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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文学》2024年第5期|杨献平:华东笔记:从合肥到桐城
来源:《安徽文学》2024年第5期 | 杨献平  2024年08月13日08:30

蒙蒙细雨之中到达,扑面皆是华东。合肥我不是第一次来,而是第一次进入。此前,有一次去九华山,乘飞机至合肥机场,旋即又趁着黑夜去九华山,那是我寻求安慰的一段旅程,也是一种经历。中年之后,我忽然觉得,每一个人一生之中,总会有至暗时刻和非常磨难,而空明的宗教和纯粹的旅行,可能是最好的疗愈方式。那一次,在九华山,看到了地藏菩萨的真身,也浅薄见识到了九华山的雄秀、神奇与玄妙,当然还有秘密的光照。很多年后,我又绕道南京,去了一次九华山,在山上的清冷与葳蕤之中,静心感受自然乃至自然之中的佛庙,给人的那种幽深的神意的笼罩与荡涤。

这一次去合肥,也是旅行,而且很短暂,犹如潦草针脚与碎乱思绪的雨,在我出机场的时刻,就肆无忌惮地漫卷而来,细密的针脚好像在缝补大地的裂隙。同时我也发现,合肥初冬的夜间,也有着一种别样的气息,既有北方的硬,也有南方的软。硬的是风,以及人在其中的清爽与粗砺感,软的也是风,粗砺之中包含了细密的软糯与灵秀。与接我的诗人木叶聊起诗歌,他是我多年故人,第一次在通辽去科尔沁的旅程中见过,同行几日,还同睡一个房间。彼此之间的感觉,有些融洽,也有些不相苟同的别扭。

但诗歌无疑带有通灵、通神的性质,首先都是写诗的人。相对于诸多的先贤圣哲,学贯中西甚至人类文化和精神史的大诗人,我这类写诗的人,只是一个小跟班,甚至是一个照葫芦画瓢的模仿者而已,这种自我定位,我以为是恰切的。这么多年以来,我从不看重所谓的“诗人”或写作者的身份,写作是一种极其高级的活动,而不是写诗就是诗人,写文章就是写作者和作家。纳博科夫《文学讲稿》中说:“文学是创造,小说是虚构。说某一篇小说是真人真事,这简直是侮辱了艺术,也侮辱了真实。其实,大作家无不具有高超的骗术,不过骗术最高的应首推大自然。大自然总是蒙骗人们。从简单的因物借力进行撒种繁殖的伎俩,到蝴蝶、鸟儿,动植物的各种巧妙复杂的保护色,都可以窥见大自然当中无穷尽的神机妙算。小说家只是效法大自然罢了。”

而效法大自然,这个观点与中国的“道法自然”不谋而合。尽管如此,我觉得自己所写的诗文,都尚未得到真正的“自然之法”,如果勉强算,那也只是一个亦步亦趋的跟从者而已。而木叶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诗人,他走的是自己的诗歌之路,无论从形式还是诗句,包括意象的创造和诗歌整体上的精神性等。从机场到市区的路上,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诗歌写作的,我强调的观点是,不是诗歌有什么问题,而是诗人一定存在问题。木叶大致是赞同的。兴致正高的时候,目的地到了,细雨仍在继续,把合肥路边诸多的法桐也淋得有些僵硬或者兀自入迷。原本要再喝点酒,但我实在不能喝了,人到了五十岁的年纪,肉身一再提出警告,从前以为强如钢铁,不可一世,自以为完好,但在各种医学仪器之下,已经变得如破败棉絮或者千疮百孔的老架子车一般。索性只吃了几只饺子,加上醋,味道让我想到河南乃至整个北方,有一种温暖与妥帖之感。

合肥的夜晚,静得只有自己,也可能是住处僻静的缘故,倒也觉得,处在闹市之中能够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而且是一个人独处,这样的时光中年之后就非常难得了。古人说,静能生慧,躺在床上,有点想写诗,但又无法下笔。只好看着乌黑的窗外,以及远处铺展的辉煌的灯火,我想,灯火之处,便是人间,灯火深处,更是人间的生活。窗外的草木茂密,看不清楚到底有哪些种类,但草木垂顾的地方,一定土质肥沃,也一定是生灵密集与蓬勃之地。人说人和草木同气连枝、互为比照,端的是伟大、确凿的说法。《黄帝内经·灵枢·岁露》中说:“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古来人们就以为,人和一切,哪怕一颗露珠,也都是天地造化的奇迹,同时也与天地万物相比照和呼应。《庄子·逍遥游》中说:“夫草木之芸芸,岂独人而已哉?”身处静谧的夜晚,而且是外省的合肥,陌生之感是有的,而最隆重和入心的,则是“淡泊”“自在”以及“空明自在”。

