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如何书写一个地方
地方书写在近年来成为一种文学热点，至少在媒体上表现为热点。就我本人经验而言，就参加过关于“新东北”“新南方”“新北京”“新浙派”“新边地”……诸如此类层出不穷的命名与宣传活动，在学术话语上也乐见“地方路径”“地方性”这样的提法，因为作为一种话语，无论是否有效或者切实，多少能推动一些言语的生产。
从逻辑上来说，其实所有的“新”都会成为“旧”，而几乎没有任何一种写作不是地方的。也许有那种心怀庞大梦想的人或者干脆就是患有诞妄症的人会声称，他（她）是为了人类写作，或者世界主义的，乃至在“现代性”“全球性”之类缺乏严格界定的大词下挥斥方遒，不过他们也终究要从某个地方起步——哪怕是落脚于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也是一种“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学书写都是地方性的。问题只是在于，如何书写一个地方？
当我着手写《去北川》这部非虚构作品的时候，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北川于我而言，无论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还是现实的生活，都是一个陌生的川西北羌族自治县。尽管在此地挂职一年，终究也只是一个过客。过客的书写常见的是游记、纪行、速写与报道，或者瞩目于风景，或者着眼于特定主题，一般很难以进入到地方的总体性的社会褶皱与内在的情感肌理之中。生活过不长不短的一年，正好算是扎根了一个人类学周期，多少还是融入了当地的生活，尤其是政府部门工作，对于地方行政、经济运行、社会保障、文化事业等方面的了解也要比一般民众更为全面，这是我得以完整呈现北川方方面面的基础。
对于地方的非虚构书写而言，立体而全息的现实图像非常重要，如果能够将其如其本然地呈现，那么即便在多年以后，它的“文学性”已经淡去，或者已经失去了读者，那么还有立此存照的史料价值。审美的形式与风尚随时代而转，曾经风靡一时的体裁也许不久就会成为需要保护和拯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它所内含的史学价值并不因此逝去。我对自己的写作能够葆有永恒的美学价值并无信心，也从无那种为恒久的文学史写作的野心，因此关注的始终是当下，即为当下的读者和现实而作。
但是，仅有当下与现实是不够的，任何一种关于某个地方的书写一定是四维的，即在三维地理空间之外，必然还要包含着时间与历史的元素。一个没有过去的人、一个没有记忆的地方、一个没有历史的族群，将是一个空心化的存在，一个空洞的处所。一块地方之所以具有它的个性、身份、特征，来自于过去的历史留给它的遗产。我们不能将历史作固化的、静态的理解，历史从来都是不断的革故鼎新。要继承历史留下的遗产，就要不断地返本开新。那些文字的记载，考古的实物，图像的留存，口头的传说，它们所保留的记忆，最终形成了当下认知自我、认知他人、认识世界的宝贵财富。同样，一个没有理想、想象与规划的地方，同样是没有未来的漂浮的存在。这注定了我在纪实之中，一方面要涉及它的来路，一方面要指向于它的去途。当然，那个过去与未来都要落脚在现在。
正如有朋友敏锐地发现，我在《去北川》中写了三个叠加在一起的北川：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那个存留在古歌、史诗、谣曲与民间故事中的传统的北川，是今日之北川得以形成的基础，它们以每章前面的寄语形式呈现出来。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从文字史籍与口头传统中撷取了一些典范的章句，用以表征北川地方的民族、信仰、民俗和情感结构的特色。现实的北川则更多的是对政府运行、经济运作、科教文体卫事业发展的见证实录，那里有我亲身经历的元素，更多是来自于观察和调研。
从自觉的历史实践而言，过去与现实其实都以未来为旨归——来自未来的光照亮了过去，投射进现在。北川寻找自己的未来之路，就是改变过去与现在既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如果放大一点说，就是一个少数民族山区，怎样在脱贫攻坚之后走上乡村振兴的道路。北川原先的自然条件有限，工业基础薄弱，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它的选择就是“生态立县，文旅兴县，工业富县，开放活县，城乡融合”，兼顾文旅事业和高新科技产业。这条发展之路是符合自身条件、因地制宜的选择，也是新发展理念在一个偏远小县的具体体现。展现出这种融合了过去、现在、未来的时代性，就是作品的主体部分。
一个作品光有时代性只是就事论事，还要有普遍性，也就是说横向的广泛视野。所以，我在叙述的时候，不断地会夹杂着与其他地方乃至域外文化之间同与异的比较。在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中，通过湖南凤凰与贵州铜仁的差异比较，可以看出文学形象在持续性发展中的重要性，因而对于过去北川的书写，是为了赓续文脉的流传。而对北川古老相传的李保将军的故事同古希腊悲剧在价值观冲突上的相似性进行论述，则是为了异文化读者的可理解性，进而走向一种人类的共通性情感。也就是说，北川的故事，不是一个猎奇的西南少数民族异域风情的故事，而是一个中国故事，也是一个世界的故事。
这个中国故事与世界故事，讲述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侧面和个案。现代化是一个有着不同面向与路径，并且不断探索前行，始终充满着流动性的过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改革开放时代的一系列新政策与新措施，到了如今的新时代，随着综合国力的提高，人民群众整体素质的提升，在全球交往当中，中国的角色与权重都得以增强。我们在文化自觉当中强化文化自信，探索与试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北川也是其中的一项试验与实践。
这样说起来，看上去有点托大和人为拔高。其实不然，自始至终，作为叙述者的“我”都在场。由“我”对北川的认识一步一步的深化过程组织起来：从现实的物象、事件进入，追溯其历史，铺陈其来路，探究其走势，从动植物到食物与习俗，再到情感、婚姻与家庭，乃至精神世界。我清楚地意识到，个体的经验、观察、描摹、抒情与思考都免不了是视角主义的，总是有其暗昧存在。我不可能做一个全知全能型的叙述者，这也是所谓非虚构的真义：叙述者明白自己的有限性，只能在竭力追慕总体性的基础上，追求有限度的真实和见解。
所以，《去北川》的隐形叙述逻辑是史志与类书。我并没有像报告文学一样，讲述特定环境中的模范人物，或者聚焦于重大事件曲折起伏的过程，把生活讲述成故事。对于我而言，北川地方本身就是写作对象，人物和故事是题中应有之义，我更想做的是完整地展现一个地方的风貌，在人与事之外，当然还会有风景、风俗、情感与精神。对于写作而言，形式就是叙述逻辑，志书包含述、记、志、传、图、表、录的不同体例，总是由表及里、从宏观到微观，将杂多的事象统摄为一个完整的系统。
“我”在这种“有意味的形式”中，则扮演了一个主观化的中介角色，像一个触发器或者转氨酶，让这一切通过“我”的叙述呈现出来。一叶而知秋，具体的人、事、物、情、思，指向于新时代北川的前世今生与理想愿景。我与北川在书写的过程中融为了一体，我见证并介入了北川的生活，而北川也回馈了我深情与接纳。“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这大约是一个人书写一个地方的最好的状态。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