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2024年第4期｜戴冰：透析的戈多
编者按
1953年，爱尔兰现代主义剧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两幕悲喜剧《等待戈多》首演，自此以后，这部剧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尤其是在大学校园和各种小剧场长演不衰。《等待戈多》表现“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的主题，也成为很多后来的作家写作的母题。
在《天涯》2024年第4期发表的戴冰的小说《透析的戈多》，也是对塞缪尔·贝克特的致敬。戴冰笔下的小说家面对疾病与死亡时不愿成为等待者，而是努力化身戈多，反向寻找生命原动力。从这一点看，戴冰的“透析的戈多”似乎比塞缪尔·贝克特的原版戈多走得更远。
透析的戈多
戴冰
看戏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时侧过身子，小声问傅昆是否还能坚持。
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我说，我们就先走。
每次他都露出一种嗔怪的笑，同样小声说，没问题，我哪会连这点时间都坐不住呢？
戏演到四分之三的时候，我又问他，他就有点不耐烦了，说，你别老这样问啊，老这样问很打扰我看戏你知道不？
戏是晚伶剧社根据《等待戈多》新排的，一出小剧场话剧，名字叫《叶子说他明天准来》。演出地点在屋吉咖啡馆。看戏时我没太留意具体时长，但感觉至少有两小时。坐我前排的是一个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的年轻女人，从头至尾背脊笔直，纹丝不动；两个孩子则显得很不耐烦，不时古怪地扭动身体，或者把头绕到年轻女人的背后，照镜子一样，交换一个表示痛苦的鬼脸。事实上，正是两个孩子的表现一再提醒我关注傅昆的身体状况。
演出结束后，按照惯例，导演和演员要和观众们进行一次半小时左右的现场互动。主持互动环节的是这出戏的投资人朱艺嘉，我和傅昆的票就是她送的。朱艺嘉先点了几个戏剧界专业人士发言，然后问还有哪个观众有话想说。我伸出手，一再示意朱艺嘉看傅昆。朱艺嘉终于看到了。
那个戴眼镜的朋友，她说，你来说两句吧。
傅昆四面看看，确定朱艺嘉说的是他之后，缓慢站起来，同时惶恐地连连摆手说，你们这个戏太深奥了，我可不敢乱说。
朱艺嘉不饶他，说，随便说两句嘛，总不至于看了一晚上，最后啥想法都没有是吧。
傅昆还是连连摆手拒绝，但在重新坐下来之前，他指了指前排的两个小孩，说，硬是要我说的话，我只能说你们几个人等那什么叶子，等得实在太久，小朋友们都受不了啦。
全场一片哄笑。导演李婉颐接过话筒说，前面几场，已经有不少观众抱怨演出时间太长，今天这位观众又提出同样的问题，可见是大多数人的一个感受。
我们回去商量一下，她说，下一轮演出前，看能不能把时间再缩减三分之一。
全场鼓掌。傅昆有点兴奋，凑到我耳边，说，那我不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比喻不伦不类，跟他平时写的那些小说差不多，不过我没有嘲笑他，相反，我赞许地拍拍他的大腿。多年来，他发给我的那些小说中充斥着类似的语言，只要看到，我就会在下面划一条红线，然后退还给他，一句多余的话不说；他接到退稿，从不辩解，隔一段时间，又会发一篇新的过来。时间久了，我怕他有想法，于是偶尔写一篇散文或者小说，也发给他，并且谦逊地留言，希望他能同样给我提提意见。但自从三年前他开始每周三次到省医院进行透析之后，他再没给我发过任何一个字；而我则把他之前的小说一篇一篇从微信里翻出来，像在黏稠的沼泽里艰难跋涉一样，花费大量时间给他逐字修改，陆续发表在我编辑的一本文学杂志上。