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想象、前夜与“不革命”的家庭 ——朱婧小说集《猫选中的人》简论
一
关于朱婧的小说创作，现在我们颇为在意的一个相较同辈作家而言、多少有些空白意味的阶段是2008至2017年，如朱婧自言“其时对我来说，最大的困惑是我并没有能力处理写作之外的与写作相关的事情。于是居然就放下了写作这一件事”[1]。诸多观察者在讨论朱婧的写作理路时往往会有意识强调这约摸十年的“隐去”，而“隐去”的言下之意则裹挟着某种可堪玩味的猜想：倘若这十年朱婧没有停止小说创作，她还会是现今将小说集《猫选中的人》带到读者面前的朱婧吗？猜想在很多情况下是缥缈的，不过关涉朱婧与她的小说世界，可以肯定的是，恰是正当其时的“暂停”与“重启”，赋予了朱婧迥异于2008年之前那个主要以校园青春文学作为标识昭示众人的自己的实体经验、情感结构与意志选择。
2017年恢复写作的朱婧，似乎逐渐有意识地抽离掉其在更为年轻的阶段极为在意的、以小说人物自身为出发点的角色想象与关系想象。小说集同名作品《猫选中的人》，主人公“始终未能和母亲建设一种母与子的联系，推而对于亲密关系始终缺乏想象”[2]，《光进来的地方》的“我”决意与女友（也即后来的妻子）交往，也是由于“避免非理性的想象”[3]。而《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中妻子向丈夫所述少年时代于路边意外遇蛇的经历，或可为朱婧的这部小说集提供注脚一种：“看到蛇的关键，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视线，就不会害怕。”[4]“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视线”，意味着对一类具有限定性的准则规范的遵循，同时也表意为对潜在的、未知的想象因子的排斥与拒绝。由此就《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猫选中的人》《在那天来临之前》等小说而言，“选中”与“被选中”便有了宿命的痕迹，而关乎日常的想象则在此悬空。饶有意味的是，同样是命定的“选中”与“被选中”，《猫选中的人》的太太“选中”了“我”，随之也擦亮了“我”原本黯淡的人生；《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的主人公“选中”了条件般配的结婚对象，却终演绎为一段意料之外的惊悚经历。朱婧试图抛出这样的命题：究竟是哪些因素支配着看似理所应当的夫妻关系、亲子关系？而我们何以唯能用“选中”或“被选中”等说辞去说服他人或自己？
需要看到，朱婧自青年时代以来的写作，直至当下，依旧有其一以贯之的特质。2007年出版的小说集《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自序”里，朱婧有过如下一番自白：“一个地方，一个城市，或者一个人，我更希望看到其更真实的样子、更真切自然的状态。有时，这种好奇未免太过强烈，我更想触摸到柔软的内在，它让我觉得富于趣味并常常感动。”[5]当评论者借由2008年至2017年的“隐去”，包括2017年以来的“返场”，进而旨在表明朱婧写作脉络的一个似乎显而易见的转折点时，实际上他们忽视了某种“触摸”的执念仍烙印于朱婧晚近的小说，只不过此时的朱婧更为明晰地认识到原本熟稔的形式、写法、技艺已然无法匹配现实生活汹涌而至后所产生的新的感受与经验。
卡夫卡在写给友人罗伯特·克鲁施托克的信内谈到，“由于写作素材而产生的恐惧可能总是生活本身的一次停顿而已。人之所以窒息而死，一般来说不是由于缺乏空气，而是由于缺乏肺的呼吸力量”[6]。有理由认为2008年前后的朱婧已有感于自己需要重新调整“肺的呼吸力量”。这种调整有特定的客观缘由，也源自朱婧这一批写作者渴望朝向的宽广境地。2017年后我们应重新认识的朱婧，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曾经的自我的反面，她逐渐舍下了一度沉溺的“青春写法”，不再疲于编织繁杂而纠结的情感关系网，反之，朱婧折身返至当下具有普遍性的人际关系建构模式的原点，让自己成为“少女朱婧”的质疑者。这之中很关键的一点，也是这部小说集《猫选中的人》着重呈现的，即日常生活与人际相处当中“想象”的瓦解，但恰恰是人与人的情感关系里想象因子的散失，构成了叙事层面的新的想象结构——为何现代社会的运行机制与价值立场恰恰暗示着要将“想象”逸出“日常”范畴的趋势，以及我们当中很多人为何会避免想象的发生？
