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环顾时下文艺评论领域，文风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文艺评论是引导创作、推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要更好担负起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使命，有必要进一步切实改进文风。由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联文艺评论中心出品的“艺见”发声平台特邀陆文虎、孟繁华、张德祥、马永强、李星文五位专家集中梳理当前存在的文艺评论文风问题，剖析问题背后的根源，并就如何改进文风提出建设性意见，以期对解决问题有所助益。

我心目中的文艺评论好文风

陆文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第一届顾问、教授

无论是文学评论还是艺术评论，对于文风的要求以及当下文风存在的问题，大抵都相差不多。为了行文方便，本文只谈文学评论。

有的文艺评论，缺乏对原作的细读精读。读者阅读文学作品，是一种消费，他可能被作品的故事所吸引，也可能被其文字所感动，更可能被其情感所诱惑。比起对一般读者，对批评家则有更高要求。举例来说，假如要批评古典诗词，最低标准是古汉语要过关，古诗词格律要熟知，否则就会闹笑话。批评家通过细读精读，凭感性、领悟力和学养来感知作品，对作品获得一个准确生动的印象。韦勒克、沃伦把文学研究分为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其实，细读精读何尝不是文学批评甚至文学研究的开始呢，我们完全可以把细读精读当作微型文学研究。细读精读作品时我们就会在心里进行初步的文学研究，我们会通过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技巧、方法等技术层面的因素，关注其文学性；同时，也会通过其与人生、时代、社会、历史的关系，关注其人学价值。批评家尊重作家的劳动，体味作家的用心，发现作家的创意，感受作家创造的美，深入仔细地玩味作品，领会作品的微妙，欣赏作品的深意。这是写好评论的第一步。

有的文艺评论，缺乏真知灼见，说话不着边际，犹如邺下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直令读者哭笑不得。读者期待的是醍醐灌顶，得到的却是不知所云。作品是本原，评论是生发。同一个哈姆雷特，生发出来的本来当有千种样貌。非常遗憾的是，不同的批评家却常常是众口一词，千人一面。老八股、新八股、党八股、洋八股，一应俱全。感觉麻木，见解平庸，一团和气。这样的评论，还不如没有。没有师心独见的原因还是读书太少。诚如刘勰所云：“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多读精读作品，感受力、审美力和洞察力自然会提高。有了参照系，眼界就高了。通过比较，高下立见，就能得失寸心知了。看的作品多，独具只眼，目光远大，见解透辟，直中肯綮，就可能说出些可供参考的见解和评断，也不会有人云亦云的空洞口号和说教。

有的文艺评论，缺乏批评精神。最常见、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温吞水式的评论，现在，我们很难听到直率的、有锋芒的批评声音。文风乃是社会风气在文坛的反映。缺乏以诚待人、敢说真话的环境，造就了假话连篇、没有批评精神的文艺评论。有的作家自视甚高，把受批评当作被攻击，不愿意被人指出不足，几乎不接受客观平和的批评。每天颂声盈耳，某些作家被批评家惯坏了，某些批评家也被作家那句“我不行，你来呀”吓怕了。他们误把对问题视而不见当作理解、宽容，把模棱两可当作中庸、平和，已经习惯于不批评。郑板桥那句“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被当今的一些批评家完全忘记了。只管说好话，批评连最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遑论其他。其实，经过必要的学术训练，具备了基础理论工具的批评家，独立思考，提出快意恩仇式的批评性意见，对文学创作的繁荣发展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文学就是在批评中进步，批评也就是在被批评中发展。

有的文艺评论，缺乏文学性。克莱夫·贝尔提出“有意味的形式”，用以概括人们通过审美感情而认识艺术本质。所谓评论，就是分析有意味的形式，阐发作品之美。虽然你的观点正确，但是如果行文枯燥乏味、味同嚼蜡，也不会有读者。批评家浸润于“有意味的形式”日久，耳濡目染，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妙具会心，因微知著，追慕雅人深致，或引经据典，或自铸伟辞，于是好句如珠，喷涌而出。这也就是说，一篇评论内容精彩有意味，它的形式也必须花当叶对，生机勃勃，才能令人赏心悦目。

