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

我靠幻想和谎言为生。一直以来，那些苦心孤诣编织起来的故事并没有让我丰衣足食，如果单靠它们，我早就饿死了。大概，我指的是精神上的生存。如果有一天，那些五彩斑斓的羽毛不再在我的头顶飘来飘去，或者我停止了去捕捉它们，那么我和一具行尸走肉无异。是的，我热爱创造，我交出的故事全部关乎一个宏大的主题——“爱情”。阴差阳错的、千难万险的、百转千回的……自己差点被感动了。你可能会说：“连作者也认为那不过是一个个谎言，却仍然写出来欺骗读者，实在太不负责任了。”朋友，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作者必须讲事实，况且，人们干的好多事儿可比这离奇多了。现在，我必须睡觉，必须做梦，以便继续我的幻想和谎言。

每天早上，城市就是这样，陡然之间，因为鸟鸣和轮胎擦地而有了声音，因为树顶照过来的阳光而显现出每一条街道、每一幢闪闪发光的大楼、每一张行色匆匆的面孔。很快，更多的汽车在马路中间游动——顺着规定的泳道，采用相同的泳姿。它们时不时发出呐喊，追赶一个个绿灯，并把一棵棵树、一幢幢建筑甩在身后……任由大家竞争吧，我可起不来。我还要赖一会儿被窝，再懒洋洋地下床吃早餐。如果没有什么胃口，就灌上一大杯咖啡，提提精神用来看书、写作。听起来很美好对吗？也不完全是这样的。我妈妈觉得，这种离群索居的状态过于怪异，但她毫无办法。她阅读我所有的小说并恰当地保持缄默，她会给我钱，但我不要。我有办法寻点经济来源，用以支付房租、水电费……至于食物和衣服，我并不挑剔。我不认为我的外表配得上那些华丽的衣物。不过，我一向吃得很好。眼下，冰箱里有4只完整的猪肘子，16颗四喜丸子又大又圆，还有错综复杂缠在一起的一对烤鸡，面对面亲嘴的两张猪脸，再加上半瓶葡萄酒。总之，冰箱满满当当的。你可能会猜到它们的来源——这一定是去打劫宴席了。还真猜对了，我一向是节约主义的践行者。这样一来，我得告诉你我的另一个身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某种意义上，这个身份养活了我的肉身，让我的精神得以时时更新、时时生长。

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点开手机里的群组消息，一条一条往上翻，看到了李姐在凌晨发布的群公告：

时间：9月30日—10月1日

地点：蓝岛市新区蛤蜊大道27号美港花园

人员要求：B级职工及以上；A省人，最好是东部区域；24—28岁（虚岁），26岁的不要；身高157cm—162cm；不宜过胖，肤色黑点会优先录用。

待遇：红包800元，伴手礼>500元，接亲小红包凭自己本事多抢多得；包来回路费、一晚住宿费、两顿简餐、一顿婚宴。

报名截止时间12点整。老规矩，按报名顺序筛选四名合格人员，名单晚8点左右公布。祝大家好运连连！

这个群组里，全是未婚姑娘，一百来号人，流动性挺大。群主李姐，真名叫李红蕙。她注册了个正儿八经的公司——连连红婚庆有限公司，对外宣称承接各类大型婚礼，实际上那些案例都是在网上请人做出来的。要我说，“连连红职业伴娘出租公司”这个名称更妥帖。

这次待遇不错。底下的接龙名单倒没有像往常似的排很长，只有两个人报名。我看到“蛤蜊大道”四个字时，犹豫了一下，还是把自己名字接了上去。我爸妈就住在蓝岛新区，离蛤蜊大道不过几条街。我要步大禹的后尘了——三过家门而不入。

打开电子日历，我发现9月30日那天恰巧是农历八月十五——团圆的日子，难怪大家不去接龙。

我给小禾发消息：“快看群消息，报名吗？”半分钟后，我又追加一条：“不回家的话就报名吧，一起发财。（笑脸表情）”

小禾回复我：“这次不报名了。”

“为什么，你又不回家，能去哪啊？”

小禾回复了一个“抱拳”的表情。有时候我真讨厌这些聊天表情，本来是用来调节聊天气氛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演变成了一种“不可言说”，还得让人去猜。

她还在生我的气吗？我盯着手机屏幕，暗暗骂她：“真是个小心眼。”越想越憋屈，我把她从消息置顶栏里移除了。

小禾是我在给前同事当伴娘时认识的。她是租来的职业伴娘。我当下怪叫道：“还有这操作？”前同事一通埋怨：“老家表妹临时有事，来不了了，三缺一，只得抓紧时间租一个。”我私底下问她：“得付多少薪水？”她伸出一只缀满宝石的手。我双手抓上去，仿佛抓住了一把致富的钥匙。

那时，我毕业不过一年，租住在港城市区边缘的一片城中村里，整日埋头写小说。不贵的房租、简便的饮食、接近于零的社交……日子过得清淡，也捉襟见肘。原因在于，行业不景气，我水平也有限，赚不到钱。回望毕业最后一年，秋招春招，我投出去数十份简历。因为学校和专业不错，我接到过几枝橄榄枝。良禽择木而栖，我入职了城北的一家民营企业——园林环卫劳务公司。

综合部的魏副部长是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他安排我负责公众号运营：“你不是擅长写作吗？这活儿你肯定没问题。”我也觉得绰绰有余。入职后，我发现根本不是那回事。公司公众号的文章全是一个套路，里面的领导像天神下凡，无论什么事情都能作出重要批示甚至亲力亲为：处理洒水车喷溅到行人的纠纷啦，大雨天现场指挥借力刷路啦，破解向阳路花木被偷一案啦，表彰老环卫工拾金不昧啦……我一边码字，一边替领导累得不行。有时候，我想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比如把文章标题改得俏皮一点，以收获更多的点击量。但魏副部长在审核的时候总是皱着眉头，“保险起见”——这是他的口头禅。保险起见，我遵从了公司公众号文章的一贯风格，固定好通用的结构框架，筛选出常用句子，远离敏感词。这份工作逐渐让我麻木、厌倦。

