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反特小说的“人民政治”与“侦探类型”
一
中国侦探小说史的“断裂说”与“消亡说”
在中国通俗文学史或侦探小说史叙述中，常常将20世纪50—70年代指认为中国侦探小说的“断裂”与“消亡”阶段。确实，在20世纪50年代，从一系列侦探小说杂志的陆续停刊（如《大侦探》《新侦探》《红皮书》）或南迁至香港（如《蓝皮书》），到“霍桑探案”“侠盗鲁平奇案”等中国本土系列侦探小说创作的终结，从《福尔摩斯探案》等西方侦探小说译介作品饱受意识形态批判，到“鸳鸯蝴蝶派”作家群体的风流云散等情况来看，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发展确实可以说是被“中断”了。而这种文脉的“续接”则要等到1979年11月《译林》“创刊号”上首次全文刊载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宫海英译），并引发了销售与阅读热潮。侦探小说伴随读者巨大的阅读热情和来自批评界与文化管理者不断的质疑与争议，重新回到了中国读者面前。
对侦探小说在20世纪50年代所遭受的来自文学与政治的批判，正如苏联侦探小说作家阿达莫夫在《侦探文学和我——一个作家的笔记》一书中所转述的：“著名的文学工作者斯·季纳莫夫在1935年曾写道：‘侦探体裁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对于私有财产的保护者，即密探的崇拜，在这里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是别的，正是私有财产使双方展开较量。从而不可避免的是，法律战胜违法行为，秩序战胜混乱，保护人战胜违法者，以及私有财产的拥有者战胜其剥夺者等等。侦探体裁就其内容来看，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1）简言之，侦探小说中的侦探作为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和社会秩序的维护者，在社会主义文化语境中失去了其固有的存在合理性。
此外，20世纪50年代对侦探小说的否定相当程度上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的批评。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1948）一文中，就将侦探小说划作“黄色文艺”，认为“这是标准的封建类型”，“迎合低级趣味，希图横财顺手。在殖民地，特别在敌伪时代，被纵容而利用着，作为麻醉人民意识的工具”，“作品倾向是包含毒素的东西，一被纵容便像黄河决口，泛滥于全中国，为害之烈，甚于鸦片”（2）。丁玲也认为侦探小说不仅格调不高，甚至是颓废庸俗的，并将其同黑幕、言情等几种旧小说一起归入“一切是酒后茶余的无聊的谈资”“侦探小说就告诉人如何杀人灭迹”（3）的“文学糟粕”行列。
1959年，《读书》杂志发表了刘堃的《怎样正确地阅读〈福尔摩斯探案〉》一文，以《福尔摩斯探案》小说为例，比较系统地梳理了作为资产阶级文学类型的侦探小说和社会主义文化政治之间的内在矛盾。刘堃认为，一方面，《福尔摩斯探案》“存在着较明显的资本主义，乃至殖民主义的色彩”，小说“尽管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腐朽和资产阶级的虚伪、丑恶的本质”，但作者实际上还是“站在本阶级的立场上，为统治者效劳，宣扬资本主义思想，维护资产阶级的法权统治”。另一方面，小说“极力把福尔摩斯描写成一个神出鬼没，神通广大，高明超群的侦探家”，这与当时中国“坚决地发动和依靠了群众，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相违背，属于“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的观点，“脱离政治，脱离群众”的行为（4）。1961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辞海》（试行本）第十分册“文学”部分中的“侦探小说”词条，也强调了“这类作品多数是品格低下，诲淫诲盗，宣传资产阶级道德观的”（5）。这是在大众知识普及的层面，对侦探小说进行了阶级和道德定性。
二
从侦探小说到反特小说
从上述关于侦探小说的政治与文学批判来看，中国侦探小说的“消亡论”与“断裂说”确有其合理之处。但是，如果进一步梳理中国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的发展脉络，我们会发现另一条隐秘的文学史线索：1896年，张坤德在《时务报》上翻译了“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英包探勘盗密约案》（今译《海军协定》），标志着侦探小说正式进入中国，并在晚清掀起一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第一本侦探小说杂志《侦探世界》的创刊，以及围绕在其周围的程小青、孙了红、陆澹安、俞天愤、赵苕狂等侦探小说作家群，此时的侦探小说创作进入本土化创作高峰；到20世纪40年代，中国又迎来了间谍小说与话剧创作的热潮，不仅穆时英、茅盾、刘以鬯、徐訏、陈铨、仇章等作家分别有间谍题材作品问世，更有大量中国侦探小说作家投身间谍小说的创作或翻译中，比如程小青、孙了红、郑小平、位育（刘中和）等。