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落》创作谈：坦言
一
很多年之前，我在电视里看到过一个专题片，说的是有户人家的孩子跟继母生气，离家出走了，过了半年终于被找回。回来后的孩子性情大变，打架闹火，顽劣异常，当父亲的并未介意。孩子长大后成了问题青年，吃喝嫖赌抽，进了局子。某天，有个陌生青年找上门来，自称是当年离家出走的孩子，养父母去世后，想念自己的父亲，所以回来了……这是个真实的故事，记者还采访了诸多当事人。我当时最大的疑惑是，一个父亲，难道会认错仅仅离家半年的儿子吗？那个鸠占鹊巢的流浪儿，当初又是如何蒙混过关、骗过男人和左邻右舍的呢？电视里给的答案是：两个孩子长得确实像，流浪儿又很聪明，在大家寒暄时察言观色，判断来人的身份和辈分，并未露出半点马脚……之后的若干年，我时不时想起这个故事。它里面似乎囊括了很多只属于中国家庭的原始密码。
很多年之前，我写过两篇关于女孩樱桃的小说，一篇是《樱桃记》，一篇是《刹那记》。最后樱桃停留在了少女时期，停留在了《刹那记》的结尾：裁缝带着她去外县的医院做流产，在颠簸的公共汽车上，一只瓢虫在她迷宫似的掌纹里爬来爬去。之后，她身上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她遇到了怎样的魑魅魍魉？一个内心至纯至善的人会不会被这个世界悄然改变，最后沦落为沉睡的恶人？在看电影时，在觥筹交错时，在飞机穿过云层时，在开漫长乏味的会议时，在阳台上看着枫树发呆时，时不时有这样的念头困扰着我。我眯着眼睛，妄图穿过层层迷雾看清她的眉眼，看清她身旁围绕着哪些人，看清她羞涩隐忍的神情以及笨手笨脚劳作的样子……后来我终于明白，看是看不清的，也许只有在笔落下的刹那，她所有的一切，她的良善与卑微、她的爱与哀愁、她的骄傲与羞耻，才会拨开重重迷雾在月光下诞生。
很多年之前，我有个很神奇的朋友。他是个公务员，私下也做点买卖。他的买卖几乎紧扣着独属于县城的时代热点：先是开了家豪华的KTV，在那个类似于罗马斗兽场的大厅中央，是一根伸展到屋顶的银色钢管，每晚都有来自俄罗斯或乌克兰的金发美女缠绕在上面跳舞，后来因为斗殴事件频发，他去做海鲜生意，由于人脉通达，他几乎包揽了所有政府部门的节假日供货，某年夏天，因海域边界问题与邻县渔民发生争执械斗，他又转身去做房地产生意……在我的印象中，这个总是面带微笑的好兄弟是个温和旷达的人，但凡得闲，他都带领着手底下一帮穿金戴银的小弟们整整齐齐地坐在客厅看南怀瑾讲《金刚经》或《定慧初修》。说实话，他的人生之斑驳之复杂，让我时常萌生出给他写传记的念头。他声色犬马、他活色生香、他我行我素、他异想天开，恍惚中他早在我眼中幻化为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热气腾腾的欲望本身……
很多年之后，确切地说，是在写了五十多个中短篇小说之后，我发觉自己变成了一个温暾的话痨，在小说本该结束的地方仍无止境地絮絮叨叨，时间久了难免自省。自省的结果就是：我可能到了写长篇的年岁。这个世界馈赠给我的，无论是幸福的、痛楚的、圣洁的还是污秽的，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过滤已然清澈。虽然我不是个擅长辩论的人，可我真的需要在漫长的文字旅途中与这个变化无常的世界对话。或者说，我要用一种更宽广深邃、多维立体的文体来审视、梳理跟这个世界的亲密关系。而我念念不忘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讲不清道不明的世间纠结，或许就是我向这个世界倾诉的不二渠道了。
二
我买了一个极厚的黑色封皮笔记本。2016年某个春日下午，我在上面写下了两个字：樱桃。接着我开始着手构建与她相关的诸多人物。我赫然发觉，长篇是跟中短篇迥异的文体。短篇有个新颖的意象就行，中篇呢，需要有扎扎实实的故事做骨架，剩下的就水到渠成了。而长篇似乎并非如此，我胡乱编织着人物关系，耐心地做着人物小传，心虚地打着小说提纲，心底却仍是一片茫然。有位挚友曾无数次跟我说，长篇最重要的就是结构，结构定下来，长篇就完成了一半。我当时并没有往深处细想，在多年的长篇阅读经验中，我很少刻意留意小说的结构，相反地，我总是深深迷恋着讲故事的方式、精确的语言和丰饶的细节。笨人有笨法，深思熟虑后，我打算重新研究一下长篇小说的结构。
这种心态驱使我重新阅读了《卡拉马佐夫兄弟》《复活》《包法利夫人》《盲刺客》和众多的中国当代小说，然后我发现，中国当代小说家基本上采用的都是传统的线型结构，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福楼拜也是如此，这样的结构最省事、最稳妥；阿特伍德的小说结构最讲究，是所谓的俄罗斯套娃结构，可是过于复杂，不存在可借鉴性。
