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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儿童文学领域“重提”跨学科实践，旨在于文学发展的内源性和时代演进的外源性同构的基石上，从学科界分的角度重审其概念的本体意涵，探寻跨学科拓展的知识学依据。中国儿童文学不仅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还是一个结构与关系的概念。这种概念与学科的特殊性内在地驱动了学科互涉的转向。总体而言，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路径包含了内部“贯通”与外部“联动”两个层级。在世界儿童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将这种跨学科实践纳入系统论的视野，超越“纯文学本质主义”与“非文学工具主义”的理论偏狭，在坚守学科本位的同时有效地开启学科间的对话交流，促进学科知识的整合，进而推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向纵深方向发展。

关键词：中国儿童文学 跨学科 本位 越位 系统论 

在经历了中国古代漫长的“自在状态”后，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发生、发展起步于“五四”时期。秉持“儿童本位”的观念，先觉者将其纳入现代民族国家想象与国家文化建设的整体系统，从而开启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新篇章。然而，在现代学科体系中，并非二级学科的儿童文学的处境较为尴尬。受制于学科本位主义的影响，中国儿童文学遭受“窄化”或“泛化”对待绝非偶然。自上世纪80年代班马首倡儿童文学走出“自我封闭系统”以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开始注重文体的跨界与知识内容的多元拓展；理论研究也逐渐摆脱自我本质主义的思维，致力于跨学科的理论创新，标示着百年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了更为广阔的道路。在“学科界分”向“学科互涉”转型的背景下，“重提”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是基于文学自身发展和时代演进的诉求而作出的学理性思考。尤其是在儿童文学因内在“分层”而衍生学科“分化”的情境下，关涉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主体性、边界、标准等理论议题亟待重新考量。为了解决新情境下的新问题，有必要梳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演进的轨迹与规律，重审其跨学科的知识依据、思想资源与实践路径，在立足学科本位的基石上有效地跨域、拓殖，以期推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向纵深方向发展。

一、跨学科的依据：学科界分与概念的特殊性

一般而论，“儿童性”及儿童与成人“代”的文化沟通是儿童文学特殊性的重要表征。围绕“儿童性”与“文学性”展开讨论最终的落脚点是回到“儿童文学”本体、本源的基点上。不过，这种本体和本源的探索是以成人文学为参照系的。因此，在界定概念时，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之间的差异性很容易被放大，而两者之间的共通性、沟通性则往往被盲视。一旦“异”的权重远大于“同”时，儿童文学概念的界定就容易绕开自我内核，而从成人文学的反面或反例来确认。应该说，这种非直接赋名的界说遵循的是二元对立的逻辑，容易制导儿童文学的自我封闭。

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看，要创构儿童文学这一门独立的学科，首要的工作是将其从“寄居”或“杂糅”的状态中分野出来，在区隔后确立专属的学科属性，进而完成学科化、专业化的学科界分任务。儿童文学长期混杂于儿童学、教育学、民俗学等学科体系中，并不具备先天自主的品格。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界限模糊的原因，胡从经将其归因于儿童文学本身介乎教育与文学的“两栖性质”。由是，从“母本”中分离到自立门户也注定漫长而艰难。这其中，思想变革是开启学科化的基础，“只有从文学思想、艺术观念，尤其是语言和思维的变化，即把时间和观念结合起来，才能对这个学科的边界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在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界分方面，周作人的开创之功不应低估。他从“儿童文学”的概念中抽绎出“儿童的”与“文学的”两个层面，以此来概括其本体特性。在他看来，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审美创造，因而可以根据儿童年龄分层来配置相应的儿童文学体裁。显然，周氏这种从儿童文学的特性来实现学科界分的思路引领了此后的学科化探索。“儿童的”思想层面与“文学的”艺术标准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区别于其他学科门类的特性。在此后漫长的学科化过程中，围绕“儿童性”与“文学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讨论，实质上都是基于儿童文学学科本体来展开的，其前提是中国儿童文学作为独立学科而存在的事实。既然是独立的学科，就“必须从文学理论中清晰地显示别样的一种语言和身份来”。基于此，从文学“内部”属性与“外部”的结构关系来界定儿童文学，在夯实儿童文学本体基座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拓展思维视野的可能性空间。重审儿童文学概念实质上是为了考察文学实践主体的位置和性质，在确立儿童文学学科“本位”的基础上对其“越位”实践作学理探讨。

