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何以现代 ——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当代文学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闪耀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真理光辉，是指导新时代文化建设和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纲领性文献。十年来，广大作家艺术家深入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实践中展开丰富多彩的艺术创造，以一大批反映人民真实心声、展现时代恢宏气象的优秀作品，共同绘制了新时代文艺星空的灿烂图景。中国作协创研部与《文艺报》即日联合推出“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十周年”专栏，邀请专家学者、作家艺术家撰文，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深刻影响，全面梳理十年来文学艺术领域的新气象、新成就，回顾总结新时代文学艺术高质量发展的基本经验，推动广大作家艺术家在新的起点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谱写新的时代华章。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本期刊发南帆的《文学何以现代——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当代文学》一文。南帆在文章中着重分析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文学话语所要承担的重要职责,并认为文学话语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将由审美意义体现。 ——编 者
从“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
当代文学内在交织于历史之中，如同一个有机的文化器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与一个灼热的命题劈面相遇：中国式现代化
相对于公认、稳定的中国古典文学，当代文学边界开放，众声喧哗，作品数量庞大，褒贬不一的激烈争执时常超出纯粹的文学与学术范畴。这种状况可以追溯至“当代”概念。如同学术界曾经广泛考察的“现代性”，“当代性”（contemporaneity）也包含多重复杂的含义。尽管如此，所有的人无不承认一个初始的含义：“当代”表明我们置身的时代。无论如何划分“当代”的历史起点，我们置身的时代始终从属于这个段落。划分“当代”的目的不仅是设立与确认一个统一的时间坐标，更重要的是建造一个统一的立体历史环境：从民族国家、社会制度、生产体系、经济基础到文化与意识形态，这些层面共同围绕“当代”组织成一个结构独特的场域，各种观念与问题回旋于周围，与我们同时共处，息息相关，彼此互动。这时，当代文学并未从生活之中剥离出来，成为一个超然独立的“文化特区”，供应一批象牙塔里的学者专心研究；相反，当代文学内在交织于历史之中，如同一个有机的文化器官。在这个意义上，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与一个灼热的命题劈面相遇：中国式现代化。
现代化可以视为一个历史悠久的主题，尽管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或者文化圈曾经分别给予不同的表述。很大程度上，一个社会现代化追求的内容即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经济产值、社会制度、军事国防、医疗卫生、科学与技术的发达程度以及文化艺术的水准，现代化可以分解为各个层面成文或者不成文的指标体系。通常情况下，工业社会被视为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从物质财富的生产、交通运输体系、从事文化传播的大众传媒以及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工业社会的巨大生产力不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财富，也深刻地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关系。由于大规模生产体系形成的生产组织、统一的产品标准、全球化市场以及严格的人事管理、声势浩大的产品宣传、科学技术的持续突破，古老的农业社会逐渐退隐，社会关系的协调与重组保证了工业社会高效运转。尽管各个民族国家驶入工业社会快车道的时间先后有别，但是，现代化的历史目标始终显现出强大的吸引力。
尽管如此，一个重大的历史问题终于在强大的吸引力背后逐渐显露出来：各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路径是否只能相互复制？这个历史问题通常由两个方面组成：首先，若干先行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遗留下某些刺眼的缺陷，例如巨大的贫富悬殊，物质与精神的失衡——物质的异化与精神的虚无联袂而至，过度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如此等等。其次，各个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人口结构、国土面积迥然相异。能否根据本土的状况选择自己的跑道？