我心目中文艺评论的好文风，必须具有的品格就是：敬畏作品，真知灼见，敢于批评，文采斐然。

诚恳，是文艺评论家的基本态度

孟繁华，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顾问、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监事长

关于文艺评论的文风，我们似乎一直在讨论，但它也似乎一直是一个问题。1942年，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了那种长而空的文风，号召“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写得精粹些”。他自己不仅是倡导者，而且他的写作实践也实现了这一点。不仅在文风方面有所改进，在毛泽东那里还要坚持大众文学和民族形式，这两点都与简约明了有关。只有通俗易懂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才能表达中国文艺的主体性和独特性，才能迅速为战时的民众所接受并理解，从而实现全民抗战目标。

今天虽然已经不是战争时期，但文艺评论要为更多人服务的性质并没有发生变化。从专业角度看，文艺评论和研究不是一回事。文艺研究由于其专业属性，不一定所有人都能看懂，它是在专业范畴里讨论问题。不具有专业知识的人可能难以理解；文艺评论也是一种专业活动，但文艺评论更注重对象的阐释，这个阐释可能见仁见智，但文艺评论更要注重它的受众。文艺评论不只是供专业读者阅读，普通观众和读者也要了解专业评论工作者是怎样评价的。因此，文艺评论文章的通俗易懂应该是一个要求。

其次，文艺评论家要有个人的主体性。文学批评是公共事务的一种，它要面对广大读者和文艺界表达评论家对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一种现象或一种思潮的看法。因此，他是在公共空间面对公众的发言；但是，文学批评又是非常个人化的行为，既然是个人看法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有时可能还完全相反。所谓诗无达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指的就是这种状况。所以，文艺评论又有其鲜明的“个人性”的一面。于是，如何处理公共性与个人性的矛盾，也成为文艺评论的一大吊诡。另一方面，读书和从事当代文艺批评不同。读书时我们要尽可能做到韩愈的“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就是要尽可能读经典作品。这不仅是积累日后从事文艺评论的学养和眼光，同时也是养吾浩然之气，更有胸襟和气象。但从事当代文艺评论就不同了，当代文艺一方面还没有经典化，“三代两汉之书”还在历史化过程中，我们从事的文学评论就是这种过程的一种方式。

但是，文艺评论既然是公共事务的一种，那么，无论对专家还是一般读者而言，可读性是一大期待或理想的境地。当下能够做到既有见解又能写出有可读性文章的文艺评论家，实在是凤毛麟角。这种情况与文艺评论的文体有直接关系，尽管大家对文学批评的文体意识莫衷一是。于是，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文艺批评一出现问题，文体意识就一定适时地被提出来。有时我们肯定一个作家、批评家时，也会将“文体家”的桂冠一并奉上，以强调某人的与众不同或卓然不群。文艺批评的文体确实重要，它甚至是一个批评家辨识度的“logo”。鲁迅、李健吾、李长之莫不如此，他们几乎就是现代文艺批评有文体意识的典范，特别是李健吾的文艺批评。但是，李健吾也是后来“被发现”的。他的“印象主义”批评在他的时代并非主流。时过境迁，当各种文艺评论越来越暴露出单一、简单、片面等局限性的时候，李健吾的批评才显示出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评论家的个人修养、对文艺评论的本质认识，是评论家主体性的最重要内功。文艺评论的后面，总会站着一个评论家个人。评论家的修养、眼界，以及评论态度，都会在文章中一览无余。事实上，越是大评论家，他的文章越通俗明了，但恰恰这样的文章最难写。这和文艺作品有相似性。那些经典作品能够广泛传诵行之久远，很重要的一点是普通读者和观众能够读懂、看懂。评论文章也是同样道理。

当下文艺评论常被读者诟病，很大原因在于文风有问题。文风问题在不同时代有不同表现。当下的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评论家的态度问题，也就是面对评论对象的不诚恳。当下的文艺评论过于甜蜜，好话说得太多，对存在的问题不敢尖锐地提出批评。这不仅失去了评论家对专业的敬畏，同时也表达了他们对文艺创作并不真的热爱。