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里，学科本位意识强势地挤压了儿童文学跨学科互涉的空间。在严格的学科界分意识里，儿童文学的“自性”极度膨胀，划定了一条始终指向自我本体的封闭的边界。面对严苛的教条主义禁令，法国学者罗杰·加罗蒂曾用“无边的现实主义”来予以批判和回击，他提出的基本观念是“通过批评性吸收和补充别人所掌握的真理才能进步”。这种大胆的开放与对话精神，转借到儿童文学学科走出自我本质化、中心化的审思中也同样有着重要的理论启示。无独有偶，2008年曹文轩提出了“无边的绘本”的概念，曾引起了学界的极大的关注和激烈的讨论。暂且不论这种无边界的、超学科的绘本是否真的存在，但其基于“图”与“文”两种学科门类“无限可能性”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其出发点在于对中国原创图画书起步阶段因“神秘化”“神圣化”而遭遇“作茧自缚”困境的反思。

从概念的本源上看，儿童文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学科门类。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知识汇杂于“各种不同的观念的联合”的“空筐”内。这种自带的跨学科性保障了儿童文学能有效地开展学科交叉与互动。换言之，这种跨学科的开放品格，既是儿童文学与生俱来的特性使然，也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时代发展与文化机制驱动的结果。可以说，儿童文学的结构性特质衍生了文本形态的跨域性与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儿童文学是成人作家创作给儿童读者的文学，这种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非同一性就涉及身份的转换，也关涉到两代人审美意识的互补调适。从这一视角看，王泉根关于儿童文学特殊性的概括可谓切中肯綮：“儿童文学是两代人之间进行文化传递与精神对话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现世社会对未来一代进行文化设计（也即人化设计）与文化规范的艺术整合。”与成人文学相比，儿童文学在“隐含读者”的预设上也有其特殊性。佩里·诺德曼认同艾登·钱伯斯“读者是培养出来的，不是天生”的观点，认为童书拥有儿童和成人双重的隐含读者，包含了成人以及成人世界的“知识集”。由此看来，儿童所阅读的读物并非纯粹的审美作品，借助阅读活动，儿童与成人复杂的权力关系在儿童文学创作、阅读、批评的全过程中被充分地呈现出来了。在此框架中，成人在儿童文学生产与消费中的作用不容小觑。但是，儿童也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成人的阅读教导，“那些想参与进来为他们写作的人们，他们得首先问问儿童们的喜好和意愿”。对于成人而言，要想真正地指导儿童的阅读，必须“返归童年”，并且“回到儿童那里去”。而这种“返归”本身就意味着跨越身份、跨越文化后的沟通与交流。从表面上看，成人俯身至儿童的世界，以近距离的观照来书写儿童是切实可行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两代人的文化沟通并不完全取决于成人主动跨界行为，还有赖于儿童对成人跨域的接纳与对话。问题是这种开放与交流往往是不对位的，也是很难实现的：“儿童文学是一种成人活动，它最重要的话语和对话是成人之间的那些，而不一定是跟儿童进行的那些。”由于成人不可能是“永远的儿童”，言说者与接受者的非同一性、实体童年与想象童年的裂隙还是带来了跨域实践的难题。这种难题套用戴维·拉德的话说即是“被建构的”和“能建构的”孩子之间的裂缝。不过，正是这种无法填平的裂隙使得儿童文学内部呈现出两代人此消彼长的话语张力，也赋予了跨学科拓展的可能性空间。

必须指出的是，除了前述“描述性”概念外，儿童文学还是一个“结构与关系”的概念。这种结构与关系主要表现为儿童与成人、社会、国家之间的显隐关系。检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不存在个人与社会体系绝对脱离、隔绝与独立的状态，即使是那些自命为“封闭人性”的“哲学的人”，其知识经验的获取也离不开主体“内部”与世界“外部”的渗透、参照。儿童又何尝不是这样？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诺贝特·埃利亚斯提醒人们：“把个人和社会这两个概念视为静止的，这种观点就像是一个陷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将人的内心与一切外部世界完全隔绝的“看不见的墙”的存在本身是可疑的，根本无法回答如下问题：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哪儿、怎样将人的内外隔绝？当然，我们承认儿童有指向其“内部”的自由与自然等属性，但其成长过程依然无法回避社会化的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无论是儿童，还是儿童文学都不可能在“孤立”和“真空”的状态下独善其身，其发展必然会牵连着儿童主体之外更为阔大的社会文化力量，进而从儿童文学生产、消费的日常生活超逸出来，跃升至国家与文化的公共层面。