杂志是内部月刊，免费赠阅交流那种，稿费少得可怜，但他在网络上看到公布的目录后会第一次打电话感谢我，收到样刊后会再次打电话感谢我，收到稿费后又会第三次打电话感谢我。他不厌其烦，我不胜其烦。我曾和出纳商量，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让样刊和稿费同时到达他的手中，这样，至少可以减去一次电话感谢。出纳是个促狭的九零后小女孩，她假装闭上眼睛，抬头想了一会儿，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杂志和稿费都不给他寄，而是你代领，然后亲自给他送过去。
这不就同步了吗？她说。
我知道你这是在同情我。每次感谢完我之后，他都会这样说，而且不等我反驳，又会立即补充一句，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别人的同情了。
说实话，我真谈不上有多么同情他，我在网上查过，他这个病，如果控制得好，再活过十年八年，甚至二十年都不是不可能。他已经五十一岁，再活个一二十年，和常人又有多大的差别呢？我只是不想他除了透析就是在等待透析，希望除了透析之外，他的生活中还有点别的什么。
在发表完他之前给我的所有小说之后，我劝他继续写。
你看，我说，你的东西只要稍加润色，就可以发表。以后你每年写个两三篇，我给你发出来；有特别好的，我甚至还可以给你推荐到别的刊物去。
但他表现得心灰意冷。
就算真能再活一二十年或者三十年，他说，也比别人活得累啊。你知道的，我从小晕血，但现在每周三次，每次四个半小时，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血流出来，又流回去；平时还要忙着注意预防感冒和血压，上呼吸道不能感染，当然，下呼吸道也不能感染。还不能吃辛辣。上次我去吃肠旺面，给师傅说不要葱，不要姜，不要蒜，不要辣椒，面少点。师傅骂我，说，那还吃个屁啊。你说，我哪还有闲心弄这些拈花惹草的事。
我脑子里先是出现一条红线加一个问号，接着才意识到，他说的拈花惹草，大约是指写小说这种目前看来可有可无的事吧。
透析是终生的吗？我问。
血肌酐要是降得下来，他说，别的指标也稳定，就可以停止，要不就是一辈子的事。
那你考虑过换肾吗？我又问。我知道那很贵，但也知道他不缺钱。他父亲曾是一家著名国营酒厂的老师傅，退休后被一家私营酒厂高薪请去专事调酒，每年就去那么五六天，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做了几年，钱是赚得轻松，却也闲得慌，于是干脆从那家私营酒厂出来，自己开了个酿酒坊。五年前，他父亲死于急性胰腺炎，给他和他姐姐各留了十坛老基酒和一个在市场上小有名气的白酒品牌。每次只要提到他父亲的死，他都会表现得心有余悸，因为他父亲死之前不到一周，他才刚和老婆办了离婚手续，已经两不相关。
否则，他说，儿子又跟着他，不分她一半，至少也得分她三坛吧。她不懂酒，也不喜欢酒，肯定转手就贱卖给别人了。
他曾给我吹嘘过，那些基酒每坛有一千斤，每斤至少值三千元。
而且时间越长，他说，就越值钱。
这样说的时候，他把左手伸出来，笔直地停在半空，右手贴上去，又慢慢拉开，直到完全伸直，像一个交通警察正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我估计那只停住的左手表示他父亲过世的时间，而拉开的右手则表示时间在流动，一直越过我们谈话的当下，指向遥远的未来。
我的心算一向不好，记得当时听他这样说，我先是算成了一坛值三十万，等我算明白一坛值三百万后，我的脑子嗡了一声，接着失声叫出来，我说你那么有钱，还写什么小说啊，何况……
我本来想说何况你还根本不是写小说的料，但好在我及时抹了一下嘴，就像那里流出了口水，没有说出来。
他听了很鄙夷，说恰好因为他有十坛基酒和他姐姐具体经营的那个品牌白酒，他才什么也不用顾虑，专心写那些以上世纪八十年代贵阳市民生活为背景的小说。
