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报告，怎样文学 ——新时代报告文学文体说
新时代的中国报告文学风生潮起，应承了新时期这一文体曾经掀起的声势浩大的“中国潮”。前者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已获得大致的确认，而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活跃度和显示度等也是有目共睹的。在新时代中国文学的总图中，报告文学是一个自有色调、也独具分量的重要板块。尤其是在主题文学的创作中，更是独树一帜，实绩卓然。这样的情势既得之于丰富多质的现实生活的激发，也与文学制度创造的利好直接有关。在当下，作为一种独特的时代文体样式，报告文学进入到了又一个属于它的文学新时代。与此相应，关于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受到越来越多言说者的关注。无疑这是有意义的。
一
如何报告，首先需要回答报告什么的问题，同时如何报告又与怎样文学紧密相连。报告文学是以文学的、非虚构叙事的方式书写题材、表现主题的。由此我们就需要考察分析报告与文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联系的机理。这里既要固本守道，立定报告文学文体根与本的问题；又要开新求是，尊重并总结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出现的创作新探索、新样态
在文学各门类中，报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密切，所以它反映时代生活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而受到文学界内外的更多关注。但同时，报告文学又是一种相对晚生的文体。报告文学（Reportage）的命名，昭示了这是一种与新闻报道相关联的现代文体，而“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中国史传文学传统，则是它重要的精神内核。因为报告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并不很长，所以它自身的积累尚不丰厚，相应地，报告文学的文体理论批评还没有形成更多的有效的系统化建构。
已有的一些重要的批评术语，随着文体的与时俱变，很难准确地评价今天的创作。比如，我们习惯于称报告文学是“轻骑兵”。“轻骑兵”喻指那种快捷反映现实、写作迅捷的短篇文学样式，这正是过往报告文学作为新闻文学的重要优势，而今“轻骑兵”式的报章体报告文学依然是这一文体的基本形制，但分量更重、影响力更大的是包含了丰富厚重信息内容的长篇作品。这是一种文学的“重器”。它的高质量写作，需要写作者更多地用力用心，更多地用时沉潜。慢活精工铸“重器”，长篇写作难以速成的。
再比如新闻性，我们曾将“新闻性”视为报告文学文体的第一特性。但随着各种新媒体的兴起，新闻“直播”等传播方式的大众化应用，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明显弱化。因此，用“非虚构性”概括报告文学的特征更为合适。所谓新闻结束的地方，是报告文学写作开始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有这样的意指。在新的时代语境中，报告文学的写作从更多地关注题材的新闻性，移位至更多地挖掘并呈现新闻背后深部的信息，为步履匆匆的时代存录值得人类记忆的种种史志。
我们讨论新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建设，会涉及许多具体的话题。但总体来说，还是脱不了如何报告、怎样文学这样的核心议题。如何报告，首先需要回答报告什么的问题，同时如何报告又与怎样文学紧密相连。报告文学是以文学的、非虚构叙事的方式书写题材、表现主题的。由此我们就需要考察分析报告与文学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及其联系的机理。这里既要固本守道，立定报告文学文体根与本的问题；又要开新求是，尊重并总结在新的文化生态中出现的创作新探索、新样态。本固而道立，报告文学才可谓之报告文学，而与时取新，这一文体方能开枝散叶，葆有发展的活力，实现高质量的赢得更多读者的发展。
二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开虚构的口子，即便是蚁穴，也会削弱读者对报告文学本有的信任感，这会从根本上伤害到报告文学的文体声誉。在这一点上，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写作应坚持大事务实，小事求真的原则。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在一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择等显现出同质化、雷同化的现象。有价值的主题报告文学，是以特异性、典型性的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
