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他们，那些在江城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到“长江大保护”之中的人们，正是他们日复一日、点点滴滴的努力和参与，以及更多和他们一样的人的持续努力，长江才呈现出了今天的面貌。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意在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尽力勾勒出武汉这座城市和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1400多万人进行长江大保护的壮阔图景中的一角。长江有知的话，会永记他们的护佑之功。

■ 江滩建设者：

江滩把长江还给了每一个人，包括我

武汉自古以来就饱受水患之苦，这一点人所共知，而江滩作为直接面对江水冲击的地带更是经常受到洪水侵扰。所以，江堤防汛是这座城市的头等大事。

虽然距今已经过去了整整24年，但傅先武仍难以忘记2000年的那一天——时任市防汛办主任的傅先武走进了沿江大道上紧邻着武汉客运港的棉花码头闸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通过走进棉花码头闸口，必然地走进了汉口江滩的改造大幕之中。

“那天我去了一趟客运港，想看看1998年、1999年两次被淹的堤外滩地，就是从客运港到粤汉码头那一公里多，从棉花码头闸口进去，我打算进去后沿着水岸边一直走到粤汉码头，但走不通，每个码头滩地之间都是很深的沟，只能从一个个闸口进进出出，边走边看，一公里路走了两个多小时，不同年代的货栈、库房、车间、油站、饭店、娱乐城、民居，就挡在防洪墙和长江之间，把江滩通道都分隔开了，外面一墙之隔就是繁华的沿江大道，防洪墙内外简直就是两个世界。”

那天的经历——同时那也是汉口江滩改造正式开始的一个前奏，让傅先武深深感受到在闹市区进行江滩整治刻不容缓，而后来能参与这项整治，在他看来也是职业生涯中的一件幸事——“面对这项繁重的任务，我尽了力，没有偷懒，干成了事，尽了最大努力。”

傅先武还清楚地记得，2001年初，武汉市政府邀请了水利部、国家防办等多家单位的院士、专家学者对汉口江滩防洪综合治理工程进行论证。在论证会上，与会人士达成了一致意见，汉口江滩整治是城市防洪的需要，同时也是城市发展的需要，增强防洪能力和改善城市景观，这两大主体功能应该兼顾施行——以契合人与自然协调共进的治水新思路。

2002年初，汉口江滩综合整治一期工程正式开工了，由此开始一期一期地建、一段一段地扩，最终连通成片，遍布两江四岸。在最初“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日夜”，傅先武甚至每天都会到项目现场察看一番，令他深有感触的是，这是一个全市通力协作的“战场”，除了水务部门外，规划、设计、市政、园林等多个部门也通力协作，大家不分你我，日夜奋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所有的力量汇聚成无穷的力量，让美好蓝图变为现实。”

在开工8个月之后，汉口江滩一期建成，并于2002年国庆节期间向公众开放。这片紧挨着沿江大道的地带，昔日围墙林立、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既阻碍江滩行洪又影响城市环境，如今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呈现在公众面前——在这片以大面积绿化和公共活动空间为主的亲水生态空间，前眺可观滚滚长江和对岸天际，后望则可观江滩内景和堤内历史建筑群。

而在说到江滩与长江大保护的关系时，傅先武也给出了一些让我之前完全没有想到过的解释：“很多人把江滩当成一个观鸟基地，因为这里也是好多鸟的栖息地，从北方往南方过渡的时候，它们也会在江滩短暂停留，补给一下。而且，江滩也能提供一个跟江水之间的缓冲区域，这里也是自然湿地，绵延数公里的芦苇荡就是很好的自然湿地，有一定的环境修复和生态保护的作用。另外一个就是净化的作用，可以降低堤防及滩地部分的径流污染负荷。”

已经退休多年的傅先武，就住在汉口的洞庭街附近，像那些经常到江滩散步休闲的市民游客一样，他也成了这里的常客，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来到这里散步观景，感受江滩的四季风景和长江的磅礴大气——事实上，他自己也成了当年这项整治工程的受益者。

20多年来，市区水务部门都把江滩建设作为大事来抓，迄今已经建成总长80公里、总面积840万平方米的江滩景观带，汉口江滩之外，还有武昌江滩、汉阳江滩、青山江滩以及汉江江滩，它们不单单在提高绿化率、增加碳汇量、释放氧气量等各项生态保护指标上贡献甚大，同时也是长江和汉江流经武汉的守护者，其护佑之力一直悄无声息地施展。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一起前往横渡长江博物馆楼顶。从我们脚底下穿过的长江，呈现出了它在这个视点上可以被领略到的宏大一幕，在对岸和此岸沿江高楼组合而成的城市天际线之下，无论往左还是往右，举目所见皆是长江为这座城市所勾勒出来的壮丽之景。