次日天晴,阳光有些温情,也有点热的感觉。白昼的合肥坦然、豁然,一派明媚。虽是冬日,但也透射着一股漫天漫地的清朗之气。这一座立于南北之间的城市,南淝河和东淝河合称,也是“合成”之地,当年苻坚的前秦在此两次遭遇惨败的战争,便是有名的“淝水之战”。苻坚、谢玄、桓冲等人在此创造的历史,至今为人津津乐道,“草木皆兵”“风声鹤唳”“投鞭断流”等成语由此诞生,为后来者写文状物,提供了极其简略的概括词语和“典故”。而在此之前,“构木为巢室,袭叶为衣裳”的华夏第一人文始祖“有巢氏”,开创了人类建造房屋用以休养生息之先河。而项羽的九江王国,尽管只是昙花一现,可因为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而使得这个失败的千古英雄,至今为人念想不已。项羽身上所体现的英雄主义及悲剧性,是典型东方式的,他的失败并非不会用人,而是性格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似乎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历来成王败寇的斗争,都是知识分子始终斗不过无赖,贵族难以取胜流氓的传统。

合肥市区的外观,大致与其他城市无异,当代城市的发展,是一个由一时兴起到规整有序,再到强调特色的过程。坐在车上,可以看到,丘陵岗地、低山残丘、低洼平原构成了这座庞大城市的原初地形地貌,这令人联想到古中国的外在特征。河南、安徽、河北、山东、陕西部分地区,构成了中原文明的底色。神奇的河图洛书、《易经》、有熊氏、盘古开天、三皇五帝、女娲抟土造人乃至国家的最初形态的缔造,由此而蔓延开来的中华文化,其特有的原创性、奠基性和开放包容姿态,使得中国这一实体和概念越来越广阔、宽大、深刻、独特与雍容。距此不远的淮河与秦岭一起,被称为南北分界线,气候这个东西很神奇,总是以无形的方式,进行着强大的运作。

河流与山脉及其流集而成的滩涂和盆地、浅丘与低地等,是人类逐河而居、择良地而栖的理想家园。但对于我个人而言,在合肥,第一个记起的人,好像是包拯。这一位先辈(先贤圣哲皆如是)在民间吃水很深,我小的时候,就听村里的老人不断讲他的故事。严格意义上说,是传奇。《宋史》的记载反倒很是简略,“拯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也”。《铡美案》《狸猫换太子》《陈州放粮》等各种流派的戏剧,以及后来的电影、电视剧等,对包公这一文学形象的宣扬无所不用其极,早些年,我在西北之地,金超群、何家劲等人主演的系列电视剧《包青天》一时间万人空巷。在我家乡河北太行山中,就连大字不识一个的农人,也都知道包拯可以昼审阳、夜审阴,并且牵强附会地说,包拯和寇准、八贤王等都是忠臣,也都帮着杨家将说话,为了大宋江山而殚精竭虑,奋不顾身。而且,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头头是道,津津有味,眼睛里迸发着神奇、钦敬与赞慕之光。而且坚信,包拯之所为,全然真实不虚,并非演义和虚构。他们说,包公刚直不阿,对咱们老杨家很好。包公和庞太师那些奸佞是死对头,一心为了朝廷,还当过宰相。

如此等等,都是民间演义在起作用,而民众最喜欢的,就是这类的夸张、牵强附会与勾连生发。包拯在民间俨然神一般的存在,其传播深度和广度,远超狄仁杰、海瑞等同一类别的历史清官形象。另一个则是李鸿章,他生于合肥的磨店街道。李鸿章为清末“中兴四大名臣”之一,也是洋务运动代表人物,西方人以“东方的俾斯麦”誉之,其当世争议与后世争议似乎至今没消停过。慈禧言其为“辅佐中兴,削平大难”“匡济艰难,辑和中外”之能臣,梁启超著《李鸿章传》,对其大加褒奖,不吝美词好言,可谓至极。而特立独行的辜鸿铭则批评说:“长江下游的中国人,像苏格兰低地人一样,机灵、精明,是讲求实惠的生意精,吃苦耐劳,贪婪鄙吝——比如李鸿章带有苏格兰低地人机灵精明的典型特征,把‘半个便士’或中国所谓‘碎银’看得极重。”

