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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素秋 陕西科技大学副教授。在挂职期间负责修建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撰有长篇非虚构《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获刀锋图书奖2023年度好书

对于一座图书馆的建设过程，我们了解多少，又能够说出多少？在《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这部非虚构作品中，作者杨素秋用她的亲身经历，向读者展示了一座公共图书馆被建立和充实起来的全过程，尽管这座图书馆可能并不是我们常见的样子：经费紧张，屈居地下，面积狭小，没有自然采光，隔壁就是饭馆的隔油池……

从高校到政府，从“杨老师”到“杨局”，在西安市碑林区文旅体局挂职副局长的一年间，杨素秋接触和了解到了许多迥异于自己日常经验的人和事，这些人和事被她观察和记录下来，悉心收纳进文字中。西安市碑林区图书馆，既是杨素秋在挂职期间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内容，也是她拼尽全力守卫的一块“自留地”。为建好这个小小的图书馆，她用自己的努力和决心，“捍卫”了图书馆的馆藏书目，并在这个过程中与许多朋友发生联结，接收到无数善意和光亮。

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我们希望通过这次专访，为大家找到一个坚定的答案。

一场对内心秩序的训练

2011年，27岁的杨素秋博士毕业，回到家乡陕西，来到陕西科技大学任教。在学校，杨素秋主要给学生教授美学原理、西方艺术史、小说叙事等美学和文学类课程，这也是她的兴趣和专长所在。生活中的杨素秋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她热衷于和学生交流，询问他们中间现在流行些什么，喜欢去主动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她害怕自己成为“那样”的中年人——墨守成规、安于现状，失去对生活的向往与激情。象牙塔是安全的，但也会让人狭隘和懈怠，她需要不断警醒自己，保持对外界的兴趣和感知。“杨素秋的兴趣之广，已经超出了我对她的认识，她似乎在摸索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是她的博导、苏州大学教授王尧对她的评价。

尽管很喜欢在高校的教学工作，但在内心深处，杨素秋总渴望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我出生在校园又工作在校园，30多年来，我对校园之外的事件参与甚少，只是通过翻阅手中印刷的文字去想象社会……我有时会想：除了教书，我能不能走出校园，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真实的各级政府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在服务地方的过程中，我要如何和老百姓们交流？这些事情我都有兴趣去体验。”

要实现这个想法，挂职锻炼无疑是一个有效途径。2020年春天，陕西省委组织部向各高校下发相关文件，杨素秋主动请缨，申请到西安市碑林区文化和旅游体育局副局长的岗位挂职。

之所以做出这个选择，杨素秋也有自己的一点“私心”。“我是奔着积累写作素材去的。也就是说，在去挂职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写作的准备。我希望能把这段经历变成文字，写一本类似《芝麻官札记》之类的书。”而她最想去的岗位，并不是西安市碑林区文旅体局，而是某个偏远地区副县长的岗位：“我想要到一片完全异质的土地上去看一看，看一看当地的农民是怎么生活的，乡村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如果是去挂副县长，应该会看到更多社会的真实面貌。”但正在上学的孩子让她犯了难，几经权衡后，离家较近且专业对口的碑林区文旅体局，就成了各种条件制约下的最优选择。

在文旅体局，杨素秋分管文化科、文化馆、旅游科和图书馆，主要工作包括但不限于：检查景区的灭火器使用时限是否超期，突击检查酒店卫生，在乌拉乌拉的报警声和人造烟雾中检查消防演练，回复人大、政协文旅提案……这些略显烦琐的事务，杨素秋将其视为“对内心秩序的训练”。而这些工作很快为她此后接手建设图书馆这项任务打下基础。

