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在海外出版的外文版中国图书最常遇到的是翻译和审读问题，如何让走出国门的好内容既忠实于原文，又符合当地读者文化和阅读习惯？寻找译者团队有哪些经验？审读材料应包括哪些内容才更能打动外方？在作标注、起书名、使用AI等方面如何取得更好效果？本报邀请国内外多位出版机构代表分享经验，共同探讨其中的门道。

好的翻译作品，国外读者怎能错过？

■赵雅妮（中信出版社版权输出业务主管）

高质量的翻译对中文图书成功“走出去”至关重要，中信出版社（以下简称“中信社”）在寻找译者时，会针对每本书的具体题材与适配的译者合作。如主题图书中涉及“中国式现代化”“双循环”“新质生产力”等中国特有的专有名词，这些词汇译法要使用官方发布文件、政府工作报告及重要会议内容总结海外版的译法，这就需要有相关翻译经验的译者把握；如果是社科历史类图书，会选择学术圈或国内高校译者，确保译者对图书内容涉及领域有较深刻见解，然后配合母语专家通读语言；如果是文学类图书，译者基本都是海外汉学家。

这几年从事版权输出我们有幸结识了很多优秀译者，其中印象较深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授、从事大历史研究的孙岳老师，他翻译了梁漱溟的《中国文化的命运》英文版。此前他为中信社翻译过不少英文书，这是第一次中译英。此书翻译难度大，文白掺杂且理论性很强。孙老师不仅出色完成了翻译任务，还联络到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教授Allan Megill通读，并与美国汉学家、梁漱溟研究第一人艾恺教授就文中若干翻译问题进行了讨论，最终使这本书无论是语言还是内容都达到非常高的水准。

直译和意译主要取决于图书类型。在翻译林毅夫的《论中国经济》时有个短语“三套马车”，这是个经济学名词，是对投资、消费、出口的比喻。‌初翻时译者直译，但在母语审读时我们改成了直接的“推进经济增长的三种方式”，在形象和准确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因为这是一部偏学术的著作，我们希望它传递的信息准确明白。

在翻译中还会遇到是采取西方惯用译法还是坚持有中国特色译法的问题。在翻译《故宫纹样》时遇到如何解释“龙纹”一词的问题，译者译为Chinese Dragon，而没有直译为Dragon。因为“Dragon”在西方文化中的意像和中国不同，西方的龙是有翅膀、常会喷火且邪恶的，而中国的龙通常没有翅膀，且是祥瑞的象征，因此不应直译为dragon。如果译成“Long”，容易和“长的”一词混淆，Long Motif可能被理解为“长纹”，不妥；也有用“Loong”表示中国龙的，但在英文中的发音是“LuuuN”，和普通话不相似，也不是很理想。因此，译者决定参照现在国际广泛接受的“仙鹤”的译法Japanese crane，在已直接借用的dragon前，加上定义Chinese，变成Chinese Dragon，这样既容易理解，又区别于西方的dragon，利于中国文化的有效输出。另一个案例是，译者Helen在翻译曹文轩的《谁在深夜敲鼓》《青铜葵花》时把“爷爷”“奶奶”译为“yeye”“nainai”。她认为，采用拼音直译既符合语境，英语读者也没有阅读困难。可见，在翻译时原原本本直译，并保留中文语境，甚至直接使用拼音，也是可以的。

多年版权输出中我们摸索出一些宝贵经验，有助于提升版权输出成功率。为了能让外方快速了解我们推荐的图书内容，我们推荐时会给中文图书找到外方熟悉的、可类比的对象。比如把《草原动物园》类比作中国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因为两本书的内容同样是有关人和动物，同样是关于冒险、希望、奇迹、生存和信心。再比如，把《月下》的主人公余文真类比作中国的包法利夫人。虽然这种类比不一定准确，但是可以快速精准地让外方知道这本书或这位作家的情况。

审读资料是否充分、是否到位对一本书能否通过外方选题至关重要，我们常常要花费很长时间和精力认真准备。除必须提供的图书基本信息外，我们还会提供10页左右的英文样章，更重要的是，我们会尽可能多提供这本书在市场推广方面的有用信息，如卖点提炼、目标读者、获奖信息、其它语种授权信息等，这些信息对外方通过选题也有推动作用。如《水下之人》是青年学者吕晓宇的世界性长篇小说，我们会在图书介绍中特别提及“对于一个想为英语图书市场的多样性作出贡献、关注全球对话的出版商来说，《水下之人》提供了前所未见的、来自中国小说的视角和风格”。

