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进入新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几年来，“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横空出世的口号得到娱乐界、文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更有学者将“东北文艺复兴”视为一个特殊事件或社会现象，借对双雪涛、班宇、郑执等人文学创作的分析，梳理其背后的话语资源（1）。在社会文化语境中，“东北文艺复兴”作为一个专有短语出现，应追溯到2019年11月30日。这一天，来自东北的说唱歌手董宝石通过综艺节目《吐槽大会》首次提出“东北文艺复兴”的口号，将其带入大众视野。随后，在网络媒体的炒作下，“东北文艺复兴双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东北文艺复兴四杰”“东北野生文艺”“东北民间哲学家”等概念也由之衍化而来。除董宝石外，现在为我们所熟知的演员李雪琴、“二手玫瑰”乐队主唱梁龙、网红博主老四等在“东北文艺复兴”光环的加持下，一跃成为继东北二人转、赵本山小品及影视剧之后受人关注的“东北文艺”代表人物。此时的“东北文艺复兴”还仅仅作为一个口号，在娱乐领域中“狂欢”“自嗨”，有几多调侃与戏谑成分。

将“东北文艺复兴”从虚空高蹈的口号落到实处的，应该是以双雪涛、班宇、郑执、贾行家、杨知寒等人为代表的东北青年作家在中国当代文学场域的广受关注。上述作家大多出生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东北文艺复兴”口号提出之前，已在默默地通过小说呈现东北落寞的时代特征。在《“新东北作家群”论纲》中，黄平将年龄与成长环境相仿、写作内容相近、美学追求类似的双雪涛、班宇、郑执三人归入“新东北作家群”（2）。黄平的这一归纳命名，促使“新东北作家群”成为与“东北文艺复兴”相伴随的关键话语，也使“东北文艺复兴”的影响范围进一步扩大。换言之，学术界对“新东北作家群”的关注，意味着“东北文艺复兴”侧重点的暗中转移，即从大众流行文化聚焦到严肃的纯文学场域。相较而言，“董宝石口中的‘东北文艺复兴’寄托了更多大众文化的内容，而‘新东北作家群’则意味着文学史家的蓄意提纯”（3）。

一

在场却失语的“非虚构东北文艺”

非虚构以真实为核心原则，强调行动与在场的重要性，是时代转型期的一种特殊思潮。2010年初，《人民文学》开设“非虚构”专栏，并大力推进“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创作计划，预示着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浪潮的到来。继而，在期刊和网络媒介的多方助推下，非虚构浪潮席卷全国，职业作家和素人写作者纷纷借助文字、图片、影音等不同介质，在文学、历史、社会、新闻等多领域进行积极探索。

在这场堪称全民运动的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浪潮中，虽然“非虚构东北文艺”起初并没有占得上风，但其一直在场，表现得始终可圈可点。“东北文艺”与“非虚构”的融合既有文字上的，又有影像上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伊险峰和杨樱合著的《张医生与王医生》、迈克尔·麦尔的《东北游记》、徐前进的《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魏玲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迟秋怡的《漫长的爆炸：这幢东北楼里，33年没人照镜子》、齐邦媛的《巨流河》、姜淑梅的《苦菜花，甘蔗芽》为代表的非虚构东北书写；二是以季红真的《萧红大传》、于建青的《寻路关东：长白山区移民口述实录》、李敏的《东北地区抗日战争史料：亲历东北抗战》、张锦的《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张兰阁的《东北二人转口述史》、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写的《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戴军等人合著的《燃烧：抚顺龙凤矿口述历史》、齐红深的《流亡：抗战时期东北流亡学生口述》为代表的人物传记和口述史；三是以《白山黑水铸英魂》、《长白山》、《铁西区》三部曲为代表的东北纪录片；四是以“东北雨姐”“八零徐姥姥”“张同学”为代表的着重描述东北乡村生活的自媒体纪实短视频。严格来讲，前两个部分可纳入东北纪实书写的领域，后两个部分可归为东北纪实影像的范畴。上述四个部分所代表的“非虚构东北文艺”，是“东北文艺复兴”的关键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

