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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时分成为人文学科危机在社会层面“显化”的时刻

每到毕业季，各高校的毕业致辞总是牵动着人们的目光，掀起一年一度的“周期性情绪”。毕业致辞篇幅短小且金句频出，能让读者一窥当代学院精英的思想风采，因而比较容易成为互联网上被频繁展示的流量景观。毕业致辞最能触动心弦之处，莫过于其“最后一课”的属性。“最后一课”处于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应然”之理想与“实然”之现实的交界处，因而师长们以何种姿态、口吻、导向来致辞，绝非易事，既要避免流于高蹈与说教，又要鼓舞即将“远行”的青年，进而契合这一充满仪式感与标志性的时刻。事实上，毕业致辞也是“教师自述”的时刻，作为教师的致辞者需要盘点自身工作的内容、方法与成果。毕业致辞同时也是某种“社会文本”，大众对之的阅读与评价，尤其能体现时代对于高等教育的需求。

因此，毕业致辞或许能够成为我们思绪延展的起点，在这样一个“交界处”观察理想与现实、学院与大众的交汇。在这交汇中，“紧张感”最强烈的似乎发生在人文学科，社会大众对于人文学科的评价，往往与人文学科的“自述”存在较大落差：前者持有实用主义与工具主义的态度进行评估，尤其是在“毕业”这一不得不直面现实的时刻，而后者往往使用自己的语言捍卫人文学科的价值与独特性。于是，毕业时分成为人文学科危机在社会层面“显化”的时刻。毕业致辞在社会层面所引发的种种观感代表了大众对于“人文学科”的不同定位、不同需求。尤其是关于文科的有用与无用之辩，正是人文学科危机的体现之一。

人文学科面临的危机是全方位的，其衡量指标包括在校生数量与素质、专业课开设情况、教育方法与教育价值（投入产出比）、毕业生就业情况与薪资水平、社会价值感、学科合法性与自然学科、社会学科的挑战，等等。在这样的衡量标准下，人文学科自然被指认为充满危机——又一批人文学科的毕业生涌入社会，他们会遭遇什么？笔者作为一名人文学科从业者，经常听到同行自嘲，确实是知识改变命运啊——越改越穷了！而又一届毕业生的新鲜出炉，意味着又一轮培养周期结束，对于教育成果的“考评”势在必行，危机意识不能不油然而生。

人文科学总是与意义、价值与历史相关联，而这些无法用实用标准来衡量

必须说明的是，今天所说的“人文学科”之“人文”，已与古代中国判然有别。《周易》有言：“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人文”是指用来约束人类行为举止的规章制度。而今天我们讲的“人文”，本身就是一种现代知识组织制度，是相对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言的一种学科分类方式，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研究等具体内容。自19世纪30年代开始，科学渐渐地等同于自然科学，而人文科学也需要按照科学模式（实证性、因果律，等等）来建立学科的合法性与评价标准。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人文学科中哲学化、文化化的一面同时存在着。哲学化与实证化、人文化（知识分子化）与职业化（学者化）之间一直存在张力，也构成当代人文学科从业者必须扪心自问的话题。

人文学科始终是作为现代理性、科学观念、科层教条、物质主义、机械化的某种对立面存在的。美国学者杰弗雷·盖尔特·哈派姆曾对现代人文学科的含义有清晰总结，他指出人文研究的基本原理包含三个前提，分别是作为客体的文本、作为主体的人性以及作为目标的人的理解。（参见《人文学科与美国梦》，生安锋等译，王宁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页）也就是说，人文学者是以文本及其历史脉络为中介，研究人性，并最终指向对“完整的人”的理解与守护。当我们回顾20世纪80年代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辉煌时期时，就会发现，每当来到意义重建、价值重建与历史观重建的巨变时期，“哲学化”而非“实证化”的人文学科就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由此可见，人文科学总是与意义、价值与历史相关联，而这些都无法用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标准来衡量，而工具主义与实用主义恰恰是今天主导性的评价逻辑。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科学化律令与主流评估标准，跟它本身对于意义、价值、历史的亲密关系，构成一对恒久的矛盾，在历史进程中反反复复以各种形态出现。

带着这样的困惑，笔者于2023年11月4日召集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第104期青年文艺论坛，主题为“人文学科，位置何在？——在‘科玄论战’与‘人文精神大讨论’的延长线上”。与毕业致辞不同，这场论坛是从业者之间的讨论，邀请了近十位研究者、出版人与媒体人共同探讨。这种讨论方式依然是“人文学科”式的，执着于文本与历史的解读，但解读方式绝非学究式的，并非要将历史作为“纪念碑”高高供奉。相反，这次讨论携带着强烈的现实困惑，将两次知识界的讨论合而观之，希望能够从中看清“其所来路”，并为当下提供思考资源。2023年是科玄论战100周年，以及人文精神大讨论30周年，贯穿这两场论战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通过现代学术，现代人如何在科学霸权与工具理性主导的时代中安顿自己的主体性。这关涉文艺、道德、人生观等问题。今天这样的问题并没有被解决，反而更加突出，似乎也更加无解。科技正在快速改变日常生活和伦理世界，理性化时代里面意义的问题不断涌现，这本应再一次召唤对于人文学科的需求，却悖论性地迎来“文科无用论”的论调。或者说，这类论调，正是人文学科未能很好承担自身使命的结果。

寻找改变的契机，一点点拓宽有所作为的空间

当然，批判是容易的，但往往也是廉价和无效的，首要的是应该对现状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从中寻找改变的契机，一点点拓宽有所作为的空间。或许有两点是当前需要正视的维度。

其一，学院制度对于人文学科与人文学者的影响。去年底有个段子流传甚广，即“一个人文学科青年学者如果从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没有开够四次会，那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融入学术圈，该努力了……”这个段子揭示出当前人文学科青年学者生存状况的一角——接连不断的学术会议、项目制管理、量化考核、填表报销、薪资待遇偏低——这些足以让青年学者们殚精竭虑，很难想象在这样的前提下，还能剩下多少精力放在教书育人的事业上。这类结构性暴力与形式理性下的实质性不合理，是个人难以抗衡的，并且内化为更年轻一代青年学者的精神焦虑。一定程度的学科制度与管理考核制度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制度本身教条化、形式化之后，是对人文基本精神的严重背离。

其二，媒介变化对于知识生产的影响。除去学院体制，学者往往选择与出版社、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等力量合作。20世纪90年代，这样的合作往往备受鄙夷，而如今，“知识网红”的诞生早已令人见怪不怪，一个深度媒介化的知识传播体制已经形成。这意味着知识的传播更具即时性、互动性、现实针对性，更被媒介制约，并且需要提供某种情绪价值。这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授特点。对于当代人文学者来说，要不要适应以及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成为必须思考的问题。新媒介既可以帮助提高学者的声量与影响力，但同时也带来巨大挑战——是否有能力对公众发言？是否能与新媒介平台良性合作？除了做知识的搬运工，能否真的提供新思想与新见解？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科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总之，毕业致辞所带来的“周期性情绪”应该弥漫为日常工作中一步步坚实的反省与改变。时代正在发生巨变，人文学科无法自外于是。当我们追问何为“理想的人文学科”，并非要寻找一个固定的结果，而是想要探究人文学科如何与其他学科一道加入了解这个时代与时代中人的巨大认知工程，如何向他人恰当表述与论证自身的工作价值，如何建设一方真正可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不是要重复文化保守主义，而只是因为，与人文学科密切关联的历史、价值与意义，在任何时候都是必需且珍贵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