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当代》杂志去年发表了顾彬的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写道：“很多中国作家喜欢谴责历史，这似乎也可以理解。但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使真正邪恶的人也是或者曾经是一个正常人。对此，广东作家熊育群在他的小说《己卯年雨雪》中就表明了这点：在极端邪恶的人身上，也还有残留的人性，这让忏悔和原谅似乎成为可能。”

顾彬是德国汉学家，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小说：邪恶的人身上也残留有人性，这是救赎的基础。文章中，顾彬回忆了自己的家庭曾深深地卷入战争的经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的父母都上了战场，跟日本老兵一样，他们从不谈论自己经历的那场战争。他的祖母一辈，很多人参加了一战。他祖母的三个兄弟都没从一战中幸存下来。他们都是在狂热中死去的，死时都很年轻。居住在策勒的祖母经常对顾彬讲述自己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顾彬从她那里知道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这种残酷和恐怖折磨了他一生。虽然顾彬从十四岁就开始写作，已有三十部文学作品问世，但他从来不敢直面那些恐怖的战争，那样他会崩溃。

我曾在法国诺曼底坟场看到过德国士兵的墓地，草地上的黑色十字架排成方阵，中间高地上竖起一个巨大的黑色十字架，十字架下直挺挺的两个人像，像吊在十字架下。墓地规模令人震撼！墓园外展览厅，一排排照片：枪口下诉说的嬷嬷，担架上的伤员，一具具裹着的尸体，刚挖开的泥泞土坑，哭倒在坑边的母亲……

我陷入了沉思：这些年轻人都是坏人吗？他们跟我们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我相信他们在走上战场前跟我们是同样的人，拥有过爱情与友谊，甚至善良与同情。他们杀人离不开欺骗和洗脑，很多人会误以为自己是“正义”的。这是战争最可怕之处，他们越“英勇”就越没人性！

顾彬对战争中的人性是有感触和思考的，他相信最邪恶的人也残留有人性。这是他读书后得出的结论，但这样的结论是否适合全体士兵，我觉得还需要探究。

《己卯年雨雪》以“长沙会战”为背景，从日本侵华的源头写起，从日本的历史文化中挖掘其国民性，写出了中日两个民族在文化、心理、审美上的碰撞、冲突及其内部复杂性，并层层展开，表现战争如何把一个正常人一步步变成杀人魔王，又发生了人性的觉醒。它以人性的通融深化人类相互救赎的主题，这既是一本人性之书，又是一部悲悯之书、命运之书、和平之书。

以顾彬的经历，读《己卯年雨雪》是需要勇气的，小说对战争有惊心动魄的描写。不知道他为何捧起了这部书，读时又有何不一样的感受——他还是面对了二战的东方战场。

中国抗日战争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抗日战争的重要性并没有被西方郑重对待，就连抗日战争中的大型战役西方人也并不太了解。为了小说德文版的翻译出版，我曾两次受邀参加法兰克福书展，到不莱梅、汉堡等地做讲座，与德国人讨论二战。我一次又一次讲到“长沙会战”，它阻止了日军的进攻，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第一次取得的胜利，它鼓舞了同盟军，中国抗战由此进入了相持阶段。这场战争不只是改变了中国的命运，也影响了二战，影响了德国。

德国人对战争是厌恶的，但他们都选择直面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寻找曾经被纳粹带走再也没有出现的人，在他们家门前的地上嵌入一块铜牌，写上主人的姓名、出生年月、何时被带走。德国人称之为“绊脚石”。

德国汉学家、翻译家郝慕天跟我第一次交流，听到我的小说写的是二战，她毫不犹豫地说：“我讨厌战争，也不想看战争小说！”她又说，“德国人为何对发生在中国一个偏远小镇的一场遥远的战争感兴趣？”

我告诉她，这是中日两对恋人的故事，爱情与战争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发生在何时何地并不特别重要。的确，因为战争最残酷的不是肢体的摧毁，而是对人心灵的残害！我以中日两对恋人惨烈的爱情故事来表现战争的残酷，这是心灵世界的末日景象。我在走访“营田惨案”幸存者时已经深深体会到了这些，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他们依然生活在噩梦之中。