他们笔下的侦探霍桑与侠盗鲁平已经不满足于对付个别的盗贼或罪犯，而是要在拯救民族国家的意义上与日伪特务们一较高下。我们可以将这一时期侦探小说创作的转型理解为，侦探已由为个人（被害者/委托人）权利而奔走，上升至为国家利益而奋战。而进入20世纪50年代之后，程小青、孙了红等侦探小说、间谍小说作家也纷纷转向反特小说写作。比如程小青在这一时期就出版过4本反特小说：《大树村血案》《她为什么被杀》《不断的警报》和《生死关头》。由此，我们就在作家、作品与史料的层面，初步勾勒出了一条中国新文学史中的类型演变线索：侦探小说——间谍小说——反间谍小说/反特小说。
从更广阔的世界类型文学发展图景来看，这一文类转型的趋势也并非中国所独有。早在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系列中的《海军协定》《布鲁斯——帕廷顿计划》和《最后的致意》等几篇小说里，福尔摩斯就已经开始致力于保护英国情报不被泄漏的“反间谍”工作。另一位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四魔头》《七面钟之谜》，以及其后期创作的“汤米和塔彭丝夫妇系列”中的不少篇目（如《暗藏杀机》《犯罪团伙》《桑苏西来客》），也都是典型的间谍小说。可以说，侦探小说自身包含了衍生出间谍小说的文类潜质。此外，欧美间谍小说也正是兴起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并在冷战年代走向成熟。这和中国间谍小说、反特小说的发展脉络具有明显的同步性。从更根本意义上看，无论是中国反特小说，还是欧美间谍小说发展潮流的形成，都源自该类型小说和国际政治局势之间的密切关系。
除了文学史脉络的梳理和类型史构建之外，我们也可以从概念本身出发来获得对这些小说类型的基本认识。反特小说的命名还可以被置换为同义反复的反间谍小说〔美国学者金介甫就曾将反特小说直接翻译作anti-spy fiction（6）〕。反间谍小说显然属于间谍小说的一种类型，而间谍小说又可以视为侦探小说的某种变形或子类型。在John G. Cawelti等学者看来，“反间谍小说这个类型中‘逮捕间谍’是在形式上最接近侦探小说的一种”（7）。于是，在文学类型逻辑上，反特小说就获得了在侦探小说和间谍小说传统中进行考察的可能性。正如阿拉斯泰尔·福勒（Alastair Fonler）所指出的：“要完成对类型历史作根本的改写，只能通过对连续性的承认，而不能借助于无视连续性和杜撰断裂。”（8）
三
“人民政治”与反特小说
反特小说作为冷战时期出现的文学类型，主要产生于当时的苏联、中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朝鲜等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政治性。作为一种政治小说的反特小说，其中的政治性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间谍小说中的民族国家政治，而是指向社会主义“人民政治”。甚至可以说，反特小说的文学话语就是诞生于“人民政治”话语中。
首先必须说明的是，本文强调的“人民”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说的“无产阶级”有所不同。“人民”不是仅仅以生产资料占有为其主体特征，而是以受压迫、受剥削的经济与社会地位来划分形成的政治群体概念。换句话说，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体系下，不是“有/没有什么”决定个体是不是“人民”中的一员，而是个体“是否处于被奴役和被压迫的社会结构之中”决定了其是不是“人民”中的一员。或者说，“人民”只有在某种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说明。与此同时，“人民”本质上又是一个积极的、富有行动性的政治概念。在这个概念中，“人民”既是传统社会结构中被压迫、被奴役的对象，也是社会主义新国家的政治主体，对新国家负有主体意识和政治责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必须是积极的、能动的、实践的、行动的、斗争的主体。只有行动和斗争才能改变其被压迫、被奴役的社会地位，也只有积极和能动才使其有可能充分承担和履行作为新国家主人的政治功能、责任与义务。