我辞职了。魏副部长没有多作挽留，临走时，他暧昧不明地说：“我知道你有才华，要当大作家，好好写，前途无量。”他声音不大，但办公室里的人都听见了。有时候，情绪比音量更能加强话语的传播效果。我抱着那盆养了四个月的虎皮芦荟默默转身。穿过大门起降杆旁边的侧门时，我隐约听见门卫亭里的两个保安正低声讨论着我：“瞧，这就是那个‘才女’，脑子不好了……”

我也尝试过其他工作，无非是办公室文员、行政秘书一类的。我一辈子与文字结缘，但这些工作统统无疾而终。那次我重感冒，烧得半死不活的，裹着毯子跪在热水壶旁边，等它烧开。顺着墙上一条裂缝，我抬头，发现整面墙壁早已缝隙丛生，墙皮一块块剥蚀、掉落，岁月无情啊！我突感一阵心悸——多久没有做梦了？我的想象力如同昆虫蜕皮后留在地上的干瘪外壳，笔下文字恰似静脉血管在逐步硬化，爱情故事拉开了模式化进程——女主人公从外表到内在千篇一律，故事结构也像一个月饼模子刻出来的，啪嗒一个，啪嗒一个，索然无味。

这时，月亮一芽芽地“圆”进矩形窗户里。雪白的月光照进房间，照在我身上，照得我如此虚弱，又如此洁白，好像一旦月亮游走，我也会随它而去。这世间还剩下什么我所在乎的事情呢？我觉察到自己使命重大，从事那些“没水平”的工作，实在是亵渎理想。我要编织故事，我要建设精神长城。从此，我为它活，为它死，我相信自己天生就是个小说家，干别的简直要遭天打雷劈。

这份自信随着银行卡余额的递减而变得后劲不足，我开始为下个月的生存而焦虑。屋漏偏逢连夜雨，房东太太给我发消息：要集中供暖了，先交上来两千元取暖费吧，多退少补。我盯着文字后缀的那张龇牙表情，不禁怒火中烧，它像在嘲讽一个只配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人。我一向体寒，立秋刚过就铺上了电热毯，没有谁比我更渴望温暖了。在寒冷中，我无法伸出手翻书、握笔，甚至思维也被冻僵，只能像一只变温动物似的进入冬眠模式。很多人往往低估了水电暖带来的安全感，因为他们从未被剥夺过。他们一打开水龙头就有温水刷牙，充电线另一端的手机吃得饱饱的，搭在暖气片上的袜子洁净而干燥……而我所处的这片城中村，停水停电是常事，原因无非是线路老化、管道改装之类的。信息闭塞的我总是收不到提前的一声通知，结果就是经常顶着满头泡泡在浴室练习高音。没有基本的生存环境，何谈理想？这笔取暖费，无论如何我也得交上。

我开始为两千块取暖费而奔波。我加了各种短期兼职群，发传单啦，车站接人啦，送餐啦……不仅钱少，还不好抢。我低估了当代大学生们自力更生的热情。信息一经发布，他们就如饿狼一拥而上，偶尔给我剩点残羹剩饭。

我记得那天出奇地冷。电视台预报寒流来袭，之前都是虚晃几枪，没想到这回说来就来。城北几个山包，已不像夏天那般蓊郁，它们瘦了，也老了，灰蒙蒙的，像笼着一层冰雾，仿佛在某个与风雨双煞的决战之夜铩羽而归，从此一蹶不振。风从山上筛下来，见缝插针地梳理着两路洋槐，吹落一地扁圆的树叶。我裹着半新不旧的大衣，站在一家旧商场门前发小广告。粉红色的册页，装帧简单。封面印着一个温柔美好的女性，头戴护士帽，双手捧出一颗“红心”——呵护女性健康。内页部分是某医院的妇科广告——20分钟，随治随走，不影响上班。与成捆的小册页一起装在深蓝色手提袋里的，还有一包包的迷你纸巾——分发册页的时候也分发纸巾，这样一来，能使更多的行人手心朝上。

有位自称王经理的黑框眼镜男对我们几人进行了简单培训。他要求我们不能随意丢弃册页——会有人进行监视、罚款，要前后长眼，别被抓了；学会寻找目标用户——年轻女性，不能是珠光宝气的那种，她们不会到这种医院来的。

天空像蔬菜大棚上的那层膜布，灰蒙蒙、沉甸甸地往下坠，让人透不上气。街道上，来往的年轻女性少得可怜。大半天过去了，我的深蓝色手提袋还是鼓鼓囊囊的。有点眼冒金星，我还没吃中午饭呢。卖烤红薯的大娘在不远处的石墩子上坐半天了，香气呼呼地往我这边飘。圆筒状的烤炉低调地泛着铁锈红，那是烈火沉淀下来的颜色。它让我联想到烤红薯表皮——那黏腻的灰尘颗粒感和撕扯下富有韧性的流畅感，多么诱人！一只烤红薯大概十来块钱吧，我这一天站下来能挣八十，狠狠心也配得上买一只。正这样想着，一转头发现大娘推起小车要离开了。我愣是没上前。

饥饿令我虚弱，寒冷致我抑郁。渐渐地，我眼睛里筛选出两种人——年轻女人和无关人。后来，无关人也变得有关了，因为年轻女人实在少得可怜，谁会在这么冷的天跑出来逛街呢？我只好给男人发起了小广告。有位老大爷看了看册页，又捏了捏那包薄薄的纸巾，问我能不能再给他几包。我给他了。