“中国式现代化”显然包含了对这个历史问题的思考与回答。这是一个内涵充实的命题。中国式现代化首先将中国的十四亿多人口纳入视野。换言之，各个层面的现代化标准并非仅仅覆盖一个狭小的区域，而是惠及十四亿多人口分布的广阔地域。与人口众多相互联系的问题是，避免贫富悬殊的陷阱。由于市场经济体系与资本逻辑的特征，财富并非均匀地撒向每一个社会成员，贫富分化很容易成为经济运行的伴随现象。如何阻止贫富分化现象滚雪球一般迅速扩大，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提出吸收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包括分析、总结各种激进的社会实验。“现代化”目标的确立表明，不再考虑以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均贫富”，甚至不惜以“玉石俱焚”的形式破坏社会生产体系，而是注重提高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在“做大蛋糕”的基础上合理调节社会财富分配制度，从而使“现代化”显现出普惠性质，努力促进社会的公平。先行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经验证明，物质财富的增加并非必然转化为精神的富有，对于“人的全面发展”说来，物质与精神二者的协调正在成为愈来愈重要的使命。当然，中国式现代化需要一个安全的自然环境与国际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与民族国家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文学话语所要承担的重要职责
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蓝图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学话语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将由审美意义体现
不言而喻，如此壮观的历史蓝图需要庞大的支持系统。除了高效运转的社会管理网络与强大的物质生产能力，各种类型的话语体系同时提供广泛的精神动力，譬如经济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经济话语阐述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及其规律，涉及资源、利益、分配、市场、商品、消费、货币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经济话语的活跃与现代社会经济活动占据中心位置的状况密切相关。科学技术话语不仅提出各种自然构造的学说，而且促使这些学说转化为可供实际运用的生产技术，从而极大地提高社会生产效率。作为现代社会的“催生婆”，科学技术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更为深刻的意义上，科学技术话语依赖的理性精神同时是现代化展开的认识基础。换言之，科学技术话语的理性精神不仅造就各种技术产品，而且延伸到社会管理乃至历史判断领域，成为凝聚各种共识的前提。相似的意义上，当代文学必须重新反省一个问题：文学话语将在这个庞大的支持系统之中承担何种职责？
文学话语之所以演变为一个独立的文化门类，自觉负担历史的重大主题是一个重要原因。“诗言志”这个命题可以视为古人对于诗的特殊期许。尽管不是所有的诗人都愿意将诗歌作为志向的寄托，但是，“言志”很早成为统摄诗学的一个核心命题：“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序》）很大程度上，“志”的严肃性质是诗歌从自发的抒情形态晋级为固定文类的重要原因。“文以载道”可以视为另一种特殊期许，所以，《典论·论文》对于“文章”的评价是：“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无论诗或者“文”——逐渐清晰的审美性质并不是文学参与历史的障碍，而是文学独一无二的资本。文学视野的“历史”设定了美学的视角。恩格斯曾经对文学仅仅充当“时代精神的传声筒”表示不满。放弃美学的标准，历史的标准也将同时落空。五四新文学之所以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段落，启蒙与强烈的审美意义是彼此呼应、相互成就的两个方面。对于当代文学说来，这种认识获得了文学史的反复证明。中国式现代化的命题如何重新照亮当代文学？当代文学如何围绕这个命题重新集结？文学又一次参与历史的时候，所谓的“现实主义”不仅包括及时的记录与再现，而且包括强大的审美追求。
这时，人们有理由对所谓的当代文学提出一个相对宽泛的认知。首先，当代文学由人们熟悉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组成，电影、电视节目、网络小说、小视频可以视为当代文学的“新生代”。由于大众传媒、互联网以及手机的普遍使用，“新生代”赢得的关注时常超过了传统文类。当代文学的大部分内容取材于当代生活。从乡村面貌的变革到都市白领朝九晚五的忙碌日子，从企业、校园、军营到矿山、科研机构、国家机关，当代文学的辐射范围几乎无远弗届。当代文学不仅再现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种火热场面与可歌可泣的动人情节，也包含对于各种难题的积极探索，譬如公平与效率的权衡，市场经济与法律，腐败的滋生与反腐败的艰难，如此等等。必须指出的是，当代文学包括相当一部分并非取材于当代生活的作品，譬如历史小说。历史小说的主人公生活在另一个时空，但是，由于作家的盛情邀请，他们抵达“当代”，他们的恩怨情仇在当代社会激起巨大的波澜。如果说，传统的历史小说时常以长篇小说的形式问世，那么，现今的历史人物时常出入电视屏幕。