报告文学的文体称名，给予读者多种诠释的可能。但无论怎样的解读，“报告”是这一文体区别于其他写作形式最根本的规定性。报告文学是“事实文学”（Literature of Fact）。所谓“报告”，就是事实的报告。对现实的实录和历史的存活，是这一文体的主要功能和核心价值。因此，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事实是第一性的。事实客观自在，语言对于客观自在的事实，自然无法做到绝对意义上的本真呈现；但是，报告文学的事实第一性，要求作者的写作应该是厚道诚实的，应致力于最大程度上逼近事实本身。有一种说法较为流行：报告文学写作可以大事不虚，小事不拘。这是一种较为暧昧的表述。且不说“大”“小”之间很难厘定把握。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叙事文学可以也应该借鉴小说的叙事艺术，但像大段连篇地记写带着引号的过往人物的对话、无根漫溢的情景再现等写法是不可取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
报告文学的力量在于非虚构的客观真实。在报告文学写作中，开虚构的口子，即便是蚁穴，也会削弱读者对报告文学本有的信任感，这会从根本上伤害到报告文学的文体声誉。在这一点上，我们倡导报告文学的写作应坚持大事务实、小事求真的原则。所谓“大事务实”就是关系写作对象根本规定性（定时、定点、定量、定性）的事实须得核实，务求精准；所谓“小事求真”，就是一些必要场景的想象性再现（“修复”），要符合人物、事件和场景等的真实性逻辑，不可想当然地任意书写。这些书写须把握分寸，获得自洽的逻辑。
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事实是要件，但成为要件的事实必须具有书写价值。报告文学作品的价值生成以题材的价值含量为前提。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写作具有题材决定性，而是表示这类非虚构写作题材具有某种意义的前置性。作者犹如玉石的雕刻师，只有好的玉石才能雕刻出富有价值的艺术品。作为报告文学写作的“好的玉石”是具有时代价值、历史意义和人性风景的新质题材。新质题材具体体现为它所包含的具有新质的人物、事件、社会现象、自然物象等，以此为题材的作品，为读者提供新的事实、新的知识、新的信息。因此，报告文学作家应当锐敏于时代的观察和历史的勘探，从中发现、选择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人性价值的初始性、独特性的题材，并由此获得具体的、丰富的、具有某种异质性的存在，最后以富有表现力的叙事加以展呈。
报告文学的报告对象的面向十分宽广。但有一种倾向值得写作者重视，这就是在报告文学写作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结构性过剩的问题。在一些主题写作中，题材选取、视角选择等显现出同质化、雷同化的现象。一方面，雷同化的创作，由于独特性和新鲜度的流失，无法生成它应有的价值，另一方面，热衷于跟风式写作，自然会遮蔽对有价值的新题材发现的敏感度。我们需要正确理解把握主题创作的要义。主题创作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点和热点，它是时代生活的一种召唤，也是报告文学作家使命之所在。有价值的主题报告文学，是以特异性、典型性的题材及其具体内容表现时代重大主题的。主题创作具有广泛丰富的题材空间。同样是反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建明的《石榴花开》、徐剑的《西藏妈妈》和杨仕芳《新声》，不仅作品涉及的时空不同，而且取事各有对象，写法也自有机杼。
报告文学，作为事实的文学，它所报告的其一是事实，其二是有价值的事实，其三是丰富饱满有表现力的事实。丰富饱满有表现力的事实，自然无法在书斋中闭门造车，它需要经由作者深入的采访、扎实的田野调查、必要的相关知识的学习储备等，才能积累获得。报告文学是行走者的文学，是不图省事偷懒、舍得下苦功夫者的文学。作品是一个灵敏度高的显示器，它可以清晰地照见作者劳动的量与质。读者阅读报告文学，期待读而有得，得而受益。但有一些作者给读者提供的“硬菜”较少，“注水”太多，作品的信息（事实）载量不足。正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我认为，报告文学的说服力和根本伦理首先在于‘报告’，要准确有力地呈现事物和事件的肌理。”“现在很多报告文学抒情太多，甚至主要靠抒情，材料反正就是这么多，然后酱油醋葱姜蒜全倒上”。（李敬泽《结构与事实的力量——评长篇报告文学〈神山星火〉》）无物虚空的报告文学缺少非虚构的力量，自然也无法召唤起读者的阅读热情。
近期，我读到的两部作品倒是感觉良好。一部是老作家陈冠柏的新作《领潮：鲁冠球传》。作者与传主相识已久，知心也多。作品将传主置于时代大潮中观照，既细写他个人的生命轨道，也描画他作为杰出的企业家创业创新的路线图，而其巨大的背景是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大幕。这是一座别样的历史博物馆，也是一部真切的人生启示录。另一部是刘大先的《去北川》。写作这部作品，作者的身份有一些复杂，既是北川县挂职的常委、副县长，又是一个喜欢“在世界行走”的田野调查者，还是一个研究少数民族文学文化卓有成就的学者。多重身份的叠加，写出了一个不一样的新北川。其中有大地震后北川重生的新模样，有对神秘的羌文化的叙写和解读，还有写作者行路的自画、心路的私语，可谓是一桌多味丰盛的“北川宴”。