我拖着两条腿回出租屋的时候，天很黑了。巷道里三三两两亮着灯，烘托出一个颓靡的暖橘色之夜。打一家家玻璃门往里瞧，里面跷二郎腿坐着的都是我的目标用户——年轻女人。要是再赚不够钱，我也得坐到里面了。

所以，我牢牢抓住小禾这根救命稻草，求她渡我上岸。

二

朋友，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女性之间难有真正的友谊。她们总是在互相挑刺儿，明里暗里嫉妒、竞争。男性之间就简单多了，他们没有那么多复杂情绪，条条大道通向“利益”。他们不会因为兄弟昨晚出去跟别人喝酒了，就滋生不悦、怀疑、隔阂……女性恰恰相反，她们臂弯里时不时要挽上一个新朋友，来向旧朋友传达一些隐晦的含义。但是，你永远猜不到哪一天，或者哪个时刻，曾经被疏远的旧朋友，又好到了和自己共用一支口红的地步。总之，在女性的世界里，一切莫名其妙的。

我以此解释为什么我的身边缺乏女性好友。小禾表示赞同。

和小禾成为好友，是件危险的事情，但它发生了。高度的相似性让我俩惺惺相惜，并随时被摆在一起做比较。相貌、年龄、教育背景、经济状况……连连红婚庆公司的李姐开玩笑：“你俩像双胞胎，完全可以捆绑出租，价格更高。”

李姐这样说，是基于一位新娘在公司APP上对我俩做出的好评。溢美之词长达1000字，还配了图。尽管大部分精修图只有新娘一个人，她美得令我怀疑自己是否参加过这场婚礼。在一张合影里，我和小禾扎着丸子头，穿着粉红色的伴娘纱裙，一左一右依偎在新娘身侧，微微含笑，神态温和——看上去既端庄得体又不至于喧宾夺主。这条评价被公司作为宣传案例放在首页置顶展示，而写下评价的新娘获赠千元陪嫁礼包。

那是我第一次做职业伴娘，与之前给朋友做伴娘的感受截然不同，因为和新娘不够熟悉，因为存在雇佣关系，因为怕被指摘……我清楚记得当时内心的慌乱。新娘是隔壁城市的，方言略有差异，小禾提前教会我把声母为JQX的汉字发音全部带上挑舌。我们明明可以讲普通话，但说方言会让我们看上去不像是租来的——这是一种职业精神。

在婚礼前一天，我们到新娘家，就婚礼相关流程进行了简单彩排。晚上，小禾带我抵达酒店。入住后，我们发现新娘订的是“家庭房”：一个主卧，一个次卧，还带一个逼仄的客厅。两间卧室已被两个陌生女孩分摊了。交谈后得知，她们俩是新娘的大学室友，也来做伴娘。

“我还以为只住俩人呢。”次卧里的女孩撇了撇嘴，将行李搬进主卧，接着给前台打电话，要求加被子。

我和小禾挤进次卧。无窗，灯一关，两眼一摸瞎。

“咱们开着灯睡吧。”我小声说。

随着开关吧嗒一声，麦芒似的光线刺透眼皮，雪白一片。

“关上，还是关上吧。”我叹了口气。小禾又伸手去按开关。

“闭上眼，别多想。明天有得忙呢，快睡。”黑暗中，小禾的声音像一线烛火，我多想让它再燃一会儿。

凌晨四点，闹铃骤然作响。我被吓得浑身一哆嗦。坐起，摸眼镜，穿衣，穿袜子，将头发胡乱地一挽，一气呵成。当我揉搓着眼睛走出卧室时，发现主卧里的其中一个女孩竟然裹着被子，蜷在沙发上。

“怎么在这儿？”

“那位磨牙。”她脸上兜着一对黑眼圈，语气不佳，神情怨怼。

我还想说点什么，但小禾在身后推我：“快去洗漱，别磨蹭了。”我隐约感觉，今天的活儿不会轻松，不只是劳我筋骨，可能还得苦我心志。我挂着一嘴牙膏沫儿，看向镜子里的小禾，她已经在喷化妆水了。

另外两位伴娘动作太慢，我们没等。反正她们不是“职业”的，不怕被扣钱。

天黑乎乎的，冷气从两扇肩胛骨往里渗。我听见靴子撞在地砖上，发出扑扑的声音，像踩着一只只水袋。我得时刻提防别被绊倒。夜幕下，世界并非全然寂静，偶尔会有汽车驶过。我们还碰到一辆摩托车，后座上毫无意外地蹲着一只方形保温箱。

发嫁房是新娘的卧室。摄影团队和化妆师比我们早到。化妆师是个年轻女孩，短发白衫，不苟言笑，也可能是某些表情还没“睡醒”。在惯性的驱使下，她手脚麻利而有条不紊地忙碌起来。她将一只银色的化妆箱放平在桌子上，打开，一面是镜子，一面是堆满瓶瓶罐罐的化妆台。就在她将各号粉刷排列出来的空当儿，箱子的四只万向轮甚至还在空中转动着，好像这儿并不是它们的目的地。

我和小禾打起精神，一边陪新娘聊天，一边收拾新房——尽量关注更多的细节。毕竟，李姐会进行售后回访，而我们的服务质量就在新娘的唇齿之间。第一次做职业伴娘，我更得好好表现。我看见墙上的几枚喜字因为是绒布材质的，与胶带粘连不牢，摇摇欲坠，于是踩着凳子重新固定了一遍；房间里的红气球数量不够多，我拿充气筒打了一些。“呀！”小禾叫着，像被什么鸟啄了一下——她发现伴娘服有问题——走路时，裙摆总在两腿间皱成一团，必须不停地把它扯平。

“是新的伴娘服，没人穿过，不然早被淘汰了，”小禾说，“我打电话问问。”最终，婚庆公司答应安排人过来，更换别的款式——起码不能是试验品。

“化好了，完美新娘。”化妆师将粉扑放进收纳盒，工作暂告一段落。她并没有找个角落稍作休息，从始至终，她妥帖地游走于镜头之外，但目光始终追随新娘。她要跟妆整个仪式，比我们还要辛苦。

