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鲁达诞辰120周年：“我来这里是为了唱歌”
聂鲁达（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是诗人中最纯真的野心家。生就一腔天风海浪般的诗兴，他恨不得将世间万事万物都囊括在笔下。他像一个高明而任性的风琴手，诗歌的抒情尺度在他的胸怀和指掌间开合自如。他可以凝望恋人的眼，欣赏黄昏的火焰在秋波里搏斗；也可以环顾众生的国，为罪行、苦难和壮举作见证。他的颂歌常常献给高山和英雄，有时却也献给一双袜子，一块手表。他给二十世纪的西语诗歌史留下了一座丰碑，当他的太阳落下，更年轻的智利诗人便徘徊在长长的影子里。他们不得不思考：聂鲁达之后怎样写诗？
但聂鲁达不只是诗人。在作家从政颇为普遍的拉丁美洲，他和前辈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一样当过外交官，和巴尔加斯·略萨一样竞选过总统——当然，也和他们一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聂鲁达的政治参与有一种昂扬的自觉，他把生命连同诗歌一起放在时代的浪潮里，放在劳苦大众中间。他要让自己的足迹和声音遍及矿山、铁路、面包房、机械厂，他说“人民群众是大地的精粹，是世界之盐”。
一百二十年前，男孩内夫塔利出生在智利中部的小城帕拉尔，后来，“诗歌来找我”，他便给自己取名巴勃罗·聂鲁达，这一时刻不免让人想起自我发明的堂吉诃德。他的诗笔同后者刺向风车的长矛何其相似！但聂鲁达的雄心不是骑士的雄心，而是属于诗人。在《伐木者醒来》的结尾，他这样写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唱歌/为了你和我一起唱歌。”
聂鲁达诗文集｜译林出版社，2024年7月
一、 少年聂鲁达：远在他处的灵魂
1924年6月，圣地亚哥的纳西门托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它是彼时未满二十岁的年轻后生的手笔，日后却被印成上亿册，以数十种语言在世界各地传唱不息。电影《追捕聂鲁达》中，已经名满祖国的中年诗人出入各种聚会，众人最喜欢听他朗诵的，依然是“今晚我能写下最忧伤的诗句”。都说出名要趁早，但年少时获得的名声就像一顶摘不掉的王冠，岁月增长，它的主人也许想换下这孩子气的装饰，人们却一如既往地赞美它的金光。好在聂鲁达是创造力旺盛的诗人，《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之后，还有《大地上的居所》，还有《漫歌》《元素的颂歌》，此起彼伏的歌。真正被光芒掩蔽的，或许恰恰是少年聂鲁达。读他的传记和早年的散文作品，会发现曼妙的诗句背后是不无寂寥的往事；他生命中的社会承诺之翼，也并非成熟后才展开，而是与爱情的羽翮一起渐渐丰满。
聂鲁达出生一个多月后，母亲便离开了人世；两岁时，他跟随铁道工人父亲搬到了多雨的南方城市特木科。在并不富裕的家里，继母照顾着三个孩子，她的姓氏是马尔贝德（Marverde），可以拆成“大海”（mar）和“绿色”（verde）两个词。聂鲁达不是在海边长大的，但他和大海的缘分似乎在此已经埋下伏笔。大海隐喻着永恒的女性，他终其一生依恋、热爱、歌颂的对象。无怪乎他用玛丽索尔（大海与阳光）和玛丽松布拉（大海与阴影）指代《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中两位交替出现的女主角，还给唯一的女儿起名玛尔瓦·玛丽娜——前半部分（malva）意为“锦葵”，后半部分（marina）和大海有关。大海以其宁静和壮阔让聂鲁达找到了生命意志的出口，但他的小舟也曾受困于孤独，寄身于“漫无目的的航行”。