“挂职之前我完全没料到会有这样的任务凭空而降，谢天谢地。人生中很难再有一次机会，把一个图书馆一砖一瓦一书地搭起来，这是挂职生活给我的礼物。”当然，这是一个事后回顾的视角。起初接手这项工作时，情况是非常糟糕的——“一件打满补丁的、带着破洞和污渍的衣服。连地板都不平，附近是瓷砖地，远处又是烂糟糟的水泥地，几道巨大的沟槽昂首戳出来奇怪的插头。天花板缺了几块，电线散落下来。墙皮颜色不一致，表明这里曾被分割成不同的领地，他们分区而治，又匆忙撤离。角落里没撕干净的海报、乱画的字迹和油污，隐约暗示出衣服店和餐饮店的轮廓，像是焰火表演结束后一地凌乱的爆竹皮。”这就是碑林区图书馆最初的样子。原本规划中的图书馆项目，因为建筑工地挖出了文物，不得不停工等待各级考古部门进行文勘，而“区县级图书馆年底必须到位”的硬性指标又迫在眉睫。不得已，一个屈居地下、无窗无光、面积狭窄、环境复杂的临时过渡性图书馆就此诞生，杨素秋和馆长小宁，成了它最直接的缔造者：“它不是一个现成的物体，它是水和土，需要我的手先把它们和成一团陶泥，拉伸，揉搓，捏出形状，雕刻花纹。我渴望这泥泞而兴奋的事。”

在失望和渴望相互交错的复杂心情中，杨素秋开始了这项工作。180万元的装修经费和100万元的购书经费，对于一座图书馆而言显然太少，“但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真是一笔巨款，得好好谋划”。重任在肩，杨素秋抖擞精神，一头扎进了工作里。

“笨手笨脚”地把图书馆建起来

和杨素秋的其他工作一样，建图书馆这件事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单纯。建设图书馆的公告刚刚发布，书商们就踏破了杨素秋办公室的门槛。在他们提供的书单中，杨素秋看到了“大量情感鸡汤书籍和长篇小说，书名软糯可人，共同特征：书评网站查无此书”，“偶有经典作家，恰恰剔除成名作”，“偶有经典作品，恰恰绕开优质出版社”，儿童书籍“完全杜绝国际大奖和畅销绘本”，还有一些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单蹦儿书目”……这是杨素秋所不能忍受的：“我无法想象书架摆的全是三流书，走在里面多丧气。为了读者喜爱，我得把好第一关。”

她开始自己动手，参考其他区县图书馆的编目原则，结合碑林区图书馆的地理区位以及专家意见，对书目逐条逐项进行增删修改。图书馆规模有限，要以普通民众的阅读需求为主，注重书目普适性，经典书籍和畅销书籍都得有；图书馆位于市中心商业繁华地区，周末常有家长带小孩子来附近逛街，要增加文学书和少儿书的占比；要设立一个碑帖专区，供书法爱好者们阅读学习，和附近的碑林相得益彰；还要设立单独的外文童书区和漫画专区，吸引更多读者……一万余种书目被杨素秋精心挑选出来，理想中的书架逐渐成形。

不只是书目。建设图书馆是一项大工程，组织招标、装修场地、消防验收、安放桌椅、调试电器、书籍编目上架、人员培训上岗，这些书目之外的事情更琐碎，也更加马虎不得。杨素秋亲力亲为，和馆长小宁一起，查找对比不同产品的资料，跟不同行业的商人比价、砍价，应对源源不绝的突发事件。大到楼上的消防管道漏水、隔壁饭店的隔油池外溢，小到儿童区的坐垫和墙绘、图书馆的绿植租借，都是需要杨素秋关心和解决的事情。二次消防的面积分割，颗粒板、多层板和实木板的价格差距，JBL和NOBLE音箱的各项参数，一个无线AP能覆盖多少平方米的面积……这些在工作中新学到的“知识”，比小说和诗歌更为“实用”。铺天盖地的琐事，让她想起陶渊明：“‘晨兴理荒秽’，陶渊明刚刚回到乡间时是怎么做的？我最近的生活，脚下尽是草屑瓦块，得扛着锄头一点一点清理……这杂草乱石中，我也没有把握，什么时候才能种好一片庄稼，看它慢慢长大。”

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准备，图书馆终于迎来开馆的日子。开馆前夕，为宣传图书馆，杨素秋写了一篇文章，发在“贞观”微信公众号上。关于这篇文章，她在书中写道：“我尽量写得欢乐，我和书商斗智斗勇有戏剧性，放在文章前三分之一处……我画错的丑图纸也都拍照插入文章里，不怕别人看到我的缺点，我们就是这样毫无经验地笨手笨脚地把图书馆建起来。要充满细节而不是口号，真心和群众交流。”这篇题为《花了半年时间，我们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网红的图书馆》的文章，阅读量大大超过平日数据，读者们在评论区里赞赏和欢呼，杨素秋抱着手机，午休时间兴奋得睡不着。

