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审美意蕴
新时期以来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生态文学创作呈现出云集式发展态势，少数民族生态文学成就斐然。内蒙古少数民族敬爱自然的思想根植于作家心灵，使他们自觉将“天人合一”理念融入生态文学创作。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人们生态意识的全面觉醒，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追蓝逐绿、向美而行的生态文学创作，不仅是对世界生态环境的呼唤，也为当代文学增添了养料。本文从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品着手，探析生态文学别样的生态审美意蕴。
一、呼唤：天人合一的生态境界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主张人的行为应与自然法则相符，其核心理念“仁”倡导人际交往应秉持友善和谐的沟通方式，更涵盖了对自然世界及社会环境的深切期许。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反映了他对自然界生态系统的尊重与保护。孟子将仁爱之道拓展至珍视万物，将悉心呵护自然众生上升为君子道德责任之所系。荀子秉持天有其自然规律、人应有其道德规范的观点，倡导人的作为须遵循伦理准则，切莫无度开采或毁损自然。董仲舒深化了儒家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世界观，认为人类的善行可以促进自然界的和谐。至宋代，张载明确提出了“天人合一”这一专有名词。中国传统生态观是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不断动态发展的，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在当代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是当代文学生态境界的集中表达。
天人合一是中华民族传承至今的人文体现，更是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之一。人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生态文学探讨的本质，也是生态文学创作的动力源泉。人与自然的和谐互动，有助于达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境界。生态境界是一个涵盖人对环境的认知以及人与自然情感联系的综合性多层次理念，它鼓励人们深入理解自然，培养对生态环境的责任感，通过提升个人和社会的生态境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生态境界要求文学色调既非创作者主体臆想的单色，也非自然的三原色，而是人与自然共同勾勒出的文学复色。生态文学创作给予了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与自然对话的契机，他们以诗意的笔墨诠释了天人合一的生态境界。
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是生态文学的引路人之一。改革开放初期，国内生态文学创作仍有空白，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立足草原与荒漠，以作品为媒介探索天人合一的生态内核，认为自然是生存之源，更是灵魂的栖息地。他们的作品昭示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的亲缘性和同一性，植根于民族的信仰与生活方式，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
蒙古族作家满都麦早期文学创作以描绘诗意的原野被人们熟知。在他的笔下，草原、动物和蒙古族人在生机盎然的图画中绽放出奇异的光彩，凸显了自然与人的诗意氛围。小说《老苍头》中的巴音桑斯勒山是一座得天独厚的风水宝地。由于远离喧嚣、气候适宜、牲畜肥壮，所以这里的人们心灵纯净、长寿安康。而野鹿、岩羊、盘羊、山狍等野兽的追逐跳跃，更是为自然风光增添了几分神奇灵秀。小说《雅玛特老人》中的老人膝下无子女，与牧羊犬、羊群朝夕相伴，她把这些生灵当作自己的孩子悉心照料，在它们得到食物的同时，老人生命的空白也被温暖填补。小说《春天的回声》以绿意盎然的草原为背景，以恋爱中的青年男子视角聚焦草原，描绘出绚丽多姿的草原画卷，这里有“缎子般柔滑的草原”“银子般的蒙古包”，还有“看起来如撒落的珍珠一样漂亮”的大小牲畜、“鲜花般盛开的姑娘”，草原是孕育着爱的生命世界，宁静、纯朴、色彩缤纷，这一切都因爱而鲜活。“蒙古包”“小珍珠”“太阳”“缎子”等意象表达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诗性哲学，所描绘的天、地、人和谐相处的场景，体现着草原文化中生态世界的诗意建构，为蒙古族的生存空间打造了绿色伊甸园，展现“天人合一”思想的生态境界。
蒙古族作家海勒根那在作品中体现了对草原生态系统复杂性与重要性的深刻思考。小说《父亲鱼游而去》以描绘普通人的生活和非常规的日常举动作为叙述基底，深入描写了父亲一系列反常怪诞的行为：食沙、裸体雨浴、像愚公那样挖掘河道、像熊般咆哮、野兽般狂奔……这些非典型的行为虽然偏离了传统“父亲”的形象，但它们的异质性始终与“水”这一元素紧密相连，源自对水的极端渴求和依赖。作家通过这种被虚构的怪诞现实来隐喻人与水隔绝所面临的困境和绝望。小说荒诞却真实的细节、诡异而神秘的艺术氛围揭示了以“水”为代表的自然生态的失衡，表达了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天人合一思想。
