提并论：“雪山水作中泠味，蒙顶茶如正培香。”（《卜居》）

到了元代，元曲“蒙山顶上春光早，扬子江心水味高”（李德载《赠茶肆》），这是继陆游之后，将蒙山茶与扬子江心水直接联姻的名曲。意思是，只有天下第一水的中泠水才堪与蒙山顶茶相匹配。

明代陈绛在《辨物小志》里说：“蒙山顶上茶，扬子江心水。”清代刘献庭在《广阳杂记》里说：“昔人谓：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些赞誉让蒙山茶名满天下。

蒙山上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永兴寺。相传三国末年，天竺僧空定大师来此结茅。西晋初年，改茅为寺。晚唐道宗禅师重修并首行丛林清规于蒙山，开启了蒙山禅茶。宋西域僧不动在西夏夏州（今银川）说法，后来南下抵蜀，栖息蒙山。不动集辑施食饿鬼的仪轨，因创编于蒙山，命名《蒙山施食仪》。《蒙山施食仪》广传海内外，成为佛门晚课必诵仪轨。永兴寺遂成为蒙山施食的祖庭，蒙山禅茶获其美名。

黄庭坚第17世孙黄云鹄出任建昌道巡道、建南观察使，常住雅州。他在永兴寺作了一首诗：“天无纤云水清澈，五载雅州无此月。我来蒙顶夜吹箫，惊起山灵叫奇绝。静极寒深未忍眠，绕楼徐步看银魄。”（《永兴古寺石楼月下吹箫诗》）

永兴寺内有千年小叶杜鹃，采茶季节，很小一窝树，花开上万朵，如火如荼，使整个院子都充满了生机。在蒙山品茶，也是缘分。在遮天蔽日的千年银杏林下，记不清有多少次陪客人在蒙山顶上品尝甘露。

我邀请舒婷游蒙山，她说来过了。当年舒婷在此处品茶时，陪同的县长拿出25年前《星星》诗刊活动入场券舒婷签名给她看，舒婷在这张历史遗迹的背面写了几个字：“二十五年一瞥间啊！”

五、蒙顶贡茶

《华阳国志》记载，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领南方8个小国伐纣，巴蜀用所产茶叶作为“贡品”。这说明茶叶上贡有着悠久的历史。

贡茶制度始于晋，唐代基本定型。据《新唐书》记载，蒙山名茶入贡，始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茶经》成书时，蒙山茶尚无名声，影响不大，陆羽未曾得闻品尝。

蒙山茶成为贡品，源自它的品质出众。《膳夫经手录》评价蒙山茶“少而精”。前引《国史补》称，蒙山茶在全国17个贡茶中“号为第一”。《国史补》是国家文献，这是慎重之言。

高山云雾出好茶。蒙山处在北纬30度线、胡焕庸线、华西雨屏线的交汇处。正如康熙朝名山知县徐元禧诗所描写的：“漏天难望蔚蓝明，十日曾无一日晴。刚得曦阳来借照，阴云又已漫空生。”先天的地理优势、独特的云雾夜雨等生态气候加上有机质丰富的土壤条件，益于茶树氮代谢，极适宜茶叶生长。

“号为第一”的蒙顶石花，成茶外形扁直齐整，银毫毕露，峰苗挺锐，形如峻峰奇石上的石花，冲泡后汤色清澈碧亮，味甘鲜嫩，香醇持久。元和八年（813年），也即李商隐出生的那年，蒙山贡茶正式列入史册。

前蜀毛文锡《茶谱》记载：“临邛数邑，茶有火前、火后、嫩叶、黄芽号。”这数邑里包括蒙山，此时蒙山黄芽色黄绿，芽肥，芽条壮硕，牙尖毕露，色泽黄亮，油润有毫。开汤后淡黄明亮、叶底嫩黄，滋味醇浓，余味萦绕口腔。所谓“火前”“火后”，是禁火节（又称寒食节）前后的茶，也就是清明前后的茶。正如宋蔡宽夫《诗话》所言：“每岁入贡，以清明日到，先荐宗庙，后赐群臣。”天子在清明宴上，必须祭祀宗庙，品尝新茶。寒食节禁火及吃青绿色食物有关。