历史总是有着自己的特定语境,至于当时真实现状,唯有当世人才能看得清楚,用之者当然应予赞美,不利者则悍然反对甚至唾弃。历史也从无定论,而且,也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书写者的价值判断和个人趣味。历史是历史书写者的态度和看法,并非历史之历史。这句话说起来似乎有些拗口,但事实应当如此。严格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都只是其创造者和经历者的时间和时空“感受”,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如汤因比所说:“我也对历史事实感兴趣,但并非对他们本身感兴趣。而是把它当成线索来探究其背后的东西,探寻神秘宇宙的本质和意义。”(《人类的明天会怎样?——汤因比回思录》)

汤因比的“探寻神秘宇宙的本质和意义”,显然是当下年代的显著特征,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从根本上超越了人们的预想。去参观量子计算研究所时,尽管对量子计算及其诸多的门类有所了解,但我还是震惊了。量子的定义是,“一个物理量如果存在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则这个物理量是量子化的,并把最小单位称为量子”。

关于“最小的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我觉得这一定义可能为时尚早,只是在表达和确认人类科研目前的最新成果及其认知。在这里,我不由得想到“微尘”这个看起来有些诗意的词语,量子最小,而人类也是宇宙之最小;人体的最小是细胞,细胞的最小是分子。在物理学当中,分子再往下分是原子;原子再往下分就是电子和原子核,原子核又可以分出质子和中子,又可以分成夸克;夸克之后还有亚夸克;在亚夸克的下面,是一种场。

这个“场”又是什么,可能还可以再往下分,甚至是无穷尽的。在量子面前,人类有些自谦意味的“微尘”自称还是一个巨大的单位,相对于量子、夸克,还是有些自高自傲的意味在内。其实,地球都不过是宇宙的一粒微尘,人在其中,连夸克都算不上。我猛然觉得,人生真的很空茫,我们以为伟大和不朽的,在宇宙和物质的神奇面前,其实都不值一提。这令人沮丧,也叫人警醒。浏览之间,我惊叹,也只能惊叹,对于科学技术,我是门外汉,关于最新科技,大都属于道听途说与自我能力上的想当然,并不十分了解,更不确凿。

科学技术的细分及其探索,我总是感到恍惚,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甚至整个人类都是茫然无措的,也都在“物质”面前无足轻重。普凡大众只是在科技面前欢呼,运用,并且带着一种炫耀的心理,但事实上,我们对万物的本原和规律等越是清晰,人类的命运可能会越来越受其左右,甚至被反制。

这个世界太过奥妙、神秘,它的存在似乎是一个巨大幻象,但处处坚硬,可触可感,丝毫不觉得虚无。可宇宙和地球,乃至人,以及人的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实实在在,丁是丁卯是卯,可其中的“虚空”部分,即人眼难以看到的,又是那么多,而且充满各种匪夷所思的玄秘主义。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认为宇宙是虚无的。佛家的《金刚经》中也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的理解是,宇宙本是空无的,虚空一片,并不存在什么实质性的物质。而佛家所谓的“相”,是指一切事物存在和显现的特征。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关联,但似乎又有些联系。

人总是在不断地刷新对宇宙万物的认知,借助更多的工具,使得“身外身内”的一切逐渐显形,并为之命名。我倒以为,人类的探索没有止境,也不可能有尽头。相比量子计算和量子光学等,我更在乎量子力学和量子纠缠。关于量子纠缠,人们对它的定义是,“当几个粒子在彼此相互作用后,由于各个粒子所拥有的特性已综合成为整体性质,无法单独描述各个粒子的性质,只能描述整体系统的性质,则称这现象为量子缠结或量子纠缠”。

这个定义令人似懂非懂,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无法表述“量子纠缠”的真正含义。应当说量子纠缠的诡异性决定了它的科学性,尽管,量子纠缠是由“EPR佯谬”推导出来的,而EPR则是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三位科学家名字的首字母。

量子纠缠的发现,甚至证实了世上原本存在的诸多诡异、荒诞之说的正确性,比如,吸引力法则、千里托梦、第六感、预兆等存在的必然甚至神秘性。也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了老子“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等哲学层面上的论断的正确性。万物之间肯定时刻有着某种紧密而且极其秘密的沟通和联系,无论距离、时间,也无论特征、原理等等。因此我以为,量子纠缠乃是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智慧的科学发现,量子纠缠证实了“情志”“意念”等虚无之物的实际存在及其可感性,甚至,它有可能改变从此之后人们认知和掌控事物的理念和方法等。