以非虚构为核心的当代东北文艺，不管在体裁方面还是内容方面都非常丰富。就体裁而言，既包括非虚构小说（《生死十日谈》）、纪实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文学传记（《萧红大传》）和口述实录（《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也包括纪录片（《铁西区》三部曲）和纪实短视频（“东北雨姐”）。就内容来讲，涉及多个维度，不仅有关注辽南乡村农民自杀事件的《生死十日谈》，还有聚焦普通民众阶层跃迁的《张医生与王医生》，亦有着眼东北铁西区衰落的《铁西区》三部曲，更有立足当今东北乡村生活的“东北雨姐”“八零徐姥姥”等自媒体短视频。这些作品数量可观，它们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值得学界关注。其中，《生死十日谈》《张医生与王医生》《东北游记》《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等众多文本爆发式的出版发行，开启了非虚构东北书写的新格局。《萧红大传》以女性视角切入萧红的心灵世界，为读者呈现一代才女真实、立体、鲜活的流离悲苦人生，在众多海内外萧红传记中占据重要地位。《寻路关东：长白山区移民口述实录》《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东北二人转口述史》《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等作品，通过亲历者口述回忆了有关东北移民、电影发展、民间文艺二人转、抗日战争的诸多宝贵细节，在新世纪非虚构浪潮中占有一席之地。《铁西区》重点围绕“工厂”“艳粉街”和“铁路”，讲述辉煌一时的工业重镇铁西区衰落的整个过程，无论时长还是题材在当时中国纪录片历史上都前所未有，被称为“中国纪录片的新标杆”（4）。而以“东北雨姐”为代表的东北乡村自媒体短视频，则依凭“鲜明而富有感染力的民俗特色在短视频领域崭露头角”，迅速风靡各大短视频平台，促使“东北乡村短视频成为面向大众输出东北乡村文化的生力军”（5）。

随着“铁西三剑客”在文坛的“走红”，以及“东北文艺复兴”口号的高调提出，以“东北文艺复兴”为中心的论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国内重要期刊依次开设与之相关的研究栏目，如《当代文坛》2020年的“东北文学研究”和2024年的“东北作家群研究”专栏、《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和2023年的“‘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的“文学地理·当代东北叙事研究”栏目、《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的“文学东北专题”和2022年的“学术东北专题”等。值得一提的是，2024年初，《当代作家评论》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南北联动，“共同搭建平台，讨论‘东北文艺复兴’中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中的‘新南方文学’，使话题向更广阔纵深处拓展”（6）。此外，2019年11月中旬，国内外研究者齐聚大连，召开了“东北文学与文化国际研讨会”，学者王德威提出了“东北学”概念。由此观之，“东北文艺复兴”研究并不冷清，反而异常热闹。具体而言，当下关于“东北文艺复兴”的研究成果主要可分以下几个层面。其一，从文学或文化角度对当代东北叙事的学术研究。“铁西三剑客”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对现代文学史上以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为核心的“东北作家群”的继承与发展。这方面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充足，王德威、韩春燕、黄平、刘大先、丛治辰等人先后撰文从作品内容、叙事、美学等角度进行分析，为“新东北作家群”摇旗呐喊（7）。其二，宏观上将“东北文艺复兴”放置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从历史发展视角勘察“东北文艺复兴”的背景、命名、路径、争议与价值（8）。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当代作家评论》的“‘东北文艺复兴’研究专辑”，青年学者杨丹丹、李丹、赵坤、胡哲等人对此发表看法，成果的集约式刊发形成合力，在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成为当前研究“东北文艺复兴”必读的基础文献。其三，从大众通俗文化、互联网、自媒体等角度，窥探“东北文艺复兴”中涌现的说唱与摇滚音乐、电影和短视频等（9）。上文看似烦琐的分析是为了说明，虽然当今“东北文艺复兴”研究成果较为丰硕，但始终以虚构创作的东北文艺为重点。这一研究现状的疏漏与错位，令人感到遗憾。

大量可观的“非虚构东北文艺”作品暗示着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在“东北文艺复兴”中“非虚构东北文艺”并未缺席，甚至可称之为“繁荣”发展，却长期处于失语的尴尬窘境。换句话说，“东北文艺复兴”中“非虚构东北文艺”的重要性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尚未得到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和深入探讨。值得庆幸的是，部分学者注意到“非虚构东北文艺”研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率先对其中的非虚构东北书写或东北叙事予以关注。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有：刘岩、金鑫、毛旭对《张医生与王医生》叙事话语和价值意义的讨论（10），李蕾、沈闪对《东北游记》写作视角和地方书写的考察（11），周景雷、叶君、申霞艳对《生死十日谈》中乡村叙事和自我救赎的挖掘（12）。尽管如此，当前学界对“非虚构东北文艺”的研究依旧普遍滞后，远远不能对持续出现的“非虚构东北文艺”展开及时探析。当前“非虚构东北文艺”研究最大的问题是研究对象单一，仅仅围绕少数几部非虚构东北文学作品展开，纪实特稿、文学传记、纪录片和纪实短视频始终未得到足够重视，相关研究较少。而且，“东北文艺复兴”与“非虚构东北文艺”之间的内在关联，当下几乎无人触及，致使“东北文艺复兴”好像只包括以虚构创作为核心的东北文学艺术。此种研究现状与始终在场的“非虚构东北文艺”现实严重不符，无形中导致“东北文艺复兴”缺少重要组成部分，大大限制了东北文艺的健康发展。因此，本文将“非虚构东北文艺”放置在“东北文艺复兴”这一大的时代场域下，着重探讨包括非虚构小说、纪实特稿、文学传记、口述实录、纪录片和纪实短视频等在内的“非虚构东北文艺”，从整体上把握“非虚构东北文艺”的内容、叙事、审美、经验与价值，进而探察“东北文艺复兴”与“非虚构东北文艺”的内在关系，以及“非虚构东北文艺”发展的新的可能性。