宋代文同在《谢人惠寄蒙顶茶》中说：“蜀土茶称胜，蒙山味独珍。”这时的蒙顶茶细嫩，芽叶完整，多茸毛，外形秀丽，开汤后滋味鲜醇，厚而隽永，香高持久。

到了宋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由于贡茶劳民伤财，且路途遥远，不能尝新，全国三十余州停止上贡。至此，有近三百年贡茶历史的蒙山茶，此后虽时有入贡，但已不占主导地位。

明清时期蒙顶石花已由唐代的饼茶演变为散茶。明《西吴里语》称历史贡茶“蒙顶第一，顾渚第二”。王越《蒙山白云岩茶》：“闻道蒙山风味佳，洞天深处饱烟霞。”“若教陆羽持公论，应是人间第一茶。”晚明是炒青绿茶工艺完善之时，此时蒙顶甘露成名。甘露的特征是炒青绿茶，外形卷曲，翠绿，茸毛遍身，滋味甘醇，回味悠长，真是茶中极品。

清雍正热衷道教，而乾隆信佛，鉴于蒙顶山茶历代为贡品，且儒释道三家均推崇，故正式选用为祀天祭祖之茶。

光绪年间，每年采贡三百三十五叶，天子郊天及祀太庙用之。清何绍基《名山蒙顶贡茶赋示陈新盘明府》：“蜀茶蒙顶最珍重，三百六十瓣充贡。”名山知县赵懿《恭拣贡茶》：“昨读香山贡桔诗，今当蒙顶贡茶时。露芽三百题封遍，云路千重传骑驰。”

采茶要用指甲，不用手指，因手指多温，易损精华。采摘在晨曦之前完成，不能等太阳出来。要用银瓶装，用作朝廷祭祀之用。贡茶用途等级森严，正贡祭天地，副贡皇帝享用，陪贡分予受宠之人享用。

去年国庆节期间，我在故宫博物院茶文化特展上看到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各省督抚所进土物清单，先是两江总督进“碧螺春茶一百瓶”等三种茶，接着就是四川总督进“仙茶二银瓶，陪茶二银瓶，菱角湾茶二银瓶，观音茶二次二十七银瓶，春茗茶二次十八银瓶，名山茶十八瓶”等九种茶。档案记载，乾隆时期，只有五种贡茶的包装为银质，分别是仙茶、陪茶、菱角湾茶、观音茶和春茗茶，这五种全是蒙山及其周边的茶。

新中国成立后，名山按照毛泽东同志“蒙山茶要发展，要和群众见面”的指示，大力恢复旧茶园，建立新茶园，改进新品种，推行科学种茶。曾几何时，蒙顶贡茶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

六、茶马互市

在古代，茶叶尤其边茶是重要的战略物资。以茶易马的边境贸易始于唐，兴于宋、元。缺少马匹的中央政府长期采取以茶易马政策，茶马互市成为这个时期大多数时候的国家战略。马匹主要来自北方的蒙古高原和西部的青藏高原。

宋代战争不断，先与辽、西夏，后与金、蒙古，从立国到灭亡三百余年，几无安宁之日。战争需要大量用于军事用途的马匹。由于北宋王朝与北方的辽、金、西夏长期处于战争对峙状态，于是便开始了与较少发生战争冲突，生活在青藏高原边缘的吐蕃进行茶马贸易。

宋代四川茶叶发展很快，数量居全国之冠。宋神宗期间，四川茶叶占江南诸产茶省产量之和。朝廷先后三次发布诏书，要求蒙山茶专用易马，并在名山设立茶马司，还有雅州、灵关、碉门、黎州四个博马场，茶马交易十分活跃。一百斤名山茶可换四尺四寸大马一匹。

明初，全国性的交易市场有四个，雅州占两个：碉门和黎州。上马一匹，用茶一百二十斤；中马一匹，茶七十斤；小驹一匹，茶五十斤。《明史》说，从碉门至西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

清初仍然维持明代的茶马贸易。其后，随着清廷对全国的统一，战马不再短缺，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相沿几百年的茶马互市制度终于淡出了历史舞台。

