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年初，哈尔滨火了，“哈尔滨”刷屏了各类媒体。从网上看，这个城市到处人山人海，“冰雪大世界”像沸腾的海洋，人们载歌载舞，都像是多少年前的老邻居在重逢。热情的哈尔滨人已经不知道怎样抬爱南方来的游客，他们宠溺地叫他们“南方小土豆”，不惜动用私家车接送游客，那些平日里高声大嗓的老爷们，都开始夹着嗓子殷勤地说：“公主请上车！”“公主请下车！”真是乱花迷了人眼，所有人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承接这突然降临的“泼天的富贵”。

估计现在的年轻人，还有这些“南方小土豆”们，不明白为什么哈尔滨人如此谦卑，他们大多数人不知道这里曾经是中国最骄傲的城市之一。不仅仅是哈尔滨，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东北都成了国家的工业重镇，各大中型工厂拔地而起，在计划经济时代，这里的人们生活水平很高，也很平均，人们的幸福指数尤其明显。特别是哈尔滨人，因为有过白俄在此生活的历史，所以这个城市比较洋派，穿着讲究，人们的性格豪爽，哈尔滨的姑娘更是以漂亮、高挑、会打扮、敢穿而闻名。但是这些年，东北处于转型期，很多年轻人都南下去寻找机会，东北各大城市的人口在下降，经济不景气。所以，当这“泼天的富贵”从天而降，怎么能让哈尔滨人不激动？有一个哈尔滨老者动情地说：多长时间都见不到这么多年轻人了！这些外地人带来的不仅仅是真金白银，更多的是这个城市的希望。

其实哈尔滨早就应该大火的，至少在我心里，哈尔滨一直是火的，因为它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的特色却一直没有被关注。每年的冬天一到，哈尔滨就成了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漫天飞雪中走在中央大街的面包石上，两边的俄罗斯建筑仿佛是遥远的背景，人们行色匆匆，像一幅幅行走的明信片，美轮美奂。上个世纪哈尔滨就被称为“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松花江畔的“冰雪大世界”每年都与冬天一起到来，艺术家们高超的冰雕艺术，奇美、壮观，堪称世界奇迹，虽然每年冬季都有一批又一批外地朋友来玩，却一直没有达到今年这样的火热状态，今年，哈尔滨突然火了起来，让我这个久居北京的故乡人也欣慰不已。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我们家有十几年的时间是住在这个城市的。那时父亲程树榛任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和省文联副主席，南岗区耀景街16号——黑龙江省文联大院，既是父亲办公的地方，也是我们家住的地方。我记得我们那栋楼有七个单元，为了准确，我特意求证了当年我家对门的邻居、诗人肖凌。肖凌的父亲肖英俊时任《北方文学》主编，他有两个活泼俊俏的妹妹，每当我回哈尔滨，就会与他们在阳台上隔空闲聊，加上我的妹妹，两个阳台成了热闹的空中客厅。肖凌回复我的微信中说：“咱们那个楼一共五个单元。构成是：一单元，文联办公室工作人员和曲艺家协会及民间艺术家协会；二单元是摄影家协会、图片社、书法家协会的；三单元是美术家协会；四单元是美协及音乐家协会舞蹈家协会的；五单元清一色作协的。”