二

日常图景建构与历史现场打捞

在新世纪中国非虚构浪潮中，写作者主要朝两个维度进行挖掘：一是“置身复杂的现实生活内部，对人们关注的一些重要社会现象进行现场式的呈现与思考”，二是“沉入历史记忆的深处，通过史料的重新发掘、梳理和辨析，揭示各种史海往事的内在真相，或反思某些重要的人物与事件”（13）。“非虚构东北文艺”大致亦可分为日常图景建构和打捞历史现场两个方向。

在日常图景建构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既叫好又叫座的非虚构东北叙事作品。《生死十日谈》是孙惠芬近年来社会反响较强烈的非虚构作品。作为辽宁作家，孙惠芬的创作一直离不开东北大地。与“歇马山庄”系列、“上塘书”系列等文本类似，《生死十日谈》同样钟情于呈现东北乡土。但《生死十日谈》围绕农民自杀事件，着重关注中国农民的精神现状和自我救赎。该小说最初发表于《人民文学》2012年第11期“非虚构”栏目，但2013年出版的单行本却被归入长篇小说行列。前后相悖的分类标准，似乎预示着潜在的问题。孙惠芬在接受《文学报》采访时很好地回应了这个问题：“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贴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14）准确来讲，《生死十日谈》应该属于非虚构小说。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宣告了非虚构小说的诞生，他“把记录下来的对话、内心心理活动和小说形式与他所谓的‘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巧妙地结合”（15）。孙惠芬借助非虚构小说的形式，聚焦东北乡村的贫困与疾病问题、传统道德伦理失范和城乡差距所带来的精神困境与心理危机问题。此处不得不提和死亡相关的另一部东北非虚构叙事作品，即魏玲的《大兴安岭杀人事件》。这是一个发生在阿龙山林业采伐区的凶杀案，故事背景是大兴安岭林区即将全面停止商业采伐。这起凶杀案在当时并没有引起社会各界的足够重视，却揭示了当地原住族群与林区从业人员之间的矛盾，也深度勾连起东北的森林资源、林业经济和林业采伐历史。《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小处着眼，“将时代背景下的大问题从微观角度进行剖析，注重新闻的题材与时代背景的结合”（16）。《大兴安岭杀人事件》与《生死十日谈》一道聚焦东北乡土亲缘世界背后的非正常死亡事件，为“东北文艺复兴”提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非虚构文学样本。

与重点关注东北乡村的非虚构书写不同，《张医生与王医生》和《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更侧重于表达中国社会变革与现代化进程中普通工人子弟的身份认同和东北城市空间文化景观的变迁。将这两本书放在一起论述，源于它们共同的东北工业背景。《张医生与王医生》是近年来关于东北书写不可多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它通过两位工人后代的成长奋斗和阶层跃迁经历与“跨场域的‘东北文化复兴’话语不期而遇”（17），借助丰富的日常生活叙事反映两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追求。《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则将东北作为一种方法，把视线由人转向东北的城市日常景观。该书作者通过实践性的非虚构写作，关注“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所不在、转瞬即逝的物质、空间与人物状况”，“将流动的日常生活变成可追溯的叙事，向当下的人和未来的人展示这些被忽视的意义”（18）。在“东北文艺复兴”话题中，东北工业叙事始终处于话语中心，“新东北作家群”就此提供了足够多的文学样本。但无论是双雪涛的成名作《平原上的摩西》，还是班宇的代表作《逍遥游》《冬泳》，抑或郑执颇有影响的《生吞》和《仙症》，都始终面向新旧世纪之交的东北发言，在悲伤萧瑟的叙述基调中向东北工业的辉煌时代致敬。这些作品背后，更多展现的是东北工人群体对东北区域地方性的集体记忆。伊险峰、杨樱和徐前进在“铁西三剑客”的东北工业叙事之外，以日常图景建构为核心，书写丰富的日常生活，拓宽了东北书写的边界，打开了东北书写新的空间。《张医生与王医生》《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并非单纯的文学、新闻写作或社会学写作，而是深具文体杂糅属性的跨界非虚构写作。这不仅因为作品中有扎实严谨的实地调研，还因为它最大程度地汇聚了访谈实录、报刊旧闻和社科著作引文等多种资料。因此，就文体而言，《张医生与王医生》《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也呈现了一种有别于“新东北作家群”东北叙事的全新的写作尝试。