相对而言，元清两代以茶叶输藏为主，“以茶易马”的情形较少。雅安输入藏区的茶叶，唐代大约为几十万斤，宋代已近二百万斤，明代增至近三百万斤，清朝超过一千万斤。

以上是从以茶易马这一方来梳理的，我们再从以马易茶需求方来看。最主要的是藏族聚居区的人们已经养成了饮茶的习惯，茶在藏民族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青藏高原不产茶，藏族消费的茶叶全部来自内地。

藏族同胞有“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一日无茶则滞，三日无茶则病”的说法。此处茶是指藏茶。藏茶是我国最早的黑茶。前蜀毛文锡《茶谱》称“火番饼”，元代称“西番茶”“西番大叶茶”，明代称“乌茶”，清代称“南路边茶”，清末有了“藏茶”之名。

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压低、氧气少，易发生肌体缺氧和低压症，且饮食多为牛羊肉食、奶酪、青稞等，不易消化。奶制品能有效地帮助生活在高原的人们抵御寒冷的天气。但是对一些人来说，由于体内缺乏分解牛奶中乳糖的乳糖酶，直接饮用鲜奶会造成腹痛和腹泻。高原地区环境高寒，人们必须用高热量食物如肉、酥油、青稞等才能维持体能。但这样易生烦热，藏茶恰好能消解体内的烦热。

没有经过发酵的茶，到了体内需要氧化，高原环境缺氧，体内如果耗氧，血液里的氧气就更少了。而藏茶有一项特殊工艺，叫红锅杀青，茶叶需要在230℃的高温下炒制，并通过“三蒸三揉四发酵”的工艺，才能最终制成成品茶。这样的制作技艺以及微生物的参与，使得茶叶内的植物细胞得到充分分解，内含物质充分释放，能缓解在高寒、缺氧、低压环境下的不适症状。

藏茶可以为人体补充各类维生素、微量元素、水分，促进牛羊肉、奶酪等高脂食物的分解和消化，有抗高血压、高血脂，清除胆固醇沉积等作用，还有抗缺氧和抗辐射等作用。藏茶是打制酥油茶最好的茶。曾经现场试验，用不同的茶分别打制酥油茶，28小时后，只有藏茶打的酥油茶还是水乳交融，没有分离，说明藏茶化解油腻是最好的。

所以，明代王廷相在《严茶议》中说：“茶之为物，西域吐蕃，古今皆仰信之。以其腥肉之物，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故不能不赖于此也。是则山林草木之叶，事关国家政体之大，经国君子固不可不以为重而议处之也。”

七、茶马古道

茶马古道是唐宋以来汉民族同边疆少数民族之间因以茶易马、茶马互市而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穿行于今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以马帮、背夫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贸通道。

中原通往藏族聚居区腹地的古道有三条线路：第一条是唐蕃古道，就是青藏线；第二条是川藏线；第三条是滇藏线。

川藏茶马古道在历史上主要有三条通道：第一条是南路边茶道，从雅安穿越康巴藏族聚居区进入西藏、青海；第二条是西路边茶道，由都江堰经阿坝松潘进入甘肃、青海；第三条由都江堰通今阿坝嘉绒藏族聚居区。南路边茶道是其中路途最长、销路最广、影响最大的古道。

早在汉武帝时期，两千多年前，汉使张骞在阿富汗看到蜀布和邛竹杖时，才知道那时候的巴蜀人，已经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1872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考察南方丝绸之路。站在金鸡关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幅美丽的画卷，不禁感叹，雅州府是座大城，西藏和建昌（今西昌）是经过这里供给物资的主要地区。李希霍芬于雅安结束了在中国境内的第七次考察，回到德国后写下了《中国旅行日记》一书，并第一次提出“丝绸之路”概念，影响深远。

从成都平原出发，向南经云南、贵州到达东南亚、南亚，并与欧洲相连的古代陆上交通要道，今天我们给它取名南方丝绸之路，在秦汉时期被称为“身毒道”，由于从蜀郡出发，因此又称为“蜀身毒道”。蜀身毒道由北路的南夷道、西夷道和南路的博南道组成。汉武帝年间，唐蒙通南夷道，司马相如通西夷道，西夷道包括牦牛道和灵关道。巴蜀商人与西南夷少数民族交换，获得莋马、牦牛，这其实已经是后来茶马互市、以茶易马的雏形。