许多电视连续剧来自历史小说的改编，电视产生的反响可能远远超过纸质的原著。按照故事发生的年代，许多武侠小说也应当纳入历史小说的范畴，那些热衷于查访武林秘籍或者参与华山论剑的大侠无疑生活在遥远的古代。时髦的“穿越小说”是不是正在制造某种挑战？小说的主人公从当代穿越到清朝或者宋朝，这种构思破坏了历史与当代的固定边界。相对于历史小说的陈年往事，科幻小说的时空往往设置为未来。只不过未来的星球大战或者机器人发生叛乱这些想象来自当代的作者。这时，当代文学的“当代”更多指向作者——当代作者的各种作品无不从属于当代文学。可是，当代文学范畴之外，另一些文学作品可能对“当代”的文学生活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经典文学。又有多少当代文学有资格与唐诗、宋词或者《红楼梦》相提并论？因此，当人们开始注视“文学生活”这个更为开放的概念时，舞台上的当代文学与经典文学比肩而立。无论是取材的范围还是作者身份，经典文学并非“当代”的产物；经典文学之所以历久弥新，甚至成为当代文学不可代替的范本，文学话语的审美意义显然是首要原因。经典文学跨越不同的历史时期与当代文学相辅相成，审美意义构成二者之间的公约数。
我想指出的是，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蓝图支持系统的组成部分，文学话语的很大一部分作用将由审美意义体现。文学对于各种历史情景的再现远远超出记录的功能，审美意义带来的激情、亢奋、血脉偾张或者伤感、悲哀、慷慨豪迈将冲击、改造或者修补人们的精神结构，从而塑造更为健全的现代主体。如果说，历史著作的记录带有客观、完整、全面、翔实的特征，那么，文学话语的分工强调审美意义。一个人白天的大部分工作时间投入经济建设或者科学研究，晚间休息之际阅读文学作品或者收看电视节目；然而，文学以及电视并非工作间隙娱乐式的精神按摩，而是以审美的方式潜移默化地重塑精神世界，甚至深入至无意识层面。尽管物质财富可以证明经济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的意义，但是，作为精神世界的设计与生产，文学乃至人文学科并非“无用”，文学话语与经济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具有同等的分量。
审美愉悦内在地激励人们打开视野
审美的愉悦不知不觉地将人们带入理想世界的想象、理解与接受，这时的审美隐含进一步改造世界的精神萌芽
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启蒙主题即是塑造现代主体，“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品质，那么，中国式现代化命题具有更为复杂的语境。一些先行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开始暴露出各种弊病，例如资本主义文化的分裂。正如社会学家指出的那样，“个人”曾经在市场的开拓之中产生重大作用，然而，现今的经济组织行为已经与现代艺术中激进的“个人”分道扬镳；理性精神曾经是现代化的思想武器，可是，现今这种理性业已同时摧毁反思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另一些理论家开启了对“现代性”的批判。按照韦伯的概括，“现代性”表现为理性化的经济生产与管理，“祛魅”的世俗文化以及科层体制、法律制度构建的行政体系，如此等等。尽管“现代性”对于物质生产与经济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但是，现代社会逐渐演变为一个庞大的压抑体系，一个令人窒息的“铁笼子”，社会成员正在丧失各种传统美德，丧失内心的丰富维度从而成为一种“单向度的人”。这些理论家察觉“现代性”的内部矛盾，并且区分为“资产阶级的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他们站在“审美现代性”的立场上质疑、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性”，力图将“单向度的人”从单纯的物质财富追求与精于计算的市侩哲学之中解放出来。这时，审美所具有的激情、浪漫、诗意、崇高与高蹈的情怀、抛弃功利的献身精神无不纳入“现代性”批判的武库。
席勒曾经提出一个设想：借助审美弥合人类天性的分裂。由于现代社会的急速运转，社会的等级、分工、不同的产业与职业破坏了古希腊那种均匀的古典生活；个人如同小小的碎片停留于一个固定的位置，理性与感官、劳动与享受、手段与目的都相互脱钩了。在他看来，游戏冲动才能平衡二者；只有进入游戏状态，摆脱各种强制状态，人才会成为“完全意义上的人”，席勒心目中的游戏即审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尔库塞强调审美作为感性改造的起点。反抗资本主义压抑体系的时候，马尔库塞持续关注感性改造的意义。他的理论设想之中，“新感性”是造就新人的必要前提，这些新人才能成为反叛资产阶级的主体。这种理论链条之上，审美与社会革命产生了内在联系。这时，所谓的审美并非仅仅视为一种特殊的才能、一种奇异的感觉或者一种高雅的艺术修养，而是一种主导生活的原则。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同样是将审美提高到生活信念的意义上。审美的愉悦感受通常表现为一种精神状态。尽管与这种精神状态对应的是文学作品，但是，文学作品内部业已包含理想的世界模型。换言之，审美的愉悦不知不觉地将人们带入理想世界的想象、理解与接受，这时的审美隐含进一步改造世界的精神萌芽。