《危险的妻子》有如此言：“对成年人来说，应付生活日常已经需要竭尽全力。”[7]“竭尽全力”的落脚点是一种被广泛认可与遵循的稳定形态，其又联系着不可逾越的边界感。《一日与永恒》里“我”在饭局上巧遇的电影学专业老师，就在作为生活的越界者后旋即复归充满秩序意味的边界内部。越界，并未令他心喜于突围以后的新奇，而是感慨“人都是有边界的，我尝试过了，知道边界在哪里了，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尝试了”[8]。如果将这种边界意识与《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里妻子回忆年幼时所见的蛇相对接，对于朱婧小说世界的男女来讲，危险不在于“边界”或“蛇”的存在，而是它们的消失，包括消失后具有不安定性的外部窥探。有关边界感的诉求，也正是《危险的妻子》《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光进来的地方》《在那天来临之前》《影》《葛西》等小说中人物抗拒指涉家庭关系、家庭角色的想象的根源。应看到，这些相似的行为表现背后，是相关人物试图将家庭关系、家庭角色加以工具化。父母、夫妻、儿女，以及其他角色仅需在各自所属的边界内，完成被字面义圈定的功能属性即可。而如果逸出了既定角色的边界，则意味着相关个体或群体必须要考量角色“应有算法”之外的未知构成。当代人最为难堪狼狈之处随即浮出水面。比如《危险的妻子》。“我”的好友梨花在获知丈夫出轨的消息后，由最初的愤怒情绪转至“智力的较量”。她跟踪丈夫肖及其情人，猜测着他们正在发生的种种，“像谈论八卦一般谈论她丈夫出轨的最新动态”[9]。这是一类令人感到诧异的夫妻相处模式，而梨花却是想要通过这种悖谬的跟踪行为洞察丈夫隐秘的情感内核。不过极为讽刺的是，即便梨花借由旅行不断“征服”世界的各处地域，但她终究无法突破自己与丈夫之间的认知屏障、情感屏障。至于小说里有关“我”与丈夫昆之间相处的书写，绝非是以此设置为梨花与肖的破碎关系的对立面，“我”之所以能维系眼前这看似完满的家庭，主要原因也是在于避免想象。即便昆的行为细节隐有暧昧的气息，但“我”止于当下的乖觉姿态，使得所有不安演绎为一组也许永远不会有人主动寻求破解的密码。不仅是梨花与肖，“我”与昆同样是家庭之名义下的陌生人，她们履行角色所应遵循的默契，而角色外的人事则让她们感到无助，甚至是倦怠。
对于相应角色关系“名”与“实”的勘探，很显然同朱婧曾经的“隐去”有着密切的联系。朱婧本人就对被外界频繁提及的写作空白期有过这样的回应：“在这个世界上，写作者的自我生长，很多时候是在黑暗中的，即使这么多年，我所谓‘中断写作’，但不为人所知所见的生长从来没有停止过。评论者看到的往往是他们所能看到的。”[10]而家庭，这方朱婧自写作伊始就视作主题原点的空间地带，成为了“返场”的朱婧加以检视与重构的对象。
二
关于小说集《猫选中的人》，朱婧意在言说的、也指向家庭内部那些人与事终成定局前习焉不察的“前夜”。《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的年轻太太在渐生出令“我”恐惧与疏远的“深度宅女”面目之前，也有着引人注目的外貌与气质，与“很容易建立起一种让生活流畅到丝一般顺滑的日常”[11]的相处能力。至于“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也俨然有着能够循迹的“前夜”：夫妻之间的冷淡与隔阂、乏味的家庭主妇生活、妻子与男性友人非同寻常的亲昵关系……而有关“前夜”的出现，同样并不令人感到意外。“我”对“妻子”这一角色指向明晰的功能需求，恰恰使其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妻子作为“人”的褶皱与幽微。丈夫通过妻子“造像”，用以营造形式层面完整和谐的家庭，而妻子则为了“造像”与“消耗时间”而必须要依仗其他独特的途径方式，形成趣味、情感，乃至人生价值的转移与重塑。而《在那天来临之前》，小说标题就预示了不可避免的结局。“我”遇到了家世、学历、性情皆称完美的未婚夫，人生即将沿着顺遂的径向迤去，但最终“我”并未选择与未婚夫结婚。这篇小说的一个聚焦点在于“在那天来临之前”的“我”与“我”的原生家庭——咄咄逼人的母亲、沉默寡言的父亲与看似早熟的“我”。朱婧对于叙述者“我”学生阶段的书写，多少联系着其早年的青春文学续笔，不过重建了“肺的呼吸能力”的朱婧很明显不再停驻于此。《在那天来临之前》与朱婧发表在《青春》杂志2019年第7期的短篇小说《那般良夜》有着贯穿的线索细节，即家庭成员悄无声息的离家，同离家后整个家庭结构形态的突变。《那般良夜》里“消失的母亲”，于《在那天来临之前》转换为“消失的父亲”，朱婧这两篇小说皆没有对家庭成员离家的“前夜”进行详细铺设，仿佛一切都是意外发生，但家庭的风暴又都早已有所暗示：门当户对的婚姻没有让父母成为彼此眼中理想的配偶，“焦灼撕扯”映衬为日常光景的憎厌底色。而“选中”或“被选中”则是一道将家庭想象彻底摒弃的咒语，咒语的另一端是愈发渺小与“接受这种渺小”[12]的个体。