另外两个伴娘终于来了。我以为她们之间会勾起不悦，要先埋怨一阵儿，比如昨晚的房间安排与磨牙事件，比如迟到。但是没有。她们很自然地分坐新娘两侧。看得出来，她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可能只是曾经，但足够了。她们谈论起上大学时的趣事：专业课老师、成立乐队的男同学、滑板社团、告白现场，还有地下街那家好吃的关东煮……新娘说一会儿，笑一会儿，努力抓取更多的细节，好将它们装进一只记忆罐子里，密封、珍藏。在往后的时光里，只消将耳朵贴近罐身，听一听便觉得满足。

摄像机对着我们一阵咔嚓。我和小禾就是两个陪衬，插不上话，只能咧着嘴笑，将手搭在新娘肩膀上，或者去整理新娘的头发丝儿，佯装出关切的神情。

“看看，多好。结婚还是得找老朋友啊。”我悄悄对小禾说。

“有利有弊。”小禾冲我眨了眨眼睛。

新娘母亲招呼我们吃早饭。饺子出锅的香气扑鼻而来，大红色喜字在热流涌动中熠熠生辉，气氛热烈了起来。一大群“娘家人”围坐客厅，一边吃饭一边商量一会儿该怎么堵门，要问新郎什么问题，鞭炮放几挂的，谁抱被子……窗外，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在高楼上，一些树和电线杆上，街道上，又照在一片宽阔的草坪上。那里正泛着脆生生的绿，光影交错，轻如薄雾，与周围融为一体。

堵门、拎包、外景、婚宴……我跟在小禾身后，照样学样。心细如发的我总能关注到一些不甚完美的细节，比如新娘头发上粘着一根若隐若现的金丝——可能来自婚庆用品。我轻轻去拈，不动声色。小禾凑过来，嚷嚷着：“哎，这怎么粘头发上去了，谁偷偷放了礼花呢，哈哈哈哈，快拈下来，不然拍照得反光。”她扯着嗓门，好像声音越大，就越显得勤快。新娘冲她感激地笑了笑。我也放开嗓门：“我来！”

毛手毛脚的新郎用套圈套住了一位伴郎的脖子——而不是那双婚鞋，小禾拍手大笑，我也跟着拍手大笑。新娘笑得伏倒在床上，占据半张床的秀禾服的圆形裙摆有些走形。我去整理裙摆，小禾去扶新娘。

就在一瞬间，我看见新娘镶满珠子和钻石的细长指甲从小禾上臂飞快划过。小禾的脸颊抖动了一下。

在众人拥簇着一对新人去往客厅给父母敬茶的时候，小禾在身后拉住了我。我俩快速退到洗手间，互换裙子。我那条是落肩袖的，垂落的蝴蝶结袖子恰好能遮盖住小禾手臂上的伤痕。刚刚在发嫁房，小禾右手一直握在左臂上，看上去毫无拘谨、怪异，反而有一种胜券在握的自信和舒适。一切如此妥帖、自然。然而，那道在手掌庇护下的伤痕分明肿得老高，眼下，它像一条粉红色的蚯蚓，躯体上甚至沁出淋漓的血星子。

“疼吧？”我说。

小禾抽出几张纸巾，蘸水，将血迹一点点擦干净。她蹙着眉头，额头上冒起细密的汗珠，不知道是因为疼还是紧张。

那件无袖连衣裙穿到了我身上，上面还残存着小禾的体温。我下意识地望向自己的左臂，仿佛那里也匍匐着一条蚯蚓。

没想到，第一次做伴娘就出这么多状况。“被你赶上了，别怕，大多数婚礼都是顺利的，慢慢你就知道了。”小禾没喊一声疼，却反过来安慰我。

三

几次合作下来，我和小禾成了连连红婚庆公司的黄金搭档。默契让我们亲密无间，有时她递过来一个眼神，我就知道该给伴郎团放点水，好让他们在游戏里顺利过关，或者尽量装作无意地去提醒新娘挺直腰背——这样拍照要好看些；甚至我能读懂小禾更复杂的意思，有时候，新郎竟然会把新娘的生日记错，也可能压根没记住过。而我需要配合小禾，将这掩饰为一个玩笑。

“新娘的生日是个秘密，怎么能公之于众呢？”小禾的声音低沉、柔和，听上去总叫人心悦诚服。

“好吧好吧，难怪新郎不说实话。那换一个问题。”我抱歉地笑着，好像在掩饰自己的冒失。

我与小禾四目相对，心领神会。

如此强大的感知力不仅得益于我与小禾的合拍，也和我从事小说创作相关。婚姻题材一向是我喜欢的，我将新娘们的爱情故事汇集、整理，施以艺术化的加工，细腻地呈现在小说里。有感动和祝福，也有刻薄和讥讽，洋洋自得的，仿佛自己有一双上帝之眼。我想，日子这样过下去也挺好。写婚恋题材小说、做职业伴娘——赚的都是爱情的钱。我将微信名字“卖火柴的小女孩”改成了“普罗米修斯”。我终于不会被冻死了，我甚至能为理想收集火种。这份工作大概能干到三十多岁吧，大龄新娘越来越多了。说不定哪一天，我单凭写作就可以养活自己了呢。

我期待那一天。秉承着这样的信念，我在“职业伴娘”这片市场蓝海里，偶尔几次葬身火海也会一笑置之。

其中有一次“火海探险”令人印象深刻。我追随小禾的脚步，已顺利升级到连连红婚庆公司的A级职工。这意味着更高的薪酬和更多的工作机会。那次，李姐没有在群组里发布招人公告，而是私聊我和小禾，希望我俩去参加一场乡村婚礼。