接下去我重读了福克纳的《八月之光》《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和《喧哗与骚动》都采用了复调结构。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这样定义“复调”：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互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也就是说，小说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物声音在并行发展，彼此间相互独立又互相补充，但是各个人物的声音组合起来又构成一部统一的作品，作品的主题也包孕其中。这种限制性视角的复调结构最考验的还是小说家的逻辑关系互补能力和强大的叙事能力（以第一人称叙事时，人物身份与人物语言必须紧密贴合）。
而《八月之光》的复调最复杂，它更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主调结构”，主人公克里斯默斯的声部过于强盛，而其他声部譬如海托华、莉娜则过于纤弱，尤其是克里斯默斯和莉娜的人物设置简直有些奇特，作为小说中最重要的两个人物，从头到尾都没有打过照面，他们唯一的交叉点，就是布朗是莉娜曾经的爱人，布朗也是克里斯默斯曾经的朋友。即便如此，却并没有妨碍这两个声部相互映衬与相互对话。可以说，克里斯默斯跟海托华、莉娜的和声，共同谱写了关于黑人与白人、生与死、灵与肉、罪与罚、堕落与拯救的宏伟乐章。
思来想去，我最终采用了典型的复调结构。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有四个，除了万樱和罗小军，还有徐天青和常云泽。我不知道他们参差不齐、唱腔各异的和声是否达到了和谐统一。
2018年夏天，我在电脑上写下了小说的第一句。多年之前读过这样的话：长篇小说千万不能以对话开始。这话是谁说的，到底有何理论上的考证，一个从来没有写过长篇的人为何又牢牢记住了这句所谓的箴言，都已无从探究。作为一个生活中温和，写作时偏执的小说家，我这样写道：
“姐，不冷，我。”天青笑着抻了抻那条丹桂色亚麻披肩，麻利地搭在郭姐的肩膀上。她看上去像一只正在放哨的非洲狐獴。
三
我在县城生活了将近四十年。县城生活对于我的作用，类似于空气和水。而我作为蜉蝣在它波光潋滟的水面上爬行，耐心逡巡察看着他者的足迹和命运。
整个县城没有山地，一马平川。四季轮回中，人们不辞劳苦地种植着玉米和高粱、花生和大豆、稻米和小麦，因濒临海洋，这里也盛产螃蟹和皮皮虾、鲆鱼和鲅鱼、章鱼和乌贼。对于通常禁忌的食物，他们总是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他们既吃狗肉、驴肉、貉子肉，也吃青蚕、蝉和蚂蚱。我在写作时，常常不由自主写到各色各样的吃食。有位好友读完小说后，说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吃货，又特意问我，真的有虾皮萝卜馅的蒸饺？作为一个热情好客的小说家，我诚挚地邀请她来冀东小镇尝一尝小说中的各色吃食。
好吧，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长居于此，他们面慈目朗，心胸坦荡，重情重义，有时也没心没肺。他们恪守祖辈的传统与德行，向往着体面富足的生活。也许，他们跟别的土地上供养的人们并无太大区别，但是，在一年一年的轮回中，我遇到过形形色色神奇的人物。他们的神奇并非体现在他们的壮举或骇人听闻的行为，而是在于他们接受命运的方式，以及姿态各异的反抗命运的方式。我热爱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面孔，我常常因为他们的痛苦而彻夜难眠。写出他们的甜蜜与痛苦，写出他们的欢笑和眼泪，写出他们对美妙生活的希冀和憧憬——这样的念头始终缠绕着我。
于是，樱桃的形象渐渐凸显出来，她沉默、安静，对人世间的磨难始终报以宽容、体谅和仁爱，正是因为宽容、体谅和仁爱，她比他者更自由，内心也更强悍——一无所有的人，从来都是笑着走路、吃饭和睡觉。在生活中我也遇到过来素芸这样的女性，她们以刁钻的方式爱着世界，尽管有时爱得狰狞，爱得踉跄。在写作过程中，来素芸总是不屑地嘲笑我，怨我捆住了她的手脚。她可能不晓得，我对她抱有足够的热情和尊重，她敢作敢为的个性和貌似窝囊的樱桃形成了一种美学意义和人性风貌上的反差。而蒋明芳的理性、勇毅和自爱，也结合了我身边诸多女性的特点。我爱她们，我爱在夜路中奔走的她们。当然，更多人物是在叙述过程中自行蹦出来的，他们事先跟我没有任何交流，就穿戴齐整地从昏暗的角落闪身而出，让我不得不上下打量着他们，譬如郑艳霞，譬如刁一鹏。我知道他们其实和樱桃、罗小军一样重要。他们既暗若灰尘也灿若星辰。他们如此辽阔无垠、如此混沌聪慧，似乎不断提醒着我：他们和暗物质一样，是这个宇宙真正的主角。