透析之前，他曾有个宏大的构想，那就是从贵阳的周边外围写起，像一个内螺旋，一圈一圈往市中心写，直写到三板桥街上的一栋老房子。据说他曾祖父曾经在那栋房子里住过，而他爷爷和父亲也都出生在那栋房子里。
它们单独看起来像是一些短篇，他说，但最后合成一本书，你就知道了，那实际上是一部长篇。我觉得至少三十年才写得完。三十年之后，你想想那些基酒能值多少钱？
这当然不是我能想象的事。但自从他开始透析之后，我总是想象他卖掉了一坛基酒，然后在一堆活蹦乱跳的新鲜肾脏里豪横地挑肥拣瘦，终于找出一对最好的，换上，从此万事大吉。
但他再次鄙夷地摇摇头，说，这话还用得着你现在说？
这三年多，他说，已经有不下一百个人劝我换肾了。
是啊，我说，你那么有钱……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他说，那四个半小时，你以为我真的只是躺在床上，看血流出来又回去？我实际上也在构思，只是不是构思什么小说啊之类的，是在想我以后怎么办。
你以后怎么办？我问。
我们有个病友群，他说，里面就有几个换肾的，有的换了一年，有的换了三年；有的年轻，有的和我差不多。最年轻的一个才二十出头。说起来，都算手术比较成功的，但你听他们平时聊天，好像比我这种透析的还要紧张，还要小心翼翼。
为什么？我问。
为什么？他说，因为换肾就是最后一道关了。过得去，可以活过十年八年的，过不去，比如感染了或者排异反应大，那就要么死，要么重新开始透析。
所以呢？我又问。
所以我就想，他说，我可不愿过了最后一道关，推开门，发现已经没有别的房间了。
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想继续这个沉重的话题，就说推门是需要空间的啊，没有别的房间，那门是怎么推开的？
你又在划我的红线了，他叹口气说，好吧，那就是拉开门。我害怕拉开门之后发现门背后只剩下墙。这样说该行了吧。
如果现在透析的效果比较稳定，我说，那就先这么透析下去呗。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们正坐在三板桥街中段的一家冷清的小茶室里。他拍拍身下一张太师椅的海棉坐垫，说，我爷爷的爸爸家，原来就在这个位置，现在连根毛的痕迹都找不到了。
那是个周六的晚上，他当天上午刚做完透析，精神不错，但情绪比哪天都低落。就在我们都觉得无话可说的时候，朱艺嘉的电话打过来，邀请我去看戏。
从下周一到周五，她说，每天晚上都有一场，你哪天来提前给我说一声就行，我拿着票在门口等你。
那之前，我实际上已经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演出广告和海报，所以立即答应下来；但调脸看到傅昆，我又问朱艺嘉，除了我本人，还能不能再带个朋友？
当然，她说，带多少都可以。
那我们下周二去，我说，我这个朋友那天上午正好做透析，做完的当天精神会比较好。
挂断电话，我依据演出广告和海报上的内容，大致给傅昆介绍了一下那出戏，然后让他和我一起去。
出来玩玩，我说，打岔一下，要不你会抑郁的。
但他执拗地拒绝了。
我早就抑郁了，他说，还用得着你现在说。
可能是看我有点沮丧，他说，我给你打个比方吧，一条鱼在岸上待久了，身上都干起了壳，好不容易回到水里，你说它还想到处乱跑吗？
说完，他眼睛一亮，说，我这比方你该没法再划红线了吧？
我听了有点难过，说，那就随你吧，我另外找个朋友一起看。和谁看不是看呢。
但我们分开没几分钟，他又打我的手机，说他改变主意了，决定和我一起去。
本来我是想接儿子出来陪陪他的，他说，但想着你给我改小说，改了那么多篇，也挺累的。陪谁不是陪呢。
那天互动环节结束已经十点半，但大家的兴奋劲还没过，舍不得走，又继续在咖啡馆待着，一面喝饮料，一面闲聊。画画的董重平时大多数时间都独自待在画室里，难得出门，所以一出门就不想回去，眼看有人已经开始相互道别，于是提议一起去吃宵夜。
我知道附近有家烧烤，他说，味道太凶险了。
有几个人借口第二天还要上班，推辞了，剩下的十来个哄然响应。我有点为难，把傅昆拉到一旁，问他的意见。