看着从眼前滚滚而去的这条大江，我想起傅先武所说的以前见过的长江——小时候他住在武昌的蛇山边，晚上还可以到长江边走一走，但是后来，随着长江边码头、客运站、居民区等等的增多，要想看一看浩瀚的长江，就只能走到长江大桥上去了。而现在，正是因为有了两江四岸江滩的存在，长江再一次又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之中，这当然应该感谢20多年来的江滩建设者们——而对傅先武以及像他一样的参与者，这或许也可以算作是后来的他们所赠送给以前的他们的一份礼物。

不，在横渡长江博物馆楼顶的这个江滩制高点，在他们参与建设过的这片江滩上，我见到的并不仅仅是后来的他们赠送给以前的他们的一份礼物，那也是他们赠送给所有在江滩上重新看见长江的人的一份礼物。没有夕阳，没有晚霞，我用手机为傅先武和他的同事们留下了一张背景是对岸城市天际线的合影——我想用这样的方式为他们留下一份与长江的纪念，留下一份与汉口江滩的纪念。

■ 水质检测员：

每一天枯燥的工作，实现了我的梦想

六月初的一个下午，在跟王琼通完电话之后，我来到武汉水务集团宗关水厂，她的助理将我带到一栋老楼顶楼的办公室。王琼在这里办公，但是，她并不在办公室——这位全国人大代表、宗关水厂的总工程师，正在隔壁接受着另外一个采访。

十几分钟后，一位穿着浅蓝色套裙、烫着大波浪发型的女士进来了——我马上就意识到，眼前的这位就是王琼了。她微笑着坐下来，连声说抱歉。

自1995年进入宗关水厂担任一名基层水质化验工开始，到现在成为全省知名的水质检验能手，王琼先后获得了一系列荣誉——技术能手、技能大师、劳动模范、荆楚工匠、大城工匠、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武汉工匠等等。这几十项荣誉，既是她在这座百年水厂度过的29年时光的收获，同时也记录着她作为一名水质检验工作者的一个个节点。

如果把29年再拉长一些，拉长到进入宗关水厂之前，王琼其实也一直都待在这里——事实上她就是这座水厂的子弟。她提起了小时候在这座水厂里经常可以看到的那似乎带有预示性的一幕——“当时在水厂里也看不到其他人，看到最多的就是水质化验人员，他们经常穿着白大褂拎着篮子，里面装着一些瓶瓶罐罐——因为原来没有在线仪表，需要每一两个小时拎着水瓶去取水样检测，当然现在已经不需要。我对这些穿着白大褂的人很感兴趣，觉得这份工作很神秘。”

初中毕业后，王琼去读当时的自来水技校，学的水泵专业。毕业后就选择了这个岗位，直到今天还在做这份工作。

作为一名水质检验员，王琼要做好从原水水体到自来水的每一步水质检验——对照原水的17个指标、出厂水的18个指标，根据检验结果反馈自来水生产，“水质检测我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对原水进行检测，一个就是对出水进行检测，要保证进来的水，还要保证出去的水，要检测经过厂里的所有工序，我们对出厂水有着统一的指标，国标指标出厂水是1.0NTU，我们水务集团的内控指标现在是0.3NTU，但是我们各个水厂基本上就在0.2NTU左右，就是自己把内控指标给提高了，所以我们出厂水是远远优于国家标准的。”

“我们的化验室很像大学里的实验室，当时刚进水厂，觉得这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看着师傅把红蓝试剂滴入水里面变色了，就觉得很有意思，不像其他工种那么枯燥。但做了一段时间觉得还是很枯燥，因为每天重复做，变化很小。后来有了觉悟，虽然每天在做同一件事情，还是必须认真对待，要有100%的责任心，因为宗关水厂承担了汉口地区70%的生活生产用水，水质检验相当于水厂的窗口部门，如果检测不合格，会影响到千家万户，所以必须从源头上就严格把控，确保每一滴水的安全！”