在此意义上，沙德里·基雅立（Sadri Khiari）指出“人民”本质上是一个对抗性的概念，是针对其敌对的外部而存在的。他还强调：“想回答‘人民是什么？’本质上就必须先回答：‘人民是针对谁而构成的？’……‘人民’的实体想要得到有效的具体化，敌对的外部必须存在，无论是封建贵族、邻国人民、压迫者，或者是那些被认为有害的人。‘人民’是权力关系的历史，是把‘人民’的概念加诸普遍范畴之中的历史，是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历史。”（9）在这里，沙德里·基雅立采取了某种后结构主义的思维方式，将“人民”这一政治概念放置于其产生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并指出“人民”概念包含的对抗性意义。进一步说，“人民”这一概念的提出本身就内含了对敌人的想象，以及革命性和斗争性诉求，而“人民政治”的对抗性结构本质与政治话语逻辑，正是反特小说话语得以产生的前提和基础。简言之，我们通过文学想象特务/敌人，进而得以确立“人民”自身的范畴和边界，完成“人民”主体的建构。
这里有两点需要补充说明：一方面“人民政治”既构成了反特小说情节得以展开、文本得以成立的前提性逻辑，比如阶级对立、敌我二分、群众路线、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结局等，同时也造成了反特小说的某些根本性缺陷，比如僵化的模式、单向度的情节展开、必然性的故事结局、缺乏悬念感与趣味性等。另一方面，“人民政治”话语与反特文学话语之间也形成双向互动关系。“人民政治话语”所生产出来的“反特文学话语”也在不断反向地生产、规范、塑造、改变着“人民”自我想象和实践的具体方式。按照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说法，“‘人民’这个复数主体（plural subject）是在表述行为的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而且作为一套政治概念话语，它在被表述之前、表述过程中和表述之后的形式都有所不同”（10）。具体到中国反特小说，其在文本中固然负载并传达了一整套“反特政治话语”与“敌特想象”。但是，反特小说在故事展开的过程中也进一步建构出了远比政治话语更为复杂、具体、可感的文学想象方式。比如20世纪50年代大量反特小说与电影中的妖艳女特务形象，就包含了某种对于政治话语维度的“溢出”。
本文在这里将反特小说指认为一种政治小说，或者强调反特小说的政治性，并不意味着故意忽视其文学性。关于反特小说中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关系，或许可以借助王蒙的《小豆儿》来获得更为具体的理解。王蒙的这篇短篇小说处女作并不很引人注目。整篇小说的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一言以蔽之，就是一个小孩子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终选择举报家里来的特务分子（同时也是爸爸的朋友）的故事。这里小豆儿面临的选择困境有二：一是面对阶级敌人与父母血亲的取舍难题，属于“公”与“私”的矛盾；二是去公安局检举还是参加学校诗朗诵比赛，是政治与文学之间张力的隐喻。小说最后，小豆儿选择了去公安局检举，放弃诗朗诵比赛。但富有意味的地方在于，当小豆儿最终得知特务被捕，而自己也错过了诗朗诵比赛时，他的反应是：“我的心里一下子轻松了。我虽然没有朗诵出一句诗来，心里却比朗诵了一首最好的诗还要愉快。”（11）
在小说结尾，我们看到反特小说政治性与文学性的内在关联。反特小说并非简单地舍弃文学而追求政治。相反，在反特小说中其文学性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或者说反特小说的政治性就是其最大的文学性。这里所说的反特小说的文学性不在本文之中的形式审美，而在于以反特小说完成“小说反特”的社会动员实践，即反特小说是一种“想象的政治”或者“实践的文学”。
四
“人民政治”对于“侦探类型”的改造
中国反特小说作为侦探小说与间谍小说的子类型或类型变体，同样具有悬疑的设置、惊险的氛围、发现的程序、逻辑的推理等侦探类型元素。而作为一种诞生于“革命中国”与“人民政治”话语之中的小说类型，反特小说中的“侦探类型”又经过了一系列复杂而细致的政治与形式改造。具体而言，反特小说中的人民话语需要借助侦探类型叙事的展开来获得其伦理上的正义性（惩恶扬善）、逻辑上的严密性（证据推理）与阅读上的趣味性（悬疑惊险）。甚至可以认为革命追求“真理”和侦探小说追求“真相”二者本身就具备了某种同构性关系。比如，反特小说往往需要借助一个公安干警查案并最终捉住特务的故事框架，吸引读者进入文本空间，而小说不断寻找、识别特务的过程，以及小说必然抵达的“找出并抓住特务”的结局，其实与通过小说来完成群众反特教育的政治诉求具有高度一致性。换句话说，广大读者被反特小说中的“侦探类型”所吸引的过程，就是反特教育借助小说逐步深入人心的过程，而特务最终一定会落网的小说结局，也彰显了革命斗争必然胜利的信心和决心。由此，我们可以说反特小说在上述几层意义——提醒群众特务存在，指导群众如何反特，鼓舞群众反特必胜——上践行着其“小说反特”真正的文学与政治期待。当时就有批评家指出：“人们不只把惊险小说当做文艺作品，而且是把它当做生活的教科书来读的。”（12）
