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你好运》：拒绝把大拇指伸进小说的秤盘
没想到《祝你好运》这个中篇，最后是一个“罗生门”的结尾。倘若黄世哲给“那小子”的电话始终打不通，这则故事就成了一个骗局。如果打通了，又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那小子”已经向人事局提出申请，小说的全部叙述就落脚到“金钱”对“规则”的挑战上；另一种情况是，“那小子”本来就是借“公考”行骗，那么这篇小说就在讲述一个彻头彻尾的诈骗案。
叙述者的高明之处恰恰在于，不给出任何一种结局，只给出“电话一直没有人接”，里面老是响着《祝你好运》的音乐。“祝你好运”虽是一个善良的愿望，却是建立在十分偶然的“运气”的基础上，这使小说主人公的命运以及故事的结局变得扑朔迷离，小说的结尾实际上被“不确定”悬置了。这种不确定颠覆了小说成为前述三种故事的可能，最大限度地打开了小说的阐释空间，扩展了一个中篇小说的意义含量。
叙述者有无边的权力，他完全知道故事的结局，但他为何扣留了这个最为关键的信息，有意让小说“烂尾”？《祝你好运》本来是扣人心弦的，一开始就有一个悬念牵引你欲罢不能：“那小子”究竟会开出怎样的底价，这桩特殊的生意能否成交？眼看谜底就要揭开，“那小子”却因电话无人接听退出时空，小说叙述戛然而止，读者的阅读期待瞬间落空，不得不在四顾茫然中尝试寻找故事的出路。文本结束了，读者却意犹未尽。
任何叙述，都关涉伦理判断，何况小说。而一个叙述如何结尾，更是关系到做出怎样的伦理判断。中国白话小说，比如“三言两拍”大都以“大团圆”结局，以“卒章显其志”的套路，彰显儒生德行，宣示儒家伦理。鲁迅的《阿Q正传》虽以“大团圆”的名义终篇，却是以反讽“大团圆”的方式结束，隐含的是现代启蒙理性。说明白，小说的结尾就是一次叙述的“伦理总结”，是对小说做出的“道义回应”。
小说不给出确定性结尾，往往有三种可能。一是，故事太过复杂，叙述者无法做出合一的伦理判断，比如《红楼梦》。二是，叙述者有意不结尾，对整个叙事的道德意涵做“延迟审判”，或者把这种道德审判的权力完全交给读者，比如马原的《虚构》、格非的《褐色鸟群》。三是，结尾已经有了，但不是在小说的“结尾”处做出的，而是在叙述过程中已经通过人物的行动和情节本身显露出来了，小说佯装烂尾，别有缘故，另有深意。
《祝你好运》当属第三种。母亲曾慧，在“鸿牛馆”设“鸿门宴”，摆出一副举行“成人仪式”的架势，劝说儿子杨小凡识破黄叔叔“骨子里是什么货色”，凭自己的“刻苦努力”“本分朴实”，获取“一份正当的工作”。并告诉杨小凡，她已花光“买断工龄”所得的全部积蓄，为他“报了一个省城金口岸 VIP培训班”，准备下一次“公考”。而杨小凡自己，也在这个突如其来的“空缺递补”事件中倍受煎熬，父亲因过度焦虑神志恍惚发生“车祸”，更是让他感到“深深的愧疚”，体味到生活的艰难和自主自立的重要，情感、精神和人格都得到了成长。母亲的劝说和破釜沉舟的举动，无疑一记“棒喝”，使他彻底清醒过来，决心不再参与这场并不正当的游戏。他决定给父亲发一条短信，表明自己的态度。这时，叙述者借他给黄世哲发短信征求意见的机会，一箭多雕，以公布短信内容的方式，实际上为小说结尾：“关于有人让出职位一事”，杨小凡“考虑再三，决定放弃”，不愿通过这种“不光彩”的行为“得到这个职位”，“为自己做一回主”。
《祝你好运》以这种方式“提前”结尾，可谓把握住了小说叙述的一个核心秘密。这个核心秘密就是D.H.劳伦斯一再告诫小说家的，“不能把大拇指伸进小说伦理的秤盘，而使天平向自己偏爱的一边倾斜”。也就是说，小说家不能用外在于小说的主观意志去干预小说内部的伦理关系，表明自己的伦理指向。相反，要让这种伦理指向在小说自己的时空场域内，在人物和事件所展现的各种微妙关系之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这样的叙述才是真实的，也才是道德的。小说家李美桦做到了这一点，杨小凡所做出的人生选择及其所体现的价值取向，不只是他自己内心挣扎的结果，而且完全基于故事的水到渠成和人物关系的自然发展，符合小说文本内部的横向真实。
“空缺递补”对于杨小凡一家来说，是个“例外情形”，突然打破了生活的平衡。不过，几乎所有的小说叙事，都源于这样一种“意外”。莫泊桑《项链》中项链的“意外”丢失，“意外”是假的，使其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杨小凡考了三年公务员，三年都没考上，这次考了第二名，比第一名少了0.11分，离考上只有咫尺之遥，的确非常遗憾，但如果没有接到第一名那个神秘的电话，花二十八万即可空缺递补，获得一个体制内的职位，杨小凡一家尽管会有痛苦，但依然会认命，生活照常会在平静中继续。可就是这个电话，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家人瞬间陷入心灵的动荡之中，每个人的“性情”都受到这一事件的严峻考验，被推向极端，也被作家彻底打开，小说虽然不长，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却一个个鲜明起来。