1935年，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时，带着藏茶。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起北上，藏茶在长征经过藏地时起了很大作用。

1950年，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茶叶供应不足，茶包携带不便，就熬制浓缩成为茶膏，方便携带。把几十斤边茶一起放到大锅里面，一大锅水烧开，熬到茶汤很浓，连茶叶一起晒，让水分全部挥发掉，就成为茶膏，在高原上开水一冲，很容易溶解。要喝的时候，用刀撬一块下来，放到开水里面，很快就成为一锅茶汤了。据《解放初期南路边茶大事记》记载，雅安供应入藏部队的茶叶达10万包以上。

1954年12月25日，康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康藏公路东起当时的西康雅安，西至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毛泽东同志题词：“庆祝康藏、青藏两公路的通车，巩固各族人民的团结，建设祖国！”从此以后，公路通车了，铁路修通了，隧道修通了，茶马古道就成为永远的历史。

2014年8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60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2021年4月，川藏铁路雅安至林芝段又在雅安拉开序幕，一条“天路”从雅安跃上青藏高原。建设川藏铁路对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巩固边疆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茶马古道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路边茶（藏茶）的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茶马古道和藏茶历经唐宋元明清，为巩固西南边防、维护祖国统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茶马古道和藏茶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历史，它的产生和发展，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论述的，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

八、天路背夫

2020年12月26日至27日，雅安本土原创民族舞剧《川藏·茶马古道》首次亮相国家大剧院。川藏茶马古道，连接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的传奇天路，是世界上地势最高、山路最险的茶马文明古道。因为道路崎岖，全部由人力运输，一种艰辛而伟大的职业在古道上应运而生——背夫。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背夫在峭壁上一步步“背”出了这条川藏两地的血脉交融之道。

从雅安经荥经，越大相岭至宜东，经泸定沈村、磨西，翻越雅加埂至打箭炉，因其是自秦汉以来就存在的大道，故曰“大路”。从雅安经天全两河口，溯昂州河，越马鞍山（二郎山），经岩州，过大渡河，至烹坝，到打箭炉，因系山间小道，故又称“小路”。

背茶走小路要翻二郎山垭口，走大路到汉源宜东有中转茶店，背到宜东的叫“短脚”，一直背到康定的叫“长脚”。

背夫是以生命换里程。雅安人周文在《茶包》里写道：“听见斜谷转弯的那边有着拐子跺在石上清脆的声音，她们委缩地围在柴火旁边就知道她们又有顾客来了。这些顾客就是背茶包的脚夫。”

背夫每人手持一根丁字形拐杖，拐尖镶有铁杵，用来撑着茶包歇气。拐子扎在石头或石板上，背夫便挺直腰背歇脚片刻。日久天长，古道上便留下了铁杵扎下的深深窝痕，至今犹存。

茶包用篾条包装，16—20斤一包不等，年轻力壮者一次可背15—16包，重量达到300多斤。最小的背童10岁，可背30多斤两包茶。他们叫“小背儿”“小老幺”，住店跟大人一起睡“连天铺”，不付住宿费。

一块圆形的篾条挂在背夫胸前，这是用来刮汗的。背夫随身自备一点玉米面、馍馍和一小袋盐。一小捆稻草，草鞋烂了就现编现用。女背子的茶包上还要挂上几匹笋壳，以便站着小便作“水槽”之用。有的女背子还要把吃奶的孩子挂在胸前。

古道上时常有土匪出没。连山接野，鸟路沿空。许多路段紧贴悬崖，下面便是万丈深渊，白云缭绕，山水喧哗。有时两个背夫打起拐子说话，说着说着，忽然发现旁边没人接话了，转过头来一看，人已没了。

那些被背夫的铁杵留下的一个个小石窝，永远承载着背夫坎坷的一生。史料记载，康熙年间，康定每年茶叶交易量是80万包，嘉庆年间，每年茶叶交易量是100多万包。

宜东的街道全用青石板铺成，下雨天，牵萦不断的雨水顺着房檐滴滴答答落在街沿的石条上，溅起的水花此起彼伏。茶叶自然陈化，经日晒雨淋，受潮发酵，茶叶品质发生转变，形成汤色红亮、滋味醇和、苦涩味降低、色泽棕褐的特点。