谈到外文版图书该如何作标注及添加注释，《中国人的音乐》是音乐大师田青写给大众的音乐科普书，书里提到很多中国传统乐器和音乐的历史，大部分名词在英文中没有对应表述。译者会使用拼音和汉字再加上括号内作解释，如“guqin古琴（a Chinese plucked seven-stringed musical instrument）”。但这类文中标注的解释不宜过长，以不影响流畅阅读为前提。还有一类要解释的内容较多，或重要概念在文中反复出现，译者会使用脚注单独标出。

谈到给图书起书名，有三个有意思的例子。最近亚洲志怪小说和故事呼声很高，张云的志怪故事集《猫怪》版权输出俄罗斯后，俄方出版社更名为Six names of the demon cat（《猫怪的六个名字》），以数字命名的方式巧妙提炼了图书内容，让人一目了然。手绘本家居书《小家，越住越大》已在海外出版近10个语种，译者翻译的书名是Room to Breath，这个书名非常贴切，Room表现出这本书的主题和家、房子有关，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必定是收纳合理、井井有条的空间。我们出版的实用励志书《长大就是边走边选：高价值4年，成就高势能一生》版权输出到中国台湾后，擅长书名营销的台湾同行，起了新书名《高收入的能力学校没教》，这个书名精彩之处有两点，首先，“高收入”这个词大家都会关注，书中提到的一些技能、方法、能力可以转变成一份高收入职业；其次，“学校没教”表达出学校没教的在这本书里可以学到，看到这样的书名年轻读者怎么可能错过？

目前我们使用AI主要是翻译非文学书内容简介和作者介绍，简单的科普类童书也会使用AI翻译片段，提升了翻译速度，加快了给外方出版社的反馈速度。但需要给AI提要求，让它不断修正和润色翻译结果。对于文学图书来说，任何翻译工具都很难在文学性上达到要求，目前只能是人工来翻译。

中外译者合作及充分准备审读资料并重

■童洁萍（浙江文艺出版社版贸主管）

浙江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浙文社”）输出图书中很重要的一个品种是文学作品。相较于一般作品，文学类作品的翻译不仅要求译者具备高超的语言技巧，更需要深刻的文化理解和情感共鸣。因此，在挑选译者时，我们优先考虑曾荣获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人民文学奖翻译奖等殊荣的杰出汉学家。他们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盛誉，更在文学翻译领域经验丰富成就卓越。

在挑选试译者时，我们通常会与外方出版社共同挑选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内涵的试译片段供其翻译，这些内容往往需要译者深刻领会和把握全文的思想内涵，以准确传达其内容精髓。除了考虑译者的知名度，我们还需统筹考虑项目的完成时间。优秀的译者往往日程繁忙、手头项目众多，因此，在项目安排上，我们也会充分考虑译者的时间安排和工作负荷。

通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们发现，由外国汉学家和精通外语的中国译者联合翻译，再由外国专家进行通读和校对，往往能取得最佳效果。以《南方有嘉木》英文版为例，为确保翻译的“信、达、雅”，我们与人民文学奖翻译奖获得者魏友敦（Jim Weldon）教授、海外汉学家白亚仁（Allan H.Barr）教授以及国内翻译领域资深教授专家进行了深入沟通和讨论，陆续花了2年左右时间，最终确定了由魏友敦、余卫华、钱志富教授3人组成的中外翻译团队。确定译者后，我们还邀请《南方有嘉木》作者王旭烽作为团队顾问，与译者深入交流，确保翻译过程中能够准确传达作品的文化和历史背景。

在文学翻译领域，我们经常会遇到由合作方自行选择译者的情况。如我们与英国查思出版（亚洲）有限公司（ACA Publishing）共同推出了《露天电影——苏童散文》英文版。在查思出版公司推荐下，组成了包括英国汉学家、翻译家、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米欧敏（Olivia Milburn），英国著名翻译家韩斌（Nicky Harman），以及英国汉学家蒲华杰（James Trapp）在内的强大译者阵容。这些译者不仅在汉学界享有盛誉，也在翻译界著称。他们的作品不仅确保了翻译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更在传递原作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魅力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通过与这些杰出译者的合作，我们得以将中国文学的精髓更广泛地传播至英语读者群体，进一步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与理解。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经常面临将作品本土化的挑战，尤其是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方面。当翻译图书中涉及美食时，如果目标国家的读者对某些食材有禁忌，我们就需要将这些食材巧妙替换为当地文化能接受的替代品。同样，幽默和双关语往往根植于特定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中，翻译时需寻找能够激发相似情感反应的表达方式，以保持原作的风趣和智慧。此外，数字和度量单位在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使用习惯。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细节进行适当转换，以确保文本在目标语言中自然流畅和准确。