“可能有婚闹。用别人，我不放心，”红姐表示，“我知道你俩机灵，就当帮姐一个忙。新娘子是我老公的实在亲戚。”

李姐是个做事稳妥的人。尽管新娘子再三保证不会有婚闹，她还是叮嘱我们：“要随身携带‘防狼喷雾’，千万别喝酒，还得多长心眼儿。”

连连红婚庆公司太小了，得发展壮大。红姐在同行那里了解到，可以请人研发接单APP。它会提供“实名认证+手机定位+强制保险”的三重防护来保障派出员工的人身安全。即在APP上，雇主得完成实名认证，上传酒席订单、婚庆订单、结婚证……还得给职业伴娘购买相关保险。

“我也准备这样干，已经在和软件公司谈合作了。”李姐说。

我心里的小算盘噼里啪啦打得响。我想，要是真成那气候，我也算公司的元老级人物了，怎么着不得给我个高层身份。

“我们是公司里的‘老人’，为李姐分忧解难是应该的。”我说。

一个月后，我和小禾从港城出发，坐两个小时的大巴车到达某县城车站，换乘城乡公交，又颠簸了一个小时。在肚子饿得咕咕叫时，我们终于抵达新娘所在的村庄。

环境比我想象的好很多。虽然村子窝在山坳里，但处处显露出现代化的痕迹，比如家家户户盖上了独栋小洋楼——白墙蓝窗，是漂亮的欧式风格。山脊上矗立着一排排漂亮的大风车，悠闲地转动着叶片。听说，这里要被开发成旅游景区了。

新娘一家人很热情。新娘不算漂亮，但笑起来的眼睛像一对可爱的小月牙。她穿一件宽松的白色薄卫衣，时不时摸一下肚子。新娘的奶奶脸皱得核桃壳似的，是个盲人。她盘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抓着一把花生，面膛通红，嘴角含笑，反而像一个待嫁的姑娘。和我聊熟之后，奶奶拉着我的手谆谆教诲：“你一个姑娘家家的，伴娘当多了，以后不好嫁人。”我尴尬一笑，赶紧拽小禾去新娘房间，核对婚礼流程。这才是我俩的大事。

其中一项流程让我俩大跌眼镜。这里保留着婚礼杀鸡的习俗——要提着鸡头，从大门外一路把血滴到新房，即“杀鸡跨红”。新娘跨过红，寓意过门后的日子红红火火。

“那我是杀鸡还是提鸡头？”我感觉浑身凉飕飕的，“阿弥陀佛，我一辈子不敢杀生。”

“不不不，你们帮我提裙摆就行。”新娘掩面而笑。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心里膈应。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和小禾吃完晚饭，准备早点休息。但这时，客厅里爆发了争吵。有人吵，有人劝，有人冷眼旁观，形势不明。我俩坐在简陋的卧室里，出去不是，不出去也不是。

“要不别办了！”新娘声嘶力竭，带着哭腔。

夏夜，村庄的空气本应是清透的，带着瓠子花的甜香，此时却承载着满满的仇怨，房门也像一块沉重的花岗岩。明天该怎么办呢？

这对新人在县城的电子厂工作，通过相亲认识。他们对彼此并非全然满意，却因不合时宜地缔结出了一个新生命，不得不将婚礼提上议事日程。

“你猜会怎样？新娘会打掉孩子吗？”讨论这些的时候，我和小禾正坐在村庄的制高点上吹风凉快。这是一座小山坡，处在村庄中间，风景这边独好——山坡下，一幢幢小白楼工整而漂亮，楼顶上的太阳能吸光板齐闪闪地发着光；树木绿得深浅不一，间杂在房屋四周，缀连起一条条绿色纱巾。

我们不必再担心是否会出现婚闹事件，也不用害怕听见磨刀杀鸡会产生的生理不适和裙子上被溅上鸡血——婚礼已经泡汤了。就在早上，新郎一家拿捏着自认为的对方的软肋，光明正大的“杀价”——开门红包、上车红包、改口费，由钱的数目问题上升到对婚礼仪式的敷衍问题，对婚姻关系的态度问题，最后回归到“爱情”这个问题。

“没有爱！”新娘用手捶打自己的肚子，一下又一下，没有人上前阻止。新郎站在门框下吸烟，歪着头冷冷地看着。

终于，新娘一把扯下头巾：“不结了。”她呜咽着，断断续续地吐字。

“瞎折腾一场。不知道回去的车票会不会报销呢？”我像一只公鸭子似的，捏扁嗓子发出沙哑的百无聊赖的声音，以此来掩饰内心如杂草般蓊郁的情绪。小禾眯着眼，眺望山坡下的美景，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从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她比平时美。高挺的鼻梁将侧脸线条勾勒得有折有节、抑扬顿挫，小眼睛和凸颧骨搭配在一起的违和感没那么强烈了，厚嘴唇反而平添出几分诗意。

“美”往往会让人联想到“爱”。美会衰老，会让人腻烦，会因各种比较而显得“不够美”。与此对应的，爱会衰退，会变质，会消失……成为职业伴娘后，我见识了各种各样的婚礼。有的用顶配车队送亲，斥巨资从云南空运鲜花布置婚礼现场；有的主打感情牌，讲述一对新人感情之路的不易与坚守；有的略显平凡，寥寥几句的致辞、款式简单的婚纱、始终挂在脸上的淡淡笑意，倒也温馨美好……

参加婚礼次数越多，我对“爱”越失望，尤其是见识了光鲜亮丽背后的种种龃龉之后。我的快乐清单里，有极其物质的享受，也有白月光般的梦想，唯独没有谈恋爱、结婚这种“蠢事”。偶尔，我会想起瞎奶奶对我的警告：“姑娘家家的，伴娘当多了，以后不好嫁人。”她面目慈祥，语气真诚，就好像在教导自己的亲孙女。如果我的家人知道我在当职业伴娘，他们会如何反应呢？

