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学中的身体感觉与情绪美学
知乎上曾有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我觉得上海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繁华？”一个高赞的回答引述了流量明星杨超越的话，“我大包小裹从长途汽车站走出来看到的上海，和我从机场VIP通道走出来看到的上海，不是一个上海”。这是由身体的在场得出的个人判断，却引发了无数个不在场身体的情感认同。20世纪中期，消费主义理论似乎接棒了理解和阐释城市生活的任务，但依然无法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城市的感受，不同群体会有不同；二是即使是同一群体内部，由于城市区域、职业身份、活动范围以及身体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区别，个体感受依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在20世纪以来的中国城市文学里，这种个体感受大多表现为由身体引发的心灵感受。
自上海新感觉派开始，在百年城市文学的递嬗中，对城市的体验似乎都是从身体感觉开始，再由感觉推动叙事的展开。20世纪30年代，刘呐鸥的《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被视为城市身体感觉的首开之作。在乡土小说大行其道的新文学初始期，关于城市和城市体验的身体书写是新鲜的，美学经验也是新鲜的。从跑马场里沸腾的身体到吃茶店里被冷饮降了温的身体，再到舞厅里重新燃烧的身体。小说调动了各种感官经验，“忽然一阵cyclamen的香味使他的头转过去了。不晓得几时背后来了这一个温柔的货色，当他回头时眼睛里便映入一位sportive的近代型女性。透亮的法国绸下，有弹力的肌肉好像跟着轻微运动一块儿颤动着”。（《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小说中，感官的客体对象由味觉到视觉，放大了身体，越过了面貌，刻意区别于传统的眉目书写。而由此延展出对城市的感官体验，诸如柏油路上的时髦情侣、商场橱窗里的模特丽人，以及皮鞋踏到水门汀的跫音，等等，都是城市对身体的接纳与展演。由新感觉派开始，纯粹的感觉经验打开了新文学对城市的表述形式，也呈现出与乡土身份完全不同的表意和修辞。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乡土文学中很少有身体感觉书写，少数旧中国的病弱身体或者受刑罚的革命者身体，也被封闭的乡村压抑住了感觉。如果说乡土是自然主义逻辑，那么城市的运行法则则是理性主义逻辑。现代性的分裂之一是人和自然的分裂，所以城市在小说里更多地表现为一个他者对象，就像《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这类城市小说最初呈现的，有序的城市街道、规范的商业区都是典型的人造活动空间，能够让所有参与其中的身体获具某种理性主义的优越感。因此，小说里那位男士才会由着身旁新结交的女郎挽着手臂，兴奋又世故地揣测着迎面而来的外国士兵与东方美女：“对面也是新交的一对呢！在这都市一切都是暂时和方便。”
与20世纪30年代的兴奋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的写作背景里，身体的城市准入权让情绪变得紧张。1964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中有这样一幕，上海解放后，穷苦出身的年轻战士童阿男走到国际饭店门口犹豫着不敢进去，问同伴说：“国际饭店？能去吗？”同伴回答他说，“解放了，平等了，有什么关系？走吧！”于是，童阿男理了理军装，挺起胸膛走了进去。后来，童阿男因为进了国际饭店遭到老班长的批评，他反驳：“解放了，有钱人去得，为什么我去不得？”老班长无言以对。革命使身体获得了与资本同样的城市准入权，但同时却在质疑进入城市的身体，身体权利被视为享乐，而享乐又被视为对身体纯洁性的破坏，无所适从的身体变得紧张起来。
21世纪的城市文学，很少再出现20世纪“进城”小说那种陌生化的美学感觉了。一方面，城市生活早已成为现代人的日常经验，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城市生活的效率化与标准化，钝化了人的感觉经验。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这类文本的典型。在快递员这种新型的职业模式中，作者胡安焉以外来者的身体感觉着城市，而这种感觉也带来了文艺美学中的新情绪。由于是非虚构，作者对于身体感觉的自述也更为直接。在面对顾客的超工作范围要求时，身为快递员的他拒绝了身体的额外劳动（体验），“我来回得花上一个小时，还得忍受一路的交通拥堵、喇叭、废气、红绿灯……谁会选择散这么个步，而不留在家里休息和陪伴家人？再说从经济角度考虑，专门为她的一个订单跑上一个小时也很不明智。我们收一个退货的提成是3.5元，我当然不想花一个小时挣3.5元，而且还是在加班的情况下”。当城市的感受已经从身体政治学转移到身体经济学，身体便对城市失去了兴趣，身体已经没有时间去感觉。相比Citywalk、城市网格，快递员的身体虽然也是在城市中移动的身体，但他并没有Citywalk的自主性，也就没有了在城市中移动的身体自主权。快递员只是满足订单要求、丧失了行走的自主理性的人，他们无法把握自己的终点，每一个订单的目的地都要由他人而不是自己来决定。相比20世纪30年代的城市初体验者和60年代的城市合法准入者，21世纪以来的城市外来者，在时代的效率追逐下，成了工业化时代城市的标准化人，经验钝化、情绪消失。
在百年城市体验书写中，由身体感受的不同呈现出城市情绪的变化，借霍布斯的身体理论，“身体是权力意志本身，世界要从身体的角度获得阐释学意义”。身体理应是个人的私有物，然而，《我在北京送快递》所呈现的身体，已经被城市的效率所规范，快递员几乎无法体会20世纪城市文学中身体对城市的新鲜和热情。这不止是胡安焉的问题，也是所有当代城市人的困惑，当日新月异的城市需要我们不断打开高德地图时，显然，功能主义的身体已经压倒了美学原则。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