满都麦和海勒根那的作品在创作基底上具有极大反差，满都麦强调在和谐诗意的自然境界中，表现对世界和生命的深刻理解与关爱。海勒根那的作品强调在诡异神秘的自然环境中表现人类面对自然困境时的心态变化。二者截然不同的创作手法和叙述风格都深刻体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对“天人合一”生态境界的追求，即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寻找生命的真谛，展现一种更加全面和深刻的生命观。
二、复归：生态伦理的人文关怀
“生态伦理”是生态学和伦理学交叉领域中的衍生产物。生态伦理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之间的道德关系，强调在生态系统中维护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道德责任，审视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辩证关系。在人类与自然的相处进程中，大致可分为崇拜自然、适应自然与征服自然三个阶段。人类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演化为独立的主客二元体，自然成为依附于人类的存在，是人类的附属品和被掠夺对象。尤其是工业革命后，人类征服自然之心空前强大。因此，探讨当代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要对作品中所展现的生态伦理和人文关怀进行深入剖析，才能体悟到少数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之心。
生态伦理强调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责任感和尊重，倡导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意识。生态伦理鼓励人们采取适当的生态关怀行动，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通过关怀自然环境和他人，促进可持续发展生态观的有序实现。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创作弥补了生态伦理道德下的人文关怀缺失。在少数民族文学生态书写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通过将传统精神层面人的主观视角转变为生态伦理学层面人与自然共处的他者视角，使得生态文学创作跨越历史的鸿沟，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在生态文学创作中得到复归。这是引发人类良知觉醒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人文关怀复归到人与自然共处的关键命题。
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内蒙古乃至全国生态文学创作的先驱，他的小说字字句句都流露出他对本民族人民的热爱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乌热尔图研究生态问题的过程就像是寻找自己民族根源的过程。他以森林为背景，创作了一系列关于人与自然的作品，诠释了人与自然的绝佳相处模式。例如小说《老人与鹿》中的老人不仅自己热爱山林，还将这种思想传输给子女。老人已经八十多岁了，出门需要他人接送，但当他进入森林时便看到了一切，也记住了一切。树的印记刻在他的心里，指引他迈入森林的路也烙在他的脑海中。但令人惋惜的是自然在衰退，除了石头，万物都在变迁。“这里原本有一整片茂密的森林，十一年间就被砍伐成碎片了，剩下的孤树都是木头变成了一种不起眼的点缀，就像婴儿的头发一样。”这种变化不是自然的选择，是外力的干扰让自然变得面目皆非，而它也不再属于鄂温克族。生态文学研究者格罗特·费尔蒂认为：“环境是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二元论的术语。就是说，以我们人类为中心，一切非人类物质围绕着我们，构成了我们的环境。相比之下，生态意味着一个相互依存的共同体，一个整体的系统，以及系统各部分之间的紧密联系。”①乌热尔图的作品是将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生态伦理和人文关怀也融入其中。
“掠夺或守护”是人类对生态问题的哲学思考。生态文学治愈人类心灵创伤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新视角。乌热尔图的小说《灰色驯鹿皮的夜晚》中芭莎奶奶是一个善于思考的老人，她最喜欢的动物是驯鹿，她将自己的一生和森林捆绑在一起，为森林而生，守护自己内心深处的驯鹿世界。她离世后被放在驯鹿皮上，这一场景具有深刻的隐喻意义。鄂温克族人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森林，希冀将自己的灵魂献给自然，从本质上而言他们始终生活在自然之中。作家将自己的理想寄托在芭莎老人身上，体现了希望人类和自然永久共生的理念。