你明天虽然不透析，我说，但不知道他们会闹到几点。要不，我给你打个车，你先回去？
没事啊，他说，我和你们去坐一会儿，如果太晚，我就先走。
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脑子里出现一幅他坐在烟熏火燎的烧烤店突然晕倒的场景：所有人手足失措，然后他那个精明强悍的姐姐开着一辆涂得花里胡哨的大吉普赶过来，推开人群，指着我的鼻子，要我给他们全家一个交待。
但他都这样说了，我也不可能硬赶他走，所以说那行，你就去坐会儿，吃几口肉，然后早点回去休息。
但董重推荐的那家烧烤店的确凶险，深更半夜的，居然人山人海，没一桌空位，我们只能拿了号，三三两两在院子里等。看情形，没有四五十分钟坐不下来。
傅昆的脸在露天的院子里看不分明，只有镜框上的两片玻璃反射着烧烤店内一些狂乱的光影。他站了一会儿，摸出手机，看一眼时间，又看一眼我说，那，我还是先回去吧？
我松口气，从后面按住他的双肩，一面拍，一面把他推到路边，招停了一辆出租车。
我把车门给他打开，说，身体比天大，你都出来一晚上了。哪天你做完透析我再约你。
那天我们吃烤肉，喝啤酒，闹到差不多凌晨一点半才起身结账。十二点时，我已经知道第二天不可能起得来上班，于是在微信上给主编发了条消息，说我刚才突然拉肚子了，拉得浑身发软，想明天请个假。主编问我，是哪种拉法，嘭那种，还是嗖那种？我想想，说是嗖那种。主编回道，哦，那就是拉水水了，明天在家好好休息吧。
从烧烤店出来，大家站在路边等出租车。我摸出手机，点开微信，准备叫一辆网约车，正在输目的地，有人在身后拍了我一下，我回头，是傅昆。离我几步远的董重这时也正好调脸看到，立即惊叫起来，说，是我喝多了还是咋的，这个兄弟刚刚没和我们一起吃烧烤啊，怎么现在又突然冒出来了？
我把傅昆往烧烤店旁边一条小巷子里引，同时招呼董重，说，没事没事，你们先走。
进了巷子，我推他一把，说，你怎么回事，你是真想等你姐开吉普来找我麻烦是不是？
他显然没听明白，但也没吭气。我掏出烟，递一根给他，又朝自己嘴里塞了一根。
他接过烟，双掌围个圆，接了我凑上去的火，抽一口，吐出来，才说自从开始透析，他就只敢抽假烟，不敢吞了。
酒意加上困倦让我感觉晕眩，只想马上躺到床上去，但我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已经离开又回来。
说吧，我说，咋回事？
我们就地坐在一个花圃的石坎子上。
嗯，他说，那啥《等待戈多》，原来倒是经常听人讲，不过具体不清楚。坐出租车不是无聊吗，我就拿手机在网上查。上面说这出戏首演是一九五三年，到现在已经整整七十年了，但世界各地差不多还是年年有人演，月月有人演。
肯定啊，我说，那是经典嘛。
我知道是经典，他说，但演了七十年，不烦啊？
经典就是常演常新，我说，要不怎么说是经典呢？
说完，我疑惑起来，说，你深更半夜等我几小时，不会就想说你嫌人家演多了吧？
不是不是，他说，当然不是。我是想说七十年了，那两个人就这么等着，怕是头发都等白了……
所以呢？我问。
所以我就想，他说，就坐在出租车上想，我们能不能也排个戏，但反其道而行之。那两个人不是老等不到戈多，或者说等不到叶子吗？等了整整七十年，都等不来……
说到这里，他停下来，看着我。
我心里动了一下，一面想，一面说，他们等不来，于是自己去找戈多，但最后也没找到？
差不多，他说，不过我想的还不一样。我想的是，戈多听说有两个人一直在等他，已经等了七十年，都没等到，于是干脆自己带上干粮，出发去找那两个人。是戈多去找那两个人，不是那两个人去找戈多。
最后找到没有呢？我问。
这个倒还没想好。他扶了扶眼镜。找到就没意思了，对吧？但找不到，又有啥意思呢？
倒是，我说，等不到和找不到，都差毬不多，但如果写成找到了，后面又怎么发展呢？怎么发展都是画蛇添足。
结尾我们不急，他说，慢慢想。反正我当时越想越觉得有意思，至少比他们那个有意思，于是叫司机掉头，原路返回。你觉得呢，有点意思不？