四
我发觉，写长篇小说时，小说家必须变成一部百科全书。他要懂得四季的风景是如何变幻的，要懂得三月里最先开的花是什么花，要懂得鸟儿凌晨几点开始鸣叫；他还必须是一个美食家、博物学家、经济学家、八卦爱好者、情感探险者；他要洞悉所有人物的心理活动，至少，他要有变幻成任何一个人物的冲动和想象力。有些知识是书籍和网络搜寻不到的，这个时候，小说家又要变身成探险家、旅行家、骗子、流浪汉，甚至是被人嫌弃的窥视者。
为了知道海钓到底是怎么回事，除了采访专业钓友，我还曾跟朋友在海边堤坝上住过几晚，蜷缩于简易帐篷里，我老担心汹涌的海浪随时将我淹没，几乎一宿没敢闭眼，不过，当跃出海面的太阳将我唤醒时，壮丽的风景让我有口难言；为了知道如何“放鹰”，朋友专门开车带我到海边的盐碱地，当雏鹰将从未见过的野兔血淋淋地首尾对折时，我才知道动物的本能有多可怕；为了解金融知识，我把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朋友折腾得不敢接我电话；为将经济案件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跟朋友要来了律师准备的所有资料和法院判决书，一页一页琢磨研究……当一个人终于知道自己是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时，内心的绝望很快变成了原力，他隐约明白，世界的庞杂、富饶、神秘和吊诡，或许就是诱导人类不停向未知领域探索的根本动因……
我的手机里，至今还保存着八千多张花朵的照片。
五
在创作过程中，我与小说里的人物日日厮守，夜夜听他们窃窃私语。我不可避免地衰老，除了颈椎病、腰椎病、胃病，我的眼睛开始老花，由于焦虑与失眠，又患上了荨麻疹；而他们，他们不可避免地日趋茁壮、骨骼面貌日渐清晰，性格也趋于成型。他们时常肆无忌惮地闯入我的梦境。
在梦境中我忘了自己是谁，似乎跟他们一样，我也只是一部小说里的平常角色。我被心事重重地虚构，我被无限次修改，我被“我”安排着踏上让我生厌的疲惫旅程，可我无能为力。在跟他们打交道的过程中，作为念旧博爱之人，我不可避免地爱上了他们。这非常考验一个人理性与感性的分界线在哪里。作为天真且伤感的小说家，我极为恐惧出现惨烈之事，我担心某人死去时会对着电脑抽泣不已。我愿意把过年时发给朋友们的短信也发给他们，祝福他们吉祥如意，喜乐安康。可我毕竟是个偷听者、篡改他人命运者、搅局者、叹息者、书写者。我尊重人物发展的自身逻辑，也尊重小说的内部构建逻辑。有时候，我的确不是“我”——我只能让自己如此释怀。
在创作过程中，写到罗小军和刁一鹏去省城，终于发现了资金被盗取的事实时，我忽然崩溃了——后面的情节该如何处理？尽管多次采访过亲历者的家人，可他们的讲述跟我对案件的分析产生了分歧。在接下去的六个月里，我一个字都没写，当然也没闲着，无论是睡觉、吃饭、散步、开会，还是跟别人聊天，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它仿佛是个死结。翌年春天来临时，我终于逼迫自己选择了无数种解释中的一种——无论如何，只要逻辑自洽就算说服了自我与读者。小说原本在“麒麟之海”那章结束，按照我的理解，开篇是出走者返回故乡，结尾时又一个出走者诞生，如此就形成了一种结构与精神上的闭环，圆的起点和圆的终点重合，圆才成其为圆。
2022年4月，我完成了小说的初稿。2023年10月，我修改完第三稿。小说在《收获》杂志发表时的名字叫《云落图》。我不太喜欢这个名字，后来在朋友们的建议下，打算出单行本时改为《云落》。我在小说的开篇添加了一首杜撰的云落童谣：
云呀云呀落下来
变成雨 变成雪
变成涑河跟大海
云呀云呀落下来
变成猫 变成狗
变成倔驴跟鸡崽
云呀云呀落下来
变成花 变成草
变成老人和小孩
云呀云呀落下来
如今，小说中的人物各安其所。我与他们也在日渐疏远。这是个命中注定的结局。我尊重了他们的命运。一段面目模糊的旅程逐渐清晰的过程，就是旅行即将终结的过程。所有事物的终点，必将诞生新的起点。我内心祈祷着那些后来踏上这段旅程的阅读者，能够在词语和句子、风物与传统、人物和故事、沉沦与救赎、沉默与欢歌、尘埃与世界中，寻觅到独属于自己的命运与梦境。毕竟，庄周梦蝶，万物非我，万物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