不知道为什么我记成了七个单元？可见记忆是多么不可靠。但是大家都记得小品演员黄宏的父亲也住在这栋楼里，是因为那个年代黄宏实在是太有名了。

人是被时代裹胁着的，我们家就是最好的证明。那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我们家的文学黄金时代。那时我还年轻的母亲郭晓岚，每天早上高高盘起她的发髻，然后穿着高跟鞋和裹身裙，穿梭在俄罗斯风情的街道，去道里区的省政府上班，她是《企业管理》杂志的编辑。那是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的时代，“企业管理”的理念刚刚兴起，我母亲在采访企业家时深受那些改革开放的弄潮儿的感染，她的文学激情被激发出来，她开始写报告文学。我姐姐程丹梅（黛眉）从北大毕业在《光明日报》做记者和编辑；我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分配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在《青年文学》杂志做编辑；我的小妹妹湘梅（黡眉）在哈尔滨师范大学附中读中学，之后在黑龙江大学英语系读大学。那时候父亲的作品经常获奖，母亲也发表了中篇小说；身为记者和编辑的姐姐，既编《光明日报》副刊，自己还写小说和散文；我也因为散文创作忝列当时的“青年散文家”行列。一家子搞文学，让叛逆的小妹愈发逆反，她发誓不学中文，所以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她的行为倒是得到了全家的认可。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父母属于比较开通的家长，几乎不要求孩子做什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也许是要求得太少了，这个家庭的三姊妹对于事业一直没有更大的进取心，这是后话。

我们家与哈尔滨的关系，也是与文学的关系。父亲1957年从天津大学机械系毕业，就支边到遥远的北大荒，那时我年轻的父亲，写信给远在南方的年轻的未婚妻：“来吧，来建设我们中国的乌拉尔！”许多年后，我那年迈的母亲依然清晰地记得这封极富文学色彩的信带给她的激情与震撼——乌拉尔，是前苏联著名的重工业基地；而富拉尔基，正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天高云淡、茫茫草原，实在是太适合年轻人的火热的心了，尤其是青年学子——那就是文学的土壤啊！

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就是因为文学而相识的，年轻的父亲经常发表作品，母亲爱慕父亲的才华，他们书信往来畅谈文学，鱼雁传书，闪耀出爱情的光芒。大家闺秀的母亲，不顾北大荒的寒冷与偏僻，义无反顾带着祖母来到了天寒地冻的北中国。

年仅二十多岁的父亲就写下了长篇小说《钢铁巨人》《大学时代》等作品，以及后来反应改革开放的报告文学《励精图治》等，成为工业题材的重要作家。《励精图治》的主人公宫本言，后来成为哈尔滨市市长。父亲调到省里后，我们举家迁移到哈尔滨。父亲在耀景街16号里面的小洋楼办公，这个院落历史上是前苏联领事馆。在《哈尔滨日报》著名记者申志远的笔下，我看到这个大院的前世与今生——

“耀景街22号，这栋庭院最早的建筑建于1902年，是中东铁路的施工单位为了迎接霍尔瓦特而建。原本为中东铁路管理局首任局长霍尔瓦特将军设计建造的高级住宅,地址是秦家岗要紧街（南岗区耀景街）。霍尔瓦特是俄国沙皇派驻在中国东北的首席代表，时任中东铁路局局长，此后十七年里他一直是哈尔滨真正的掌控权利者。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将要入住的街，就被称为“要紧街”。但是霍尔瓦特到任后就一直住在香坊火车站附近的原铁路工程局总工程师和总监工尤格维奇曾住过的旧宅里，这座漂亮的别墅庭院他不愿意住，非要从香坊每天上下班坐火车通勤，于是这里一度成为中东铁路局的中央图书馆。优美的俄罗斯风格建筑，设计独特，环境优雅，舒适宜人，阅览大厅宽敞明亮。1963年，省里将原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大院拨给黑龙江省文联使用。从此，省文联从南岗区阿什河街的原德国驻哈尔滨领事馆搬迁到了这里，此后，这里集结了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著名的文学编辑，省里出版的《北方文学》（上个世纪70年代初一度叫《黑龙江文艺》）《外国小说选刊》《章回小说》《中外企业家》《文艺生活报》等刊物都在这里办公。 成为了著名的“文联大院”。2004年9月，该房产被收回移交外办，省文联和省作协迁出了这座庭院。此后耀景街22号铁门封闭，空旷荒芜。很多与这里有关系的人，写了很多文章回忆这处传奇又神秘的院落。直到2015年9月3日，中俄正式签署文件，将在哈尔滨设立俄罗斯总领事馆，选址就在耀景街22号，这个地方才算真正有了归属。”