面对家人，我总像一只刺猬，亮出满身的刺，把话说到最绝。你们有什么资格管我？都闭上嘴！是不是我死了你们就高兴了？一想到这些，我就喘不过气。

“要是现在有个蛋糕吃就好了。”我安慰自己。如果面前真的有一个蛋糕，我可能就不想吃了。

“可惜婚礼没办成。我猜，这次的筵席上有蛋糕呢，”小禾不知道从哪里摸出一只打火机，将一根草茎点燃，她打趣道，“假装吹个蜡烛吧。”小小的火苗在手掌庇护下跳动着，像一个孩子般成长起来。

“快吹，要灭了。”小禾催我。

“哪来的打火机？”我没有凑过去，而是盯着小禾，“你抽烟？”

我去翻她的包。这种行为并无不妥，毕竟我俩肝胆相照，起码我认为。我真的在夹层里发现了一盒烟——细支荷花。我打开烟盒，里面大概还有三分之一。我愣了一下，然后去数里面到底还剩多少根——一根，两根，三根……我并不十分了解小禾。

不止这一件事。就在乡村婚礼事件发生后不久，小禾邀请我参加另外一场婚礼。

新娘叫薛双双，也当过职业伴娘。在我入行之前，她是小禾的黄金搭档。那时，她俩还没有倚靠连连红婚庆公司这棵大树，曾经为了接单遭遇过网络诈骗，吃了不少苦头。后来，薛双双谈恋爱去了。

薛双双给小禾的是婚礼请柬——宾客而非伴娘。但小禾拉着我，从红姐那得到了薛双双的伴娘名额。此后，小禾陷入亢奋状态。她决定一切保密，精心筹备着礼物并策划自己的出场方式：“我唰地一下子出现在她面前，你猜她会是什么反应？想想就刺激。”在小禾的构想里，薛双双会十分惊喜，会和她抱在一起，又叫又跳。

小禾太想当然了。当我们与薛双双面对面时，她的确很惊讶。但我很快就从她瞪大的眼睛里看到了别的东西——慌乱、不解，旋即演化为尴尬、不适、不知所措……小禾怀里那一大束卡罗拉玫瑰，散发出淡淡苦香。那场婚礼很顺利地完成了，但小禾的存在绝不是一个和谐的音符。自始至终，她兢兢业业，一副奉承讨好的样子。终于熬到婚礼仪式的最后，轮到她上台，为一对新人捧上戒指盒。她却像一只突然泄了气的皮球，耷拉着脑袋不再说话，转身将戒指盒交给了我。

可能是职业伴娘当久了，感知力钝化了，连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都模糊了。小禾误解了她与薛双双之间的亲密无间，就如同我以为小禾不会抽烟。

每个人的身体外面都覆着一层膜。我们得益于这层膜的保护，也时不时渴望扎出几个气孔透透气。如果气孔扎多了，或者脱掉这层膜，某些秩序就会被打乱。这大概也是新娘子们即使有好朋友，也宁愿雇用职业伴娘的缘故。

有些事情，我假装看不清。一些不知好歹的时刻，时有发生。

“她有我好吗？”我酸溜溜地说，“就算你抽烟不让我知道，我也认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的语气里弥漫着太多的抱怨，还有一些幸灾乐祸。

小禾不理我了。

四

蛤蜊大道上的这场婚礼，小禾还是得和我一起参加。李姐在核验个人信息时，发现有一位伴娘没说实话——恰好虚岁26，与新娘属相相冲。无论爱情还是婚姻，“真诚”是一项多么宝贵的品质。婚礼上，怎么会允许存在这样“不真诚”的因素呢？李姐拒绝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是将那位女孩通报批评，踢出群聊。

我又给小禾发去消息：“来吧来吧，天时地利人和。求求你了。”我补缀上一个“可怜”的卡通表情。

这次，小禾没有拒绝我。

“嘿，又能一起发财了。今晚喝一杯，老地方？”

“30号见吧，我忙着赶论文呢。”小禾很快回复了我。小禾考了在职研究生，这是最后一年，论文一发就能毕业了。她抱怨过，文章投了好几家，改来改去，总被拒稿。

有些日子没见到小禾了。我挺期待婚礼那天，但绝不是因为那场人间喜剧。

按照往常惯例，婚礼结束后的晚上，我和小禾会去一家叫作“老把头”的火锅店。我们豪迈地抽出红包里的百元钞票，随心所欲地点上一桌子。不需要鸳鸯锅，我俩无辣不欢，不怕长痘，谁会关注到一张乏善可陈的脸上多几个红点呢？小禾喜欢肥牛卷，我喜欢肥羊卷。它们一起下锅，褪去血色，变得蜷曲，搅到一起，不分彼此。我喜欢上了肥牛卷，小禾喜欢上了肥羊卷。不需要公筷，四根筷子随意地出入锅底、湿碟、干碟、两张口。我们不会喝酒，但不知道从哪个晚上，我们开始尝试。酒是从婚宴带出来的。婚宴规格参差不齐，有五粮液的时候我们就喝五粮液，如果是不知名的白酒，我们也毫不介意。我和小禾尝不出来它们有什么差异，只知道白酒都是烈的。它们像一条火舌舔过喉咙，盘踞在胃里，形成燎原之势。而我们则像烤红薯的炉子，浑身发热、发红，开始胡言乱语。

小禾喝醉了就哭，龇牙咧嘴的，很丑。但幸好不是嚎啕，只是埋头啜泣，肩膀一抽一抽的，仿佛一只下半身被困在茧房里的蛾子。等她抬起头，一定糊了一脸的泪水。我手里捏着纸巾，越过腾腾热气去给她擦，一会儿擦一次，她眼泪真多。“别再流不值钱的小珍珠了。”我说。白色纸巾被我们一团团地随意丢弃在桌子上、地上，像没化完的雪，又脏又软弱。卡座有围栏遮挡，锅底咕嘟叫个不停，白雾弥漫店中，我们可以很自在地丑态百出。