我们不妨以反特小说《双铃马蹄表》为例来考察其中“人民政治话语”与“侦探类型”模式之间的复杂辩证关系。这篇由陆石、文达合作完成的反特小说，初刊于《中国青年》1955年第14—15期，与文达的另一篇反特小说《一个笔记本》结集为同名小说集《双铃马蹄表》，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该书截至1956年3月已印刷3次，印数高达340200册。由于小说广受读者欢迎，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将该小说改编为电影《国庆十点钟》。电影的上映进一步扩大了小说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国庆十点钟》也成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反特电影的代表性作品。此后，仅在1957年，就至少产生了3种根据该电影改编而成的电影连环画，分别由江苏人民出版社（茴林改编版）、中国电影出版社（文飘改编版）和朝花美术出版社（凡之改编版）出版。电影带来的锋芒甚至远超小说本身。《双铃马蹄表》除了引发一系列跨媒介艺术改编实践（电影、连环画）之外，小说本身也一直被视为20世纪50年代中国反特小说的代表作。比如，群众出版社1959年出版的《肃反小说选（1949—1959）》、1979年出版的《肃反小说选》、1996年出版的《当代中国公安文学大系》（第一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百年中国侦探小说精选》（第四卷）等几种中国反特小说最重要的作品选本，都收录了这篇小说。
小说《双铃马蹄表》的主要故事情节是特务偷了一名司机的双铃马蹄表，企图用它制造定时炸弹，破坏当地节日纪念活动，而公安干警顾群则必须在“五一节”前抓住特务，以制止这次破坏行动。这是一个典型的侦探与罪犯相互对抗的故事模式，双方争夺的焦点是作为案件线索与核心道具的双铃马蹄表。在小说中“表”显然可以被视作某种时间的隐喻，作为特务制作定时炸弹与破坏工具的双铃马蹄表，暗示了破案时间的紧张与危机的步步逼近。小说开头就已经明确说出“只差三分钟就到12点的时候，局长把顾群找去了”（13），而顾群之所以被局长找去，是要面对一个更为紧迫和严峻的“倒计时”问题——一起策划于“五一节”的爆炸案，“事情是够紧的。把吃饭睡觉的时间都算进去，一共只剩下35个钟头”（14）。这种对时间表达的准确性与“倒计时”表述方式所形成的紧张感，贯穿小说始终（15）。而在电影结尾处，更是直接挪用了好莱坞电影“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经典模式——钟表指针“倒计时”行进的滴答声和公安干警寻找并拆除炸弹的镜头交叉剪辑，将“侦探类型”的叙事策略运用得非常熟练（16）。
与此同时，双铃马蹄表的基本功能是提醒汽车司机工作不要迟到，具有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的含义。由此，围绕双铃马蹄表展开的反特斗争就隐喻了敌我双方对于现代时间的争夺。而在改编电影中，编剧将特务企图破坏的“五一节”改为“国庆节”，将敌我双方关于现代时间的争夺指向了社会主义中国的“神圣时刻”。由此来看，这部反特小说与电影改编就不仅仅是简单复制了侦探小说与间谍小说的类型模式，而是重新赋予其新的社会主义文化政治内涵。
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顾群在人民广场上见到的场景及其心理感受：
他走到广场的入口处，停下来点燃了一支烟，抬头望望天空，星光在顶上闪耀着，一直延展开去，降落在广场北面矗立着的主席台上，和主席台前面牌楼上的各种彩色的电灯光交融在一起，把主席台衬托得更加雄伟壮丽。顾群信步进了广场。在广场上，有一些父亲们和母亲们领着男女小孩，在那里东走走，西望望，还有一些从乡下来的老大爷和老大娘们，在他们城里的年轻的亲戚们引导下，指指点点地观看着这十分美丽而雄伟的检阅人民力量的地方。主席台下面伫立着一个持枪的公安战士，在他的旁边有一个抱着大约两岁幼儿的年轻母亲，指着毛主席的画像教她的儿子喊：“毛主席！万岁！”顾群望着，想着，心情激动起来。这是多么难以形容的动人而庄严的情景呵！北京的天安门前该又是多么壮丽宏伟的情景呢，不难想象，“五一”那天，会有多么伟大的场面在那里出现呢！难道人民容许暗藏的敌人破坏我们伟大的节日么？不。“无论在什么地方”，顾群心里向主席台上伟大领袖的像起了誓，“绝不容许！”（17）
这里需要注意的细节是，顾群此前一刻还处在心乱如麻的状态，而帮助他走出思维混乱状态，并最终坚定破案决心与信心的，正是他在人民广场上见到的这一场景。这一场景具体可分为两个层次，即人民生活的安定祥和、国家政治的崇高想象。当然，这二者间也并非截然区隔，国家政权正是人民生活得以存续的重要保障。或者反过来说，正是人民能够幸福生活，才充分给予了国家想象的合法性与崇高感。广场上人民优游自在的幸福生活，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想象的正当性。而顾群正在执行的反特侦查工作，就是对国家政权与人民幸福生活的维护和保障。甚至进一步来说，顾群由眼前的人民广场联想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从而为反特工作赋予了更为普遍性的捍卫国家利益的政治内涵，这也构成了引文最后顾群向着毛主席像暗暗起誓，必须阻止敌人的破坏行径的政治心理根源。