不过，即便是出于责任心和责任心对枯燥的抵消，王琼也依然表现出了在这个领域的卓越和优异。如果说2002年参加入职以来的第一次水质检验工职业技能等级考试，就实现跨级、成为一名水质检验高级工还算不上优异的话，那么八年之后在武汉市职业技能大赛中的一战成名——以第一名成绩荣获技术能手称号——在赛场上，她单单凭眼力和手感就以最快的速度称出了0.16克试剂。

在关注长江水质变化的同时，王琼也不再局限于对饮用水安全的把关，而是把目光投放到了更大的水系之中，她成了长江保护与水生态变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也走近了有着“微笑天使”之称的江豚——作为中国特有、长江仅存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江豚是长江生态环境健康的指标物种，然而随着长江被过度开发利用，江豚的种群数量也一度急剧下降。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也了解过江豚，我父亲和我说20世纪70年代或者更早的时候经常能看到江豚，他原来坐轮渡上班，有时会在平湖门水厂和长江大桥下看到。这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长江的水质确实变化了，我就去中国科学院水生所跟专家学者交流，了解到江豚视力不太好，主要依靠听力来定位和捕食。水质对它们影响非常大，如果水体浑浊、有污染的话，它们就不会停留，如果旁边有船只它们也不会出来。后来我就针对长江水生态和江豚保护做了一些调研。”

2023年，在当选为湖北省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时，王琼就提交了《在湖北武汉建设“数字江豚”平台，让江豚成为长江大保护的国家名片》的建议案，提出为濒危物种保护积极探索数字化路径，以数字科技助力长江大保护、打造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样本”——在她看来，这一项目的重要性在于，不单是践行长江大保护战略的一项重要载体，也能提升“十年禁渔”的质效，同时还能对武汉的城市形象进行活化表述和传播。

“据我观察，如今长江水域生态环境呈现出持续向好的发展趋势。”王琼说，近年来长江武汉江段的一系列水质指标，清晰地显示出长江武汉段的水质持续达到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体要求，如今江豚种群数量也在逐渐恢复之中，武汉段的长江江面上经常出现它们的身影。对王琼来说，那样的身影就是长江水质变化最直观的体现——“每当看到江豚频繁出现在武汉江段时，作为一名水安全守护者，我总是感到十分自豪，我认为这是大自然对长江水生态环境持续变好的生动回答。”

而长江水生态质量改善的另一个直接证明，则来自2023年2月农业农村部公布的2022年长江江豚科学考察结果——这个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为1249头，第一次实现了有监测记录以来的止跌回升。在王琼看来，她的工作也有了新方向，“这个考察结果更直接地反映了长江流域水生态的持续好转，长江大保护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所以在这一年的履职工作调研中，我特别注意到一个新课题——是时候让迁地保护的江豚回家了。”

在一年之后的全国“两会”上，王琼又提出了《关于将迁地保护江豚适时放归长江，促进野外种群快速恢复》的建议案。在她看来，不论从长江水域生态环境的持续恢复、迁地保护江豚群体的快速发展还是从野化放归的训练经验来看，现在进行迁地保护江豚的野化放归正当时，这不但是贯彻长江大保护决策的必然要求和关键步骤，更是长江大保护成果的直接证据。为此她还提出了《实施“迁地保护长江江豚野化放归国家工程”的建议——编制和发布国家层面的工程方案》，倡导增建训练基地，加大对迁地保护江豚野化放归和监测技术研究。

在与王琼聊着这些的同时，我想起她提到曾喜欢席慕蓉、汪国真的诗歌——当年，喜欢文学的她，本来是要继续考高中、读大学的。我问道，当年没有读高中、考大学，现在有过后悔吗？她笑着纠正了我的用词——“也不能说是后悔，所谓的后悔可能就是有点儿遗憾吧，还没有到后悔的程度。”

走出宗关水厂大门的时候，我停下，回头，又想起王琼的话。一条道路和另一条道路，一种得到的和另一种失去的，也许是一种遗憾，当然，从事水质检测以及后来对于长江大保护的种种参与，也可以是她实现的梦想的另一种形式吧。

■ 护鱼人：

我以前打鱼，现在护鱼，子孙会为我骄傲

与武汉经开区护鱼员陈贤铭的见面地点是在军山大桥底下。我跟他确认道：“就是在军山大桥底下吗？”他在那头说：“是的噻，我们又没有办公室。”