对大部分文本而言，我们建议直译，这样能更好保留原文特点，而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译者的知识结构和文化背景的限制，可能会遇到一些难题，比如对古汉语、古诗文的理解。为帮助译者克服这些障碍，我们通常会请作者或编辑提供这些文本的白话文解释或翻译，以便译者能更准确把握原文精髓和内涵，这些文字就可以考虑意译，以保证国外读者有更好的阅读体验。

为外方出版社准备审读材料是版权推介过程中的关键一步，其目的在于协助外方编辑、市场团队及潜在读者深入理解图书内容，从而提高图书被选题会采纳的可能性。浙文社通常会准备以下几类材料：一是新书征订信息。包括作者详细介绍、书籍概要描述、目录页等基础信息，以及名人推荐等宣传材料。这些信息有助于展现图书的吸引力和市场潜力。二是审读样章。提供部分章节样章，以供外方评估图书内容质量。如果存在英文版样章，也会一并提供，以方便非中文读者审阅。三是图书封面。封面是图书的第一印象，我们会选择设计精良、能够吸引读者注意的封面。

近年来，随着外方对影视改编的重视日益增加，我们也会提供相关的影视版权信息。例如，如果腾讯或爱奇艺等平台已购买影视改编权，或者同名电影、电视剧即将上映，这些信息将被重点介绍给外方编辑，以增加图书的吸引力。

在介绍作者时，我们会特别强调其获得的重要文学奖项，如诺贝尔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这些荣誉不仅证明了作者的文学成就，也是对图书潜在价值的有力证明。同时，我们会突出介绍作品在其他海外市场的版权输出情况，以及其在海外的影响力，来展示作品的国际认可度和市场潜力。

通过这些材料准备和介绍，能为外方出版社提供全面、深入的视角，帮助他们更好评估和理解图书的价值。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标注和添加注释，是为了帮助读者更好理解原文的意图、文化背景或特定术语。常用的有脚注、尾注、夹注、边注等。一般而言，用于解释文化特定元素或难以翻译的术语建议加脚注，脚注不应过多，以免打断读者的阅读流畅性。适当的增加标注，可以在保持文本流畅性的同时，为读者提供必要信息，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欣赏原作。

做书过程中当个有心人

■贺文平、耿月杰（蒲公英童书馆）

每家出版社机构都会有一定的译者资源积累，编辑会先了解一本书的作者背景、写作风格、文本内容、获奖情况等，综合考虑后为每本书寻找合适的译者。每本书的题材和气质都不一样，做引进版儿童文学时，我们采用过杨静远、任溶溶、马爱农、吴刚、舒杭丽等老师的译文；做引进版图画书时，我们采用过彭懿、周龙梅、余治莹、宋佩、阿甲、常立、朱墨等老师的译文；做引进版科普图书时，我们通常会邀请具有科学背景的专业老师来翻译，遇到一些小语种，也会通过请专业翻译加科学专家把关的方式保证图书质量。好的译者常常也有好的行业口碑和读者口碑，在做书过程中当个有心人，就不难发现这些译者。还有一些毛遂自荐或前辈推荐的译者，有时也会带来惊喜。

我们出版的童书中，对有些译文中的人名作了本土化改造，有些国外谚语或俚语不太好理解，也会根据原文意思转换成对应的中文表达。比较难的是诗歌类作品，这样的转化特别考验译者，需要兼顾文学性和节奏感。直译或意译也是根据文本的具体情况而定，科普类童书中较多直译的情况，我们需要客观准确地向孩子传达知识，儿童文学和图画书有时会有意译的情况，书中难免会有中外文化差异，不便于读者理解，主要是根据孩子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综合考虑图书本身的儿童性、趣味性、文学性和审美性，作出适当处理。与译者的沟通，尊重是前提，同时也要督促他们按时交稿，遇到任何难解的问题，都可以与之商量，共同解决。

在为外方准备审读材料时，要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吸引力的章节进行翻译，以展示图书的特点、内容、趣味性和语言表达能力。我们会考量外方出版社的性质和风格及读者群体的喜好，为作者及作品准备简介材料时须把握受众需求，突出图书的亮点和特色，同时考虑目标市场的文化差异，确保简介能够引起外方编辑、市场和读者的兴趣。此外，我们还会准备以下审读资料，以帮助图书获得选题会通过：除了翻译样章和作者简介，还可以准备含有图书内容和主题的详细介绍、市场分析、竞品分析、销售预测等资料，可以做一个PPT进行展示，以帮助外方全面了解图书的价值和市场潜力，从而提升图书获得外方出版社选题会通过的机会。

翻译的最大挑战是表达“幽默”

