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文艺生产方式新变与人机关系省思
在深度学习模型、大语言模型等技术基础上，生成式AI展现的模仿力和创造力突破了传统艺术创作主客二元模式下的媒介工具定位，对既有文艺生产形成了革命性挑战，推动文艺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这一变革为我们深入认识基于生成式AI的文艺生产状况和AIGC文艺生产方式新变提供了重要契机，也呼唤学术界创造新的文艺理论和批评范式，以更恰切地阐释新出现的文艺现象，讨论新技术影响下人类作者和智能机器的关系。
生成式AI模型迭代提供技术基础
长期以来，在文艺生产中，媒介往往被视为工具，这一认识导致文艺批评在面对AI媒介物的冲击时不能很好地认识新媒介的作用。基于这样的状况，对媒介能动性的确认尤为必要。能动性观念将进一步打破长期以来文艺生产中媒介仅仅被视为生产工具的观念，为建立符合AIGC文艺生产特征的评价标准提供合理的认识前提。
对传统文学来说，文学文本仅仅由单一的文字符号构成。文字符号构成的文本欣赏空间是扁平化的，只允许视觉这一单一感官进入，这就构成了传统文学的“静观式”审美方式。这样的历史在新媒介文艺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文本开始由多模态符号组装而成，文字、图片、声音甚至动态视频都能囊括其中，形成复合符号文本或超文本。
对于数字文学作品而言，多模态的复合文本或超文本不仅意味着符号组装方式的变化，更带来了立体化、空间化的文本形态，刺激了欣赏者的多个感官，使审美经验更强调参与性。同时，这也为“文学”和“艺术”的交融带来了可能。人工智能写作也是如此，微软“小冰”写诗实质就是图像—文本跨模态转换的创作实践，读者在阅读诗歌的时候，也总会看到页面上所附的图像。这可能产生一个后果，接下来人工智能写作会更注重多模态内容。对此，我们已无法仅就单一的文字符号进行人工智能文学批评，复合符号文本的综合程度和方式，以及欣赏者感官体验的丰富度在更多时候成为人工智能写作和文艺批评的重要考量指标。
AIGC文艺生产方式的变化
生成式AI具备的“主体性”，是其能够作为AIGC文艺创作者、合作者、欣赏者乃至批评者的基础。作为生产工具，生成式AI能动性的提升，使其超越了文艺生产工具层面，在AIGC文艺生产中发挥着“能动性”和“工具性”的双重作用。
基于自动化生产工具的文艺生产还涉及生产对象的数据库化问题。文艺生产不再仅仅以外部自然、社会世界为对象进行创作，基于数据库的组装和拼接开始成为新的生产模式。AIGC文艺生产资料已然不再是客观真实，艺术家的情感、精神同样被排除在AIGC文艺生产之外。可以预见，AI的持续迭代进化，将加速这一进程。
数据库逻辑同样影响了AIGC文本形态，在人机间性生产方式的作用下，文艺文本呈现为数据库化的聚合与组合。AIGC文艺生产成为一种基于人类“输入”对数据进行调用、调配和组装的生成过程，在这里我们也能看到生成式AI的物质性是如何影响文本的。
在智能机器生产阶段，AI既能以“生产者”身份调用人类已有的以数据化形式存储的“数据库”并将其作为生产对象，又能作为“生产工具”对数据生产资料进行自动化加工，通过人机协作提升文艺生产速度和效率。
与传统的文艺创作相比，AIGC文艺生产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人机间性生产方式的出场。正是在人的使用中，智能媒介显示出了“类人性”；正是在AI的参与中，人类创作者融合了AI的物质性并显示出“类机器性”。在二者合作中出现了人机间性的生产方式。
生成式AI平台带来了文学艺术的新变化。在创作能力上，生成式AI文本生产的专业性也已远超普通人，人机能在互动中不断调整、更新创作想法与文本输出结果，从而在输入与生成的反馈链条中实现文艺创作的目标，进而超越当下以网络文学、短视频制作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审美，进行更具专业性的文艺创作。
