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洛哥作家基利托：我不喜欢写作，但我是一名资深读者
作家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Abdelfattah Kilito）1945年出生于摩洛哥的拉巴特。他精通阿拉伯语和法语，并用这两种语言进行写作。基利托是摩洛哥著名作家，也是穆罕默德五世大学的文学教授，双重身份使得他的文字在散文、小说、评论文章和论著之间自由切换。基利托也是一位游走于世界各地的作家，他曾在新索邦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牛津大学和法兰西学院担任客座教授和讲师。
今年，基利托的小说《告诉我这个梦》和文集《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首次翻译成中文出版。《告诉我这个梦》是一种跨文体的实验，其中有四个彼此独立、又相互联系的故事。《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的书名借自卡夫卡的名言“我会说所有的语言，但以意第绪语”，文集内容主要涉及基利托对日常生活和文学作品中阿拉伯文字、阿拉伯口语和外语之间关系的思考等。
近日，澎湃新闻就文学创作、阿拉伯语文学和写作等问题采访了基利托，以下为访谈内容。
阿卜杜勒法塔赫·基利托
澎湃新闻：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是什么事件或者契机将您领上了写作之路？
基利托：这是从学生时代开始的。起先，老师只让我们抄写，字母、单词、句子，然后是文章。后来，我们根据法语或是阿拉伯语老师指定的题目进行写作练习，大概是一周一次。下发作文是件很重大的事。老师会用红色批改，标出作文中错误以及他赞赏的地方，当他认为某篇作文写得比其他都好时，便会郑重其事地在全班面前朗读，这是被选中的幸运儿的高光时刻。优胜者可能会无缘无故地被质疑剽窃，这时他就要接受审查。这个经历让人不舒服，所有同学都会用一种鄙视的眼光看他，还要在老师的密切监视下进行当堂测验。这是最为惊险的时刻。这些我都亲身经历过，那时我十四岁。出成绩的时候，老师下发了所有学生的答卷，除了我的。他说他要和我谈话。到了课间，他一脸担忧地问我，答卷上的文章究竟是不是我写的。那天，我费尽口舌地解释，洗脱了一切嫌疑。但从此以后，我总是不由自主地自我怀疑，羞于承认自己是作家——我所阅读的那种作家。这种剽窃的嫌疑对我的文学生涯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澎湃新闻：您创作了很多形式各异的文学作品，您更喜欢您的虚构作品还是非虚构作品呢？您认为在摩洛哥或阿拉伯文学当中，您作品的特色是什么？
基利托：我用阿拉伯语和法语写作，因此即便是在摩洛哥，我也有两种读者。法语读者主要阅读的是我的虚构作品，阿拉伯语读者则主要阅读我的随笔。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不论我用法语还是阿拉伯语写作，“另一种语言”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出现。我知道有人怀疑我的随笔有虚构的成分，这种怀疑是无意间发生的。不然为什么一些非阿拉伯世界的读者会问我，我提到的那些古代作家是真实存在的还是我编造的。多么自大啊！编造被文学史大加颂扬的作家……但我想，当人们对一种外国文学一无所知时，这种反应是十分普遍的。
澎湃新闻：故乡、离乡、还乡。您曾经受邀前往许多欧洲和美国的知名大学任教，这些经历是否对您创作的作品产生了一定影响？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经历的？
基利托：我曾受邀到欧洲和美洲的大学进行讲学。二十多年前，我也曾受北京大学阿拉伯语言文学系的邀请来到中国。当时我讲座的题目是《伊本·白图泰在中国》。对于这位十四世纪的大旅行家来说，中国是最令他向往的国家。旅居中国期间，他拜访了一位两百年来一直住在山洞里潜心修行的“智者”（cheikh）：“我向他致意，他拉着我的手闻了闻，对翻译的人说，‘这个人来自世界的一端，而我们来自另一端’”。在所有到访过的国家中，他最仰慕的就是中国。我还记得与阿拉伯语系师生交流时那种亲密与热切的氛围，对我而言，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澎湃新闻：语言是一种权力，它象征着身份，某种程度上还意味着某种身份认同。您有两本书，《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和《你将不会讲我的语言》，这两本书之间有什么关联和不同？似乎《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中有一篇谈论的正是“你不会讲我的语言”这一主题。