■白丽雅（Patrizia van Daalen，美国群星出版社资深编辑、资深出版人）

群星出版社（Astra House）是新经典文化公司2020年在美国设立的全资子公司，出版过申赋渔的《匠人》、李娟的《冬牧场》，以及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英文版。2023年底我去北京时，在书店买到了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中文版由浦睿文化策划，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因为曾在中国媒体上读过这本书的相关文章，也有朋友推荐过，我在回国的飞机上读了，然后冒险就开始了。很高兴国际编辑也认为这本书适合他们的出版计划并买下了全球版权，从今年伦敦书展至今这本书售出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版权。中国的故事很少能这么快引起这么多国家出版商的兴趣。我们的目标是出版能引起共鸣的真实故事，胡安焉的这个故事非常适合我们。在向不同国家的出版商推荐时，为编辑挑选合适的故事非常重要。每个人都在寻找不同的东西，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品位和兴趣，并努力做到最佳匹配。作为编辑，我愿意倾听其他编辑的意见，有相似看法的编辑向我推荐一本书时，我会更认真地倾听他们的意见。推荐时提供的信息必须完整，要有好的内容简介、翻译样章，以及关于作者的背景资料，也要有能引起共鸣的图片，以及相似的国际图书作比较。群星出版社将于2025年秋季出版重点新书《我在北京送快递》英文版，译者是沈如风（Jack Hargreaves）。我们与他有过合作，企鹅兰登想在英国出版这本书，希望请一位在英国生活的译者，就找到了他。整理一本非母语的书籍，翻译可能是最难的部分，尤其是翻译中文这种不同语言时，其中的微妙之处之多，以至于翻译可能是真正的障碍。其中没有什么神奇的秘方，需要大量的工作，需要作者、译者和编辑之间相互信任才能顺利完成。

翻译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表达“幽默”。翻译文学作品中的幽默时需更加谨慎，因为“幽默”往往带有讽刺甚至嘲讽意味，这些细微的差别真的很难把握。在国外会说中文或能阅读中文的国际编辑并不多，因此要让他们对来自中国的图书充满热情，需要很多人从不同角度介绍作品。当然，译者在保持中立以及帮助编辑作翻译出版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还涉及到投入的时间问题。同时，通过参加书展增加相互了解、分享彼此的阅读经验和故事，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

在准备审读材料时，信息越完整越好。样本章节越有代表性越好。有时，书评、报刊文章或作者访谈也应翻译出来，这些对了解作品对读者的影响有很大帮助。

想找到愿意为图书作背书和推荐的外方编辑、专家或出版社高层，最好的办法就是走出去，去旅行，参加国际书展，与人交谈并跟进，倾听他们的需求，只推荐真正适合他们的书。

对于作标注的问题，如果文本确实需要背景知识，而脚注又不足以解释，那么词汇表、导言或一些附带文字可能会有用。但我认为，现在有不少优秀的中译外译者，在翻译语境和语言方面有很多经验。

对于新书名，编辑和出版商会与市场营销、宣传和销售部门的同事一起选择最适合他们市场的书名。作者最好相信他们的判断，同意他们的建议。

在国际市场上，对AI应用仍非常禁忌，已经有很多合同规定不能使用AI进行翻译，这是合同义务。我希望AI能成为避免错误的有用工具，但目前还看不出机器如何能很好地翻译人类表达的所有微妙之处。 例如，我认为AI无法选择最合适的章节作为翻译样章。

在美国，引进一本书版权后翻译出版的周期非常长，主要取决于书籍的长度和复杂程度。从完成翻译到出版，我们通常需要一整年时间，因此至少要在出版前6个月开始设计封面，通常会更早。我们也会在出版前6~10个月与销售人员沟通，在排版之前，编辑有几个月时间对文本进行细致的加工。（下转第47版） （上接第46版）