郝慕天在翻译《己卯年雨雪》中给我留言，她一边哭一边翻译，她说：“我只在翻译莫言的作品时哭过。”她曾从法兰克福长途驱车接我去她老家下萨克森州的克洛彭堡。那天远远看到自家老屋，郝慕天放声大哭。她的男友赶紧扶着她离开。她母亲去世不久，家里已无人居住。原来她是如此感性的一个人，不苟言笑时却给人严肃的感觉。

郝慕天喜欢马，从事翻译工作报酬并不丰厚，却养了两匹高大的枣褐色马。在汉堡西郊，我跟着她驱车去一片大草地喂马，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候。

一天上午，我们来到莫尔贝根（Molbergen）小镇的森林，这里地势较为平坦，车开进密林深处，索斯特河（Soeste）在此流入水库，在一条又长又窄的木桥上，我和她开始用中德两国语言朗读《己卯年雨雪》的同一章节。郝慕天的男友给我们录制视频：深秋的雨落在湖面，落在黑森林的阴郁和黄褐色的桥面，打湿了头发，打湿了书和稿纸，在模糊了年代和地域的万古阒静中，朗读声随风飘入雨中，飘进密林深处。郝慕天读得投入，脸上的泪水和雨水已经分不清。

可惜的是，郝慕天翻译进度太慢，违背了合同，东亚书局找了另一位翻译家Daniel Fastner从头翻译。郝慕天那时还在为自己翻译的书名而得意，她完全没有时间概念。

东亚书局是德国一家致力于东方学术著作出版的出版社，社长敦如是一位温文尔雅的汉学家，做事严格履约，对翻译的每个细节都要认真审读。后来，她决定自己来翻译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金墟》。

有一天，她站在出版社的户外楼梯上，捧着新书，一脸温和的笑容，向我祝贺新书出版，也祝贺新年。她在书中写了一篇长长的序言，就是要告诉德国人，中国为二战付出了怎样的生命代价，战争有多么残酷！她深知很多德国人并不知晓。

二

随着德文、英文、俄文版图书相继面世，日文版也在翻译之中。面对当年的侵略国，我有着不一样的期待。日本最关心这本书的竟然是当年的侵华士兵和他们的家属，这既令我惊讶又感觉在情理之中。

日本作家元山里子把《己卯年雨雪》作为枕边书来读。她在评论中写道：“我在读熊先生《己卯年雨雪》时，非常震惊的是，这本书好像就是写元山俊美的。《己卯年雨雪》中日本兵‘武田修宏’的经历，仿佛穿越时空惊人地与元山俊美重叠起来，简直就是当年真实的日本兵元山俊美的活脱脱‘再现’。该作品如此传神地描写出当年的‘日本鬼子’们在内心痛苦挣扎的真实情景，令我感到无比惊讶！”她认为这是一本为人类留下战争当事者心灵档案的书。

元山俊美是元山里子的丈夫，日本岛根县人，年轻时考上了关西国铁火车副司机，工余攻读教科书，想考入法政大学当律师。战争爆发，一纸征兵令，元山俊美穿上军装，踏上了侵略的战场。他从东北到湖南，走了三个月，参加长沙会战。战争的残酷让他开始反省。他保持了自己的良知，正是这份不曾泯灭的良知救了他的命！他没有像其他日本兵那样虐待强征来的当地民夫，当游击队出现时，为他驾船的船老大救了他。

后来，日军抓了四个疑似游击队员的人交给他处置，他们待在一条船上，相处了几天，“游击队员”教他划桨，教他如何在船上站立、行走。元山俊美没有接到上面处置意见就决定把他们放走。那天天刚放亮，他把四个人送上岸，他们一边走一边回头，认为日本兵是要枪毙他们。待他们走远，天起了大雾。不久，雾中出现了人影，那四个人又回来了。元山俊美头皮发麻，立即端枪瞄准，他认为他们带游击队来杀他了。他完全没想到他们拿了酒，来感谢他的不杀之恩。这是他第一次喝谷酒，从此他一生不喝日本清酒，只喝中国白酒。

元山俊美对和平的感受是与花草之香联系在一起的。一天，一位长官骑马从他身边走过，告诉他战争结束了。那一瞬间，植物的气息猛烈地涌进他的鼻腔，在中国，他第一次闻到了花草香气。这成为他一生为维护和平而奋斗的开端。