在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以及科大讯飞公司的参观,改变了我对合肥的概念式的理解。此前,我以为合肥是一个农业城市,其他都是点缀,而量子计算包括AI在内的研究及其成果,使得合肥忽然有了一种当代和前沿的意味。我也相信,这种科技的研究,不仅使得中国的量子力学、光学、计算等方面的研究渐渐雄长,也使得这座城市具备了奇异的光亮。就此,我在网上搜索到一条消息说,“记者从安徽省量子计算工程研究中心获悉,截至1月15日上午10时,我国第三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已为全球用户成功完成33871个运算任务。全球60多个国家远程访问‘本源悟空’人次突破35万次。(《科技日报》2024年1月15日电,记者吴长锋)”

在合肥的夜间,与几位同行的朋友聊天。其中的俞胜,乃是多年好友,其近年来在小说上的发力和成果,令人瞩目。我也觉得,文学创作,可能还是小说能够包容更多,尤其是我们这个时代,人心的复杂性与精神的深广性等。李云是诗人,同时小说和剧本也叫人叹服不已,事实上,每一个写作者都不应当是单一的,一个文学体裁操持久了,可能就会越来越窄小甚至自以为是。文学的本质是敞开的。赵宏兴晚上来见大家,闲聊之余,我也衷心地夸赞他是我最为佩服的刊物主编之一,这个年代,不在于我们做什么,而是有自己基于整体性的判断之后,坚持的自我主张。赵宏兴之前写散文诗和散文等题材,近些年的小说虽然量不太大,但好的作品,都是以一顶百的。徐迅是我的散文老师,当年教育我甚多,我也从他的作品中,获益至今。小说家余同友也是多年故交,其作品也不算多,但每一部都极为扎实。

也没想到,会遇到鲁院同学高鹏程和杜怀超,2013年在北京鲁迅文学院,我和高鹏程都是学习委员,两人感情甚笃。他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作品自不必说,性情极其柔婉、真诚。这些年,我们也断续见过几次,但也极为有限。可在我的内心,始终把他作为胞弟看待。杜怀超是一位散文家,其作品摇曳多姿,语词极为茂盛,近些年来的成就也堪为翘楚。此外的陈先发,起初无意中读到他的诗颇为惊艳,因此,有一段时间尤其关注他的诗歌创作,他的写作特点就在于其诗句所能抵达的生活深度和精神深度,用一种回旋切入的方式,赋予了诗歌应当具备的哲学意蕴及其发散性。我也以为,优秀的诗歌不需要过分阐释,评论家的各种赋予在很多时候不是在加强,而是在减弱。胡竹峰早闻其名,见其人,俨然翩翩才子者也。一伙人坐在往桐城的车上,心情安然。沿途都是初冬,大地开始寥落,但密集的村镇,使得江淮之地一派当代的模样。

所谓当代,我以为就是“我们所在的年代”,而不是释义中“过去的那个时代”。今天的中国,无疑是最好的一个时代,主要体现在,大地对人的包容与妥帖的安置,人的生存和生活的安全感与温暖感。这可能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沿途的车辆不是很多,驮载货物和人的车辆,呼啸而去或者呼啸而来。由此,我也觉得,人毕竟是物质的,物质构成了人的俗世生活,基本需求甚至尊严,物质往来越多,则更显得繁荣与多彩。正如康德所认为的那样,人的美好生活应该是理性的生活,人们应该按照理性原则行事,追求道德和智慧。不仅要有物质上的富裕,还要有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

桐城就要到了的时候,我内心有些激动,激动的原因,源自“桐城派”,戴名世、方苞和刘大櫆等人的发轫,后有姚鼐等人为其赓续。《清史稿》卷二百九《列传》说,“其(方苞)为文,自唐、宋诸大家上通太史公书,务以扶道教、裨风化为任。尤严于义法,为古文正宗,号‘桐城派’”。无论戴名世、方苞、刘大櫆还是其后世扛鼎者姚鼐,其理念“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以程朱而上接孔孟;以唐宋八大家为圭臬,上接《史记》《左传》之文统。这种复古主张的文学流派,固然限于其当时环境之原因,然其中也有强烈的排他性和门户之嫌。