发现宝藏译者的意外之喜

■王玉强（译林出版社对外合作部主管）

译林出版社对外出版的图书大多由外方出版社选择译者，然后把译者简历发给我们和作者确认，翻译完成后我们请国内相关语种专家审读把关译文质量；有些情况下我们自己邀请译者翻译。在寻找译者时，我们会全面调研要推广作家已输出语种的译者和译本的接受情况，优先选择与已译过该作家作品且口碑较好的译者合作；对于尚没有作品输出外国版权的作家和作品，我们会根据作家和作品的情况选择擅长该领域的资深译者。我们合作的译者多是资深翻译家、汉学家，如英国翻译家、第十四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得主韩斌（Nicky Harman）， 英国翻译家、“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特殊贡献奖得主汪海岚（Helen Wang），美国翻译家艾瑞克（Eric Abrahamsen）、徐穆实（Bruce Humes），新加坡翻译家、小说家程异（Jeremy Tiang）。挑选好译者可通过知名译者推荐、纸托邦（Paper Republic）等平台联系，以及主动尝试等方式。我印象最深且效果最好的译者组合是外国汉学家初译加母语汉语且熟悉外语的译者通读。如译林社“五个一工程”奖获奖图书《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传》英文版由美国翻译家徐穆实翻译，敦煌研究院熟悉英语的专家通读并配合作者解答译者问题，翻译家和审读者都是非常严谨敬业的专家，合作中既有翻译方面的交流又有思想学术方面的火花碰撞，配合得高效愉快，译文质量得到国外出版社和业内专家一致好评。能够发现宝藏译者徐穆实，是考虑到他的专业资历，他曾翻译过敦煌文化类图书，并长期关注和研究中国多民族文学和文化；签约合作后，我们发现他不仅工作上专业、敬业、精业、严谨，守时守信，而且为人谦和热心，在英文版编辑、出版环节也积极帮忙、无私贡献自己的智慧，令人感佩。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常遇到涉及文化差异和语言表达习惯等问题，如文化习惯、社会背景、不同文化中特定的习惯用语和俗语、文化象征、宗教信仰等，需要作本土化改造。通常，目标语中有直接对应源语的词语或短语，且不会导致歧义时，可选择直译。当目标语中没有直接对应源语的表达，或直译会导致歧义或不符合文化习惯和语言习惯时，可选择意译，以帮助目标读者理解和接受。翻译家通常会综合考虑作品的语言特点、文化背景以及目标语读者的接受习惯等因素，灵活运用直译和意译，以达到最佳翻译效果。

以徐穆实和刘浚翻译茅奖作家刘亮程的《凿空》为例，中文：驴师傅阿赫姆说，每声驴叫都是一个拔地而起的桩子，桩子上拴着人住的房子、驴圈羊圈、庄稼、鸡狗和人。译文：Every hee-haw is a pole that rises out of the earth, says Ahemu the Donkey Master. To this pole are tethered human dwellings, donkey stalls, sheep pens, crops, chickens, dogs, and humans.虽然是直译，但译者调整了语序。前半部分把“驴师傅阿赫姆说”放在了后面，后半句用了倒装句，都是为了强调“驴叫”是一个“桩子”，这是《凿空》里面很独特的一个形象，不仅通过翻译忠实表达出来，还能引起读者重视。

另有一个例子，中文：驴叫是红色的。译文：Donkeys bray crimson.这里译者采用意译，用crimson来修饰动词bray（驴鸣）是一种很罕见的用法，但是很生动，作为《凿空》开篇第一句非常吸引人。之后书中的“狗吠是黑色的”“羊咩是绿色的”“鸡鸣是白色的”就顺理成章地译为“Dogs bark black”“Sheep baa green”“Roosters crow white”。译文生动传神地体现了这一连串奇特而生动的声音与色彩的比喻，也牢牢抓住读者的好奇与关注。

在为外方准备推介材料时，对于重点书，在准备阶段就请母语译者参与，通读书稿后，撰写英文介绍，同作者和编辑一起根据国外市场及读者需求选取最合适的样章进行翻译，提交给国外出版社评估；有些译者还会帮忙推荐给合适的国外编辑或出版社，通常有译者推荐加持的话，更容易帮助图书获得国外出版社选题会通过。推荐资料要尽量做得丰富，如摘录国外已出版的图书或作者的权威媒体书评、入选国外图书榜单或奖项等信息，图文书的样章则要排好版式，以有助于选题获得通过。

谈到作标注，为帮助读者更好理解译文内容，尤其是涉及文化背景或特定术语的内容，译者需要通过不同方式标注和添加注释，如括号内注释、尾注、脚注、关键术语表等。这些方法的选择取决于翻译作品的类型、受众和出版市场需求。《金色河流》塞尔维亚文版译者保阳为塞文版加了近200处关于文化背景和特定术语的注释，以帮助读者理解。如翻译“清明节”时，他用塞尔维亚读者非常熟悉的词“追思节”，同时添加注释解释中国的清明节，这种方式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译文内容和目标语文化，也更适应读者的阅读习惯。

谈到起书名，外文版图书书名主要由译者和外方编辑商定，个别项目我们也会参与讨论。成功案例有《捎话》阿拉伯文版书名，翻译家叶海亚译作AL—MIRSAL，意为“使者、传信者、送信人”，既保留中文书名的“原汁原味”，又传达出作品内容的精髓和神韵，鲜活生动。