由此，“人民政治”就自然内化成情节内部逻辑，既决定了必须破案、保护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工作目标，也构成了一定能够破案的必胜信念。我们不妨进一步大胆推测，给小说中的公安干警取名为“顾群”，是否也暗示其具有“顾及群众”“顾念群众”的内涵？这当然不是凭空揣测，当时即有评论者指出：“顾群所以能把张德理等人和敌人区别开，不只是借助于他的侦察经验，而且也由于他对人民的深切的理解和热爱。”（18）而电影《国庆十点钟》的编剧和导演吴天也曾表示，他在这部电影中“并不想尽在惊险里打圈子”，而是“要让人看到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感受到生活的气息”（19）。这一说法准确捕捉到了小说原著中所包含的超出一般侦探类型叙事之外的时代性特点。
进一步来看，在“十七年”时期的反特小说和反特电影中，作为现代时间意象的“时钟”反复出现，比如在反特电影《跟踪追击》（1963）中，就出现过一个满屋子挂钟与闹钟的场景，这些“时钟”也明显隐喻了某种关于时间的斗争。在这部电影中，特务也是企图通过制造爆炸，破坏广州市的供电系统，以破坏当地的国庆活动。其中，时钟道具、时间争夺、公安干警对于群众的亲近感和社会主义神圣时刻等一系列符号性关联，与小说《双铃马蹄表》及电影《国庆十点钟》高度一致。
小说《双铃马蹄表》中另外一条富有意味的线索是，特务白松亭故意抛出一封伪造的信件，让小孩子捡到并交给警察。他们在信中污蔑张德理和平小海，企图借此扰乱警方侦查视线。而顾群也必须根据信中的线索，对张德理、平小海、赵建成等人进行逐一走访和调查，以排除他们的嫌疑，这就又一次回到了侦探小说最常见的类型模式。拉康曾以爱伦·坡的侦探小说《失窃的信》为文本依托，分析其中由于主体间性关系和外在支配性框架所导致的主体行为的“重复的自动性”（20）。朱康与李海霞等学者在一次课堂讨论中，创造性地将这一分析思路挪用到了关于电影《五朵金花》（1959）的解读之中。他们指出，在这部社会主义喜剧中，男主角对于“金花”的找寻引发了一连串的误认，而这些误认表面上看是情节上的不断重复（所谓“重复的自动性”），但实际上电影中男主角每一次遇到的错的金花也都是各行各业的劳动模范。在此意义上，电影中的每一次误认其实都包含有某种正确性，即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在这一过程中的反复显影。而《双玲马蹄表》中的这种误认也同样包含了类似《五朵金花》中真理不断自我显影的正确时刻。比如通过调查，我们知道了张德理“乳名叫张大力，学徒时叫张德力，叫得久点，后来解放了，爸爸很高兴，说现在像个人了，起个号吧，就起了现在这个张德理”（21）。“改名”显然意味着主体的不断成长，而从“力”到“理”的改变则对应着“解放了”这一政治性与开端性时刻。在小说中“人民政治”再一次借助“侦探类型”的情节推进而完成了自我展开的进程，不断走访与排除嫌疑人这一传统类型模式，被赋予了新的积极的“人民政治”意涵。
余论：从“福尔摩斯传统”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反特叙事
最后，我们再以一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为例，尝试讨论反特小说与电影“侦探类型”与“人民政治”之间彼此交织与相互解读的另一种可能。这部反特电影上映于1965年，讲述了侦查员石云追踪被特务窃取的秘密图纸，从而保卫国家技术机密不泄露的故事。这是非常经典的侦探小说、间谍小说的情节模板，甚至早就出现在“福尔摩斯探案”系列小说中的《海军协定》一篇中（而《海军协定》恰好是晚清时期中国翻译引进的第一篇侦探小说）。但有趣的是，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早期的中国反特小说与电影中，我们很少能看到以保卫“秘密图纸”为核心情节的反特叙事。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翻译引进的苏联反特小说中却经常出现这一类情节。为何中国反特故事中这样的情节模式偏偏出现在1965年呢？
这里我们需要关注的是“讲述神话的年代”，而非“神话所讲述的年代”。抛开电影中并不清晰的具体时间指向（不同于《国庆十点钟》里的“国庆节”时间提示），电影拍摄的年份本身即具有政治理解的可能性。《秘密图纸》产生的时代背景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阶级斗争向经济建设转变，自主核心技术的意义被进一步关注并凸显。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秘密图纸》堪称是这一时期极富标志性意义的文本，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成功这一历史事件，1965年“秘密图纸”的时代隐喻和技术隐喻更是不言而“喻”。更有意思的是，在同一时期英国间谍题材电影“007”系列的《金手指》（1964）中，也出现了将远东地区的核武器作为整部电影的争夺焦点与关键道具的情节。“铁幕”两侧的类型电影似乎由此获得了某种对读与相互参照的可能性。