我想想，觉得还是我的那个想法好，于是说，意思嘛是有点意思，不过，如果先不管结尾找到找不到，只说开始谁找谁的话，我还是觉得让那两个等戈多的人去找戈多比较好。他们等了七十年，早就等得不耐烦了，由他们去找显得更自然而然。
是倒是，他说，不过……
他没再说下去，而是把头埋在两个竖起来的膝盖中间，像是突然睡着了，又像正全神贯注地想什么事。我迷迷糊糊听见那家烧烤店里的喧闹开始减弱，就像整个房子正悬浮在空中，并一点一点离我而去。最后，我听见有人在拉卷帘门，咔嚓一声，四周变得一片死寂。
我刚确诊尿毒症的那段时间……他说。说了几个字，才慢慢把他的头从膝盖之间抬起来，所以那几个字听上去有点发闷，像一个人把脸埋在空坛子里说话。
我一面透析，他说，一面发动亲戚朋友给我找各种各样的偏方。我想的是，如果最后能不透析，只靠吃药就把血肌酐降下来，那就再好不过了。其实我的主治医生专门警告过我，要我不要乱吃药，说那样可能引起严重后果。但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这样，没办法，但凡在网上看到，或者听人说，哪里哪里有个神医，专治尿毒症，如何如何神乎其神，就忍不住想去试试。谁知道呢，说不定哪个偏方几副下去，真就把血肌酐降下来了呢。
我不知道他说这些是什么意思，但没打断他，而是又给他点了一根烟。
你知道的，他说，我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透析一次，不敢走远，去哪里都只能是当天去当天回，但好多偏方都在外省，所以只能请人去找。除了来回交通费和食宿费，我每人每天还要补贴他们三百元。钱都不是问题，主要是我待在家里等，不知道他们找得到人不，找到了又不知道能不能把我的情况说清楚，心里那个焦啊，像在等死，又像死了在等活。
嗯，我醒悟过来说，所以你要让戈多去找那两个人。
对啊，他说，就这么死等多难受。
那就让戈多去找吧，我说，我无所谓。
我是真的无所谓，反正两个人瞎聊天，别说让戈多去找人，就算让戈多把那两人烤了吃，我都没意见。
他搓搓手，在嘴边呵了一口气，问我，你知道他们排这出戏花了多少钱？
我说，刚才吃烧烤的时候正好问过朱艺嘉，好像也就两三万吧。
这么便宜？他吃了一惊。那你给他们说，我给他们十万，把这出戏给我排出来。
这次轮到我吃惊了。我侧身看着他，有点回不过神来。
开始我以为要十几二十万呢，他说，那当然就没必要了。几万块钱，那简直就是一麻不梗手的事。
我在心里粗略算了一下，除开场地、灯光、服装和道具等等费用，即便排练期间顿顿吃席，那也要不了十万。
哪要得了十万，我说，五万尽够。
不，他说，就十万，但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我问。
这戈多得让我来演，他说，否则一分钱没有。
你来演？我说，你还会演戏？
他没说话，而是耸动双肩，无声无息地笑起来，笑得止不住。
我经常做梦，他一面笑，一面说，总梦见有个神医，手里有一份祖传秘方，说三副汤药下来，就能把血肌酐降到八十。秘方锁在一个药柜正中间的抽屉里。药柜的框架和抽屉是松木做的，抽屉面是橡木做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梦里，我有那个神医家的地址，也有开那个药柜的钥匙，但去神医家的路比三板桥街还要曲折，而且都是晚上，就像现在这样；加上我睡觉又没戴眼镜，所以每次都跌跌撞撞，不是撞到墙，就是撞到树，每次都鼻青脸肿从梦里醒过来。
那你干吗不戴着眼镜睡？我逗他。
戴过的啊，他说，但毕竟是晚上，黑灯瞎火的，路又不熟，我有什么办法。
那你有没有试过白天戴着眼镜睡呢？我说，说完就一下明白过来。
戈多去找那两个人，我说，等于你去找神医。
他看我终于明白过来，很欣慰。
这次我要给你划条蓝线了，他说，生活里面找不到，梦里面我又作不了主，那戏里面总能找到吧。
照你这样说，我说，那戈多最后还是得找到那两个人，否则不是跟生活啊梦啊的，都一样了？
他显然没想到这一点，有点犯难，说，是啊，这圈子怎么又绕回来了。
我的手机响起来，是我老婆，她之前已经先睡了，中途醒过来，发现我还没回去，于是打电话来骂。