“我恨他，”小禾口中的“他”是指爸爸，“他把我当成赚钱机器。”小禾和我说过，自从继母过门，她就再没坐在爸爸的肩头骑过大马。“你继母对你不好吗？”话问出口我就后悔了。小禾吸了下鼻涕，说：“无所谓。只要她对我爸爸好就行。”可能吧，小禾的继母一口气生了两个儿子。为了养儿子，爸爸常年在外打工，去年又被劳务派遣到新加坡。她爸爸在电话里说，这样赚钱多。除此之外，他也不忘提醒小禾：“多回家，帮帮你妈，看看你弟弟。”

“你给了他们不少钱吧？”我问。

“不知道。”小禾说。

“为什么要给？你真傻。”

小禾一直抓着一些事情不放时，我就会转移话题：“起码你还有爸爸，我爸爸早死啦。我爸尸骨未寒啊，我妈就改嫁了，简直无缝衔接。嘿，我连我爸什么样儿都忘了。”然后我们轮流卖惨，从一个悲伤跌入下一个悲伤。我们一遍遍擦干泪水，多了些过往不追的决绝。

酒过三巡，小禾最爱听我念诗，她拿着两根筷子敲杯打碟，为我伴奏。我念《红楼梦》里的唱词：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闹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念完后，小禾重复着最后那句“为他人作嫁衣裳”，若有所思。而我想起了年少时的一个美梦——大观园里的女孩，我最想成为哪一个？我照着镜子，从不敢奢求成为黛玉或者宝钗。就做个丫头吧，比如晴雯，敢爱敢恨。再长大几岁，我连镜子都不用照，就知道我只配成为在后山上拾绣春囊的傻大姐。

美和爱情，是女孩的两片花翅膀。我和小禾醉得如同两只正经历着变态发育的毛毛虫。难受，只有难受而已，破茧成蝶的资格不属于我们。没关系，一觉过后，一切烟消云散。

“为有酒有肉干杯！”这是我们的至理名言。在老把头火锅店里，那些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繁华好似一座空中楼阁，却让我俩无比踏实。

“我从来不看你的小说，”小禾一脸嘲弄的表情，这让她看起来很刻薄，“狗屁不通。”

“好，这样好，我自己写完了也不想看，都是编的。傻子才相信爱情呢！”我哈哈大笑，我知道小禾肯定看过，不然她怎么会说狗屁不通。曾经，我写过一对男女在雪山殉情的故事，发表后没多久，再次见到小禾时，她一个劲儿地笑。我问她。她不说原因，笑得更大声了，仿佛我做了什么不可原谅的蠢事。

30号晚上，灯火通明。“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蓝岛东面环海，恰好能看到海上月出——一年当中最动人的月亮挂在天上，被一层模糊的光晕笼着，像一只敷着一层油的瓷碗。今晚，每扇窗户下，一定摞了很多月亮般油腻腻的瓷碗吧。小禾晚我一步抵达酒店，我俩仍同住一间房。在网上与新娘接洽完相关事项后，我们没有安排其他活动，比如赏赏月、啃点月饼，我们只想尽快地洗澡、入睡。对我俩来说，中秋节的相思、团圆等寓意早已失去了原本的情感价值。

小禾在浴室忙碌的时候，扣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十几次，是微信提示音——叮咚叮咚，我听得不耐烦。这年头，微信提示音不应该关掉吗？

“有人一直找你。”花洒关掉的间歇，我敲了敲浴室玻璃。里面没回应，很快，花洒又唰唰地响了起来。

我已经很困了。载我到蓝岛的网约车司机开车太野，像玩空中大摆锤，我被晃得头昏眼花，一整天没恢复精神。手机一扔，我钻进被窝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再次睁眼，是久违的迷迷瞪瞪的状态——手软脚软，眼皮则像一张沉甸甸的砂纸。我打开手机，翻出妈妈前两天发来的消息：“中秋节得回家吧？有大闸蟹呢。”

我一直没回复。取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只是不想面对。我快速地敲下一行字：我在我奶奶家，不必担心。其实，我早给奶奶打过电话，我说中秋节我去我妈那儿。

大闸蟹不是为我准备的。我妈，那个嘴馋的小女孩儿，还有那个叔叔，他们才是一家三口儿。我若是去了，只会让圆圆的月亮表面凸起一块肿瘤。我爸就是被这样一块肿瘤带走的，在我读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快记不清了。

但该凸起的肿瘤还是凸起了。

我妈领着我妹妹、身后跟着我继父，三个人雕塑般矗立在婚礼现场。说他们像雕塑，并非因为他们静止了，相反我妹妹在椅子上反复地站起又坐下，不肯消停。我不知道如何形容当时的震惊。我的瞳孔一定在不断放大，里面呈现的人像一定是被一股神秘力量框定住了，一动不动。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问。

“你呢，你怎么也来了？”我妈反问我。

接下来的双方父母致辞、新人致辞，我一个字儿也没听进去。我被我妈拉到他们那桌，像一根楔子似的揳在座位上。我妹妹一直往我胳膊上贴一种半透明的卡通贴纸，好像她早忘了我吼过她，甚至趁大人不注意，悄悄掐过她的大腿。

这场婚礼与千千万万场婚礼相比，没什么不同。在音乐与灯光烘托出的温馨气氛里，泪腺发达的人还是会被新郎新娘的故事感动，比如我妈，我看见她在偷偷抹眼泪。真丢人，我背过身去。