也就是在这一天，远在北京的央视记者张大鹏在为《新闻周刊》的“本周人物”板块寻找采访选题时，看到了杨素秋的这篇文章。他迅速电话联系了她，并约好在开馆当天派人过来拍摄和采访。拍摄进行得很顺利。这期在世界读书日第二天播出的节目，被张大鹏起名为“公共选书人”。面对镜头，杨素秋给碑林区图书馆打出了60分的成绩，理由是经费紧张，图书馆外观不够美，以及自己受知识结构的限制，编的书目还不够好。

节目播出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样一座特别的图书馆。读者纷至沓来，让杨素秋和同事们喜出望外。早上9点开馆，“考试党”提前就位，背着书包拎着水杯，围在电梯口等馆员开门；下午5点，“红领巾”准时出现，“我们伸长脖子，时不时张望儿童区，像原本安静的章鱼伸出几只腕足探查水域，看看他们有没有在捣蛋”。图书馆的各项事务逐渐走上正轨，馆员们忙里忙外，努力为大家做好服务。不少读者对图书馆赞不绝口，也有读者提出改进意见，希望能进一步优化图书种类。杨素秋将大家的反馈悉心记录下来，这些来自读者的宝贵意见，让她更切实地感受到了这份工作的意义。

必须诚实面对我的本职工作

杨素秋的父母都是中学老师，从很小的时候开始，阅读就成了她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图书还是稀缺资源的20世纪80年代，杨素秋父亲的藏书多达5000余本，可谓“家底”丰厚。尽管家中经济情况并不乐观，一家四口挤在2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但他们的精神生活非常富足。家里的书实在太多，父亲想方设法安置它们，给四面墙都钉上木板来做简易书柜，门后和床底也都是分层的木板——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书占据了绝对位置。杨素秋家还有一个小小的、三角形的楼梯间，被父亲改造成冲洗照片的“小黑屋”。“虽然父亲是物理老师，但他会画画、会弹琴，绝对算是个‘文艺青年’。他的教育观念也很超前，在已经有人请家教、送小孩上补习班的90年代，他的想法就是‘玩得好才能学得好’。他会带我和弟弟做一些手工，比如自己做风筝、做铁皮船，再带到汉江去放。”

最重要的娱乐活动还是看书。每年暑假期间，父亲会把家里所有书都摆出来晾晒，做一些防潮防虫的处理，重新整理编目。在这段时间里，家里遍地都是书，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姐弟俩索性席地而坐，在图书的包围中阅读。“现在回想起那个场面，画面感特别强。那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生活，也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启蒙时光。”

对杨素秋而言，童年时父亲的那些藏书，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奠定了她一生阅读和学习的基础。而在碑林区图书馆，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读者，让她对阅读这件事产生了更多新的思考。在这里，她遇到了在门口徘徊迟疑的读者，向她询问馆里的书卖不卖、打几折卖，但她解释图书馆是免费开放时，对方露出了疑惑的神情。她遇到了有视觉障碍的潘月和杜斌，前者是一个8岁女孩的母亲，因为自小就有眼部疾病，一只眼睛彻底失明，另一只眼睛也变得模糊；后者是一名先天失明的盲人按摩师，他热爱阅读，聊起文学和时政来侃侃而谈。杨素秋引导他们走进图书馆的视障阅览室，帮他们找到自己想听、想看的书籍，看他们如何在软件辅助下学会上网，如何用手指触摸那些凸起的特殊文字，如何动用所有的想象，去理解经线和纬线、公转和自转。她没有想到，真的会有盲人专程找到图书馆来看书听书，这让图书馆的存在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杜斌的一段话让她印象深刻：“听书，好像是怀里被人塞了一堆东西。而摸书，是自己主动走进去的，就像走进海里，感受海水一点一点地漫过脚面，那感觉太美妙了。”杨素秋谈到，很多盲人因为身体上的不健全，比较容易激动，“看到他们在使用设备时那种喜极而泣的情形，心里其实挺难受的。我想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做得还是不够好，可能只有10%甚至1%的人知道我们能够提供这种服务。图书馆的位置确实也不方便，上楼下楼都很麻烦，有些人来几次就不再来了。我们对特殊群体的照顾还是不够到位”。