三
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患上了“文学性焦虑症”。这使得一些作者不是致力于有效事实的获取，而是求助于文学性“佐料”的加持，走向了问题的另外一面。
在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中，题材事实与文学性具有直接的关联。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文学性元素构成了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基础。这种文学性的前置或内置，正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一种特异性。因此，报告不只是报告，报告也是文学的前提
言说报告文学文学性的问题日久。其实这是文学大类都可以讨论的议题。所谓文学性，是文学之为文学的质的属性，是文学的规定性。何谓文学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其中有古今之变，有大文学、小文学之异，有纯文学、俗文学等区分，在现代文学文体中，又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的分类。基于此，我们既需要提取文学性的“公约数”，又要看到不同写作样式文学性的差异性和独特性，不可一概而论。作为“公约”的文学性，它诉诸于接受者形象、具体、感人（移情、共情）等感知，作为文学的报告文学它应当满足这样一些公约的要求。所以茅盾先生在80多年前发表的《关于“报告文学”》中就明确指出：“好的‘报告’具备小说所有的艺术上的条件——人物的刻画，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等等。”但报告文学又是基于事实的文学写作，它不可虚构，不能恣意想象，它的文学性生成有着自在的独特性。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之所以为人关注，是因为它“出身”于新闻，早先的一些“速写”、“报告”，新闻性有余而文学性偏弱，似乎给人留下先天不足的印象。此外，有一段时间的确有不少作品粗制滥造，文学品相低下，为人诟病。其实，这些年来报告文学的文学性品质有了整体上的改观，作者的文学性意识和文学性叙事能力也有了显见的强化提升。但是，一些苛刻的评论家总是拿文学性说事，以至于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患上了“文学性焦虑症”。这使得一些作者不是致力于有效事实的获取，而是求助于文学性“佐料”的加持，走向了问题的另外一面。
文学来源于生活。在报告文学这里，不仅如此，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的文学性也来源于生活，来源于作品所书写的非虚构的人物、事物、事件等。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虚构才能生成文学性。这既不符合文学史的全部存在，也忽视了文学性生成的多种可能。现实和历史本身酿造着文学性的元素。生活是无法彩排的舞台，其中的不确定性演绎出的种种出人意料又客观自在的故事性、戏剧性和传奇性等，其文学性效果决不亚于通常的虚构想象所得。在非虚构类作品的创作中，题材事实与文学性具有直接的关联。事实本身所包含的文学性元素构成了作品文学性的重要基础。这种文学性的前置或内置，正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一种特异性。因此，报告不只是报告，报告也是文学的前提。
那种走马观花的采访或是主要依赖于现成材料的邀约写作，无法抵达文学性的富矿。正因为这样，富有经验的报告文学作家更舍得在题材事实的深度获取上花更多更切实的功夫。徐剑有“三不写”的倡言：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真实不写，听不到的故事不写。他的《西藏妈妈》是这位“老西藏”新行走之作。艰难而遥远的行走，采访百位在福利院像妈妈一样照护孤儿的人物。采写进入作品的重点人物，她们的故事感人至深，闪耀着时代性与母性、人性的光芒。杰出科学家袁隆平的人物传记有近百种，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启文的《袁隆平全传》可能是其中最好的一种。其“全”，是因为作者通过精心独特的采访，对传主有更新更全面的发现和了解；也因为是作者通过不一样的深入采访和资料研读，走进了袁隆平更丰富的世界：人生的世界、科技的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尤其是在对人物真切丰富的精神世界的透视中，流溢着我们所期待的文学性。