志远笔下的“耀景街22号”，就是当年的“耀景街16号”。父亲在这里主持黑龙江省作协工作期间，把作家协会从文联分离出来；还组织创办了大型文学期刊《东北作家》；与其他两个东北省的作协一起成立了“东北作家联谊会”。在做行政工作的同时，父亲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遥远的北方》《那年冬天没有雪》等中长篇小说就是那个时候写的。

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大院，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夏天，在大院西侧，文联新的宿舍楼刚刚建起，我和姐姐从北京来哈尔滨收拾新家，因为家具还没有到，当时的省文联主席、省委宣传部部长延泽民伯伯热情地邀请我们姊妹俩去他们家住，那时他刚刚卸任黑龙江省里的工作调往北京，举家迁徙，所以旧居里只留下大女儿丹妮小夫妻。他家在文联大院东侧的一座俄式老楼房里。“让女孩们过来住!”他的夫人雪雁阿姨一直催促我父亲。

记得是一个早晨，给我和姐姐开门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有一双漂亮的大眼睛，这就是丹妮姐姐，我没想到她如此美貌，这也是我后来非常认可哈尔滨姑娘美丽的依据。她穿着白色的雪纺绸连衣裙，下摆是那种到膝盖的喇叭式，小腿很长，上身罩了一件红色开衫薄毛衣，身材高挑。那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没有从旧有的观念中完全解放出来，丹妮的模样非常欧式，非常浪漫，像电影里走出的女人。

丹妮热情地把我和姐姐迎进来，他的先生也过来，当然也是一个帅帅的青年男子。夫妇俩把我们安排在客房，我们安顿下来。这是一套典型的俄式建筑，房屋举架很高，几扇竖长方形的大窗户嵌在厚重的砖墙里，显示出房屋的坚固、大气；紫色碎花窗帘一直垂到地面，中间一分为二搭在两边，露出窗台上的绿植；靠墙立着落地钢琴，我知道丹妮是钢琴演奏家，很是羡慕。我从小热爱音乐，小时候学过小提琴，但是没有坚持下来，一直是我的遗憾。那些天我和姐姐白天去我们的新家干活，晚上回到丹妮家里住，睡前我们会聊一会儿，当然会聊到女人之间的话题，比如丹妮说这几扇窗帘是从北京虎坊桥那里的一个商店买的，是人造棉，“那一卷布都让我买下来，没想到做窗帘效果这么好。”她兴致勃勃地说着，我们两个刚刚成年的的小姑娘认真听着。之所以那些晚上的场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是因为那时我还在上大学，深受波伏娃《第二性》的影响，对于婚姻家庭处于迷茫阶段，丹妮的家居生活，突然让我感到小家庭的美好，让一度被女权主义影响的思维转了一个小弯，这个隐秘的事实，我也刚刚想起。

我们家搬过来后我再也没有去过丹妮家，她来过我们家，最后一次见她的是在一个雪后的街道上，她腹部高高隆起，有一种将为人母的自信和安详。我们两家分别在文联大院的西边和东边，我家客厅的窗户冲着文联大院的花园，能看见父亲办公的那幢米黄色小楼，还能看见作家协会的办公楼。

那个时候文学界的活动非常多，我们这个楼的临街处是“创作之家”，有礼堂，会议室，还有客房。那里经常放映“内部电影”，几乎每个周末都有舞会，那是我跟爸爸搭档跳舞最多的时光，现在回想依然幸福。“创作之家”经常邀请文人学者来讲座，我在这里就听过著名汉学家葛浩文的讲座，印象中他讲作家萧红，讲得非常详细，如数家珍，富有情感色彩，以至于我感觉他似乎隔空爱上了萧红。