在非虚构东北书写中，与东北日常图景建构同等重要的是对东北历史现场的追溯和打捞。人物传记写作和回忆录构成了当前非虚构东北书写最主要的两种表现样式。非虚构浪潮的繁荣再次助推了人物传记的兴盛，特别是为普通小人物立传。但非虚构东北书写中的人物传记有其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以东北现代作家传记为主。自20世纪40年代末期骆宾基《萧红小传》问世到今天，为东北现代作家作传一直经久不衰。萧红传记数量尤其多，导致东北现代作家传记“整体比例和结构上的不平衡”（19）。如何在国内外数量繁多且各具特色的萧红传记中出新出彩，着实是一件非常困难和极具挑战的事情。202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季红真《萧红大传》，无疑给出了一个可供探讨的个案。实际上，在《萧红大传》之前，已有《萧红传》《呼兰河的女儿：萧红传》《萧红全传》《萧红全传：呼兰河的女儿》等多个版本（20）。季红真作为萧红研究专家笔耕不辍，积数十年之功在上述多个版本的基础上修订完成《萧红大传》，力图再现一个真实、立体、鲜活的萧红。季红真通过自身的成长经历及对女性自身的体悟，去呈现萧红、塑造萧红、理解萧红，使萧红形象尽可能地挣脱来自男性视域的凝视。在撰写过程中，“保留存疑与开放的叙事结构，同时也保留了研究和考辨的学理逻辑”（21），显示出作者对史料处理和运用的独到之处。在前有骆宾基、葛浩文、肖凤、平石淑子和叶君等人多个经典版本萧红传的背景下，《萧红大传》还能够以其审美艺术性与传记史实性而赢得不同年龄段读者的喜爱，实属不易。这也恰恰说明，《萧红大传》既保有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呈现了传记人物的灵动逼真，拓宽了认知萧红形象的维度，可谓萧红传记的集大成者。

除人物传记外，非虚构东北书写中的回忆录也值得关注。这方面的非虚构文本大多以人物口述的形式出现，按照内容可分为以下三个类别。其一，聚焦东北民众抗日战争时期的英勇事迹。伴随着历史档案的逐步解密、民众接触一手史料的相对便捷，以及政府、社会机构和相关领域的研究者争相寻找战争亲历者以抢救宝贵史料的现状，此类文本数量不断增多。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就及时做了这样的工作，其于2012年组织“东北抗日联军专题”数据库建设，实地走访多个城市，通过访谈60多位东北抗联老战士及其后代、专家学者，搜集到原始手稿、日记、照片、非正式出版物等多种一手史料，最终汇聚成《我的抗联岁月：东北抗日联军战士口述史》一书。类似的文本还有沈阳市档案馆编纂的《黑土地上的红色记忆：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联军亲历者口述档案汇编》。其二，呈现东北丰富的文化艺术。代表性文本有张锦的《长春大业：东北电影人口述历史》、张兰阁的《东北二人转口述史》和郝赫的《辽宁曲艺名家风采录：郝赫回忆录》。东北三省历来是中国的重工业基地，也拥有历史悠久而璀璨夺目的艺术文化，其中，电影、二人转等艺术形式都是东北传统文化艺术的杰出代表。张锦和张兰阁作为研究人员，长期跟踪采访东北电影和二人转从业人员。郝赫则以亲历者身份，动情回忆自己多年的曲艺生涯，同时也兼顾中国曲艺的发展演变史。其三，书写发生在东北的重大社会事件。1987年3月15日，哈尔滨亚麻厂发生骇人听闻的大爆炸，死伤惨重。如此人祸，多年来却少有写作者触及。迟秋怡的《漫长的爆炸：这幢东北楼里，33年没人照镜子》填补了这一空白，她借助王腾龙的视角聚焦爆炸幸存者的生存状态，表达社会发展中普通个体命运的沉浮。于建青同样关注时代变迁中的小人物，《寻路关东：长白山区移民口述实录》通过全景式结构呈现淘金工、拓荒者、猎户等普通民众为了生存而勇闯关东的历史选择和生存境遇。此外，齐邦媛的《巨流河》、姜淑梅的《乱时候，穷时候》中，也有部分回忆内容与东北相关。