第二天上午9时多，我一眼就认出了军山大桥下的陈贤铭——他穿了一件醒目的护鱼员服装，旁边停放着一辆喷涂有“禁渔巡护”字样的新大洲牌电动车——车把上斜挂着一只已经脱了线的草帽。我们走下堤坝，穿过一段滩涂来到江边。刚才走下来的一名垂钓者就坐在距离我们几步之外的地方，他向我们诉苦道——钓不到什么大鱼，只能钓钓“船钉”。

不过，在陈贤铭看来，“船钉”多了其实也正是长江生态逐渐变好的直接证据：“‘船钉’多了，说明长江的生态恢复得相当好了，以前，长江没有实施禁捕的时候，有好多电船、迷魂阵、绝户笼，搞得很凶，生态破坏得很厉害，‘船钉’并不多见，现在生态治理了，‘船钉’也多起了来，而且江豚——就是江猪子——也出来了，还有长江铜鱼（又叫金秋鱼），它们主要是觅食‘船钉’一类的小鱼，它们能够游上来恢复觅食，也就是说明生态恢复得相当好了。”

之所以会对长江那么熟悉，是因为陈贤铭曾经是一名职业渔民，家住长江边军山街道军江村里的他，13岁就开始跟着父亲捕鱼。

“我捕鱼有四十多年了，我们家里原来有两条船，也就是子母船，大船有十几米，用的是12匹马力柴油机，小船用的就是6匹马力的机子，距离远的时候就用大船，不好上岸的时候就用小船。”陈贤铭还记得，在起初的那些年里，捕鱼确实还能算得上一条能养家糊口的门路，“那时候鱼类资源还比较丰富，几乎每次出船都有上百斤鱼获，四大家鱼基本上都能捕到，大的鲤鱼有四五十斤，大的鲇鱼甚至有七八十斤。但是后来，随着过度捕捞和生态环境的逐渐恶化，长江里的鱼越来越少，也越来越小，即使起早贪黑，连二三十斤鱼都很难捕到，根本养不活人”。

作为一名靠捕鱼为生的职业渔民，陈贤铭当时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生存选择的境地——是捕还是不捕？直到2020年7月，国家出台了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的政策。听到这个消息，陈贤铭没有丝毫犹豫，二话不说就和村里的20多位渔民一起，主动上缴了两艘渔船和其他渔具，决定“洗脚上岸”——出去打工，去找其他能谋生的门路。

对于禁渔就没有抗拒心理吗？我问道。陈贤铭叹了口气说：“这也是大势所趋，长江当时的生态环境太差了，根本就没有什么鱼嘛。”而他没有想到的是，以渔民身份跟长江打了半辈子交道的他，接下来却又换了一重身份继续跟长江打起了交道，“后来，农业农村局下了一个政策，就是安置再就业，于是村里就推荐了我们几个渔民做护鱼员”。

“最起码现在可以不用待在水里了。我们以前经常在水里面跑，身体会患风湿等疾病，如果赶上天气不好，经常碰到有大风大浪，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现在做护鱼员，基本上就不用再担惊受怕了；而且我们一家五口人，两个子女已经都工作了，在生活上基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有这么一份工作，我已经非常知足了，等到60岁还可以正常退休。”

作为护鱼员，陈贤铭每天的工作就是骑着电瓶车对长江小军山至汉南段十几公里的长江沿岸进行巡护——他每天上午8时出门，下午5时30分下班，上午和下午各跑一趟，一天下来要跑60多公里。“基本上风雨无阻，周末、节假日也照样，大家都休息的时候，反而我们的压力就来了，我们虽然也会有休息，有时候倒班休息，但就是没有固定休息时间”。

“现在钓鱼爱好者也守规矩了，都是一人一杆一线一钩，如果碰上违规的我们也会及时劝阻，我们有记录仪，如果劝阻一次两次不听，就记录下来交给渔政或者派出所。不过，违规的情况比较少见，现在长江大保护的宣传力度也比较大，大家也都有保护生态的意识了，我们主要是规劝钓鱼爱好者，一是不要在朋友圈里炫耀鱼获，二是不要买卖。”

在陈贤铭看来，现在长江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鱼类资源也越来越多了。“十年禁渔虽然才过去四年，但现在已经能看到效果了，有大船开过来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成群的鱼群跃出江面，还能看到江猪子在江面上跳，现在长江的鱼类资源相当丰富了，有时候甚至还会朝往来的船上跳，长江里的鱼，差不多相当于鱼塘里精养的鱼，成群结队的。”