文学创作是要开放的,不拘一格的,倘若画地为牢,唯我独尊,便有了封闭甚至孤芳自赏的种种嫌疑,对其自身的发展进步绝无益处。正如福克纳所说,“对于自己写的东西,绝不能有满意的时候,总是会有改进的余地,总是要追求自己力所能及的更高目标。不要满足于比你的同辈或前辈好一些,要写得比你自己好一些”。可以明确看出,“桐城派”形成及其发展,多囿于外因,有清一代,大抵是文化、思想和信仰上极为逼仄的一个时期,戴名世及姚鼐等人的主张,既反映了古代知识分子精神出路狭窄,作诗为文空间不足的实际,又有在视野和胸襟上被辖制的无奈。但无论怎么说,“桐城派”之上接孔孟之道的理念,我是认同并且赞许的,不仅他们的年代,即便现在,适度地回到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老庄及孔孟的道统,可能对增强当代文学的原创性是有所裨益的。

他们都是先贤,有着古代知识分子的风骨和操守,也有着济世安民的俗世理想,作诗为文乃至作画,其实是他们内心和精神的另一种表达。而桐城派的形成及其源远流长,实在是一个奇迹,也足可效仿与推崇。由此,在参观的时候,我的内心仍旧是激动的,也觉得,方苞和姚鼐等人在百年之前,尤其是世界面临巨变之际的诗文创作,当是彼时一个有着灿烂光华的奇迹。

不才如我者以为,这种奇迹应当加以延续,尤其在我们的年代,并非要复古,也不是封闭,而是在开放包容,兼容并蓄之中,重新对中国的古文传统加以审视、借鉴和发扬。很多年来,我以为,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我们在“西”的路上走得太久了,尽管也有诸多的灿烂与丰收,但传统上的缺失,使得中国文脉有些落花流水、西风残照之感。呼唤一种体现中国气派的大的胸襟、气象和境界的文学艺术创作与其成果,大概是需要更多人来实践的。文学按照西方的四分法久矣,学“西”也学得太久了,以至于沉湎,甚至将之奉为不二之法,我觉得是不够科学的。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这句话放在当下依然合适。也觉得,在中国文学批评之间,王国维乃是真正结合中西的大家。只可惜,如此人杰,于今少之又少矣。

细雨之中,游览著名的六尺巷,想到张英,这个人的做法,其实反映了民众之间互谦互让的美德。我们家也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但并非张英所说的“让他三尺又何妨?”,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中却不是自我觉醒使得你让我退,而是得寸进尺。这也说明,彼时的桐城民众,道德修养极高,至少是明理知世的。张英还有一个比他声名显赫的儿子,那便是雍正和乾隆时期的重臣张廷玉。张英诗中的“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倒是体现了一种大的胸襟和气度。其子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也是其毕生功绩之一。

桐城之地,大别山东段余脉逐渐走低,丘陵扇面展布,倾降平缓;平原阡陌纵横,素来为“七省通衢”。大山与江河,丘陵和平原,使得这一片地域得天地自然之灵气,江河山脉之雄魄,当然人才辈出。其街道规整有序,干净整洁。并且,桐城的饭菜也间杂了南北之味道且还有独创。孟德斯鸠说:“气候的权力强于一切权力。”我以为是正确的,很多的人和事物的秉性、趣味乃至其生长与存在的状态和规律,都是气候在起作用。桐城,包括其临近的安庆,近代以来的人才、雄才与伟才,一时间世不二出,仅科学家就济济满堂。

匆促几天,对于我来说,收获却是颇丰的。人在大地上行走,其本质上是致敬自然,是向天地之间的人间表达爱意的。合肥和桐城,我都是第一次来,以至于离开时候,心里是有些不情愿的。然而,人在俗世之中,最需要的,可能是完成和恪守眼前的生活。由桐城去合肥新桥机场的路上,安徽大地平坦辽阔,途中所见之草木,黄色或者红色,在逐渐变阴的天空下,以自我的姿态悬挂和摇曳。忽然想起李白《同吴王送杜秀芝赴举入京》中的诗句:“秋山宜落日,秀水出寒烟。”初冬的安徽大地,空气清冽,烟雨空蒙,在村镇和城市、旷野之间无限延展,且充满了新鲜与粗砺的意味。此等情境,我也不由得想起了王阳明《立春日合肥道中短述》一诗:“腊意中宵尽,春容傍晚生。野塘水轻绿,江寺雪初晴。农事沾泥犊,羁怀出谷莺。故山梅正发,难寄欲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