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文以载道”说及其当代价值
今年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重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我们思考当下的文学问题有很多的帮助。其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了“文以载道”：“苏东坡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讲的是从司马迁之后到韩愈，算起来文章衰弱了八代。韩愈的文章起来了，凭什么呢？就是‘道’，就是文以载道。”那么，韩愈的“文以载道”说到底有何深意？它对我们今天的文化发展与文学创作有何价值意义？这值得进一步探究。
一、以仁义之道为旨向
要了解韩愈的“文以载道”说，首先要明了他所说的“道”指的是什么。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这就是说，仁即博爱，义是仁的恰当践行，而沿着仁义之路行进就是“践道”。可见，在他那里，“道”即仁义之道。这显然承继了孔、孟的思想。如孔子主张“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亲相爱。他也有“行义以达其道”之语，意在说明行善修德重在自觉。孟子则开始使用“仁义”一词，认为“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强调“人爵”从于“天爵”，故“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如此看来，他们都将仁义视为人伦社会的必然规范。在孟子这里，还进一步将仁义政治化，提出了“仁政”的美好政治理想。
韩愈正是在继承这一思想的基础上，将仁义置于“道”的高度，视其为“相生相养之道”。他认为“古之时”“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这不仅是仁义之道的体现，也是在“人之害多矣”的处境下圣人“教之以相生相养之道”的产物。而“相生相养之道”是人在艰难环境中的生存之道，也是百姓安居乐业之道，更是国家治理的仁政之道。因此，他强调：“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由此凸显仁义之道于己、于人、于社会、于国家的重要意义。
不过，“周道衰，孔子没，火于秦，黄老于汉，佛于晋、魏、梁、隋之间”。及至韩愈所生活的唐代，道家佛家思想盛行一时。更突出的问题是，很多人不从正道去认识道家、佛家。由此，仁义之道难以畅行，不利于社会的“相生相养”。所以，韩愈毕生致力于抑道辟佛，以复兴儒学、重拾仁义之道为志业。故此，仁义之道也就成为了其“文以载道”说的核心旨向。
上面是从政治、思想的维度来谈论“道”。但如果我们从文道关系的角度来看，“道”又包含了更为丰富的内容。在韩愈看来，文章、文采是作家内在德行和修养的表现。他在《答尉迟生书》中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实之美恶，其发也不掩；本深而末茂，形大而声宏，行峻而言厉，心醇而气和；昭晰者无疑，优游者有余。”这就是说，作家有什么样的本性，文章就有对应的表现。为此，韩愈提出了“气盛言宜”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简言之，内心存“道”，方可“气盛”，“气盛”才能“言宜”。这是一套完整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韩愈所说的“道”，以仁义之道为核心，但又超越了这一规限，指向个体全面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
二、以“能文”为方式
韩愈说：“修其辞以明其道。”由此可见，韩愈强调，明道不可忽视文辞的作用。因为在他看来，“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文辞是古道的载体，古道存于文辞中，故唯有通过文辞窥探古道，并借助文辞的创作来表现古道。他明确表示自己“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故此，他极为重视作家的“能文”素养，甚至将“能文”视为可与“通经举”相并列的“德艺”范畴。他说：“或以通经举，或以能文称，其微者，至于习法律，知字书，皆有以赞于教化……赞于教化，可以使令于上者，德艺之大者也。”这里，他赋予“能文”以独立价值，且不在完成举业之下。
而如何才能达至“能文”呢？在韩愈看来，其一要向古人学习。他说：“性本好文学……遂得究穷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这里，他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来说明作文不仅要广泛地向古人学，而且要细致辨析其义理、文辞，以学到古文之精髓。其二要“词必己出”。韩愈明确表示学习古人只是“师其意，不师其辞”，认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由此可见，他虽然倡导向古人学习，但并不主张模仿、抄袭古人之辞，强调文要“能自树立”。为此，他强调“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且“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惟陈言之务去”。所以，做到“词必己出”，从而也就有了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这样文也就“能自树立”了。由此可见他对文辞的创新性与本己性的强调。可以说，他对“雄豪奇崛”之文风的偏爱以及他的“不平则鸣”诗学观念的形成大体与此相关。其三要“辞事相称，善并美具”。他曾以《书》《诗》为例证，强调“辞事相称，善并美具，号以为经，列之学官，置师弟子，读而讲之，从始至今，莫敢指斥”。这即是说，文章须质与文并美，内容与形式和谐统一，这才能成为文之经典，供人学习与研究。