在返回江堤的那段路上，陈贤铭又跟我说道：“我今年55岁，到了长江禁渔的第十个年头，也就是2030年，我也该要退休了，到了那时候，我会带着孙子到江边来玩，跟他说说我从打鱼到护鱼的这段故事，到时候，长江里头的鱼肯定会越来越多了，生态环境也肯定会越来越好啦。”陈贤铭脸上洋溢着自豪的笑容：“我会跟我的孙子这样说，‘爷爷当年几风光啊，从长江的鱼越来越少，到鱼类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护鱼员也做了贡献！’到了以后，我想我的孙子肯定也会跟自己的孙子去说，我们祖辈是怎么去保护长江、爱护生态的。”

采访结束之际，陈贤铭一边跟我挥手告别，一边又骑上他那辆新大洲牌电动车，沿着江堤巡护去了。而我则沿着与他相反的方向返回市区——从后视镜中，我看着他那件醒目的护鱼服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不见。从军山大桥底下开出去之后，车子沿着南环线疾驰而行，右手边江滩上的树林被拖曳出一片白绿之光。望着那片白绿之光，我突然意识到，沿江的这一带其实也就是陈贤铭一天要跑两趟的地方——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它就立在那片白绿之光中，又或者说，就立在长江边的这片天地之间。

■ 江滩志愿者：

我天天捡垃圾，不让一份垃圾污染长江

下午，细雨中，我站在汉口江滩三阳门外，见到了“爱在江滩”的两位志愿者肖桂香和吴翠云，她们俩都已年过七旬。

老家在武汉硚口区的肖桂香，2018年加入“爱在江滩”阳光志愿服务队。成为志愿者之后，肖桂香有事没事总喜欢到江滩来走一走，看一看。除了在长江边捡各种垃圾，她也会做一些引导游客、维护秩序的工作，有时候还帮残疾人抬一下轮椅、给游客带带路。多年来她在汉口江滩年均服务超过200小时，因为勤劳肯干、热情友好，她还被队员们推选成为了服务队六分队队长。

后来，在肖桂香的带动之下，她的老伴、儿子、孙子也加入到了“爱在江滩”阳光志愿者服务队。除了参加净滩活动，他们一家三代人还经常参与汉口江滩组织的端午节包粽子、腊八送春联、关爱自闭症儿童等活动。2022年，武汉电视台《一城好人》栏目知道他们家的事迹之后，还做过一期专题报道。

值得一提的是肖桂香9岁的小孙子潘赠臣，这个育才二小的学生也是一名资深志愿者，每当爷爷奶奶到江滩，只要放假在家他也会跟过来，沿着江滩仔细巡查，不放过每一个烟头和塑料瓶——仅2023年，他累计志愿服务时间也超过了200小时。

对于做一名志愿者，肖桂香归结于对长江的感情，“主要还是对长江有感情吧，有感情是因为一直生活在这个地方”。

与肖桂香年龄相差一岁的吴翠云，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个闲不住的人——“只要还走得动，我就要到江滩来”。她是这么说的，事实上也是这么做的，自从2019年成为志愿者之后，她一年甚至有超过330天都会来到汉口江滩开展志愿服务。她做得最多的是清洁工作，沿着长江捡烟头、垃圾袋、塑料瓶等，一捡就是好几个小时，不让任何一份垃圾污染长江——而因为她的积极、热情、吃苦耐劳，还被队员们推选成了四分队队长。

做志愿者不仅没有报酬，还要受委屈，吴翠云说：“一开始我们来做志愿者，有些人还不理解，觉得我们在作秀，我就跟他们讲，你不做，我不做，那环境靠谁来保护？不过现在强多了，市民游客也都蛮自觉的，不再乱丢垃圾了，都蛮积极地支持我们的。”

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吴翠云说：“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我们吃的喝的都靠长江，长江大保护不是天天都在提倡嘛，我们大家都要共同维护。”“江滩是我家，美化靠大家”是吴翠云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年初，她还拉着自己所在的“百子歌团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的内容进行了改编，用群口快板的形式演给广大市民，呼吁大家一起行动起来保护长江，做好“长江卫士”。

【作者简介：林东林，小说家、诗人，现为武汉文学院首届签约专业作家、《芳草》特约编辑、《汉诗》主编助理。著有《火腿》《出门》《灯光球场》《迎面而来》《三餐四季》《人山人海》《跟着诗人回家》《身体的乡愁》《谋国者》等各类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