报告文学虽为非虚构写作方式，但并不意味着在写作过程中需要放弃作者的主体性。恰恰相反，“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地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日本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端先（夏衍）译）这里所说的“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其中也包括非虚构的审美目的和审美倾向。报告文学的文学性既内置于书写的对象之中，需要作者深挖细掘，同时在文本建构中又需要作者对提取到的事实质料作合审美性的呈现。基于叙事设计的全局，对材料进行有机的具有表现力的调度。所谓调度就是将原生的散在的材料，作有序列的情节性、场景式的细化，并且根据叙事的需要进行结构性的重置。这种调度和重置，是报告文学文学性生成的重要路径和有效方式。纪红建的《彩瓷帆影》是其创作中最具文学性和文学性增值意义的一部作品。作品以长沙铜官窑题材书写“一带一路”主题。作者并没有平铺直叙题材的种种信息，而是从中国唐代彩瓷沉船在印尼被发现切入叙事，构建了千年前彩瓷制造、商贸的历史叙事和作者寻找“彩瓷帆影”的当代叙事的双叙事。叙事交融又错落，具有很强的阅读牵引力。
四
报告文学写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和主体的个人性，以丰富报告文学的文体形态，更有效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存在。所谓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就是能从书写的题材内容中，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结构肌理，从中获得契合此一题材的及物达意的述事结构和表意结构
文学是要有结构的，无结构便无文学。这里的结构既指具体的起承转合，又是总体性的规划布局。体悟报告文学的结构意义，精心于作品结构的优化，对于提升创作质量颇为重要。“结构看似是很基本的要求，实际上是一部作品的主心骨，作品如果是一场战役，结构就是战略，是大局。”“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结构有力的作品不多见，不少作品其实是没结构的，散步而已，走到哪儿算哪儿。或者说，一些作品只有自然的时间结构，没有体现艺术和思想眼光的战略结构。”（李敬泽《结构与事实的力量——评长篇报告文学〈神山星火〉》）这里所说的结构涉及到述事结构（时间与空间）和表意结构（思想与艺术）等，兼顾这些要素并兼而优之，这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但结构意识淡薄，叙事“无为而治”，这是值得报告文学作家，尤其是长篇写作者重视的问题。
报告文学的结构问题涉及很多方面。这里我想到的一点就是关于对它模式化的批评。报告文学的同质化是指其内容方面同类题材的堆砌，而模式化主要是形式方面的症候，写作架势高挂，套路很深。这显然与作品的结构建制和叙事调性的不当设置有关。报告文学写作题材丰富多样，书写的空间也很广阔，写作者本身也各有不同的情况。文学创作是一种求取独创性的精神活动。报告文学写作的去模式化，需要我们更加注重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和主体的个人性，以丰富报告文学的文体形态，更有效地反映社会生活的存在。所谓叙事的对象化建构，就是能从书写的题材内容中，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结构肌理，从中获得契合此一题材的及物达意的述事结构和表意结构。报告文学是一种基于作家主体的社会性写作方式。所谓主体的个人性，这里更强调的是主体个人性的优长与题材类型的适配，扬长避短，写作适合自己的题材。
题材类型和主题取向不同，相应的，作品叙事的组织方式也需调适。最近读到的《远方的山水》（陈崎嵘）、《浙里风》（张国云）、《群山回响》（李英）等作品，题材具有浙江特色，主题具有中国价值。这些作品反映的东西部协作、共同富裕和“千万工程”的浙江实践，基于题材的内在逻辑，建置由相关的若干事项为中心的“板块结构”。这些作品没有主线事件，也没有主要人物。以事立篇，人在事中。对这样的作品，我们不能以通常的人物形象塑造来论作品。
何建明是报告文学“国家叙事”的代表性作家，叙事中又多主体性的介入。他的《浦东史诗》从家族史和个人经验切入文本，关联起宏大与小微的联系。对于“上海”一词的全新解读，既体现作者的主体性风格，又彰显了浦东开发开放的“上海精神”，其实正是中国精神的形象化表征。任林举的《江如练》，诗意的题目，散文的笔调，反映漓江流域的生态文明建设。这部独特的“风景谈”，恰是作者与题材的双向奔赴、“天作之合”。徐剑、李玉梅新作《强国记》，首次以报告文学的方式书写中国专利金奖成果和发明人的故事。作品整体上采用了科技叙事和文化阐释相结合的结构。文化阐释以散文的形制，嵌入在与黄河、湘江和珠江时空有关的主体叙事之中，作者试图解读中华江河文明与当代高新科技创造之间的逻辑密码。这是有意义的“战略结构”。
（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