茶包到康定将竹篾从茶条上拆除，重新包裹上牛皮，以适合高原牦牛、骡子驮运。康定至拉萨路途遥远，沿途的海拔均在2500米以上，还翻越数十座4500米以上的高山，渡过无数的江河，靠人力不可能完成茶叶的运输。从此，西去的茶叶，采用骡马、牦牛来驮运。从康定到拉萨往返一次需要1年左右的时间。

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族聚居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的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

九、蔡蒙旅平

《竹书纪年》记载，魏国梁惠成王十年（公元前360年），“瑕阳人自秦道岷山青衣水来归”。这样的远去和归来，显示出魏国对隔着秦国远在西南的巴蜀乃至青衣古国是相当熟悉的，故能来去自如。这个记载是迄今所见记述西南与中原发生和平交往的最早记述。《汉书·地理志》记载：“青衣有禹贡蒙山。”

《尚书·禹贡》记载：“华阳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绩。”大意是，华山之南与黑水之北属于梁州的疆域，按照大禹制订的治水方案，对梁州境域内的水系进行了治理后，岷山和嶓冢山的耕地已能种植五谷，沱江与潜水按照疏浚好的河道归流，不再泛滥。蔡山和蒙山也成功开辟并整治了道路，和夷水域治水也取得了成效。

唐袁滋《云南记》：“名山县出茶，有山曰蒙山，绵延数十里，在西南。按《拾遗志》《尚书》所谓‘蔡蒙旅平’者，蒙山也。在雅州，凡蜀茶尽在此。”

《尚书·禹贡》徐州章里又说：“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艺。”东面到达黄海，北面到达泰山，南面到达淮水，这是徐州地界。淮水与沂水已经获得治理，蒙山与羽山一带的土地也可以耕种了。

明代四川唯一状元杨慎《蒙茶辨》提出：“世以山东蒙阴县所生石藓谓之蒙茶，士大夫珍贵而味亦颇佳。”“但《茶经》品之次，乃山东之蒙山，即《论语》所谓东蒙者耳。”说明真正的蒙山茶不在山东蒙山。

2003年11月，名山县政府发文将“蒙山”统称为“蒙顶山”。2022年3月26日，由雅安市人民政府和四川省文物局联合主办的“中国蒙顶山·世界茶之源”——茶史与茶业遗产学术研讨会在蒙顶山举行。我主持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举办，殊为不易。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专家学者就世界茶的起源、中国茶史的研究、茶的传播与发展和茶业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等问题展开了广泛交流和深入探讨。

专家表示，结合史料记载和考古发掘，中国茶文化至少战国中期应该就已起源于四川，其中最大的可能性就是蒙顶山地区，因为这里的气候环境和海拔高度特别适合茶的生长。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并倡议：中国是茶的故乡，是茶、茶业和茶文化的发源地。应加强对中国茶史的研究，梳理其发展和演变历程，探索巴蜀地区在中国茶业起源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雅安名山区的蒙顶山是巴蜀早期产茶地的中心，是业界公认的世界茶业和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应在保护管理好茶业遗产及其环境的前提下，利用好蒙顶山这个宝贵的遗产。

白驹过隙，农历甲辰，大年初六，我在山东蒙山写下这篇小文。想起距离此处不远的宋密州（今诸城）太守苏轼，当他写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他是在自我安慰，不要在老朋友面前思念西蒙故乡了，姑且用新火来烹煮东蒙新茶。可是又怎能不思念家乡，“想见青衣江畔路，白鱼紫笋不论钱”，青衣水雅鱼和蒙山顶上茶真是太好了，根本不去计较价钱。

正如清代四川唯一一位状元骆成骧《登蒙山饮茶》所问：“谁将海底珊瑚树，种向蒙山老烟雾？”这令我到底怀念初入蜀在渝州看到的那副楹联：“琴里知闻唯渌水，茶中故旧是蒙山。”

天无纤云水清澈。正月初六，西天一钩新月，照见蒙羽既治、蔡蒙旅平的先民们，照见辨识百草之首、万木之心的先民们，照见行走在日月山川里天堑变通途的英雄们，照见开疆拓土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英雄们。千载之下，依旧照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照见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