改进评论文风，提高评论效力

张德祥，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兼视听艺术委员会主任

文艺评论要引导创作，引领风尚，首先要让人喜闻乐见。只有人们喜闻乐见，评论的效力才能抵达。怎么才能让人喜闻乐见？要平易近人，让人看得懂，看后总有收获，人们就会喜欢看，评论才能走进大众视野。评论的文体没有固定格式，可以是美文、杂文、小品文，古人还曾以诗评文，不定于一尊，文体要自由活泼，语言要通俗易懂，言之有物，让读者与观众一目了然。言之有物就是开门见山，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直截了当，让人知道你对一部作品或一个文艺现象的判断、评价，这就是“评”。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再说明道理，回答为什么这样判断，这就是“论”。评就是评判，论就是说理，评论就是这么简单朴素。如果说艺术作品要求作家的倾向性越隐蔽越好，那么，评论文章则是要求作者的观点越鲜明越好。

提高评论效力，需要改进文风，就像鲁迅杂文一样，能有一针见血的效果。评论并非都要写成标准化的“论文体”，穿靴戴帽，峨冠博带，一堆“能指”“所指”“他者”“文本”“隐喻”“间性”“二次元”之类概念堆起高高的门槛，让读者望而却步。不如此，好像显不出高深的“学术性”，实则显出的是故作高深的“学术病”：动辄万字，洋洋洒洒，概念轮转，空洞苍白。这种评论，有谁愿意看呢？所以，评论要走出象牙塔，放下架子，放下身段，接地气，通民意，直面作品说真话，说人话。自古至今，有谁喜欢云山雾罩、言不及义、空洞乏味并长之又长的评论？

文艺作品最终是要接受人民群众检验的。网络时代到来，大众有了评论文艺的发声渠道，极大地活跃了评论。文艺评论不是少数评论家的专利，每个读者观者都可以有感而发，网络提供了这一便利，于是，我们看到一些来自于民间的评论，有话直说，长话短说，有的放矢。民间文艺评论是自发的，就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感和观点，没有瞻前顾后，也没有什么修辞装饰，直率真切，新鲜活泼。有些评论还很有见地。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能低估群众的鉴赏力，不能低估群众中蕴藏的创造力。民间文艺评论的出现，给中国文艺评论带来了一股新生力量，丰富了评论的色彩，增强了评论的活力，值得重视。

文艺评论是运动着的美学，它必须具有实践的动态性与活态性，它是通过评论动态而传达的思想和美学。所以，文艺评论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必须接通生活源泉，与时代对话，从民间文艺评论汲取营养。任何一个时代，文风都是思想作风和学风的直观体现，繁缛的、绮靡的、矫揉造作的文风不是什么“学术化”，而是思想僵化贫乏的表现，华丽辞藻不过是思想苍白的掩饰。文艺评论贵在见识、思想和力量。评论的思想性、科学性不体现为学术腔和八股性，而体现为实践性和生动性，因此，评论也是一种创作，也应当是一种美文。评论文体文风的转变，应当适应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要求，适应网媒传播的特性，这是评论之时代性、实践性的要求。

转变文风，增强锐气。正气和锐气相辅相成，文艺评论就会更有力量，才能有力地引导创作，引领风尚。让我们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评论的重要论述精神，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坚决摒弃学术八股，坚决摒弃概念空转，坚决摒弃以洋为尊，要从中国文艺创作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出发，用中国道理总结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上升为中国理论，实现审美精神上的独立自主，从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评论话语体系和文体文风，为新时代文艺的健康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在“发现”中重塑文艺评论的灵魂

马永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读者出版集团总经理

郭沫若曾经说过，文艺是发明的事业，批评是发现的事业，是在“砂之中寻出金”。如此看来，文艺评论的灵魂就是“发现”，至少包括：发现文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发现文艺作品的价值和独特意义，发现“不成熟的、在困境中不断探索的文学力量”，以及“被忽略、被掩盖却有着极强生命力的可能性”(黄发有语)。人民大众对于这样的文艺评论自然充满热切期待，因为文艺的繁荣就是在这样的评论“呵护”下一路走来。那些充满质感、生动鲜活的文艺评论，曾经引领广大读者徜徉在文艺的百花园。