凌晨四点还不回家，她说，是不是又喝死在哪个路坎边了？
我看了下时间，果然已经是凌晨四点。
正在打出租车呢，我说，你扯着嗓子吼什么。
你看，他说，人家打电话关心你，你还不耐烦。我呢，深更半夜不回去，连个鬼都不会理睬。
你不是请了一个二十四小时的住家小保姆吗？我问他，这么晚没回家，她也不管？
我一个月给她一万二，他说，她敢管我？而且我之前给她交待过，除非我哪天三十六个小时没回家，她才准打我的电话，电话打不通，就去派出所报人口失踪案。
神经病，我站起身来，说，那就这样吧，我们都先想想，反正不急。
是不急，他说，不过和剧社的人联系时，你得把话说清楚，给十万是有条件的。
我打了个出租车把他一直送到电梯间。在等电梯下来的过程中，他问我，那个剧社为啥叫晚伶呢？
因为从导演到演员，我说，都是上班族，只有晚上才当伶人演戏。
啊，他说，有情怀。
那之前，我们坐在出租车里，他目光炯炯又一言不发，问他，他说他在想那出戏的结尾。
第二天，我原本想一直睡到自然醒，但八点不到，我就被肚腹里一阵响亮的咕噜声吵醒了，伴随着那阵咕噜声的，还有一种正在逐渐拧紧的绞痛，接着我就发现我真的拉肚子了，也确实是嗖的那种拉法。很快我就拉得浑身发软，头晕目眩，一切都和我给主编描述的一模一样。我超剂量地连吃了两包“泻停封”，但没什么用；拉到下午，我已经奄奄一息，甚至怀疑我会不会一直拉到死，但我想到傅昆得了尿毒症都活得好好的，我应该不至于。想到傅昆，我才又想到他的那出戏，于是给朱艺嘉打了个电话。
我大致介绍了下傅昆的情况，他的尿毒症，他没戴眼镜时做的那些梦，他在等待那些寻找偏方的人回来的过程中产生的焦虑和绝望，然后我才说到他的那个戏。
其实我觉得这个创意挺好的，我最后说，我甚至想，你们可以一三五演你们那一出，二四六演他这一出。你有没有觉得，这两出戏像一个圈，有种闭环的效果。
朱艺嘉估计是一面听一面琢磨，但又还没琢磨出一个结果来，所以开口时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你的声音怎么听起来像在说悄悄话，她说，和平时不一样，不过比平时感觉要诚恳些。
我拉肚子了，我说，可能是昨天晚上吃烧烤时吃到什么脏东西了。
大家都吃，她说，怎么就你一个人拉肚子？
我不想纠缠这个问题，就说，这我哪知道。
反正你和你们剧社的人商量下，我说，重点就是十万块钱的投资，但得由他来演。
你这个朋友倒是挺大方的，她说，不过这可是一出独角戏，一个人演，他这种从来没上过舞台的，怕是拿不下来。
也不见得是独角戏，我说，但心里知道她说得没错。如果戈多最后找到了那两个人，就不是独角戏了。
我先和我们导演聊聊，她说，聊完再回你。
隔了整整三天，朱艺嘉才回话。那时，我的腹泻已经止住，声音也恢复到正常分贝。
怎么样？我问，十万块钱值不值得为一个菜鸟牺牲一次艺术。
可能我因为止住了腹泻而过分欣慰，说话有点轻佻，朱艺嘉不高兴了，口气显得公事公办。
我们商量了，她说，钱不钱的没关系，我们哪出戏不是我们自己投资呢。我们的想法是，要排也可以，但第一，不可能让一个完全没经验的人上台，拿晚伶剧社的信誉冒险；第二，要去找另外两个人的也不能是什么戈多，理所当然还是叶子。你提的那个建议我们倒觉得可以考虑，就是一三五演两个人等叶子，二四六演叶子去找另外两个人。
你和你那个卖酒的朋友沟通下，她说，他同意，我们就排，不同意，就拉倒。
我被噎住了，很想给她解释一下，其实傅昆并不卖酒，卖酒的是他姐，他只是有十坛老基酒。但我又觉得一时半会的解释不清楚，只得任由她说声拜拜，然后挂断了电话。
我有点为难。刚开始，我想给傅昆实话实说，就说人家回话了，无论他拿不拿那十万块钱，都没他和戈多什么事。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他听了肯定不高兴，我为什么要让一个隔天就要透析的人不高兴呢？最后，我觉得与其我为难，不如让他自己去为难。我准备给他这样说：人家听了他的想法，觉得很有意思，但因为剧社没有专职的编剧，别的人又在排新戏，腾不出人手写剧本，加上又听说他是个写小说的，于是建议剧本由他本人写；剧本写好后，新戏说不定也就排完了，就算没排完，也可以推荐给另外的剧社排，比如一鸢。