甫一创生，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就与国家、时代、文化、社会的关系密不可分，尽管服务的对象是儿童，但中国儿童文学从来都不拒斥基于人的生命体验和人性价值，也不回避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与文化的普遍性命题。总体来看，中国儿童文学并未游离现代中国文学所开创的人文传统，“儿童”作为价值主体及资源被纳入现代中国文学民族国家想象的工程中来，而这种文化传统与体制赋予了中国儿童文学“民族性”与“现代化”的双重意涵。当然，儿童文学的主体价值并非自动被赋予，而是因其包蕴的“新人”想象与“立人”“立国”的内在契合而逐渐被确认。由是，在此后文化机制与文学制度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从“儿童”到“儿童文学”层面都构成了国家文化建设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现代出版与传媒的推动下参与了国家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认同的工程。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儿童文学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文学文类，而是一个铭刻了中国文化印记与基因的综合性学科门类。在中外文化、理论交流互动的潮流面前，中国儿童文学，亟待在儿童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道路上敞开怀抱，去创构更为多元、开放的文学世界。

二、跨学科的路径：内部“贯通”与外部“联动”的辩证

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实践是一项创新性的工程，它要求作家立足于儿童文学本体来开展学科间的知识整合与艺术加工，在尊重学科间差异的同时提升艺术创造的精神质地。由于借鉴和接纳了其他学科的知识与方法，中国儿童文学的内涵得以扩充、增殖，“儿童”与“文学”的质素不但没有因这种多元共在而遮蔽，反而在多种学科的动态联动中熠熠生辉。简言之，无论立体的、整体的、交互的学科融合多么繁复，其立足点依然落脚在“中国儿童文学”的本体上。具体来说，“中国”“儿童”“文学”三个关键词皆有其独特的指向性与意义旨趣，是开展跨学科实践无法绕过的内核，也是确立价值立场和开启视野融合的关节点。在此基础上，依据学科间交互的“融合点”来追问“一个学科的思想、名词、概念被另一个学科所吸收时，它到底是怎么转换过去的，有没有什么中介，要寻找它们相互之间影响与融合的痕迹”。对于中国儿童文学而言，走出封闭狭窄的畛域，朝向更为多元动态的视域融合与学科间的交互迈进，是提升其思想与艺术水准的必由之路。

当然，跨学科拓展并非盲目地“引入”或“扩张”，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首要的工作是在文学的整体框架内进行“一体化”的打通。即区别、辩证和融通两组关系：一是中国儿童文学与世界儿童文学的关系；二是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关系。这种文学内部的融合是跨学科拓展的基础。一旦讨论关系问题，就涉及到主次、先后等价值定位。由此，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有必要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与现当代中国文学的“传统”中有序展开。一旦获取了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双重视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境界注定会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梯。囿于学科本位主义的短视，一些中国儿童文学作品片面强调现代性或民族性中的某一维度，割裂了两者的互动共生联系。这绝非偶然，在理论与批评方面也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在论及跨学科拓展时总是跳过文学内部融合这一关键环节，直接开展外部系统的学科交叉。这种研究难免导入以“散点式”的比较来替代纷繁复杂的学科间的多元共生性、以个案透析来取代社会结构的误区，从而无法从整体的、全局的眼光来统摄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实践。这其中，盲目地用政治性、教育性的意识形态来支配中国儿童文学的“非文学的工具主义”即是显例。这是一种缺乏学科自主性的误判，它忽略了中国儿童文学本有的“文学的反抗”。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过程中，这种迎拒、亲疏表现为一种显隐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如果不开通与世界儿童文学与现代中国文学对话的桥梁，或不能对中国儿童文学予以客观理性的学科定位，实难廓清文学内部的复杂性，更难指望越级来开展跨学科实践。