之所以提出在发现中重塑文艺评论的灵魂，就是因为当下文艺评论中还存在文风不正的现象，遮蔽了文艺评论发现的目光。有的评论凌空蹈虚，落不了地，满篇宏大词语，言之无物；有的评论沦为“朋友圈”式的喝彩，一味赞美，充满媚俗之气；有的评论新术语堆叠，生搬硬套，云里雾里。面对火热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群众创造的史诗，这类文艺评论表现出的是“失聪”“失语”，装聋作哑，无动于衷，不是用心感受时代的脉动。朱光潜先生四十多年前就在《谈美书简》里痛斥过这类自我窄化的文风，“阉割了自己，也阉割了读者”，严重地“败坏了文风和学风”。重拾文艺评论的风骨，关键就在于激活文艺评论的发现功能，重塑文艺评论的灵魂。

文艺评论要回归说真话，好好说话，首先要解决评论“为了谁”的问题。这既是一个事关批评家文艺价值观和立场的问题，也是一个如何满足受众阅读需要的命题。历史地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方向，是一条从延安出发贯穿新中国文艺史的精神脉络。因此，文艺评论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把发现的目光投向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以及生活变动中“人”的内心世界，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悬浮、个人的呓语和文艺的“小圈子”。只有这样，才能发现真的问题，发现文艺作品的独特价值，带着这些真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评论，文风也一定是朴实的，实事求是的。

文艺评论要回到文艺实践的现场。我们不能指望远离现场的批评家，会对纷繁复杂的文艺现象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和客观公正的言说。新时代的文艺创造鲜活生动，多维度呈现了时代气象。无论是对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奇迹叙事的新乡土文学，还是对生态文明观念烛照下的人与自然关系书写的生态文学，都体现着人民群众为了幸福未来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以及由此迸发的精神和力量。年轻学者李音的文学评论《账单、文学与乡村》获得好评，因为她敏锐地关注到了传统乡村书写的现实局限，呼吁作家更新和矫正陈旧失效的乡村叙事表达和语法，创造出新的美学。就是基于“在场”和对乡土书写的历史性考察，才有了这样的发现。

文艺评论要回到文本。批评从阅读文本开始。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济金根》读了四遍才发表评论意见，说明文本阅读对于一个论者的重要性。但是，当下有一股不好的作风、文风在悄然滋长，一些批评家不看作品却热衷“跑场子”，发表千篇一律的空话、套话和“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话，因为他们头脑里装着很多公式和概念。对于这类现象，朱光潜就曾一针见血地批评过，“任何一位评论员用不着对文艺作品有任何感性认识，就可以大笔一挥，洋洋万言。我很怀疑这种评论有几个人真正要看”。文学是有色彩和声音的，进入文学家的书写世界，就是一次关于人性的旅行和与灵魂的对话。离开文本，我们无从触摸和感知作家笔下那些富有意味的灵魂和生活。

文艺评论要尊重文学艺术的规律。现代文艺评论是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论滋养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同时富有鲜明的时代性和人民性。从孔子的诗教传统到《文心雕龙》，从严羽的“妙悟说”到王国维的“境界说”，都不断丰富着古典文论和古典美学对文艺创作的认识维度。同时，文艺评论视野的拓展和方法论的多元还有赖于中外文化的交流互鉴，我们需要借鉴西方文论的方法，但要坚决摒弃照搬西方话语并以此来阐释中国文艺实践的做法。因此，要推动文艺评论的创新和文艺评论中国话语的建构，不断擦亮文艺评论发现的眼光，让庸俗社会学评论、人情评论和政治概念式评论无所遁形，使“假大空”的文风得到彻底救治。