基利托：这里谈到《波洛对诺冬》这篇文章，谈论的是阿梅丽·诺冬的小说《惊愕与颤栗》。我在文章里提到了《你将不会讲我的语言》中的一个假设。这个假设相当惹人不快，即我们并不喜欢外国人讲我们的语言。虽然我们当然会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学习我们的语言，理所应当地欢迎他们，这些都没有问题。你可能会说，那哪里有问题呢？问题就在于，当一个外国人说我们的语言说得和我们一样好的时候，我们会隐隐感到不快。同理，赞美有时候也可能会被当成冒犯，比如一位法国人如此评价一本你用法语写的书：“这本书里一处语言错误也没有”，或是说：“为什么你用法语，而不是你的语言写作？”（言外之意是阿拉伯语。）他们暗暗将你“遣返”回你的语言。事实上，你并不拥有语言。一位阿拉伯作家，无论他用法语、英语，或者无论哪一门语言写作，都无法切断他和母语的联系，母语是作品永远无法逾越的背景。出于这个原因，我将我的一部作品命名为《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
《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
澎湃新闻：您在拉巴特大学教授法国文学，但您的写作几乎都是聚焦阿拉伯古代文学的，这两者之间是否存在矛盾或冲突？您又是如何处理这种冲突的呢？
基利托：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阿拉伯作家就对欧洲文学敞开怀抱并且逐步与阿拉伯文学传统断裂。阿拉伯文学从此被西方的阳光所遮蔽，成为了后者的倒影、回声，至少初看上去如此。阿拉伯文学中的许多杰作我都喜欢，但作为读者和研究者，我选择的是阿拉伯古代文学。为什么？因为它们独特，它使我能够与处于主导地位、占领精神高地的欧洲文学保持一定距离。我知道已经无法谈论一种文学而不将另一种文学考虑在内。无论是虚构还是散文的创作中，我都有一点感兴趣，那就是两种文学的往来中所建立的相互性。
澎湃新闻：您是如何看待阿拉伯文学传统的？在您的书中您对一些阿拉伯传统故事和叙事提出了全新的阐释与理解，您主要受到哪些写作手法、思想家、文学理论和作家的影响？您最喜爱的又是哪些呢？
基利托：我对一些大诗人有过研究，尤其是塔马姆（Abu Tammam）和麦阿里（Abu-l-'Ala' al-Ma'arri）。我非常喜爱麦阿里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宽恕书》（Épître du pardon）。有人认为它可能启发了但丁《神曲》中的某个片段（尽管意大利人并不喜欢这种对照）。我还研究过贾希兹（al-Jahiz）的《动物书》，塔瓦希迪（al-Tawhidi）的《友情与友人书》，赫迈扎尼（al-Hamadhani）和哈里里（al-Hariri）的《玛卡梅集》，伊本·哈兹姆（Ibn Hazm）的《鸽子的项圈》，伊本·图斐利（Ibn Tufayl）的《哈义·本·叶格赞》，当然，还有《一千零一夜》。为了正确解读这些作品，我参考了很多人文社会科学以及新近的诗学研究所提出的新问题。在我的分析当中能看到罗兰·巴特（《S/Z》）、米哈伊尔·巴赫金（《小说美学与理论》）、茨韦坦·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和马尔特·罗伯特（《原始小说与小说起源》）、吉尔伯特·杜朗（《想象的人类学结构》）、雅克·德里达（《散播》）的影响。这些著作使我能够以新的方式谈论阿拉伯经典作品。
澎湃新闻：您是研究《一千零一夜》的专家，您能简要介绍一下您主要是从哪些方面来研究《一千零一夜》的吗？您是真的认为《一千零一夜》像《堂吉诃德》那样，是阿拉伯人讲述的，欧洲人写成的吗？
基利托：《一千零一夜》使我具有普世文学的高度。因为尽管这本书是阿拉伯民族的，它却属于全世界。另外，这是一本书吗？它更是一座惊人的图书馆。我们在故事中读到，山鲁佐德有一千本书。她讲的故事催生了一千零一本书，这里暗指《一千零一夜》的诸多故事版本、发行版本、译本、注释本、改写以及绘画、戏剧、电影改编……这本书每个版本的问世都是对文学和对世界的一种全新眼光。基于其无限性，这些版本不断地增加。矛盾的是，《一千零一夜》是没有作者的，但我们能够想到在不同文化中，将自己的名字与《一千零一夜》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
澎湃新闻：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您的作品似乎与博尔赫斯的作品有某种类似，它们似乎并不是非常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您作品中的这些故事似乎也可以发生在其他地方，这是不是世界文学的一个特点呢？您如何看待您作品中的这个特征呢？