最后一个环节是抛手捧花。现场的单身男女纷纷走上舞台。作为伴娘，我和小禾当仁不让，锦上添花，完美收尾。但这次，我坐在座位上没动。

继父推了推我：“怎么不上去？”我妈给他使了个眼色，他讪讪地缩回了手。

“忙活一整天了，太累了。这么多人抢，也不缺我一个。”我替自己解释，也帮继父解围。“新娘是我高中同学，临时找上我的……我俩好得能穿一条裤子，我就算在加利福尼亚也得飞回来啊，”我注视着舞台中间那群亢奋的男女，自顾自地说，“现在伴娘可真不好找。”没人回应我。我妹妹在拆喜糖盒子，一个又一个。

后来我才明白，我太愚蠢。

原来，新娘是我继父那边的亲戚。她比我大四岁，怎么可能是我的高中同学呢？但妈妈没有当场揭穿我。她将一盘大闸蟹转到我跟前，说在这儿吃比不上在家吃，但也可以尝尝。我妹妹对大闸蟹很感兴趣，一次又一次地伸手去拿，都被阻止了。我妈说，她对螃蟹过敏。

手捧花被高高抛起。一阵骚乱后，我看见小禾被司仪拽到新娘身边。她抢到了手捧花。

早上在发嫁房的时候，我们像之前那样聊天，聊到手捧花。新娘说，她的手捧花是四束小手捧花组成的，不想抛了，想拆开送给我们四位伴娘——把祝福平等地分给我们。“上学时候也有好些女伴，下课去洗手间都要手拉手，可这会儿天各一方，有的都联系不上了；更别提同事了，要么已婚，要么害怕自己当多了伴娘，再当就嫁不出去啦，”美丽的新娘垂下睫毛，“这么重要的时刻，是你们陪我度过的。”我仿佛想象到了，她站在婚礼舞台中间，不疏不密地笑着，仪态万方地分发手捧花，并轻轻拥抱我们每个人。

“不，”我说，“别给我手捧花。”一时之间，我有些气恼。我不想接受这样的祝愿——早日喜结良缘。小禾瞪了我一眼，随即挂上一张笑脸，对新娘说，“别介意，这位刚和男朋友吵过架，还在冷战呢。”

“还是抛吧。我们参加过这么多婚礼，抛手捧花的现场效果最好，一把将气氛推到高潮。”小禾对新娘说，那充满肯定和鼓励的眼神让人跃跃欲试。

我不理解。为什么是小禾抢到了手捧花？作为职业伴娘，把拿到手捧花的机会让给新娘的亲友，是一条心照不宣的规则。

我又跟我妈置气了。尽管家就隔了几个街区，我却死活不肯回去。我说我还要写小说，偏得今晚写。

我准备叫辆出租车，随便去哪，只要离开这儿。这次，我妈态度坚决，死拉硬拽地把我拖进车里。

车门被反复地打开、关上，我妥协了，不再去开车门。它砰砰的撞击声已经震得我心力交瘁。

车门又开了。不是我打开的，是小禾。她站在那儿，身后跟着一个男孩。我立刻明白了怎么回事。事后回想起来，那个男孩的模样我一点儿也没记住，只有一团黑乎乎的影子。我看见月亮升上楼顶，那团影子坚硬了一些，小禾往后缩了缩身子，放开我的部分视线，那团影子又坚硬了一些。

小禾把手捧花放进我怀里，立刻转身而去，仿佛预知到，如果她多停留一秒，我就会从车里跳下来，将手捧花狠狠地摔在她面前。她没有给我机会。

玫瑰、马蹄莲、洋桔梗、海芋、郁金香……鲜花无罪。它们围拢成一个半球形，被一根纱质的白色缎带系着，随着车子发动起来而轻轻颤动着。那朵白色的洋桔梗紧贴在我的左臂上，晃动之间擦出若有若无的痛痒。我正襟危坐，不去看，一切就不存在。就像那次，小禾被新娘抓伤左臂，再疼她也不看一眼，闷声不响地将那条粉色蜈蚣牢牢地扣在手心之下。

车子扑向路灯，扑向梗塞的十字路口，扑向沿街店铺一扇扇眼睛似的窗户。我仿佛看见我和小禾在属于我俩的那扇窗下觥筹交错、装疯卖傻、痛哭流涕。我们任性地嘲弄着亲情、爱情，批判着婚姻、家庭。我们如此相似，同在一个狭窄的城市里，努力呼吸，追寻理想。我们惺惺相惜，为共识达成而一次次举杯。直到我看到小禾身后有了一座高山，那座山投下的影子过于强大，我自知无力与之抗衡。相对于坦然的祝福，我心里更多的，是不解与不安。

在老把头火锅店里，我们也会像不谙世事的孩子一样，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小禾从柜台上拿了一瓶白蛇花草水，对我说：“挺火的，据说是烂草席子的味道，今天咱俩尝尝。”我知道这款饮料，它获评最难喝的五种饮料之一。我们用高脚杯来喝，一人半杯，猜拳，输的先喝。小禾摩拳擦掌，又是嗅又是笑，拿起又放下，终于小心翼翼地抿了一口。“不许吐！”对面的我拍着手大叫。小禾故作高深，不肯告诉我是什么味道。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哇地吐掉了。真喝不惯。我们将杯子倒满，玩起了游戏：谁能将面前的白蛇花草水喝完，谁就能拿走对方的一张百元大钞。我和小禾都不肯认输，前后端起杯子，捏着鼻子一饮而尽，又立刻去喝酸梅汤，喝橙汁，来洗刷那股残留在嘴巴里的令我们厌恶的味道。菜上齐了，我们涮起火锅，再一次吐槽白蛇花草水多么难喝，傻子才会买。

事实上，我经常在超市里见到这款饮料。它们被成排地摆在货架上，透明的瓶身在面板灯洒下的均匀光线里透着迷人质感。很多顾客在路过的时候，将它们取下，放进购物筐里。这一切，我没看见，不代表没发生过。

【陈修歌，女，1995年生，张炜工作室学员。小说作品见于《青春》《青年文学》《大家》《西部》《山东文学》等刊物，诗歌作品见于《草堂》《星星》等刊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