我这样想，算是各方面都兼顾到了。他要是写不出来，自然怪不得我，要是写出来了，他又真肯出十万块钱，那我想看在钱的份上，当一桩生意做，总有人愿意把戏排出来，至于效果如何，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那天是周三，并不是他透析的时间，但我给他打电话，没人接，给他打微信语音电话，还是没人接。我继续打，到了下午五点，电话终于接通，我喂了一声，正要发脾气，质问他为什么不接电话，一个小姑娘的声音背书一样传过来，叔叔你好，叔叔在医院里，不在电话边。
我愣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那肯定就是傅昆家的小保姆，她嘴里的第一个叔叔应该是叫我，第二个叔叔应该是指傅昆。
据小保姆说，几天前，傅昆天快亮了才回来，把她从梦中吵醒，她起来问他要不要宵夜，灶台上的电蒸锅里还有一碗定时加热的小米粥。她说傅昆站在房子中间想了一下，说，那就给我端出来吧。但等她把小米粥从厨房里端出来时，发现傅昆已经晕倒在餐桌边。
叔叔回来之前我做的那个梦，小保姆说，我后来想着就觉得不吉利。
什么梦？我问。
我梦到叔叔没戴眼镜就到处乱跑，她说，跑了三十六个小时，然后掉进三板桥街一个水坑里，吞了好几口脏水。
我赶到省医院傅昆的病房时，那个小保姆也在，她看到我，欣喜地迎上来说，叔叔，刚才叔叔还问你又打电话来没有。
傅昆穿着一件浅绿条纹的病服斜靠在枕头上，精神和脸色看起来比我料想的还要差。我满怀愧疚，觉得虽然那天晚上是他自己半路又折回来找我，但归根结底还是怪我之前不应该拉他出来看什么戏。
这次太凶险了，他说，一天之内下了三次病危通知，比你们去吃的那家烧烤店还凶险。
我稍微松口气。他还能开玩笑，说明至少心情不错。
为了让他不错的心情再不错一点，或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住这种心情，我临时在给他说的话里添加了两项内容：一是晚伶剧社的导演居然看过他好几篇小说，而且激赏了其中一篇；另外，对他想自己来主演的创意，整个剧社的人都视为神来之笔，甚至建议，在写剧本时，把他的真实生活写进去，或者干脆说，剧本将以他的真实生活为依据进行创作。
他们的意思是，我说，你来演你自己的生活，而且就用你平时说的贵阳话，这已经不只叫本色出演了，叫本人出演。这样一来，就大大降低了对演技的要求，可以保证演出一定成功。
这样说的时候，我表面兴奋，实则心虚。我一面说，一面盘算这事最后该怎么收场，但一想到那十万块钱，我又踏实下来。
我说话的过程中，他始终闭着眼睛听，直到我停下来，他才猛地睁开，就像被什么吓了一跳。
现在中国最出名的导演，他说，你知道是谁不？
我知道他问的不会是电影导演，而是话剧导演，但在这方面，我稍微熟悉的只有孟京辉，于是说，当然是孟京辉了。
说完，我隐隐想起什么，掏出手机，在百度里搜了一下，发现孟京辉果然在一九九一年执导过《等待戈多》。
你看，我把手机凑到他眼前说，太巧了，这个孟京辉也排过《等待戈多》。
他从镜片后面难以置信地看我一眼，接过手机，手指不断滑过屏幕，突然停住，小声念出来：……同年，执导爱尔兰剧作家萨缪尔·贝克特的作品《等待戈多》。
没骗你吧，我说。
他把手机还给我，默了一会儿，问我，你说，如果我卖掉一坛基酒，能不能请到这个孟京辉来排我这出戏？
我懵了一下，想了想，说，十坛全卖了可能差不多。
但你又不可能十坛全都卖掉，我说，卖五坛，留五坛，剩下的看他同不同意分期付款，你家不是还有一款白酒品牌吗？可以一面卖，一面还。
十坛全卖了也不是不可以，他说，但还是有条件，而且不止一个。
你还敢给孟京辉提条件？我终于忍不住笑出来。而且还不止一个？
十坛基酒，他说，不可能只有一个对吧？
一个是得由你来演，我说，还有另外一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他停顿一下，我每次透析的当天晚上演一场，周六周日休息。就这么一直演下去，演到哪天我演不动为止。