基利托：许多读者通过博尔赫斯消除了对阿拉伯文学的抵触，他阅读的方式实在迷人。最初，我主要是对和阿拉伯有关的部分、出现了《一千零一夜》以及其他阿拉伯作品的故事和诗歌感兴趣。在他的一首诗中，他自问应该在西班牙语和英语这两种语言中的哪一种中死去。实际上，既不是西班牙语也不是英语，而是阿拉伯语。在他生命的尾声，为了更好地深入《一千零一夜》的奥秘，他开始学习这门语言。他学得并不好，但他是在阿拉伯语中死去的。
澎湃新闻：《告诉我这个梦》中的情节和您的个人经历有关吗？四个故事中主要角色像是同一个人：他的过去、未来以及现在，而且伊达和艾达像是同一个女孩。这种令人迷失的文学效果是您有意追求的吗？
基利托：我所讲述的内容和我的个人经历没什么关系。如果我尽可能在人物的命名上保持模糊，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不把他们束缚在某个地点、时间、身份上。我无法做到彻底抹去人物的名字，但我试着模糊他们的形象。
澎湃新闻：您擅长创作阿拉伯故事，《告诉我这个梦》也提到了《一千零一夜》，不过它的故事是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以及现代社会中发生的，这是不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创新？
基利托：在我受到美国大学邀请的时候，我的讲座大多是关于《一千零一夜》的。《告诉我这个梦》和《眼与针》中确实有这段经历的痕迹。我最新的小说《以上帝起誓，这个故事是我的故事》也是如此，整个小说世界都是从一个吸引人的画面中诞生的，那个画面是关于一个在屋顶上的女人。
澎湃新闻：你在《告诉我这个梦》中提到了“中国方程式”，这个故事是不是受到某部具体的中国文学作品的启发？
基利托：我没法确定。题为《中国人的方程式》的这个故事与欲望和不安有关，它完成时会带来这样的感觉。要为了让它延续下去而舍弃它吗？我是从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中一个几行的片段中了解到这个“程式”的。是他编造了这个故事吗，还是说，更有可能是他从其他地方读到的？他没有作任何引用，或许这样更好。我们可以认为它凝结了所有的爱情故事。从我知道它开始，我读任何一部小说都会不可避免地想到它，就像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或福楼拜的《情感教育》。
澎湃新闻：在《我说所有语言，但以阿拉伯语》中，您回应了卡夫卡所说的“我说所有语言，但以意第绪语”。卡夫卡是否影响了您的创作？您并不是一位民族主义的作家，您是否觉得自己更多受西方作家，而非阿拉伯传统作家的影响？您如何协调这两者带来的影响呢？
基利托：我时常回到卡夫卡，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就陪伴着我。我总是细细地读他，他是如此深厚、引人入胜。我有两本书的题目源自他，您刚刚提到了其中一本，另一本是《我们在远处寻找的人就住在隔壁》。
澎湃新闻：一般而言，即使背井离乡，也总有一天会回归故土。与长居巴黎的摩洛哥作者/学者不同，您的双语主义使您具备了观察的距离。您是否认为阿拉伯人善于反思自身？阿拉伯文化中是否有许多的自我反思？
基利托：他们不敢过多谈论自己，即使这么做，通常也是迂回地进行。在《以上帝起誓，这个故事是我的故事》中，被讲述的故事不止一次地遭到质疑。叙述者是困惑的，他迷失在不同的叙事路径里：“好吧，他心想，我把两个故事搞混了，我得注意补救一下……更别说是我自己的故事了，我得把它放到一边，我一点都不想讲它。”叙述者说他不会讲他自己的故事，然而并没有人要求他这么做。就算这是种忽略暗示法，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他为什么强调这一点，随后又只字不提？并且这也与小说的标题相矛盾。实际阅读中会发现，这个标题具有欺骗性，它的意思其实是：这个故事并非我的故事。
澎湃新闻：对您而言，写作活动是一种什么样的经验？您的创作或者工作日常是什么样的？
基利托：我曾令我的几位朋友感到吃惊，因为我对他们说我并不喜欢写作。作品完成后，我花许多时间进行修改，而一旦我的书出版，我就会避免打开、翻阅它，以免产生重写的念头。我通常在早上醒来，一杯咖啡过后就开始写作，这是我给自己定下的日常任务，我写一个小时，不会再多了。然后，这一天我都感到自由，我把时间用来阅读，从我小时候起就是这样，我可以毫不羞愧地说，我是一名资深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