对照暗涌的“前夜”，在《猫选中的人》这部小说集里，比如《影》，小说家借男主人公之口频繁强调的一个词是“亲密”，但其并不因此彰显个体与个体的亲密关系，而是旨在昭示现代人怎样艰难地模拟一种本应最为基本的情感属性，以及这种情感尝试的失败。《影》关于“我”与作为成功人士的妹夫的相处片段，有如此叙写：“我们曾经亲密过，最亲密的时候一周我们至少有两次一起外出喝酒。那是他准备和我妹妹结婚的前夕。我更愿意理解成是一种理性思考后采取的行动，我是一个性格乖张年长独身的哥哥，妹妹将要嫁给一个前程似锦野心勃勃的男性，这个男性必须对我进行考察，以解释这一切背后是否有潜在的危机和阴影。”[13]能够注意到，即使是看似出于本能而形成的亲密感，其背后也是相关对象基于理性考量所矫饰的一种以亲密形式为表征的利益诉求。而《影》里兄妹之间的情感、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情感，都仅是在维系角色被外界所预设、希冀的面向。正是这些人物在实际相处过程中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亲密感，从而引发了稚童死亡疑云等一系列迷雾事件。
现实生活与情感关系的错位与背反，让人总是试图避免关乎“前夜”的另一种想象与实践，从而绕开复杂而曲折的人性探索。但《细路秘径》结尾处，话剧社指导老师在传授社员表演经验时却指出“学做一个好的演员，是学会剥离，学会丢开自己，打破束缚，让本能绽放，通过身体呈现给观众”[14]。在凭空建构的时空当中，人反而借由其他暂定的面孔样貌、角色身份，拥有想象与勘探真实自我的机会。因此朱婧需要将叙述的内核放置回人物叵测的“前夜”，且频繁在小说里调度各种形成对照关系的副文本，进而意在直指当下群体与个体具有普遍性意味的现世颓境与情感旋涡。而更为重要的是，朱婧显然希冀以此恢复读者久已散失的关乎个人、关于家庭、关于周遭一切的想象力。
相应反思，一方面关涉具体的现实生活内质，同时也指向青年写作者如何逸出有关个体与家庭关系的日趋模式化的叙事窠臼。当越来越多青年写作者习惯于在自己的作品里直陈代际之间戏剧化的隔阂与冲突，朱婧却借小说集《猫选中的人》试图论证一种具有广泛性的角色定位、家庭形态的建构形式本身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与否。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集《猫选中的人》与2019年出版的《譬若檐滴》，理应视为朱婧小说创作的拐点，不过同时也要认识到这种转向究竟落位在哪些层面。私以为，这其中很关键的一点，即朱婧逐渐摆脱了对于角色关系的形式建构的迷恋，相反，朱婧让缺失与遗憾弥漫在自己营造的家庭结构形态内，通过“消失的父亲”抑或“消失的母亲”令一种长期缺席的想象得以降临：在特定个体消失之前，她（他）面临的是怎样的“前夜”？如果没有厘清相关议题，我们身处时代的青年写作所指涉的家庭问题、代际问题，很多情况下可能不过是脱离现实要义的伪命题。
三
关于《猫选中的人》，还是应再次强调家庭之于这部小说集诸篇的位置意义。应指出，二十世纪初期国内不少小说就揭示了家庭作为革命策源地的特殊性。鲁迅《狂人日记》、茅盾《子夜》、巴金“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路翎《财主底儿女们》等，在关注封建腐朽家庭趋于衰败与没落的命运的同时，也呈现了终将沉寂的家庭又是怎样意外地成为新青年形成精神启蒙与革命形塑的场域地带。而转至改革开放时代初期的小说创作，事实上普遍隐含了中国现代小说里家庭空间诱发个体产生革命意图这一叙事“小传统”。其时诸多小说里家庭书写指涉的革命意图，又铆合“伤痕”这一特定的文学风尚，这也可回溯至百年中国新小说史开端以“血”与“泪”来构筑国民（尤其是青年群体）情感肌体、精神肌体的脉络特征——我们同样能在鲁迅、郁达夫、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里注意到相似的策略、标靶。