已经退休十年的邓兴玉，也是图书馆的常客。她喜欢在闲暇时临帖，碑林区图书馆的碑帖区是她新发掘的好去处。“那么多种字帖可以免费借回家，以后想练谁的字就练谁的，太方便了。”她把自己心仪的碑帖带回家，然后戴上老花镜，伏在小桌上，从早到晚琢磨字形，一日复一日地临摹，直到还书期限。她借的书几乎看不出使用痕迹，就跟新的一样。杨素秋认为，区级图书馆的图书主要是为了“用”，“书贵为用”，图书馆藏书，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用起来、动起来。也正是出于这种想法，杨素秋在建馆阶段，大量采购了定价相对较高的儿童立体书：“公共图书馆也很少采购立体书，价格昂贵又容易破损，不划算。这样一来，整个市面上，精工细作的立体书几乎不可能被免费阅读……我想破个例，多采购这类书，不怕被读者翻坏，坏了明年再接着买。图书馆理应成为消除身份差异的空间，贫困家庭的孩子平时接触不到立体书，那我们就来提供一个地方，让他们坐下来尽情拨弄里面的小机关。”

她在书中写到，当她抱着书在仓库中来回往返，白色卷毛大衣的袖口被蹭得发黄时，会突然想起小时候的事：“那时我大概八九岁，有段时间母亲觉得父亲很奇怪。他出门时衣服干净，回家时袖口、手肘和膝盖却都脏乎乎的。家里的书越来越多，但是家里的钱并没有减少。父亲不肯讲，母亲决定侦查破案。”事实是父亲偷偷跑去废品收购站，“一座旧书堆成的山比房檐还高，他往上爬，书哧溜哧溜往下滑。他倚靠在半山腰，用手扒拉了一个小坑，坐在里面，挑了很久，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人跟踪。”而她在为图书馆挑选书籍时，也体会到了父亲当年的快乐，手中的书像是弹跳起来，一本接一本地奔向图书馆。

对杨素秋而言，图书馆的工作至关重要，这份工作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快乐和无尽的思考，让她拥有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崭新的人生体验。她必须真诚地对待这座图书馆，用最大的努力去照顾和填补它。她引用了加缪《鼠疫》中的文字：“我不知道诚实在一般意义上是什么，但就我的情况而言，我知道那是指做好我的本职工作。”

阅读与生活紧紧扭结在一起

碑林区图书馆实际运营后的情况，让杨素秋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阅读差异是如此之大，编书目这件事绝非是她一个人就能完成的。因此，在制作第二年的书目时，杨素秋邀请了50多位朋友来为自己出谋划策，朋友们全都欣然答应。

陕西师范大学的杨国庆，教授书法课超过十年，为杨素秋编写了一份书法类书单，有通俗易懂的入门书，也有更专业的碑帖；“武侠奶爸”李亮坚守自己的“武侠理想国”，推荐金庸、古龙、温瑞安；“《童话世界》杂志主编白海瑞精选了最新绘本，出版人方黎明推荐一套民国经典名著重印版，福建师大章文哲老师列出电影学书目，天津大学王博老师专攻计算机与人工智能书籍，编剧范胜震主推趣味历史和西方诗歌，媒体人阿九的推介偏重于法律和政治，大专老师潘瑾力荐非虚构作品，独立编辑孟昆玉偏爱奇幻题材”；北大博士赵文的书目有浩浩荡荡三百多册，如同东西南北菜系，摆得满桌满眼；杨素秋的本科老师陈越推荐了大部头的《剑桥科学史》《欧洲大学史》；美学教授王耘常年研究宗教，摄影师宋璐推荐了若干摄影相关书籍，夏目对ACGN文化了解甚深，清华大学的王晗则热衷于自然科学和植物学……书目纷至沓来，杨素秋欣喜地接收，想象它们如何在书架上生根发芽、开枝散叶。