他在自传中遍忆儿时生活、劳作、游玩过的地方，在简朴的村落、奇妙的森林、蜿蜒的道路，他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虫鸟花草的名字，绘声绘色地描述与它们相遇的细节。他也保留着关于早期阅读经历的鲜活记忆，让我们可以从中窥测一位天才诗人是如何养成的。相比之下，人，尤其是身边亲近的人们，却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身影。在一篇题为《洛伦索叔叔》的短文中，聂鲁达写道：
我从未倾听你的故事，洛伦索叔叔，你那古老的乡间故事。（……）你在讲述时，我远在他处的灵魂正在漫游，漂泊不定。
十七岁那年，聂鲁达赴首都圣地亚哥求学，此后直到去世，他回到特木科的次数寥寥无几。
打破孤独需要与他人建立连结，年轻的聂鲁达找到了两条路径：爱情与革命。他在智利大学学的是师范法语专业，三年后却放弃参加结业考试，也因此与父亲决裂。尽管如此，正是在短暂的大学生涯中，聂鲁达的人生道路被勾勒成形，一方面，法语出身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驻外领事，更为他后来结交一众法国文人以及担任智利驻法国大使的经历埋下伏笔；另一方面，他成为智利学生联合会刊物《光明》的撰稿人，在进步学生团体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下，他把目光投向城市底层的雇工、贫民，他自己也属于其中的受难的大众，执笔为旗，为他们呼号、战斗。这团与爱情同样炽热的心火也有一颗埋在少年时期的种子，聂鲁达最早公开发表的作品是见载于特木科《晨报》上的《热忱与恒心》一文，“这是人民觉醒与壮大的两大法宝”，写下这样的句子时，他只有十二三岁。后来，他很少以第三人称谈论人民，而是满怀热忱与恒心对“你们”说话。他甚至不允许自己保持沉默或满足于孤芳自赏，曾在随笔中化身他人来质问自己：
你这样的人，懂得用内心的光照亮文字的人，难道要一遍遍地咏唱自己小小的欢欣，遗忘我们无助的心？遗忘溃烂的生命、寒冷的恐怖和饥饿的痛击？
二、 “我是所有的人”
就像宏大的历史本身，聂鲁达的个人生命史也充满了重复：年少时的寂寞仿佛是东方大地上更彻底的隔绝和孤独的预演，而他早年散文中已经清晰可见的从自我到他人的转向也在三十年代后的诗歌中得到再现和完成。
促成这一变化的关键事件无疑是西班牙内战。“对我而言，一切始于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夜间”，聂鲁达在回忆录中如是概括，那是他的亲如手足的伙伴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失踪的夜晚。一个月后，这位最受爱戴、最优秀的西班牙诗人被杀害于石榴城郊外的小树林。残酷的战火洗劫着西班牙大地，卡斯蒂利亚语的提琴被摔得粉碎，发出坟墓的悲音。近距离目睹了杀戮与毁灭的聂鲁达绝不能也不愿独善其身，《西班牙在心中》第一首诗的结尾，他几乎在愤怒地哀嚎，长歌当哭：
请你们来看看鲜血流淌在街上，
来看看
鲜血在街上流淌，
看看鲜血
在街上流淌！
聂鲁达彼时担任智利大使馆驻马德里领事，但他不再顾及智利官方对西班牙内战的中立态度，公开谴责叛军的法西斯罪行，很快就丢了饭碗。他逃到巴黎，继续同拉法埃尔·阿尔贝蒂夫妇以及法国诗人路易·阿拉贡、保罗·艾吕雅等人并肩作战，为西班牙共和国奔走求援。1937年7月，第二届国际作家反法西斯大会在马德里和瓦伦西亚两地召开，聂鲁达从筹备之初便参与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作用。此后，他回到祖国，牵头成立了智利知识界反法西斯联盟，同时积极投身国内政治，为左翼政党组合“人民阵线”竞选总统出力。立场一改的智利新政府派聂鲁达前往法国营救受困于集中营的西班牙移民。克服一道道难关后，聂鲁达完成了这项光荣的使命，“温尼伯”号轮船终于在1939年8月启航，两千名难民在智利找到了新的家园。