父亲杨胜祥，望子成龙心切，想拼命抓住这个“救命草”一般难得的机会，“砸锅卖铁”也要凑足对方的“要价”，为儿子做主，买下这个公务员的职位。但作为社会底层一个老实巴交的小职员，生活窘迫，每月还背着三千多块的房贷，一说钱就心慌心疼，且人脉单薄，社会资源稀缺，遇事只得求助姨妈家的表弟——“他最贴心的朋友”黄世哲。不管他多么焦虑，多么努力，根本担不起一家之长的责任。他是千万个处于如此境遇中情感胜过理智的善良父亲的写照。
母亲曾慧，比起父亲，是“真有智慧”。她在“粮食部门”工作过的风光岁月，巩固了她的家庭地位。她说话“毒辣”，“凡事认死理”，一开始就反对杨胜祥把儿子交给黄世哲“免费”培训，宁愿交钱也要把儿子送到培训机构。结果正如她所担心的，儿子又一次名落孙山。曾慧对黄世哲的看法与杨胜祥完全相反，对他“镌刻着发自骨子里的轻蔑”。杨胜祥认为黄世哲大学毕业就在机关混，现在又是群众工作局副局长，日常处理信访工作，“天天和各种人打交道，看人看事很有一套，脑袋不是一般的灵光”，把儿子的事情交给他放心。而在曾慧眼里，黄世哲就是一个装腔作势，“吹牛拍马”，皮里阳秋，口是心非，“小算盘拨得比谁都响”的势利小人，把儿子“空缺递补”的事寄托在黄世哲身上，无异寄希望于一只“没有良心的白眼狼”，岂止是“打水漂”。何况世道变了，“后门”走不通，曾慧曾有过这方面的教训。杨小凡笔试也是第二名，“和第一名只相差0.27分”。面试前，曾慧转弯抹角找关系，但对方“一口就回绝了”，“这些都是过去的老皇历了，现在纪律要求这么严”，谁敢去碰？曾慧内柔外刚，目光锐利，性格泼辣，疾恶如仇，遇事清醒，与杨胜祥形成鲜明对照，相反相成。
黄世哲的确“成熟老道”。当杨胜祥把那个神秘的电话告诉他时，作为公务员，他根本未及考虑这件事是否合法、正当，能不能干，开口就进入“市场法则”，要跟对方“讨价还价”，一副地地道道的商人嘴脸。如何“处理”黄世哲，是写好这篇小说的一个重要“关节”。作家再一次“拒绝把大拇指伸进小说的秤盘”，在叙述中不做任何“评论干预”，只摆出各方的态度，只描述其自身的言行。杨胜祥对他友好、信赖、依靠；曾慧对他反感、讨厌、敌视；杨小凡“觉得黄叔叔身上更多的是农村人的淳朴善良，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而他的“旧相好”林岚，依然对他一往情深，不惜借助情感利用他一次。黄世哲比起那些每天从我们身边擦肩而过的公务员们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不得不说，引入黄世哲是小说最为成功之处。引入黄世哲就把本来只属于一个“家庭”的故事引向了“社会”；引入黄世哲也把本来只属于一个阶层的故事引向了另一个阶层；引入黄世哲更是把一个“例外”的情形引向了“普遍”的生活世界。这给《祝你好运》带来了奇妙的艺术效果。
故事正是在黄世哲那里发生了“转折”。杨小凡放弃“空缺递补”，机会就落到了第三名——黄世哲大学时的“情人”林岚的儿子小强的身上。林岚在“市级部门工作，刚评上了正处，退了二线”。她曾经嫁给“一个大老板”，家境殷实，现在单身，前不久才在省城的同学会上，与黄世哲重续旧情，甚至有了肌肤之亲。儿子考公务员，拜托黄世哲培训。即使是投桃报李，黄世哲也要把这个难得的机会顺手送给小强，何况价格已经降到十万，离招考公示结束也“只剩下半个小时”。林岚当然感激不尽，很快把钱打到对方银行卡上。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时说到的那个“烂尾”：黄世哲打“那小子”的电话无人接听，只有绵绵不绝《祝你好运》的悦耳音乐。这显然是小说的另一个结尾，因为它是另一个家庭故事的结束。
有趣的是，当两个不同家庭相同故事的不同结局在文本内部形成对比的时候，“祝你好运”不仅有了确切的喻意，而且具有了强烈的反讽；两个不同阶层之间的高下尊卑也逐渐显露“峥嵘”，小说的叙述伦理亦自动“呈现”。而小说也由此锚定在更为深广的人文关怀上，无论哪一个阶层，青年的就业和出路，都值得全社会关心，而不能成为社会的普遍焦虑。小说也因此彰显出这样的“诗性正义”：不要试图用“金钱”去挑战“规则”，不要试图将“市场法则”带入“政治生活”，否则，即便“祝你好运”，等待你的却极有可能是“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