晚年，他曾到湖南祁东县一个叫文明铺的地方种植樱花树，寻找当年救他的那位名叫弁庆的民夫，他要到昔日的战场来忏悔，种下中日友好的种子，宣扬和平。元山里子因此而爱上了他，并跟随他在日本长年投身和平运动，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

元山俊美去世，她把对他的怀念寄托到了小说中的人物武田修宏的身上。她和日本老兵参加《己卯年雨雪》故事发生地营田的“和平祭”活动，又带着《己卯年雨雪》来到了文明铺。当年元山俊美种下的樱花树已经繁花满枝，冠如云霓。樱花树下，听同行的友人高桥佳纪朗诵元山俊美的诗：

陆地的孤岛，文明铺/星空下绿色稻田悄然的清香/将我送回到故乡的天空/蛙声戛然而止/枪林弹雨三日/再访文明铺，泪水会先行啊/对不起，谢谢/我终于来了，和樱花树一起。

中文朗诵者是旅日华人唐辛子。她在《从己卯年雨雪到文明铺的樱花》一文中写道，朗诵完诗歌时她已泪流满面，那一刻她感受到“如果仅仅从民族仇恨去看，侵略者丝毫不值得同情，但如果跳出这些，站在更高的角度去看，你会看到：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都是有血有肉，会害怕会恐惧的人。当从这样的角度去看战争时，没有仇恨，只有悲悯”。

元山里子读《己卯年雨雪》得出的结论是：任何一个善良的人，一旦加入国家机器驱使的侵略战争中，就很可能不由自主地变成一个丧失人性的杀人罪犯。

日本的山边悠喜子是抗日战争亲历者，她“在与我自身的体验重叠之中，一口气读完了作品”。“对于书中所写的内容，我心中拥有强烈的共鸣。这部作品描绘的对象，是我们所期待的生活的日常。它描述了中国人自然而然的人间温暖……作为人，活在良心的夹缝之中，至今令人深为感动……作品唤醒了我回忆中最珍贵的部分。我对作者的努力充满感谢！”

《己卯年雨雪》还得到了诺贝尔奖中文评委马悦然的称赞，他生前在病床上读了小说，仅用三天时间就读完了。他跟《北欧时报》总编辑何儒交流，拿《己卯年雨雪》跟获得诺贝尔奖的一些作品做了比较，何儒写道：“我没想到他一口气读完，第一次对一个作家的书反应如此好！”

三

顾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他是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在汉学家中，他的影响无疑最大。原因是他说过当代中国作家作品都是垃圾。此言一出，轰动文坛。他又宣称从不看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顾彬让中国作家很受伤。但他为何读《己卯年雨雪》呢？他读的是德文版还是中文版？

我看到过北大陈晓明教授的文章，他写到他向顾彬提出建议，陈教授认为当代中国作家写出了优秀作品，他劝顾彬读读中国作家的书。看来，顾彬是听进去了？他对中国作家作品的态度是否变化？对此，我获得的信息并不多。

一个长期在中国工作的汉学家对中国作家的创作如此不认同，国外的同行呢，忽视的、轻视的、不以为然的也太多了。哪怕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也被外国同行做了别样的解读。中国作家在世界文坛的处境并不太好。

我几次出国跟国外作家交流，他们几乎都没有读过中国作家的什么书。在拉巴特跟摩洛哥作家交流，莫言那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他们意味深长地问我对莫言作品的看法。我认真介绍了莫言的创作和影响。那是一个消除偏见的晚上，摩洛哥作协主席、秘书长和几位大学学者破例（摩洛哥是伊斯兰国家）按照中国喝酒的规矩痛饮，宾主尽欢，如沐春风。

《己卯年雨雪》第二次在法兰克福书展上主办论坛时，德国主办方给我打电话，要求我只说小说，不要提及中国的任何事情，他说，主办方担忧他们会因此而受到攻击。我想，中国小说要得到他们的尊重将更加困难了。

世界充满偏见。战火有时就是从偏见开始的。而消除偏见离不开沟通，小说无疑是最有效的沟通方式之一。真正的作家从来是思考人类、关心人类命运的，并不会受外因的影响。在全球动荡不安、战火不断的情况下，我们的眼光更应投向世界，这是一个中国作家应有的格局。至于获得认可，那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至少，中国作家遭遇冷落，我们并没有失去对外国作家的热情，大家都愿意多读他们的作品，我们并不封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