之所以要谈到二十世纪相应时期国内一系列小说创作中，“家庭”承载的毫不掩饰的革命指向，源因《猫选中的人》这部小说集的相关篇什，如《危险的妻子》《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影》《葛西》，恰恰是在讲述这个时代的家庭怎么“不革命”了——这似乎偏离了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庭书写的一条显豁的逻辑路径。《葛西》即为一例：一个因为父亲的轻率之举而濒临破碎的家庭，其由父亲导致的“创伤”却最终莫名愈合，“我们三人以家的名义重新聚到一起，一些事情已经不可掩饰地变得清晰”[15]。在相关小说里，能留意到当下语境里以家庭为单位的群体形态的危机来源，多数并非“伤口”的撕裂，而是“伤口”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形成自我愈合。
1918年，卡夫卡在以古希腊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为主线而改变的一则小说里，为普罗米修斯的命运安排了四种可能性。这之中，第四种设想是颇堪玩味的：“根据第四种传说：人们对这毫无道理的事厌倦了。诸神厌倦，老鹰厌倦，伤口也厌倦地合上了。”[16]韩炳哲在《倦怠社会》的“前言”部分引述了卡夫卡的这则小说，且指出自己写作《倦怠社会》的核心动机，正是意在对卡夫卡《普罗米修斯》里“伤口也因厌倦而愈合”的表述进行剖析，因为韩炳哲意识到“这种倦怠感并非由不受约束的发展、升级导致，而是来自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17]。可以认为，朱婧小说里家庭与家庭角色的避免想象行为，他们对家庭成员的理性工具化诉求与家庭成员身份角色之外界域的刻意规避，包括对人际关系引申出的分歧、矛盾的远离，其主要因由就是他们以此类方式形成了如韩炳哲所言的“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也正是如此，朱婧小说写到的家庭及家庭成员渐次从一种基于革命话语与“伤痕”话语的脉络传统当中逸出。家庭自20世纪初期在鲁迅、茅盾、巴金等人小说里逐渐深化的革命形态，在朱婧的小说里则演变为卡夫卡式的颓败神话，而“伤口”在现今语境中充满荒诞意味的自我愈合与过早愈合，则是理解现代社群结构与家庭形态变化的关键切口。
“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这是朱婧小说世界很多人奉若圭臬的人生说明书。有益，在此处充满着吊诡的诱惑力，进而契合了“算法年代”的某种“正确性”诉求。当我指认朱婧晚近的小说昭示的是“不革命”的家庭时代，从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一类必要的张力关系与弹性状态的消隐。妻子跟踪与窥视出轨的丈夫而又任其自由发展（《危险的妻子》）、丈夫面对趋于乖张的妻子选择了频繁出轨而非直面纠葛（《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无法同年幼儿子正常相处的鳏夫（《光进来的地方》）、充满隔阂而始终以沉默相对或单方面抱怨为常态的夫妻关系（《一日与永恒》《在那天来临之前》《葛西》）、面对妹妹学生时代在网络世界里的荒唐行为而无能为力的哥哥与家人（《影》）……这些小说里，对话是一种被主动舍弃的行为项，因为对话是对于“有益的自我降解”的背离。在朱婧小说里的那些家庭“不革命者”看来，对话是让生活显出革命迹象的导火线，而这正是“算法时代”所要规避之处。鉴于此，《先生，先生》在朱婧的《猫选中的人》这整部小说集里无疑是颇感另类的一篇。小说主人公宁先生俨然寄托了朱婧毫不掩饰的理念与憧憬：传统典致，极具才情，玲珑和气，却“有她自在的世界与始终的醒惕”[18]。而说《先生，先生》另类，也在于宁先生并非朱婧小说里其他女性人物频现的那种乖觉面目。宁先生看似温润，实则有着坚守，有着抵抗，也在坚守与抵抗中达成了指涉自我与外部社会的对话关系。宁先生没有将人生收缩于“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包括晚年对于患病丈夫的悉心照料，其实也是宁先生有意避开“顺畅”的生活逻辑的一处例证。她在某个苦痛阶段郑重地审视日常与时代之于自身的关系，同时宁先生并未因一种可能到来的厌倦心理而过早愈合“伤口”，反之，她在未必理想化的境遇里体察到了人生的开阔处与丰盈处。在此或可将舍斯托夫给予契诃夫的评价致于宁先生，也致于朱婧：“因为人们逃避劳动和苦难，所以真正的新事物通常就在违背自己意志的人中诞生。”[19]