在写作《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时，对于如何体现这份特别的书单，杨素秋犯了难。如果完全不体现这些书目，多少有些遗憾；但如果挨个介绍，又会成为图书梗概大全。“假设50个人，每个人我讲两本书，100个豆瓣条目放到书里，就会成为一个非常板结的疙瘩，书的结构就被破坏了。但不写是不行的，绕不过去。后来我想，最好是从里边挑一些跟我知识结构不一样的、比较有特点的人来写，比如书法、摄影、哲学、漫画，读者会看到这些不同的知识结构如何一一呈现。我采用了一种类似纪传体或者说人物特稿的写法，去展开这些文字，你会看到我是在写书籍和阅读如何改变一个人的生活，甚至改变他的人生观。阅读是这样的：它能够塑造我，成为我生命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我们拿来炫耀的谈资，或者标榜自己很有文化的一个标签。它真的会跟我们的生命发生一个直接的碰撞关系。”在书中，我们看到不同专业人们的真知灼见，比如，摄影师反复强调，摄影无论如何都不能逾越伦理道德的界限，不能为了博眼球而罔顾他人隐私；“武侠奶爸”李亮过去沉湎于自己的武侠世界，在有了孩子以后，对墨家的“兼爱”思想有了更深的理解；哲学系的老师告诉杨素秋，要去进行更为广阔的阅读，去理解知识生产的过程，这样才不会狭隘。阅读与生活并不是孤立的，它们紧紧地扭结在一起。

在杨素秋看来，非虚构不是干巴巴的说教，直接的阐释和论述，不会发挥很好的效用。她希望通过具体而微的故事和细节，通过对人物日常生活的实际呈现，去与读者达成共情，让更多人看到阅读对人生而言的重要意义。

值得高兴的是，《世上为什么要有图书馆》出版后，不仅引起了广大普通读者的关注，许多相关部门也有所行动：“有网友在我微博下面留言，说他们当地的整个图书馆系统开会，让大家都认真读一读这本书，对标对表自己的工作，思考应该如何改进。这些都还挺触动我的。”

在去挂职之前，杨素秋就在持续做公益，长期资助山区的贫困女大学生。挂职以后，她在这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在书中，杨素秋提到了喇嘛久美的图书馆，这座图书馆由久美亲手设计和建造，耗时19个月，一栋小小的灰褐色建筑，矗立在川西的藏区草原上。孩子和游人在这里安静阅读，飘窗外就是雪山大地，绿草如茵。杨素秋为这座图书馆捐赠了好几批绘本，也先后去了好几次，看看久美和草原上的孩子们有什么需要，给他们讲几天课。“我希望能够尽量给这些更贫瘠的地方提供帮助——不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这些地方有很多孩子亟须读书，但是没有条件，我会尽可能地贡献一点力量。”常年做公益的经历，让她格外注意到留守儿童的精神生活问题，“很多留守儿童都是隔代亲属在管，父母扔给他们一个手机就完事儿了，然后小孩刷短视频刷一整晚。这是有很大问题的。如果在孩子们生活的乡村，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图书室，有很多绘本，有志愿者能够带着他们阅读，就不会是这种情况”。

“如果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去挂职吗？”当被问及这个问题时，杨素秋笑了笑：“我当然会选择去挂职，而且今后还会继续去。未来应该会考虑更偏远的地方。”写作这件事儿，她也不会落下：“当你的书被人看见、有读者愿意跟你讨论交流时，你会觉得自己的文字发挥了一些切实的作用，哪怕读者的意见都是批评性的。如果我的写作能够推动社会做出一点小小的进步，那真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所以说，写书的过程是既痛苦又快乐的，但我还会继续往下写，这本书不是一个休止符。”

在书中，杨素秋转述了约翰·科顿·丹纳在《图书馆入门》中为公共图书馆构建的理想“选书人”形象：这个人首先得是个书虫，有丰厚学养，能带领孩子们阅读好书；但他又绝不应该是个书呆子，不宜过于沉湎于书籍，要多出来走走，以免与社会脱节，无法了解普通大众的阅读需求。显然，杨素秋已经做到了。

（本版照片由受访者提供，摄影宋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