《瞻对》请了中西合璧翻译组合

■刘芳念（四川文艺出版社版权部主任）

四川文艺出版社（以下简称“川文社”）根据图书题材不同，与外方出版社沟通并寻找合适的译者。特别是涉及特定题材的作品，如阿来的非虚构作品《瞻对》，糅合清史档案、汉藏知识分子的记录和民间口头传说，再现真实的藏地，2015年我们与奥地利知名出版社巴可帕出版社（Bacopa Verlag）达成该书德文版出版协议。达成协议后，我们与外方共同寻找译者。因为该作品涉及较多历史、宗教、地理等背景知识，又有对清史档案的大量引用，其翻译难度非同寻常。加之涉藏内容的敏感性，译者本身的立场与背景也极为重要。经过多方寻访，定下两位译者，一位是德国历史学家、汉学家裴高德（Cord Eberspächer），他主要研究中国近代史、全球史、中国与西方、中德关系史等领域，曾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大学担任孔子学院院长。另一位是生于北京的翻译家和建筑师孟北蒂，她多年来一直从事文学作品和历史资料的双语翻译。两位译者以其专业的翻译素养和对相关知识的丰富储备，将书中关于中国历史、藏族文化、文学性描述、艰涩的文言文做了准确、得当的翻译，并提供了专业的词汇注释，较好地完成了中文与德文的跨文化转换，让原本有一定阅读和理解难度的作品译成德文后，紧密贴合德语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我们认为，较好的译者组合是由外国汉学家初译，外国母语专家润色提升文本质量，再找母语汉语且熟悉外语的译者通读。

原文较难懂的部分，译者会与编辑沟通，或与作者沟通，以了解原意，来帮助翻译表达出来，此时的表达是经过更多一层诠释的意译。选择意译和本土化改造主要是为了更清晰准确地向当地读者传达原作的本意。外方编辑也会对译文提出疑问并沟通了解，增加一些背景注释，以帮助当地读者理解。

在为外方准备审读材料时，我们主要提供基本的内容介绍、作者介绍、目录及样章。国内市场的销售成绩、读者评论等方面也被看重，如果有这方面的亮点，一定要放进审读材料中。

找对译者实现精准翻译

■杨 雪（五洲传播出版社国际合作部主任）

五洲传播出版社（以下简称“五洲社”）在寻找译者时，先评估图书的类型（是文学、文化类，还是社科、主题类），同时考虑译者特定的翻译偏好，来确定译者的选择范围；其次，会优先选择有过类似合作经验、有过很多优秀作品的译者，询问他们的时间安排是否契合。挑选试译者时，一般会选2000字以内的样章，让外方出版社在合作过的译者中寻找适合的几位译者完成试译文本，收集到试译稿后，再由国内的外语专家对试译稿进行评估，围绕翻译质量、流畅度、准确性、风格一致性等因素，针对主题类图书，尤其要关注译文的政治方向，保证没有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最后根据评估结果，确定最终人选。挑选译者主要是通过与高校和相关研究机构建立合作关系，邀请具备深厚学术背景与丰富语言知识的高校教师、学者翻译书籍，或行业内推荐新译者。

我印象最深的译者是与我们合作多年的伊朗汉学家艾森·杜斯特穆罕默迪，他翻译了《孟子》《黄帝内经》等多部中国文化类图书波斯文版。合作过程中，他对中医文化的了解令人惊叹，针对很多中医药材的译名，波斯语体系中还没有对应的标准化名称，他在翻译时查找了许多资料，参考了不同译者和专家的解读，也与我们反复探讨，谨慎考虑后选择了最合适的译法，精准表述了相关含义。

翻译中会出现文化方面的专有词汇，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词汇、成语、谚语等有独特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的情况，这时需要将这些元素进行适当调整和解释，以符合目标语言的文化特点。在输出图书时，我们会针对目标国家的受众群体对原文本进行相应改写。我社对阿业务较多，阿拉伯国家多为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在阿拉伯社会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中国图书中涉及宗教的内容，尤其是与伊斯兰教教义相悖或可能引起误解的内容，都需要进行改写或调整，避免使用可能引起宗教冲突或误解的表述，或采取更加中立和包容的立场进行阐述。

无论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翻译的前提是确保翻译质量和效率，我们和译者沟通中会强调，有关国家政策、政治色彩浓厚的相关译文以直译为主，当直译可能引起歧义或让译文晦涩难懂时，会与译者沟通，尽量选择意译。

为外方准备审读材料时，会同时提供双语版材料，并附加背景材料，以便外方更好理解图书内容。对于样章，一般会选择最具代表性、翻译难度适中、2000字左右的章节，因为太长会拉长试译时间，太短则无法评估译者的翻译水平。在撰写作者及作品简介时，关键在于融合作者的专业背景与书籍的独特价值，同时要结合外方出版社编辑、市场及读者的需求。我们会深入阐述作者本人的学术造诣、创作成果及在特定领域的特殊贡献，也会清晰阐述书籍的核心主题、创新点，让编辑看到图书的学术价值，让市场部门了解其市场潜力。审读材料方面，我们会详细概述书籍内容，附带作者简介、市场调研情况等。