这期间有一个插曲，估计没有人知道，可能也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父亲在1986年就已经是正局级干部，所以按照当时父亲的级别，我们家的房子面积没有达标，上级组织一直在安排。有一天晚上父亲跟我们说，目前有两个选项：一是延泽民伯伯的房子现在已经腾出来了（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丹妮姐姐搬走了？）二是作协现在的办公楼。问题是：一，目前有一个老作家也想要延伯伯家的那套房子，如果按照级别，父亲可以优先，但是父亲说他不想跟这位老作家去争。我知道父亲为人厚道，也理解他，尽管我那么喜欢丹妮家的房子，好像非常向往的马上就要到手的一个幸福瞬间就溜走了，有点心疼的感觉。但是我们都很支持父亲，我母亲更是一个善良的人，她从来不会去反对父亲，所以这个方案就这么快速地否决了。第二个方案是作协的办公室，就是我们家窗外的那个二层小楼，小楼的一层是小车库，楼上有三套房子，分别住着时任省文联主席一家和一位副主席一家，还有一套就是作家协会作为办公室用的。这一套房子很大，记忆中卫生间里有一个大浴缸，在那个年代，有浴缸的卫生间并不多见，况且还是二楼洋房。但是，爸爸又说了一个“但是”，因为目前作协正在使用，所以如果我们家搬进去，就会让作协另寻办公室，爸爸似乎也不想给组织添这个麻烦。至此，我们都明白了爸爸的心意，尽管那个小洋楼也让我心向往之，然而，我们全家依然是全票通过否决案。就这样，那么大的一个房子问题，我们一个晚上搞定了。

许多年后我问父亲是否后悔，父亲摇摇头。在这一点，我格外佩服我的父母亲，他们并不想做道德的楷模，这一切都只因为他们善良。他们的宽厚和仁慈，时时刻刻为别人着想，深深地影响着我们家族的后代，我慢慢体会出一个家族的家风，确实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言传身教，无法计较。

当时我们家住在六楼，年迈的祖母每天爬上爬下，但是老人家也没有丝毫的抱怨，我们经常到文联大院里散步，春天的时候，百花盛放，鸟语争鸣。那也是文学的春天，我与哈尔滨的作家们经常聚会，大家谈文学和艺术。文联大院进门左拐就是一座米黄色的二层小洋楼，《北方文学》办公室在二楼，我有时到这里找迟子建、吴英杰、吕瑛，他们是不同时期《北方文学》的编辑，吕瑛父母也是文联大院的，他父亲是画家，也住在这栋楼里。

我跟迟子建是好朋友，她从鲁迅文学院和西北大学毕业回到哈尔滨时，住在我们家，跟我妹妹住在一起。我们这个单元，住着当时黑龙江的专业作家和编辑家，除了对面的肖英俊，有楼上的屈兴歧、刘亚舟，楼下的中流、陈碧芳符钟涛夫妇，以及王忠瑜、张恩儒等等。省画家协会主席是著名版画家晁眉，也住这栋楼，他来过我们家和父亲谈工作。犹记得当时以诗歌《六月 我们看海去》而著名的大学生校园诗人潘洗尘，同晁先生的女儿是一对情侣，印象中女孩子有着美丽的书卷气，两个年轻人在文联大院很引人注目。那时吕瑛与他当时的妻子也经常在这栋楼里出双入对，那位女生是著名作家林予和前妻的女儿，由于历史原因父女之间一直不联系，林予先生渴望与女儿相认心情迫切，请我的父亲帮忙，父亲用长辈兼领导的身份对吕瑛施加压力，但是种种原因，这桩父亲以为志在必得的“好事”，未能如愿。而这两对漂亮的情侣如今已经各自安好，现实远不是我们期盼的那般地老天荒，时光不明，期许无期。

黑龙江电视台的巴威和哈尔滨人民广播电台的孟凡果是我在哈尔滨的好朋友，他们经常到文联大院来玩。记得一个冬天，哈尔滨的上午，冬日的阳光暖暖地照着这座北方冰冷的城市，白皑皑的雪野远远地铺泻而来，大地一片银色。我与巴威、凡果和吕瑛走在冰封的松花江上，江面上因了空寥而显得遥远和恍惚。这样的北方的冬天，却没有寒冷，除了暖洋的冬阳，当然，还有那时我们的年轻。