西班牙内战对诗人聂鲁达不啻一次血的洗礼，但新生是艰难的。他还要经历二战的震怖、政治斗争的威胁以及流亡的生死考验，才真正抵达属于他的位置。如果说第一阶段的聂鲁达是智利南方的爱情诗人，而写下《大地上的居所》的聂鲁达很接近欧洲的先锋派诗人，那么出现在《漫歌》的字里行间的则是一位深深扎根于新大陆历史与现实的美洲诗人。正如电影《追捕聂鲁达》所呈现的，这部诗集创作期间，诗人因为挺身而出控诉魏地拉上台后对人民的背叛和对智利共产党的迫害而成了通缉犯，不得不东躲西藏直至逃离祖国。一边是政府的敌视和追捕，另一边是智共组织的保护和所到之处普通民众的接纳与帮助，聂鲁达的流亡之旅淬炼了他笔下的诗歌，为之注入了深红的革命性和人民性。他的吟唱和脚步一起到达了更广阔的世界，《葡萄和风》就是这样一部用诗写成的游记。其中诗作大多语言浅显、风格豪迈、情感色彩分明，不被视为聂鲁达的优秀作品，但他本人却表示这是他最喜欢的诗集之一。
在诗学理念上，聂鲁达与希梅内斯、博尔赫斯、帕斯等诗坛巨匠都不无分歧，很大程度上在于，他选择的是一种面向多数人的、不纯的、人性化的写作方式。诗歌早已成为将他与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连接在一起的血管。在一首写给玛蒂尔德的情诗中，他在个人与集体、小我与大我之间的取舍被坚决而郑重地表达出来，他说即便挚爱离开了人世，他也要继续活下去，并非贪恋生命，而是：
因为在人们沉默的地方，
要有我的声音。
（……）
亲爱的，因为你不知道我不只是一个人
而是所有的人。
三、 收藏家聂鲁达
博尔赫斯曾说，天堂是图书馆的模样。聂鲁达的天堂，大概会是博物馆的模样吧——海风浩荡的黑岛上，他那岩石丛中的家不正是一座奇妙的博物馆吗？
时间退回到童年，铁路工人的儿子内夫塔利在道砟车深入的采石场发现了乐园，他为鸟儿、甲虫和石鸡蛋深深地着迷。是机缘巧合，还是孤独使然？聂鲁达对大自然、对博物学的兴趣就这样悄然萌发，陪伴了他一生。他的自传中有一篇小文题为《我，软体动物学家》，戏谑中不无小小的骄傲。他在墨西哥和古巴工作期间产生了收集贝壳、海螺的爱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如痴如醉地搜罗四面八方的海螺，总量竟达到一万五千枚之多。1949年，逃亡途中的他为掩人耳目曾化名鸟类学家莱加雷塔，生死攸关的境地，这个细节仍泄露出聂鲁达的顽童之心，或许那就是他愿望中的另一重身份？
聂鲁达收藏成癖，对象远不止于海螺。他的船形石屋里还有许多与大海有关的事物：五花八门的船首雕像、装在玻璃瓶里的帆船模型、船只失事地点图、老船上的旧家具等等。他的“博物馆”也不只有黑岛上那一座，无论他和第二任妻子黛丽亚一起住过的“米乔坎”，还是他为玛蒂尔德建造的“巧思宫”都充满了聂鲁达光怪陆离的藏品。曾多次采访过聂鲁达的维吉尼亚·维达尔说，他是智利这个“破烂国”中的头号“拾荒者”——他的收藏癖迥异于上流人士，并不以高贵风雅为务，而是从普通人生活的世界里寻找、保存有趣的碎片，以作为诗歌的启迪或心灵的慰藉。
聂鲁达的诗和人生都有一种贪婪的气质。他在许多女人那里畅饮过爱情的美酒，他的房子里总是宾客如云，他写下包罗万象的诗，渴望走向最广大的人群……但他身上还有孩子和圣徒般的慷慨，要把拥有的一切与全世界分享，所以五十岁那年，他就把自己珍藏的五千册书籍和数千枚海螺捐赠给了智利大学。告别的时候，他说：
我有一口钟、一团火、一块琥珀色的木头要送给你，送给我们，送给所有人。愿你看见、听见、触摸我的薄礼，我的歌。
——亲爱的聂鲁达，我们收到了你的礼物，听到了你不朽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