从世界儿童文学的体系来审视中国儿童文学，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西方儿童文学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历史时间差”。不在同一文学经纬度上的跨学科融合并非易事，然而，当我们将两者各视为有机生命结构，且在遇合的过程中将其融入整体的文学、文化及文明体系时，中西儿童文学之间跨语际、跨文化旅行就构建起来了。事实上，尝试中外儿童文学跨时空对话在中国儿童文学发轫期就开始了。在论及搜集古童话的方法时，周作人提出了“上采古籍之遗留，下集口碑所传道，次更远求异文，补其缺少，庶为富足”的原则。从国内外“异文”中查漏补缺体现了周作人文化互视、对话的跨域意识。在考察中外民间童话的分类、学派、分支、异同后，赵景深认为引进文化人类学是最科学的方法，因为该方法强调历时与共时的跨域比较：“人类学方法便是将许多同类的民间故事归纳起来。基本工作便是要多多的搜集材料；因为相关的事搜集得愈多，归纳的结果一定也愈准确。”在援引和推介西方儿童文学资源时，郑振铎的态度是弃置不加选择的盲从，在全方位考察其利弊后，将评定的标准落脚于中外文化的跨域观照上。在他看来，中外视野的跨域应持守中国的标尺和立场：“写中国的事，而使人觉得‘非中国的’，则即使其所写的事迹完全是真实也非所谓文艺上的‘真实’，决不能感动读者。”由于确立了民族性的价值标尺，使得中西文化的跨域实践没有被西方话语宰制。以世界儿童文学的格局来审思中国儿童文学，实际上开辟了“向内”与“向外”两条跨域的线索，深度介入了中国儿童文学主体性建构的全过程。

从中国文学的内部系统来看，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传统资源的滋养。对传统资源这种“已成之物”的重新改写、创化的目的是使之成为不断变化的“将成之物”，以实现乐黛云所说的从“传统文化”到“文化传统”的现代转换。该过程实质上涉及到古今的推演与贯通，茅盾辑录和改编古代寓言时就依循这种思维：“把儿童文学古籍里的人物移到近代的背景前”。在百年发展的历程中，中国儿童文学向内开掘传统资源的有益质素、剔除不利于儿童身心发展的成分，用现代的眼光去烛亮历史、贯通古今，让烙上了中国文化基因的优秀之作代代相传。这其中，古今对话牵连着中外交流，内源性与外源性相互关联，形构了复合性的跨域视野。在此视野中，传统资源与域外资源“互为他者”，两者以“贯通”与“共生”的姿态推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也使得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具有了深邃多元的思维图景与价值取向。具体而论，这种超越了对立与冲突的跨域实践的价值主要表现为：“域外资源的传入给中国儿童文学带来了打捞传统资源的现代标尺，而传统资源的转换也使得中国儿童文学在接受域外资源时增添了民族化的眼光。”简言之，传统资源与域外资源并非绝对冲突与排斥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共处共存下的对照与互鉴。中国儿童文学经由上述两种资源的融合而保有开放的品格，并建构起集“民族性”与“世界性”于一体的知识体系。

除了古今、中外跨域之外，文学内部“一体化”的结构还包含着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微妙关系。从文学性质上看，同属于“文学现代化”序列的两种文学具有无法绝缘的同源性：“人的发现”。“儿童”作为一种现代思想资源，参与了中国新文学追索民族化、现代化的话语努力，从“儿童的发现”到“儿童文学的发现”，从本质上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意味着“完全生命形态”的整体贯通，为百年中国“人学”话语建构提供了全方位的视野。在这方面，朱自强的《中国儿童文学与现代化进程》将儿童文学置于现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考察，尝试儿童文学与现代文学的“打通”。应该说，朱自强的理论构想是具有开创性的，但遗憾的是，其以鲁迅、周作人、叶圣陶等人跨域书写为立足点来构筑两者贯通的做法稍显粗放，对于两种文学贯通的机制、联结点以及纵向过程还缺乏深入的把握。为了找寻联结两种文学的学理依据，王黎君从儿童文学概念的含混性、学科的暧昧性中寻绎出融通两者的“儿童视角小说”；谈凤霞从现代作家回忆、怀旧等诗性叙事中开掘了联结两者的“童年书写”。此类研究看似探索出打通两种文学的视角和纽带，但依然存在着溢出儿童文学本体来讨论两种文学一体化的问题。然而，这种看似跳出学科边界特权的勾连，还是指向了两种文学对话意图的实践。由于服务和阅读的对象不同，以“儿童本位观”为基本原则的中国儿童文学从一开始便体现出“服务儿童”“书写儿童”的指向性，其在语言、文体、主题、观念等层面也多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有显在的差异。不可避免的是，在一体化的政治或革命语境下，不甘于做时代“副本”的中国儿童文学还是被“编织”和“归并”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体系之内。因而，要通晓和考察两者的一体化同样要具备跨域的思维，超越“唯西方”的路径依赖与“唯成人”的贬抑机制，在发生学而非本质主义的高度来考量两者为什么要一体化、何以能一体化、一体化的中介与过程怎样、一体化的局限及价值何在等理论问题。这其中，“开放”是基础，“理解”与“沟通”是有效整合两者一体化的必要条件。