想找到愿意为图书作背书的国外书业人士，首先要明确图书的定位、目标的读者群，以及期望获得的背书和推荐类型，其次了解外方编辑、专家或出版社高层的专业领域、影响力及过往推荐案例，根据图书内容和定位，筛选出最有可能对图书感兴趣并愿意提供推荐的潜在人选。为他们提供详尽的图书资料，包括书稿、样章、作者介绍、市场分析报告等，以便他们更好地了解图书内容和价值。如五洲社输出的《国际发展援助的中国方案》意大利文版，由中国驻米兰总领事宋雪峰作序，他对图书内容质量给予了认可和肯定。

谈到作标注，一般当原文中的专有名词、文化背景、历史事件等对目标读者较为陌生、表述方式或修辞手法在目标语言中难以直接传达或译者发现原文中的错误或疑点，且这些错误或疑点可能对读者的理解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会要求译者加注或在编校过程中加编注，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同时，我们会确保注解准确无误、简洁明了，不会增加阅读难度。还会根据不同的内文排版与图书内容，选择不同的注释方式。

对于起书名，我们根据当地市场调研情况，与外方编辑共同探讨对书名的想法与建议，尤其是确保书名能精准传达书籍内容，有一定创新，也符合对方国家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习惯、价值观，不会引起误解或者冒犯目标读者。

在初审环节前，AI工具能帮助我们检查文本中的语法错误和拼写问题，提高审读效率，也能帮助建立和管理术语库，确保翻译过程中术语的一致性和准确性。在准备审读材料过程中，AI能协助对书稿内容进行初步分析，提取关键信息，有助于我们整理相关材料。此外，AI可以帮助分析大量的市场数据，让我们了解到当前的热门书名和读者偏好，为确定书名提供参考。不过大多数时候AI给出的答案没有创造力，这也更体现出编辑的重要性。

所有图书要经过匿名同行评审和内审两大关

■李 琰（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中国区图书总监）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目前与中国近百家出版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我们的合作内容之一是通过集团旗下两个图书出版品牌——施普林格和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以版权输出形式在海外出版与国内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图书，挑选和评审译者的工作通常由国内出版社完成。

我们出版的图书多为专业领域的研究著作，其学术和科学研究的专业性特点决定了学术图书的译者往往需要具备相关领域的知识和研究背景，才能准确翻译研究著作内容。在与国内出版社沟通翻译选题时，我们通常会建议他们选择具有相关研究背景的母语人士承担翻译或译文审校工作。学术图书最理想的译者是同领域的，与作者有研究合作关系的其他学者。也有很多情况是由作者本人的学生来翻译。施普林格·自然通常在与国内出版社签署合作出版协议前，会审阅著作的试译样章，从而对翻译质量进行评估。考察的主要方面，首先是对学术内容和概念的翻译准确性，同样重要的还有译文是否符合国际科研出版的伦理管理和科学语言体例，译文还应尽量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阅读体验应尽量顺畅，易于理解等。

2023年，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了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历史学教授、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大卫·奥恩比（David Ownby）翻译的项飙教授的著作Self as Method: Thinking Through China and the World。这本书出版后一年内，电子版全球下载量超过32万次，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书稿翻译过程中，奥恩比与项飙教授一直保持频繁密切的探讨，从而保证英语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这在学术著作的翻译中是至关重要的。

书稿在翻译环节主要是作者与译者之间的不断沟通和交流。文史领域出版物不可直译的情况很多。例如对一些不复存在的古代文化、文字或社会现实的描述，通常不太容易进行英文的本土化，这种情况我们倾向于建议作者参考英语世界已有的翻译惯例，或者采取拼音加注释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现当代社会科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对一些中文特有的概念或表达方式，尤其是四字成语的翻译，往往需要尽量贴合英语或任何输出语言的实际表述习惯进行转译。

施普林格·自然所有图书均执行全球统一的评审和编辑出版流程。我们的图书选题策划编辑通常直接与作者和合作出版社对接，与作者沟通初步的写作构思，协助作者填写并提交著作选题表（book proposal form），并准备相应的英语样章和其他文字材料。所有图书选题均须经过外部匿名同行评审和内审两个评审流程。同行评审流程邀请全球同领域研究学者对图书选题的内容原创性，学术价值和写作结构等提出科学专业的评审意见，内审则由施普林格·自然的全球编辑管理团队结合外审意见，对图书选题进行立项评估并作出编辑决策。内审和外审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因此我们需要作者或国内合作出版社用英语提交图书选题表和所有辅助材料。中文版的评审意见及市场反馈也可为英文版的评估提供进一步支持。海外出版社比较关注著作内容和选题与国际学术研究议题的关联和对话。

