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
“题材”和“写法”，也即“内容”和“形式”是文学创作中老生常谈的话题，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在上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时期，茅盾和瞿秋白就曾围绕这一问题展开讨论，讨论的导火索，是瞿秋白在《大众文艺的问题》（《文学月报》“创刊号”，1932年6月）针对“写什么东西？”的问题，指出“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
革命的大众文艺必须开始利用旧的形式的优点……旧式的大众文艺，在形式上有两个优点：一是它和口头文学的联系，二是用的浅近的叙述方法。
说书式的小说可以普及到不识字的群众，这对于革命文艺是很重要的。有头有脑的叙述，——不象新文艺那样“颠颠倒倒无头无脑的”写法，——也是现在的群众最容易了解的。
瞿秋白这里强调的是文艺的普及面向，也就是为了照顾普罗大众的阅读习惯，创作时要借鉴旧式的文艺手法，用口语化且浅近的叙述方法，尤其是要摆脱五四文学欧化的叙事倾向，只有用“有头有脑的叙述”（也就是善于使用起承转合的线性叙事）才能让普通群众易于接受。
与此相对，茅盾则认为将新文学跑不进大众归咎为文字本身（即瞿秋白说的“新文言”）的看法有失偏颇，因此主张新文学须借鉴旧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水浒传》等），“动作多，抽象的叙述少”的描写方法才能接近大众。
两者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分歧在于“怎么写”——瞿秋白的重点落在语言上，茅盾的重点落在叙述技巧上，但殊途同归，二者都对古典文学资源有所借鉴，都强调要从“旧式的大众文艺”、“旧小说”身上汲取养分，只不过侧重点有区别罢了。
这场讨论尽管发生在90多年前，但对我们思考新时代背景下青年文学创作“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仍有启发性。
以近几年比较火热的“新东北作家群”和“新南方写作”为例。二者都是以中青年作家为创作主体的，它们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各有千秋。从题材上也就是“写什么”来看，“新东北作家群”具有相对可以辨析的面目，比如班宇、双雪涛、郑执、杨知寒等人时常从“子一代”观察“父一代”，题材上多围绕90年代下岗潮，并深入共和国的历史，比如双雪涛的《光明堂》，虽然用了一个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的结尾——主人公双双掉入冰湖中，在幻觉里见到“文革”的历史，但总体而言，小说的底色还是现实主义的，尤其是带有一定的“新伤痕”文学的特征。
近年来，新东北作家群呈现转型的趋势，逐渐要摆脱题材的束缚，拓宽写作的范畴，比如班宇在《缓步》里就不再执着于《冬泳》里那样去写下岗潮，甚至写起了发生在美国的故事；双雪涛更不用说了，在新作《不间断的人》里甚至借鉴类型文学如科幻小说的元素试图革新自己的写作。
相比之下，我觉得“新南方写作”自从成为学界讨论的话题和文学现象开始，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尽管学者们从文学地理、方言的使用、海洋性、临界性等五花八门的概念上对“新南方写作”进行界定，但“新南方写作”之所以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被凸显出来，正在于其野蛮生长和杂树生花的特质。因此，在“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上，“新南方写作”相比于“新东北文学”或者说“新东北作家群”，显得更加驳杂、宽泛，比如广西籍作家林白的长篇小说《北流》就将辞典作为方法，在小说中谈到地方性和流动性、世界性的问题；潮汕籍作家厚圃在长篇小说《拖神》里借鉴潮汕民俗活动，让潮汕老爷开口说话，将魔幻现实主义手法与历史小说进行融合，大开大阖，充满史诗气质。
此外，“80后”作家林棹的《潮汐图》无疑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上做了很好的示范，比如她将触角伸向19世纪末东西方交汇、碰撞的历史深处，写一只虚构的巨蛙在广州十三行、殖民地澳门和作为宗主国的英国三者间游历的故事，并且在小说的第一部分，大面积、高密度地使用粤语方言，造成一种叙述的奇怪和陌生化效果。这种写作方式是具有典范性的。
再比如“90后”宥予的长篇小说《撞空》，写的是疫情前后的广州城市生活，以广漂青年何小流的经历为线索，用的是一种向城市肌理的纵深开挖，并且将现代主义比如意识流、深描等融合其中的写法，他写出了一个我们几乎从未在当代文学中看到的充满烟火气和市民性的广州，结尾部分主人公寄居在花城汇的地方，像边缘人、流浪汉一样的生活，非常震撼，带有强烈的荒诞现实主义的气息。此外，王威廉、陈崇正等青年作家也在现实主义传统和科幻类型领域游走，他们拓宽了湾区青年写作的题材、形式等面向，使得“新南方写作”变成了“在南方”的“新”的“写作”。
总的来说，“新东北文学”“新南方写作”等青年写作要真正发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一定是同时在题材和手法上。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上用心经营和创造，在题材上，既要凸显地方性，同时又要放眼世界，兼顾全球性。陈崇正的小说《归潮》写女主人公林阿娥带着女儿林雨果从泰国穿越边境回到潮汕的历险，就很能凸显这一特点；在写作手法上，要努力凸显现实性同时兼顾实验性或者说先锋性，比如潮汕籍青年作家陈润庭最新出版的小说集《超级玛丽历险记》就带有很强的实验色彩，将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融入小说中，同时又凸显了身为岭南、潮汕作者对本土文化和人物的现实生活的关注，彰显出青年文学的新力量。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青年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