与此同时，一个新兴的专业群体正在形成。对于AIGC文艺生产而言，人与智能机器的精准交流是保证作品质量的最关键维度。进行AIGC文艺生产需要掌握机器语言，唯有在与生成式AI的对话过程中，将人类感性语言描述为机器可理解的逻辑性语言，形成一种“AI化机器语言”，才能使输出结果更符合人类创作者的目标。那些最先掌握AI语言的人能成为专业创作者，而无法精准掌握AI语言的人只能生成低质量的文化产品，进而被排除在专业AIGC文艺生产者之外。
对人机关系的反思和展望
在人机生产方式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人—机之间的复杂关系，尤其是这一关系内在的互斥张力可能导致的风险结果，毕竟技术带来的社会问题很多时候是由技术关系造成的。
那么，我们应如何调试、调和AIGC文艺生产中的人机关系？这首先需要对人工智能写作及AIGC文艺生产中的人机关系问题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才能作出较为客观的判断。
第一，生成式AI作为创作工具并不被人完全“掌控”。使用者并不了解AI的计算原理和基础，即使专业的程序员、工程师也不知道机器内部的“算法黑箱”是如何进行数据处理的。
第二，AIGC文艺生产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存在被消解的危险。我们仅仅在生成式AI平台输入指令，就能得到一个作为结果的艺术品，传统文艺创作中人与物深度纠缠的灵感、顿悟等都泯灭于机器数据运算过程中。艺术创作行为不再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行动脱离自我的掌控，导致我们有意识地做着无意识的事。
第三，人和作为结果的AIGC艺术品之间“体验”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典型的例子是在AI沉浸式艺术中，我们通过人机交互“自动地”实现了自身感官对艺术品生成的影响，却不能完全理解和深度参与作品的创作。
在上述情况下，人和物的疏离也导致人和智能机器均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动性，人与物活力的萎缩使人机间性状态下具有创造性的“文艺生成”难以发生。在这种文艺生产中，AIGC无法实现对人类艺术价值的突破，人的本质也被人工智能写作深度排除。
对于这些问题，哈特穆特·罗萨提出的旨在体现主体与世界双向互动关系的“共鸣”概念有一定启发性。只有在“共鸣”的人机关系中，人机才能发挥各自的活力，生产出一种凝结了人与AI主体性、拓展了审美经验厚度的人机审美经验。
“共鸣”状态中的人与物，或人类与AI，是一种相互吸收、借鉴、有机、共生的状态。在文艺生产中，既不应当是人支配着物，也不应当是物驱使、奴役人。二者在最初就处于生成间性中，随着生成式AI进化和AIGC文艺生产的兴起，我们愈加窥见这种相融相生的“共鸣”之境即将到来的可能性。
在面对越来越多嵌入社会生活和文艺秩序中的智能物时，我们应以一种更开放的观念视之，抛开人类中心主义立场，思考一种人与AI和谐共存，在“共鸣”中充分发挥各自能动性、创造力的合作方式。这样才能在人机“共鸣”中探索出一条文艺健康发展的路径。
结语
在传统AI迭代为生成式AI，介入人工智能写作，推动人工智能文艺持续更新的情况下，有必要加大研究力度，探讨生成式AI的技术迭代及其文化后果，建构相应的理论范式。
本文提出人机生产这一表征文艺生产方式的概念，为回应AIGC文艺生产变革，理解人与AI在文艺理念和实践上的复杂关系提供了可能。此外，在迎接这种可能性的同时，我们亦需充分关注人机关系变化造成的技术对人本质全面排除的风险。生成式AI的文艺生产，呼唤以“共鸣”规范人机关系，充分释放人机生产活力。此外，可将对生成式AI和AIGC文艺生产的思考与中国文艺理论传统联系起来。“共鸣”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理念有契合之处。从中国传统文艺理论视域出发，可对人机生产实践作出具有启发性的阐释。这指向了中国文艺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即为人工智能文艺研究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