如此一来，因重视“能文”，韩愈有关“文以载道”的认识与周敦颐明显不同。韩愈可以说是“文以载道”说的思想奠基者，但一般将“文以载道”的话语发明权给予周敦颐。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说：“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用，徒饰也，况虚车乎？”他通过用车载物的比喻来说明文应该载道，将文视为装载大道的工具和手段。所以，人们往往据此来判定“文以载道”论者都轻文。其实不然，从韩愈的相关论述看，他不仅不轻文，而且是重文之人，强调“能文”在明道中的重要性。韩愈与周敦颐的“文以载道”说，可用刘锋杰先生所说的“文的方式”与“文的手段”来区分。他说：“‘文的方式’不同于‘文的手段’，前者尊重文的地位，后者轻视文的地位。因为‘文的方式’一旦体现了道的精神，就是道的本身。而‘文的手段’则不同，手段永远是手段，不是目的本身。”（《“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正基于如上认识，这里“以‘能文’为方式”来进一步表明韩愈“文以载道”说的内涵及其独特性。
三、“文以载道”说的当代价值
可以说，以仁义之道为旨向，以“能文”为方式，这构成了韩愈“文以载道”说的两大核心要义。正基于此，他不仅赓续着中华文脉，且创造了“文”的奇迹，以期为国为民立道立言。时至今日，这一观念对我们的文化发展、文学创作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其一，坚持以“道”为根基。韩愈对仁义之道的探寻，其实质是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寻根。他认为，由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孟子一脉相传的儒家之道构成了中华民族的重要文化史脉。这种道在周公之前为君王所继承，所以能够实行，在周公以后则为臣子所继承，所以他们的学说能够得到流传。他将这种仁义之道阐释为“相生相养之道”，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学者刘宁认为，韩愈所推崇的“同道中国”思想，“为中华文明探索了超越家族血缘、身份门第的更具普遍性的发展之路”。（《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
对具体的写作者而言，“道”同样非常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虽然创作不能没有艺术素养和技巧，但最终决定作品分量的是创作者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创作者以什么样的态度去把握创作对象、提炼创作主题，同时又以什么样的态度把作品展现给社会、呈现给人民。”这要求我们的写作者要像韩愈一样，追求全面的道德修养和艺术修养。文学要向读者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那么，创作者自己首先要塑造自己，把崇德尚艺作为一生的功课。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创造出更多感动人、鼓舞人的作品。
第二，积极攀登艺术的高峰。要想实现以文载道、以文化人，我们必须找寻切实的路径与方法。如前所述，韩愈以“能文”为方式，这与周敦颐强调文是手段的思想倾向完全不同。他重视“能文”，并赋予“能文”以独立价值，这都表明了他对文艺特性及其自身规律的重视。在韩愈看来，文即道，道即文，所以由“能文”可通向仁义之道。韩愈提出向古人学习、“词必己出”“辞事相称，善并美具”等，这可说是实现“能文”的具体路径与方法。对于今天的创作者而言，我们面对着极为丰富的现实生活，胸中也经常涌现出难以表达的种种思想和感受，但很多时候，却没有办法找到恰当的艺术形式将之表达出来。因此，新时代的作家需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把自己所经历的事件、所观察的素材，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结合起来，获得对时代和社会的深刻认知。与此同时，要为这个时代的现实寻找到最恰当的艺术形式，积极攀登艺术的高峰。
总而言之，正是以仁义之道为旨向、以“能文”为方式，韩愈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文以载道”说。这使得他的文章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风格。今天，我们应该深入研究和传承韩愈遗产，既坚持以“道”为根基，又真正做到“能文”，创造出具有思想深度、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本文系江西省社科规划项目“‘四十年代’视阈下中国现代文论的转型研究”（23WX16）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