蒙古族作家阿云嘎将孕育他的戈壁大地作为舞台，捕捉传统民族生活的细节美，描绘鲜活的日常生活，借助质朴而动人的表达映射出丰富的文化内核，创作手法独特。在小说《有声的戈壁》中，作家突出了生态与人类之间微妙的互动，以一种深邃而富有表现力的方式呈现出生态与伦理的交织关系。而“浓烟”“烈焰”“怪物”“缠绕”“膨胀”“魔鬼的舞场”等词汇以隐喻方式表达出自然与人分离后的灾难性后果，正是因为无度的欲望导致了人类的非理性行为，对自然界进行无休止的掠夺和破坏，将人类自身推向灭亡的边缘。作品深刻思考在历经农业、工业以及科技三大文明阶段之后，人类是否能够在更深层次上实现生态文明和人文关怀的复归与升华。
乌热尔图和阿云嘎以与自然契合的文字让人体会到自然之美。他们的心始终牵挂着自然，希望人类社会能遵循生态伦理道德，对自然多一些人文关怀，通过对生态环境的人文关怀来维系人与自然共生的生态伦理道德纽带。
三 外化：民族风俗的生态智慧
“传统文化生态智慧在当代文化中的赓续路线是考量当代文学的关键。”②先秦哲学思想中衍化出了诸多生态智慧，道家老子无为而治的生态哲学思想与儒家孟子仁民爱物生态道德伦理都彰显了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探索少数民族风俗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是华夏文明得以赓续的中枢纽带之一。
蒙古族的民族风俗与生态智慧一脉相承，二者都体现了民族的生命观。如果说天人合一是生态文学智慧的灵性根基，那么民族风俗就是生态文学智慧的魅力外化。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内蒙古游牧民族生活受天惠较少，土地贫瘠、朔风凛冽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内蒙古少数民族独具地域风情的民俗文化，这些民俗文化也衍生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智慧。立足于游牧文明之上的生态智慧是中华文化传承的精髓，作品所展现的少数民族风俗是生态智慧的超时空外化。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家受“长生天”影响，对自然神灵和祖先英灵有着崇高敬意，“长生天”可以通过收集“赞力”“祝愿”“祈祷”给予人们庇佑。③另外，蒙古族认为“火”是生命的延续，将其奉为光明之神，能够为人消灾解难，带来祥和与安宁，而冲撞火神则会受到贬责，人们会将灶火、篝火作为重要祭祀场合的祭礼道具。
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是国内生态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郭雪波在内蒙古独特的沙漠情怀和多元文化熏染下，将终极生命理念寄情于文学作品，创作了粗犷淳朴、瑰丽天成的草原生态文学佳作，其代表作《银狐》《狼孩》《沙狼》等生态文学作品震撼人心。他的长篇小说《银狐》借助一只银狐的故事表达了对民族与风俗、人与生存环境之间关系的思考。小说以半农半牧的蒙古族聚居地为背景，通过描绘内蒙古地区蒙古族聚居村落的民族风俗，以人与狐狸之间的对抗表现对生态环境恶化的忧虑。由于草原沙化、水土流失，白尔泰作为民间文艺工作者来此收集素材，无意间卷入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冲突。狐狸在内蒙古少数民族传说中是邪灵的化身与象征，可以引邪入体使人生病甚至死亡，所以人们对狐狸充满敬畏之心，奉之为神灵。但是随着自然环境恶化导致的生存区域缩小，狐狸不仅偷吃了人们养殖的灵芝，还占据了祖先们的坟墓，人与狐狸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村民一边想方设法对狐狸赶尽杀绝，一边又将其供奉为狐仙，而狐狸一方则施展“邪术”使得整个村落的妇女失去理性。小说以神奇的魔幻色彩表现狐狸对人类的报复与惩罚，但饶有趣味的是，狐狸对男女的态度不尽相同，认为男人只懂得杀戮与破坏，而女人则被银狐认为是与之相通的群体，所以在小说中虽然狐狸使女人们疯癫，但是却拯救了即将上吊自杀的梅珊，将其带入了一望无垠的荒漠深处相依为命。小说通过对银狐传说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幅极具少数民族民俗风情的天人共生的智慧画卷。
当代达斡尔族女性文学作家萨娜的笔触擅长融合奇幻的元素、深奥的思考与现实世界。在小说《达勒玛的神树》中，作家赋予作品万物有灵的生态智慧思想。年迈多病的达勒玛将树视为生灵，能够感受到树木在人类施以砍伐之时发出的痛苦呼声，她无论怎样苦苦思索，也难以理解人类为何对森林如此无情。那位长者竭尽所能，终究未能遏止人们对于森林的贪婪滥伐，只能躲进洞里祈求心灵的宁静。
郭雪波和萨娜的小说借助民俗风俗，将动物善良与人性丑恶的冲突跃然于纸上，通过对宗教、神话、图腾文化等少数民族风俗的描写，理性透视了小说中动物尊崇自然与人类侵害自然的现实外化，将生态智慧演绎得淋漓尽致，引发人们对绿色生态的深思。
四、结语
内蒙古少数民族生态文学作品呈现出从天人合一中挖掘生态境界、从生态伦理中感知人文关怀、从民族风俗中探索生态智慧的特点。作家们通过文学作品呼吁守护自然的时代使命，尤其是呼吁当代人应尊崇生态伦理道德、顺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哲学家海德格尔说：“大地是承受者、开花结果者。”④天地之间，无论是人还是其他生灵，都是大地所播下的种子，人也只是大地开花后结的果子之一，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相互依存。内蒙古少数民族作家依托辽阔草原和无垠荒漠的自然环境，创作出敬畏自然、珍惜生命的生态文学作品。将人带回大地，使人属于大地，才是生态文学的审美意蕴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