充裕的物质财富无疑是现代化的普遍标记，“现代性”对于经济话语的崇尚带有很大的必然性。现代化意味着各种生产条件空前完善，物质财富魔术一般涌现，商业高度繁荣，人们的生活可能在短期之内迅速改善。这一切可能无形地带来社会性的价值观念转移——物质利益或者金钱成为衡量所有问题的尺度。进入经济学专业知识范畴，“经济人”作为一种标本构成基本的预设：“经济人”假定经济活动的主人公始终秉持理性态度，经济活动的目标是物质利益最大化。无论是购买一个杯子、一辆汽车还是一幢房子，商品质量相同的前提下，低廉的价格必定成为人们的选择依据。如果说，“经济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人格原型，那么，社会范围的另一些人格原型远远超出了经济学范畴，例如各种仗义疏财的性格，或者看破红尘、散尽万贯家财，甚至对于逐利行为表示不屑与不满。许多民族文化之中存在节欲自重、蔑视财富的观念，防范过度敛财形成的危害。各种宗教学说之中，信徒的修行通常包含对于世俗金钱的拒绝。如果说，创造物质财富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现代社会不得不警觉问题的另一面——物质财富成为唯一的目标。作为经济话语的抗衡，人们可以在社会文化之中察觉各个类型话语体系的作用，譬如伦理道德追求善与正义，社会学或者法律追求公平、公正，政治学追求各种制度保障。文学话语的作用是，审美愉悦内在地激励人们打开视野，展望另一些令人心仪的人生。
传统的赓续及虚构带来的“飞翔”
对于当代文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以“可然律”与“必然律”的逻辑方式显示出历史内部的强劲力量
现代化的一个显眼特征即是文化传统的衰微乃至中断，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甚至出现深刻的鸿沟。文化传统仅仅在经济话语之中占据很小的份额。全球化市场体系的扩张正在逐渐攻陷地域文化的堡垒，商品的标准及其质量认证普遍遵从国际标准；经济活动的趋利避害不再依赖文化传统的内部资源，而是关注共时空间的种种利益博弈。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形成全球文化同质化倾向。全球文化同质化的另一个推手即是科学技术话语。作为科学技术对象的自然界不会因为各种文化传统而改变；科学技术的各种结论不接受各种文化传统的干扰。如同生物品种的大幅度减少，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也将带来巨大的风险。这不仅形成文化认同危机，削弱文化竞争与创新能力，同时，一种文化的失败往往即是人类的整体失败。相对于经济话语或者科学技术话语，文学话语更为古老；负载更多的文化传统信息。哪怕穿插在投资、利润或者手机、互联网之间，李白或者杜甫仍然令人怦然心动。文化传统借助文学话语的审美一次又一次复活，揭示出一个民族精神的来龙去脉。商品、科学技术迅速全球化之际，现代社会的文化传统脐带很大程度上寄托于文学话语。现代社会展示的城市、建筑、街道、服装以及饮食系统、交通工具、政府机构、医疗卫生愈来愈相像，这时，文化之中的民族基因成为保持现代化活力的重要因素。
相对于科学技术话语所追求的“真”，文学话语的虚构显得奇怪而费解。由于现代性的“祛魅”，众多古老的神话传说或者传奇寓言丧失了存在的基础。历史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考证，摄像镜头记录真实的影像资料，这时，虚构不再是真相匮乏之际的临时替代品，相反，虚构是文学话语的主动行为，并且获得道德免责的特权。如果说，文学作为生活一面“镜子”的隐喻众所周知，那么，虚构——文学的另一面——似乎没有赢得理论的足够重视。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虚构往往与匮乏以及欲望联系在一起。解释文学话语为何要虚构的时候，人们可以追溯到“乌托邦”概念。“乌托邦”可以形容生活所缺乏的内容，同时，这些内容寄存了人们的向往与渴望，甚至是人们的信念与理想。现代社会如同一个斑斓的梦幻缓缓降临，但是，光滑的物质表象并未淹没“乌托邦”想象。文学的虚构表明，人们的精神始终存在更高的目标与不懈的追求。即使物质财富的需求获得满足，人们的精神也不会随之停顿，“诗与远方”始终以虚构的形式发出召唤。当然，正如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富有历史意味的命题，文学话语与历史语境的联系决定虚构飞翔的领域。通俗的大众文学指向了娱乐，虚构往往按照欲望的简单逻辑展开，香车宝马，万贯家财，武功盖世，吉人天相，这时的“乌托邦”将以个人“白日梦”的形式出现；严肃的文学将欲望交付社会裁决，历史逻辑决定欲望实现与否。亚里士多德强调文学虚构的内容是“不可能发生但却可信的事”，“可信”通常取决于与历史逻辑的吻合程度。我曾经在另一个场合指出现实主义经典文学的虚构特征：“对于《水浒传》《红楼梦》或者《哈姆雷特》《战争与和平》这些作品说来，每一个主人公的信念、理想乃至小小的人生愿望无不进入既定的历史氛围，接受种种社会关系的权衡。否则，天马行空的虚构不可能获得任何有效的呼应。这时，精神分析学的轴心概念‘无意识’必须扩大为社会无意识。‘无意识’叛逆仅仅是‘快乐原则’带来的冲动；然而，社会无意识掀起的革命能否赢得广泛的回响，历史逻辑构成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结合弗洛伊德与亚里士多德的术语，社会无意识的浮现必须符合‘可然律’与‘必然律’”。对于当代文学来说，中国式现代化正在以“可然律”与“必然律”的逻辑方式显示出历史内部的强劲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蓝图敞开一个宏大的视野。各种话语体系的交织与互动之中，当代文学是一种最为活跃的话语体系。作家不仅具有独特的视角与聚焦，独特的审美传统与文学形式，同时，他们还可能遭遇崭新的历史内容，遭遇前所未有的情节或者主题。只有充分意识到历史正在进行的巨大跨越，才能校准当代文学的方位，尽可能提供“文学”独一无二的发现。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