值得一提的还有迈克尔·麦尔的《东北游记》。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文本内容介乎日常图景建构与史事打捞之间，更在于其独特的域外写作视角，这也是《东北游记》与前面众多非虚构文本的最大差异。新世纪以来，以彼得·海斯勒（何伟）、迈克尔·麦尔（梅英东）为代表的异邦人，长期在中国居住，用“第三只眼”观察中国并建构中国形象，是书写中国的一支力量。迈克尔·麦尔作为其中的佼佼者，目前已出版“非虚构中国三部曲”——《再会，老北京》《东北游记》《中国变奏曲：一个旅行作家的中国二十年》（22），在中国颇有影响力。而作为东北女婿的迈克尔·麦尔，自然对东北多了一份亲近感，这都表现在《东北游记》中。迈尔克·麦尔通过“参与观察式的非虚构写作”（23），将吉林省荒地村的农民作为主角，如实记录东北乡村在时代转型中的兴衰变迁。与此同时，作者还不忘沿着哈尔滨、清原、满洲里、长春、舒兰等地寻访东北的历史，勾勒现代中国沉浮的缩影。他者视角的非虚构东北书写便在乡村日常图景与过往历史回溯的交织中缓缓展开，“日常场景的拼贴和并置生动展现了塞北地域的异质性和丰富性，同时以普通角色的回忆、评述和憧憬等微观叙事串联起来，个人史和地域史交织联结，形成了一张粘贴满日常图景的历史网格”（24）。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叠中，迈克尔·麦尔用外视角塑造了与中国作家内视角完全不同的异质性东北形象，是对传统东北书写的补充和丰富。

三

东北纪录的影像表达与乡村短视频的集体叙事

“纪录片是以影像媒介的纪实方式，在多视野的文化价值坐标中寻求立足点，对社会环境、自然环境与人的生存关系进行观察和描述，以实现对人的生存意义的探寻和关怀的文体形式。”（25）纪录片中的东北影像表达，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其一，历史文献纪录片，大多由电视台等官方媒体拍摄。这方面的纪录片数量繁多，以表现东北区域抗战中的人和事为主，内容稍显同质化和单一化。这主要因为“纪录片的素材是一种具有物理属性的客观对象，它源自于现实世界中的客体，它的形态是相对固定的、不会改变的”（26）。此处需提及两部社会反响强烈、国内外知名度较高的东北抗战纪录片，即由吉林电视台主导拍摄的《东北抗联》和中国教育电视台策划制作的《白山黑水铸英魂》。这两部纪录片都与东北抗联军民的英勇事迹密切相关，但拍摄重点和表现手法截然不同。《东北抗联》由动画影像、一手史料、情景再现、人物访谈等组成，“全景式展示东北抗联可歌可泣、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27），同时还将东北抗联活动置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来定位。如果说《东北抗联》侧重于全方位地表现人物群像，那么《白山黑水铸英魂》则致力于为代表性抗战将领作传。它“以‘人’为叙事主体，以‘故事’为叙事文本”（28）进行多维度的形象建构，将被社会神化的人还原为血肉饱满、既有高度又有温度的时代真人，是对传统英雄群像式纪录片创作模式的一次突破。此类历史纪录片大多在电视台循环播放，传递着主流价值观和国家意志，是社会历史记忆的重要构成，具有一定的宣传教育功能。

其二，东北民俗纪录片。与东北民俗相关的纪录片一直都有，但扎堆出现应该是新世纪之后的事情，尤其是中国非虚构浪潮的到来催生出很多质量上乘的东北民俗纪录片。“民俗，不只是研究对象的集合性概念，还指明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根本视角，这就是要求通过民俗来观察一定地域和人群的生活，考察他们在那里一代代传承的文化。”（29）东北民俗纪录片以表现东北特有的民俗文化为主，具有强烈的地方性和民族特色。《长白山》《舌尖上的中国》《关东老号》等纪录片就不同程度地展现了东北特有的物质生活民俗。大型系列人文纪录片《长白山》，分6集依次呈现《天铸神山》《王朝圣地》《生灵之源》《山海相望》《生生不息》和《大美长白》，不仅展现了长白山大气磅礴的自然风光，还向观众介绍了由东北特殊地理环境所致的伐木放排、山野采集等生产民俗。《舌尖上的中国》（第1季）将视线集中在吉林查干湖的冬季捕鱼活动，重点介绍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在江河渔猎上的生产方式与悠久文化。《人参》《本草中国》这两部纪录片同样与长白山相关，但强调古老的采参行帮文化。《过年》《小村走席人》则详细介绍了东北地区的幼儿出生礼、成年礼、花甲礼、婚丧嫁娶等不同年龄阶段的重要礼俗，呈现出东北特有的婚俗传统和特色饮食文化。还有一些纪录片关注到东北民众的精神生活民俗和游艺娱乐民俗，如《最后的山神》《寻找声音的故事》，关注东北原住少数民族古老而神秘的萨满文化信仰和满语故事。