那天的江面上空阔而安宁，似一个悠闲的女人在享受着纯洁的沐浴。江面上的一切都是静止的，给人以时光倒流的感觉，只有远处的江桥上，偶尔有列车驰过，弥漫的白色烟雾袅袅融入蓝色的天空中，间或一声汽笛的长鸣才比较着时光的流动。江岸上俄式的尖顶木屋，散发着米黄色的清凛来，还有奶油般的清香和温暖。我们说话的声音就像水一样在江面上流淌，一点一点浸入冰凉的雪里，和着脚下咯吱咯吱的杂沓声。

不记得他们中间谁推了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在这白洁而冰冷的雪地上，有着黑色的鲜明的真实感，会把人从遥远，拉回到现世的真切中。那时我二十出头，刚刚大学毕业，他们都不满三十岁，是诗人和小说家、评论家，我们因为文学而相识，文学那时是属于我们生命中的东西。那天的江面上空无一人，因而对于我们来说就有些奢侈，三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在空旷的雪野上虔诚地谈论着文学和艺术，那样的情境让人心怀感动。犹记得走着走着，就碰到一个我们都认识的女孩子，她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可想而知那个年代，文学有多么深入人心，路上随随便便就能碰到一个文友，那样寒冷的冬天，那些年轻人在江边热烈而真诚地谈论着文学，并以此为幸福，现在想想就让人感动。

走过江面我们穿过那条哈尔滨著名的中央大街，来到一家小饭馆。那时还极少有讲究一些的饭店，这家小饭馆的与众不同之处便是落地窗下的一排排高背椅，那火车车厢一样的高靠背椅，坐上去就有了旅人一般的漂泊之感。记得巴威递给老板娘一盘磁带，顿时，餐馆里回响起安迪 .威廉姆斯的歌曲：《月亮河》。

如今，我的那些哈尔滨的朋友们，已经各自飘零。凡果已经移民欧洲，而巴威却英年不幸早逝——还记得他开玩笑说等老了到北京去看我，开门的我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而现在，我还没有白发苍苍，他却已经埋葬在松花江里。我认识他时他的儿子小巴顿还依偎在妈妈的怀抱，现在这个哈尔滨小伙子已经在北京创立了自己的事业，前不久他请我在他的饭店相聚，说起如烟往事，他已经把父辈们对文学的追求理解成“上个世纪最后的理想主义者的浪漫”。

十几年前，我所在的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一套大型系列丛书《英雄中国》，我负责”哈尔滨卷”的编辑工作，我请哈尔滨著名作家阿成先生主笔，在其作品里，他写到一个叫胡泓的人，是中俄混血儿，同时是一个建筑师，艺术家，他开创了一个西餐厅名叫“露西亚”，完全自己设计，自己雕塑，自己打理，餐厅很有情调，打破了固有的传统模式，在审美上和餐品上，非常具有特色，成了很多年轻人的打卡地，其受欢迎的程度让“露西亚”入选了著名的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这本书出版几年以后我回到哈尔滨，著名的诗人李琦和作家何凯旋请我到露西亚，结识了我编的书里面的人物胡泓——俄语名字“米沙”。我才知道胡泓先生同时还是一个小说家，他的小说执著地书写他所经验的俄罗斯民族在他身上的烙印，纯粹而忧伤。他的艺术气质和文学精神让他的露西亚独具品味，吸引着一群群年轻人的到来。李琦在我父亲主持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时任哈尔滨体育学院教师，我父亲极力主张将她调入作协工作，这个我听父亲说过不止一次，父亲欣赏一切有才华的年轻人。凯旋也是我年轻时代就认识的很有想法和个性的作家，犹记得很多年前的一天，哈尔滨之夏夜空如洗，我和他还有几个黑龙江年轻作家站在省文联大院里谈论文学，那情景犹如昨天，一晃，我们都已经不再年轻。