我总以为，朱婧是借小说集《猫选中的人》辗转找寻自己所期许的真正的读者。朱婧的小说特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多与“少数”“微妙”“边缘”“悬念”“阴影”相勾连，而朱婧小说关涉这些关键词的终极指向，暗合的是这个时代显豁的精神症候。甚至理应指出，朱婧实质上是我们渐趋习惯的庸常生活的革命者与反叛者。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小说史有关家庭与家庭书写的革命性传统在此间宛转形成了另一种续接，只不过朱婧小说要铆合的主题不仅是具体的时代趋势与社会氛围，也是逐渐受囿于“一种有益的自我降解”的精神幻觉与情感陷阱。作为某种意义层面的写作革命者，朱婧尝试于剖析当下普遍化的家庭机制与角色准则的合理性，通过家庭形态当中残缺之象的营造与生活谜障的破除，产生久违的叙事想象力，也带来同矛盾性相伴随的对话的可能性。对于朱婧而言，小说集《猫选中的人》构成了她写作的新的开端，同时也是她与小说人物、现实世界被选中的读者共行的新的开端。
注：
[1] 《本命年写作，献给2018怎样的故事》，《现代快报》2018年2月11日。
[2] 朱婧：《猫选中的人》，《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58页。
[3] 朱婧：《光进来的地方》，《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70页。
[4] 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30页。
[5] 朱婧：《自序：最初的事》，《美术馆旁边的动物园》，明天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6] [奥]卡夫卡：《卡夫卡文集 第4卷》，祝彦、张荣昌等译，作家出版社2011年版，第107页。
[7] 朱婧：《危险的妻子》，《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12页。
[8] 朱婧：《一日与永恒》，《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85页。
[9] 朱婧：《危险的妻子》，《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6页。
[10] 何晶：《朱婧：我愿意给小说的人与事预留一份“天真”》，《文学报》2020年4月16日。
[11] 朱婧：《我的太太变成了鼠妇》，《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25页。
[12] 朱婧：《不惧微芥，神矣圣矣》，《文学》2019年第2期。
[13] 朱婧：《影》，《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130页。
[14] 朱婧：《细路秘径》，《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190页。
[15] 朱婧：《葛西》，《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209页。
[16] [奥]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 III》，韩瑞祥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68页。
[17] [德]韩炳哲：《倦怠社会》，王一力译，中信出版社2019年版，第2页。
[18] 朱婧：《先生，先生》，《猫选中的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23年版，第154页。
[19] [俄罗斯]列夫·舍斯托夫：《创造源自虚无——安·契诃夫》，《舍斯托夫文集 第5卷》，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