我们需要执中的新媒体文艺评论文风

李星文，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影视独舌》内容总监

从事影视评论超过20年，创办影视行业媒体超过10年，对于新媒体评论文风有些个人体察。

首先，我们需要执中的文风，而非极端的文风。

以微信公众号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影视评论，为了追逐更广泛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看客，逐渐形成了“不是最好便是最差”的流行话术。把“最好的”夸到天上，把“最差的”踩到泥里，是基本操作。

有一说一不重要，恰如其分不重要，重要的是“10万+”。这几乎是所有新媒体大号的宿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是影响力最大化，于是获取点赞和转发成为重中之重，拿捏人心成为核心技能。

实际上，市场里顶级好作品和极致烂作品都是少数，更多的作品优劣互见，五味杂陈。极端话术带来的是评判失准，文艺评论成为商业宣推的附庸，或者流量变现的前驱。

且不说这种文风对文艺评论的污染水源式的损害，就是商业逻辑上它也不可持久。话术用多了就会渐渐失效，路径依赖下会加倍下“药”，直至彻底脱敏失灵。

为文艺评论正本清源和长治久安计，我们需要公允立论的文风，而非两极跳跃的文风。

其次，我们需要敢于“过度阐释”的文风，而不是亦步亦趋的文风。

文艺评论是与作品对话，与文本对话。影视评论不必强求跟踪创作者的原始想法，因为影视创作者多是感性思维、形象思维，他们在讲述故事和塑造形象时，不一定处处进行理性擘画和构想，有时甚至完全被潜意识主导。

此时此刻，就需要评论者对文本作深读和精读，结合自己的学识修养和人生历练，见人所未见，把“潜台词”找出来。创作者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打造了作品。评论者基于自己的知识体系解读了作品。两者之间不可能完全重叠。哪怕是被讥讽为“过度阐释”，也一定要大胆发声。

能够留存的、入史的作品，都是与评论缠绕而行的作品。好评也罢，恶评也罢，严丝合缝的评论也罢，错位三尺的评论也罢，作品因评论的阐释而存在。

“过度阐释”是评论者的特权。只要自洽就不算过度。只要能促进读者和观众对美的发现，对世界的认知，对规律的把握，就是有意义的评论。

其三，我们需要基于文艺品鉴的恣肆文风，也需要基于产业逻辑的克制文风。

臧否文艺作品的艺术成色，应该直言不讳。

但也要注意到，有些并不高明的创作，其实是为了完成生产闭环的退而求其次。有些嬉皮笑脸的创作，其实是过分讨好观众的结果。

退而求其次和乱作为都应该得到批评指正。但影视作品确实也不是在真空中造就的，而是在有限条件和各种妥协中生成的。多了解一些创作者的苦衷，多掌握一些现场的情况，就能多一个评判的视角，多一些理解与同情。

评论者和创作者之间不是敌我矛盾，用词火爆当然是评论者的权利，但用词克制一样能够击中要害，促进问题的解决。

最后，我们需要文艺为本的文风，而不是琵琶别抱、喧宾夺主的文风。

评价文艺作品是有金线的，金线的划定需要专业标准。于影视作品而言，“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是公认的精品认定的三大指标。以三“精”为标尺展开论述，是当下文艺评论的基本方法。

由于新媒体评论置身网络舆论场，总是受到各种流行观念的影响。也由于它天然和市场接壤，总是有意识地为目标受众充当“嘴替”。

有的是处处“尊经”的思维，总想以教科书来要求文艺作品，总想用“真实性”取消编剧的虚构权，总想拿今日的流行提法切削历史人物的行止。有的是偏执一端的性别站位，什么故事、题材都要引到两性关系上，寻找二者的对立。有的是明晃晃的年龄歧视：年轻人的问题才是问题，“爹味”是不可饶恕的罪恶。

文艺评论离不开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知识，但文艺评论不应该成为阶层对立、性别大战、年龄冲突的导火索和催化剂。

眼下，新媒体文艺评论的阵地正在由图文号向视频号迁徙。文风的塑形仍在进行，远未进入稳态格局。上面提倡的几种文风或许会被边缘化，但绝不会黯然退场。因为，它们关乎文艺评论的底层逻辑和根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