其三，后工业时代纪录片。由王兵独立拍摄完成的《铁西区》（30）是谈论“东北文艺复兴”时必定会提到的一部纪录片。“2000年，纪录片创作领域开始两极分化。体制内的纪录片人热衷于策划重大题材，拉投资、搞大片，走‘精品战略’路线；体制外的纪录片人借助于DV技术和新媒体，用普通人的生活解构了主流话语，并塑造出一部小人物演义的历史。”（31）纪录片《铁西区》拍摄于2000年前后，王兵手持DV，耗时4年，全身心捕捉沈阳重工业厂区的衰落过程，以及大量工厂倒闭给工人带来的生活与心理变化，探讨人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关于东北后工业时代的影片，除《铁西区》外，还有张猛的《钢的琴》、刁亦男的《白日焰火》、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不过，后几部属于借助虚构剧情创作的电影，并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它们所表现的都是东北后工业时代。正是在这一实一虚的艺术表达中，东北后工业时代的多元面貌才被不断塑造出来。

进入新世纪后，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已逐步替代传统纪录片，成为面向普罗大众传播东北特色文化的一支强劲新生力量。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大范围下沉、智能手机在中国城乡的普及，以及抖音、快手、西瓜视频、火山小视频等短视频应用软件飞速占领民间市场，都为普通民众自主拍摄纪实短视频提供了良好的客观条件。以展现东北乡村生活为主的纪实短视频正是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崛起的，并且很快“在抖音、快手等头部短视频平台上形成独树一帜的风格”（32）。借助非虚构影像记录东北民众生活的博主，主要以东北本地城镇居民为主，如“东北雨姐”“张同学”和“八零徐姥姥”等。“草根小民”作为东北特色乡村文化传播的“先行者”和“代言人”，自发拿起手机，以如实展示东北乡村生活为己任。他们所创作的非虚构短视频多以东北乡村日常趣事为核心，下地干农活、东北美食制作、风土民俗展示和乡村自然人文景观等都是常见的拍摄内容。与此同时，还有少量外地自媒体创作者因东北的巨大流量而特地前来。尽管因特定目的而创作的纪实短视频多少有点刻意，容易被观众贴上“蹭热点”的标签，但无疑也对东北的形象塑造和对外宣传起到一定催化作用。东北民众与外地博主联合行动，促使东北在短时间内爆火出圈，成为“东北文艺复兴”浪潮中的一大社会奇观。在互联网短视频平台的助推下，非虚构东北影像的创作和传播进入新阶段，东北乡村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时刻在更新。

与纪录片中的东北影像相比，“草根”的乡村纪实短视频凸显出四个鲜明特征。首先，在内容素材上，更加生活化、接地气。这主要因为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能够更加自如地将镜头对准平民百姓的乡村日常生活。其次，在拍摄视角上，以第一人称叙事为主，强调“我为自己代言”。过去的纪录片大多以观察者和旁观者的第三人称视角介入整个拍摄过程，由团队协作完成，且受制于某个单位，多属于集体叙事。而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的拍摄则取决于当事人意愿，个性化突出，自我意识强烈。再次，在传播上，速度更快、效率更高，受众范围更广。传播速度与传播手段密切相关。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电视作为传统媒介逐渐被闲置，手机成为纪实短视频播放和传播的主要媒介，确保了拍摄、剪辑和制作随时随地都能进行。视频上传和投放所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逐渐变弱，能最大限度地接触到受众。这不仅增加了受众黏性，也保证了观看者的忠诚度。最后，在表现形式上，东北素材的纪录片主要以独立形式出现，而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则倾向于集体扎堆的爆发式涌现。因此，就社会影响力而言，东北乡村纪实短视频的受关注度更高，产生的社会反响自然更为强烈。

在“东北文艺复兴”中，以音频图画为介质的非虚构东北影像，主要有纪录片和乡村纪实短视频两种形式。它们既为东北文化跨地域传播提供了新路径，也开辟了东北形象塑造的新思路。但作为两种不同的非虚构文艺样式，纪录片和乡村纪实短视频对东北文艺表现的侧重点各有不同。前者相对历史久远、品类丰富，注重呈现主流媒体对东北民众抗战历史、东北民俗及后工业时代的叙事表达，带有一定的宣传意味；后者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宠”，为东北乡村民众提供自由发声的途径和机会，借此来表现东北乡村民俗文化、自然物产及人文景观。尽管乡村纪实短视频在新世纪后才逐渐在民间普及，但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准入门槛低、手机操作方便快捷、视频内容的娱乐性强等多种因素，使其迅速俘获受众的芳心。随着自媒体短视频受欢迎度的提高，非虚构东北影像日益显露出从传统纪录片的宏大叙事转向乡村短视频小我叙事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在非虚构东北影像发展的整个过程中，纪录片和乡村短视频互为补充、相互配合，多方位、立体式地传播东北文化，塑造东北形象，共同构成非虚构东北影像的重要部分。