学术出版的评估流程中，最为重要的参考意见是匿名同行评审的科学意见。推荐背书和其他高层推荐通常会在图书出版后的发行和市场推广环节起到更大作用。

每个科学研究领域都有严格和细致的参考文献及注释规范，我们非常希望作者和译者在开始写作书稿前，就和出版社沟通清楚需要使用的参考文献和引文规范，并在写作和翻译过程中严格遵守。

学术出版对书名的要求首先是准确、清晰，最好可以用最精练的方式概括该书最核心的科学概念或学术观点。尤其是在电子图书的使用情境中，大量读者用搜索引擎寻找图书文献内容，此时，书的标题中所包含的搜索关键词越多，图书被搜索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高质量翻译助推中国学术著作“走出去”

■赵 欣（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权经理）

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北大社”）的版权输出图书以学术著作为主，在学术著作“走出去”的过程中，翻译是关键性环节。翻译质量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学术著作能否真正走入国际学界及被海外学术同行接受。

学术著作的翻译难度高，其内容的高度专业化不仅要求译者有扎实的语言基础，还要有专业化的学术背景，能准确表达作者的学术观点和思想。同时学术著作翻译成本较高，高难度直接决定了较高的经济和时间成本。

以《中华文明史》（四卷本）为例，这是北大社代表性学术著作，至今已被翻译成7种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对于这样一部篇幅巨大、多学科交叉融合的高水平学术著作，北大社坚持首选目标语言国精通中国国情与文化的汉学家主持翻译工作。英文版译者康达维（David R. Knechtges）教授是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他秉持一贯的“详考精译”的做法，力求保持译文“原汁原味”，提供了许多过去未翻译成英文的典籍篇章，纠正了过去篇章中存在的误译。在这样的努力下，《中华文明史》英文版首次向西方全面系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以及中国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华文明史》日文版由日本早稻田大学稻畑耕一郎教授主持完成；俄文版由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伊莉娜·波波娃（Irina Fedorovna Popova）女士组织并主持；印地文版由曾翻译过《道德经》的印度文化理事会讲席教授舒明经（Shubhra Tripathi）女士主持；韩文版、塞尔维亚文版、匈牙利文版译者均为该国中青年汉学家。学术著作外译是集中、外、编、译、学为一体的有机过程，北大社积极维护并不断加深与学术界的联系，充分调动优秀学者及其学界资源，密切交流，深度合作，共同推动学术著作“走出去”。

为进一步保证译文的准确性与可读性，我们会邀请学科专家对译稿进行审读，提升学术著作的海外传播效果。学科专家的最优选择是原著作者，如北大社出版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邀请英国李约瑟研究所研究员、剑桥文明交流中心主任程思丽（Sally K. Church）女士担任英译本译者，其学术背景与研究水平与这本书非常契合，翻译期间还找到作者荣新江教授为她作了细致的解释与答复，最后荣新江教授通读英译稿，对参考文献等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译者和作者的密切互动与合作促成了出色的英文版译著。

对于英文版以外的小语种译本，我们会积极挖掘作者身边的资源以及翻译机构的资源，完成专家审读工作。如林毅夫教授的《解读中国经济》西班牙文版，经由林先生推荐，我们邀请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紫莹教授和哥斯达黎加前经济部副部长维利亚·戈瓦莱（Velia Govaere）教授共同完成译稿审校；洪子诚教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西班牙文版由作者的两位学生——西班牙语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汪天艾女士和华南师范大学滕威教授合作进行审校。优质的翻译机构通常配备高水平的专家库，我们也会与这样的翻译机构密切合作，聚合优质资源服务翻译工作。

学术著作翻译难度大、耗时长、成本高，北大社通过参与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解决翻译、出版、宣传等费用问题，在申报及执行项目过程中，还与国内很多语言能力及专业背景俱佳的高校教师（即潜在的优秀译者）建立了密切联系，不断吸纳优秀的译者充实翻译队伍，为学术著作的“走出去”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AI翻译与我们的工作直接相关。但学术著作的翻译不仅要求语言的准确性，还要求对专业术语和文化背景的深刻理解与阐释，目前看来AI还无法胜任，我们应谨慎对待。在日常工作中，AI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快速处理图书简介、作者简介、目录、序言以及样章等，供国外出版社进行选题评估所需材料的翻译工作。作为一种辅助工具，AI等新技术的合理利用可以有效提高效率，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