哈尔滨女作家孟庆华与我家两代人都是好朋友，她热爱写作近乎痴迷，印象最深的是她每天早上五点就起床写作，让我钦佩不已。记得有一天，就在文联大院我父母的家里，她突然告诉我和我父母说她先生是日本人，马上要移居日本了，我们都惊呆了——在那个年代这样的事情堪称传奇——原来她先生是日本的战争遗孤，直到中国养母去世前才告知真相，这样的故事足以给她这个作家非同寻常的素材，几十年不见，我们在微信上重逢，如今她已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媳妇，美丽，优雅，精致，却依然笔耕不辍，她以亲身经历创作了一本长篇小说，我相信那一定是一本跨越了种族概念、充满人性悲欢的作品。

2014年我应邀为哈尔滨市文联编辑一套“松花江上大型文学系列小说”，一共31本，这套书我整整用了两年时间独立完成责任编辑的任务，编辑的过程累并快乐，倾注了我大量的心血，饱含着我对哈尔滨这座故乡之城最诚挚的敬意。这套书几乎囊括了哈尔滨所有的作家，期间我结识了哈尔滨女作家朱珊珊和陈明，她们为这套书奔忙，极其敬业。既是作家又是画家的珊珊，文学气质和艺术才华并举，她为我画过一幅油画，是一位古典气质的女性背影，非常浪漫典雅，她是那种把才华默默藏起来的为数不多的哈尔滨姑娘，其父亲早年也是一名作家，我们一见如故。

后来，我父亲调离黑龙江到北京工作，我回哈尔滨的机会很少，但是我常常梦见耀景街16号，梦中清晰地看见大院对面的花园街，花园街两旁有许多漂亮的俄罗斯式花园洋房，我喜欢穿过这条街往秋林公司走，秋林公司能买到北京都没有的时尚的漂亮衣服。每每路过那些围着木栅栏的庭院，都会想象里面曾经的故事，栅栏有白色的，也有绿色的，让那些故事枝繁叶茂，让这条街更加幽静雅致。

就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火爆的这个冬天，原哈尔滨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李秀滨女士将我多年前写的一篇散文《十一月，哈尔滨雪后情结》用她那独特的声音朗诵出来，我感慨万千。犹记得那个三十年前的11月，我在哈尔滨家里，窗外大雪纷飞，我看到父亲办公的那幢米黄色的尖顶小洋楼在大雪中仿佛在移动，突然灵感大发，写下了那篇散文，这篇散文发表后影响很大，当时被很多文学青年传抄，至今我手里还有他们从杂志上剪下的自制订成的小册子，那算是我们锦瑟年华热爱文学的凭证吧。

三十多年过去，这座曾经繁花似锦的院落如今已经荒芜，2011年，我带着一双儿子回去寻根，原来非常熟悉的院门被锈迹斑斑的铁链锁着，我们只能从外面远远地望了望，里面墙面斑驳，杂草丛生，看不出当年繁华的痕迹了。儿子指着那一堆堆荒草说像聊斋呵。我猛然想起第一次进入父亲办公楼的情景，那个掩映在花丛中的米黄色的俄式小洋楼，上了几级台阶进入大门，感觉突然凉爽下来，大堂里面高高的中庭，通透的玻璃窗，晃着我们的年轻模样。走进大厅的那个时候，我和姐姐还在北京上大学，黑漆漆的长发伴着年轻欢跳的脚步。当时父亲的办公室里有几个叔叔和阿姨，其中一个是时任黑龙江省文联主席鲁琪先生的夫人、著名女诗人刘畅圆，见到我们，她惊讶地喊了起来：程，看你的两个女儿，像小葱一样，水灵灵的！

时至今日，我们的青葱岁月有一部分已经埋在了这“聊斋”地下。时光飞舞，繁花落尽，那些过往的一切，好的坏的，都终将被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