四

地方性与世界性：“非虚构东北文艺”新的可能

“东北文艺复兴”最先肇始于互联网，后迅速被文学创作者和研究者借用、化用。在此过程中，“东北文艺”具体以小说、音乐、影视作品、短视频等形式呈现，不同体裁的“东北文艺”争奇斗艳的繁荣态势，似乎证明了其正在走向或已经实现了“复兴”。目前获得社会各界关注的“东北文艺”大多偏向于虚构创作，如“新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董宝石的说唱音乐、“二手玫瑰”的摇滚乐，还有“老四”的搞笑剧情片。而“东北文艺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非虚构东北文艺”——非虚构东北书写和非虚构东北影像——却被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论及“东北文艺复兴”，理论界也对“非虚构东北文艺”少有提及。

但“东北文艺复兴”并非只存在于虚构文艺的创作和表达上，更有“非虚构东北文艺”在多个领域的探索与尝试。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非虚构东北文艺”都值得研究者为之驻足。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孙惠芬、齐邦媛、伊险峰、迈克尔·麦尔、徐前进、王兵等人的“非虚构东北文艺”创作，继承并赓续了“东北作家群”、迟子建和“新东北作家群”的东北叙事传统，又在新的历史阶段带来全新思考，激发民众的创作潜能，并促进创作理念上的更新，催生了众多充满艺术审美新质的作品。“非虚构东北文艺”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传统东北叙事构成互文和持续对话关系，成为“东北文艺复兴”必不可少的结构性组成部分和全新的艺术表达样态。本文对“非虚构东北文艺”的系统归纳和探讨，挖掘了“东北文艺复兴”被遮蔽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面向，弥补了“东北文艺复兴”在非虚构研究层面的不足。

在对“非虚构东北文艺”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其与往常东北文艺显著不同的特征。一方面，以最大程度地趋向真实、接近真相为第一要务，通过现场直击、在场见证和实地调查等方式进行创作。《人民文学》“非虚构”栏目在策划之初，便极力强调“行动”的重要性，有意引导“活生生的、与当下生活有关的非虚构文学写作”（33）。这一核心宗旨也较为充分地表现在“非虚构东北文艺”的创作实践中。无论是传统职业作家、新闻媒体记者，还是社会文化学者，抑或纪录片导演和乡村素人短视频拍摄者，都不约而同地通过非虚构叙事展开对东北地方性场域的表现和塑造。孙惠芬撰写《生死十日谈》前，只跟踪采访了不到5天，却闭门在家把乡村自杀事件采访调研的录像带扎扎实实“看了二十多天”（34）。迈克尔·麦尔为搞清楚东北的历史与现实状况，多次往返于博物馆、档案馆之间，《东北游记》最后长达40页的中文注释和20页的英文参考资料是最强有力的说明。伊险峰、杨樱和魏玲有长期做记者的经历，实地调研和采访等扎实的基本功有效保证了《张医生与王医生》和《大兴安岭杀人事件》的真实性。而作为历史文化学者的徐前进，以在地实践性的写作为我们贡献了一本非虚构佳作——《现代精神之花：一个东北工业城市的具体与抽象》。

另一方面，在文本内容、体裁样式与创作视角方面更加多元。“非虚构东北文艺”作品在内容题材上大大延展了“东北文艺复兴”的边界，不仅面向社会现实发言，还积极与历史进行对话，而且侧重于以口述实录和纪实短视频的形式表达来自民间小人物的心声。就体裁样式而言，既有非虚构小说、深度报道，又有文学传记和回忆录，还有纪录片与短视频等。“非虚构东北文艺”体裁样式的丰富，预示着“东北文艺复兴”未来的无限可能。而在创作视角方面，既有中国写作者的内部视角，又有外国写作者的外部视角。目前常为读者所津津乐道的东北形象，一是现代“东北作家群”笔下探索救亡图存道路的东北，二是迟子建笔下带有神话色彩的异域风情东北，三是“铁西三剑客”笔下没落的工业时代东北。而包括孙惠芬、迈克尔·麦尔、徐前进、伊险峰、迟秋怡、张锦等在内的众多非虚构创作者，以切实的非虚构书写和影像实践，贡献了一批内容丰富、影响深远的“非虚构东北文艺”作品，试图以最真实的姿态呈现多维度的“非虚构”东北形象。这大大丰富了既有的东北形象，赋予东北形象更多的立体感和历史感。质言之，“非虚构东北文艺”通过不同类型的非虚构创作，完成了对东北地域的个性化和体系化描述，表现了“东北文艺复兴”对历史与现实的多重指向，挖掘并保证了其自身鲜活的多样性。