说最后这段话时，我发现他口气好像不太对，眼睛里又出现了那天晚上我们在出租车上时的那种光。
我没敢接话，而他说完，又重新闭上眼睛。我等了一会儿，见他没动静，以为他睡着了，于是悄悄给一直脸色凝重地站在一旁的小保姆打了个招呼，小声说我准备先走了，让她照顾好叔叔。
但我刚转身，他又说话了。
你给那个孟京辉说，他说，我说一直演，他别被吓着，实际上我可能根本就演不了几场。
这话更不对了。我和小保姆对视一眼。
上次你写过一篇小说，他说，叫什么镇的戏剧艺术节，还记得不？
《艳红小镇戏剧艺术节》，我说，我自己写的，怎么会不记得。
但我确实不记得给他看过，当然，我也不敢绝对肯定没给他看过。
小说发出来了吗？他问。
前几天《江南》杂志的编辑说已经下厂了，我说，应该就是最近这一期吧，还问我要通讯地址、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之类的信息。
嗯，他说，小说男主角，那什么亚伟，最后失踪了，对吧？
对，我说，杨亚伟。失踪了。
我那出戏，他说，结尾我想好了，我也要失踪。
我没说话，等他继续说。
我先演着，他说，只要演得动，就演着，一直演到我哪天觉得演不动了，就失踪。
我还是没说话。
戈多最后不是要去找那两个人吗？他说，演得动的时候，我就从舞台上的一扇小门出去，表示我找那两个人去了，之后我又从咖啡馆大门绕回来，谢幕。演不动的那一天，我从小门出去，从此就再也不回来了。
再也不回来是什么意思？我还是没明白。你离开之后不再回到舞台上，直接回家，以后也不再演这个戏了，是这个意思吧？
不是，他说，你怎么就不明白呢？我失踪了，以后谁也不知道我在哪。
我捋了捋思路，一面捋一面慢慢说，你从舞台上的一扇小门出去，然后也不回家，一直不回，那之后你准备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他说，可能会去找那个偏方，也可能会找棵树把自己吊上去，到时候再说吧。
我猜他是不是在抢救的过程中遭了点罪，要不怎么尽说这些神叨叨的话。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拍拍他的胳膊说，等出院，你先把剧本写出来，慢慢写，反正又不急。
我哪能写什么剧本，他说，格式都不懂。你来写，反正你对我的情况也熟悉。我给你两万块钱的稿费，比你给我的高吧。
三万五，我说，至少三万，没这个数我不会动手。
那就说定了，他说，三万五。不过你得赶紧，我这个身体怕熬不了多久。
我准备告辞，那个小保姆也跟出来。
叔叔，她对傅昆说，我去送送叔叔。
到了电梯口，我见人多，不想挤，就让小保姆回去，说我想走楼梯。
但她又跟着我来到幽暗的楼道口，那里有两个人正围在垃圾桶旁边抽烟。
叔叔，小保姆拉拉我的袖子说，你真的要写那个演戏的东西？
怎么了？我问。
叔叔不怕叔叔演不动，她说，真的失踪了？
我笑起来，说，你跟着我原来是为这个啊。
他那是玩笑话，我说，当不得真。而且，我也要防着他生病心情不好，哪天真的不想活了，假装演戏，出去就不回来，甚至像他自己说的，找棵树吊上去，那还了得？我事先不知道他这个想法也就算了，知道了，还写本子让他演，到时候出什么事，他姐怕是不把我活剥了。他姐那么凶，我可惹不起。
对啊，她抚着胸口说，孃孃真的太凶了，每次来看叔叔，都要凶我一顿。
那叔叔为什么又说要三万块钱呢？她问。
反正我又不写，我说，就算要个十万八万，还不都是作不得数的事？
这样啊，她再次抚着胸口。
但叔叔一直不写，她问，叔叔不会等得焦心吗？
我总有办法拖着不写或者老是写不完啊，我说，你放心。再说，你觉得是让他等得焦心好，还是写出来，他真的走了就不再回来好？
当然是让他一直等得焦心好，她说。
所以，我说，那你还有什么好焦心的呢？
【作者简介：戴冰，作家，现居贵阳。主要著作有《月的暗面》《虚构的灰》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