甚至可以说，“工厂空间”取代了“农村合作社空间”与“城市空间”，构成了我们理解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反特小说与20世纪50年代反特小说区别的一个重要入口。在这些以“保卫秘密图纸”为核心情节的反特小说与电影中，公安干警通过革命手段（反特）来保卫现代化成果（秘密图纸）不被窃取和破坏，“革命实践”与“现代想象”的二重性特征，就借助“保卫秘密图纸”这一传统侦探小说的类型模式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注释：
（1）〔苏联〕阿·阿达莫夫：《侦探文学和我——一个作家的笔记》，第3页，杨东华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8。
（2）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3月1日。
（3）转引自杨犁：《争取小市民层的读者，记旧的连载章回小说作者座谈会》，洪子诚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5卷，第1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4）刘堃：《怎样正确地阅读〈福尔摩斯探案〉》，《读书》1959年第5期。
（5）转引自魏绍昌编：《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第120-121页，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80。
（6）Jeffrey Kinkley在Chinese Justice, the Fiction：Law and Literature in Modern China一书中将反特小说翻译作anti-spy fiction，这一英文译法很好地在字面上揭示出了反特小说与反间谍小说之间的密切关系，甚至具有某种程度的同一性。
（7）〔美〕John G. Cawelti、〔美〕Bruce A. Rosenberg：《间谍小说的形式》，王蒇真译，《中外文学》2000年第3期。
（8）〔英〕阿拉斯泰尔·福勒：《类型理论的未来：功能和构建型式》，〔美〕拉尔夫·科恩主编：《文学理论的未来》，第390页，伍厚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9）Sadri Khiari：The People and the Third People，Jody Gladding，What Is a Peop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p.88.
（10）Judith Butler,“We，the people”：Thoughts on Freedom of Assembly,see Jody Gladding,What Is a Peopl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6,pp.56.英译汉为笔者译。
（11）王蒙：《小豆儿》，《人民文学》1955年第11期。
（12）谢云：《读“双铃马蹄表”和“一个笔记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青年作品评论集》第二集，第13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13）（14）（17）（21）陆石、文达：《双铃马蹄表》，杜元明、李青主编：《中国公安文学大系》第一卷，第185、186-187、196-197、192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96。
（15）在后来出版的《国庆十点钟》电影剧本中，也反复出现诸如“他耳边响起了表的‘嘀嗒’声。这声音仿佛警告他，时间是不等人的”。这也是不断暗示并强化时间的紧迫性。见吴晓鸣主编：《国庆十点钟》，第37页，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16）在电影《国庆十点钟》最后，当观众和电影中的特务分子紧张于炸弹是否爆炸时，顾群却表示早已调换了炸弹，从而通过一种社会主义文化政治自信感“反写”了传统侦探小说中“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类型模式。
（18）谢云：《读“双铃马蹄表”和“一个笔记本”》，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青年作品评论集》第二集，第13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
（19）吴天：《我的想法——导演琐记》，《中国电影》1956年第2期。
（20）见〔法〕雅克·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会》，《拉康选集》，第1-57页，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