东北不只作为地方性区域而存在，亦是地方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如果从行政区划的角度来说，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是行政区划变动最频繁复杂的地区，但是同时与其他区域相比，东北、东北文化和东北人作为一种地域概念、文化概念和身份概念，更成为被集中标识和指认的概念。”（35）王德威在《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一文中，强调东北的动态特征，将东北文艺研究置于国际视域下，考察“东北的人与事如何勾连成跨时间、文化、政治的网络，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也如何形成独特的历史地位”（36）。这预示着东北不应该只是一个地方或区域，更代表着中国。在相关研究中，东北自身的复杂性和世界性尚未被充分发掘出来。有鉴于此，应将东北放置在全球文化视野中来定位、塑造。而迈克尔·麦尔《东北游记》的诞生和热销，显示了东北正在被世界“看见”。“非虚构东北文艺”将中国本土和域外来者的非虚构东北创作全部纳入东北叙事谱系中来考量，为世界中的东北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方向。这既可以丰富民众对作为地方的东北的了解，也有利于我们在整体上认知中国。

注释：

（1）见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2）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

（3）李丹：《“东北文艺复兴”：历史的生产与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

（4）猫兜：《〈铁西区〉：纪录电影的新标杆》，《电影艺术》2006年第2期。

（5）（32）兰梦：《短视频中的东北乡村记忆书写及地域形象塑造》，《当代电视》2023年第5期。

（6）韩春燕：《作为现象的“新东北文学”与“新南方写作”》，《当代作家评论》2024年第1期。

（7）见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韩春燕：《拆解或者还原：〈北方化为乌有〉的叙事策略》，《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黄平：《“新东北作家群”论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年第1期；刘大先：《东北书写的历史化与当代化——以“铁西三剑客”为中心》，《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第4期；丛治辰：《何谓“东北”？何种“文艺”？何以“复兴”？——双雪涛、班宇、郑执与当前审美趣味的复杂结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4期。

（8）见王德威：《文学东北与中国现代性——“东北学”研究刍议》，《小说评论》2021年第1期；杨丹丹：《“东北文艺复兴”的伪命题、真问题和唯“新”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李丹：《“东北文艺复兴”：历史的生产与回响》，《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赵坤：《普遍性怀旧与新东北文艺的发生》，《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胡哲：《误读的“复兴”与“繁荣”的困境——“东北文艺复兴”的话语解读》，《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

（9）见白杨：《历史经验表达与东北区域形象建构——多重文化场域中的新世纪东北叙事》，《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1期；刘诗宇：《是“东北”，还是一种曾经黯淡的“阶层趣味”——论互联网文化与“东北文艺复兴”》，《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3期；张维阳、汪奕蒙：《大众文化与文艺的互渗——关于“东北文艺复兴”》，《当代作家评论》2023年第4期；李莎、黄敏：《东北文艺复兴视域下新东北电影突围的三重路径》，《电影新作》2023年第3期。

（10）见刘岩：《〈张医生与王医生〉与跨域文化生产脉络中的“东北文艺复兴”话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5期；金鑫、毛敏：《“议题牵引”与“向内开掘”——论〈张医生与王医生〉对于新世纪非虚构写作的意义》，《写作》2023年第5期；毛旭：《素人传的崛起及其特征——以2021年中外两部传记作品为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2023年第1期。

（11）见李蕾、钟栎娜：《域外视角、边缘叙事与地方性书写——美国非虚构作家梅英东的东北叙事》，《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2年第11期；沈闪、〔美〕迈克尔·麦尔：《多重世界经验下的“非虚构”中国——迈克尔·麦尔访谈》，《写作》2020年第3期。

（12）见周景雷：《不可探查的“关系”与“坏乡村”的秘密——关于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叶君：《乡村致死之疾——论〈生死十日谈〉》，《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申霞艳：《当我们谈论生死，我们在谈什么——论〈生死十日谈〉》，《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3期。

（13）洪治纲：《论非虚构写作》，《文学评论》2016年第3期。

（14）（34）何晶：《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文学报》2013年1月24日。

（15）〔美〕约翰·霍洛韦尔：《非虚构小说的写作》，第102页，仲大军、周友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16）高越：《特稿〈大兴安岭杀人事件〉写作分析》，《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1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