理顺了文学内部的一体化问题后，再进行文学外部的跨域融通就变得顺理成章了。由于文学自身发展的内在诉求和时代发展的新需要，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跨学科不是要撼动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本位，而是从中国儿童文学自身结构与体系中选取若干可资越界对话的思想、观念、现象、主题，在学科间视域融合的基础上去蔽溯源，从而在叠合与交互的艺术思维中开展文学创作活动，以此创作出更多具有艺术审美价值与精神质地的原创中国儿童文学精品。立足于“儿童性”的视角，中国儿童文学跨域所涉及的学科门类至少包括儿童心理学、儿童教育学、儿童认知学、儿童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童年哲学等。这种基于儿童本体的特殊性来探讨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思维自“五四”时期就开始了，周作人推崇的“复演说”即是显例。他用美国生物心理学家的“复演”理论来探究童话、神话的本质，以儿童与原人生物学的相似来“复演”儿童文学与原人文学的类似性，从而为中国儿童文学的“发明”提供了学理逻辑。此后，中国儿童文学的视野拓展至生物进化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门类。立足于“文学性”的视野，中国儿童文学跨界融通的门类至少包括阐释学、接受美学、符号学、语言学、艺术学、传播学、译介学等。在百年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上，尽管过盛的“儿童性”对“文学性”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挤压，但“文学性”依然是区隔其他学科的重要标准。譬如在讨论科学读物的转换问题上，陈伯吹就曾指出“文学化”是必由之路。同样，在利用常识书为儿童阅读服务的问题上，赵侣青与徐迥千也主张“经过一回儿童文学化”。上述用“文学化”的方式来处理其他学科知识与材料的做法，并不意味着“儿童的”边界无关紧要，恰恰相反，正是基于考虑“儿童的”接受习惯才要在此基础上重提“文学的”标准。

在谈论如何保持文学学科的活力时，温儒敏的观点是要对当下“发言”。在电子媒介时代，文学的话语方法发生了转型：文学性转向媒介性、图像主导取代了语言主导。受这种传媒的影响，包括中国儿童文学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与媒介的多元共生关系被召唤出来。在此语境下，儿童与成人之间似乎毫无秘密可言，文化价值的层递界限逐渐消融，这即是波兹曼所忧虑的“童年的消逝”：“在电视时代，人生有三个阶段，一端是婴儿期，另一端是老年期，中间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化的儿童’。”从表象看，这种界限的模糊似乎弥合了“童年”与“成年”的裂隙，也化解了因审美意识差异带来的跨身份、跨文化的危机。但事实上，如果跳出童年本质论的迷思，从社会建构论的角度看，“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界限必须没完没了地被一划再划”。在儿童文学“元概念”的表述中，儿童与成人“两代人”的权力层级是保障等级化知识生产的必要条件，那种以标榜儿童自主性身份来消融两者界限的看法，实际上反而纵容了电子传媒对于儿童或童年自主性的吞噬。当下，在市场化、商业化的冲击下，中国儿童文学走到了如朱自强所说的“分化期”，文类的分化意味着再生、拓展，而文类的移动与替换直接影响了中国儿童文学的革新。当这种“分化”形态与中国儿童文学内部的“分层”耦合时，跨学科实践实际上演变为动态系统间的交叉。为此，重申跨学科的自主性来应对“童年消逝”所带来的文学性的衰竭，重新激活技术时代因文化失落而日趋稀缺的“中国式童年”的建构潜能，是当前儿童文学工作者的新使命。

三、跨学科反思：走出本位主义的执念与系统论的“一体化”整合

进入“后学科”时代，学科间彼此疏离、互不往来是让人无法理解和难以接受的。强调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打通，沟通中外儿童文学的内外资源，强化学科间思想和方法的共生，并不是一种时空层面的拓域，而是立足于中国儿童文学本体基点上的越界与整合。它一方面回应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以多学科互动来探求“民族性”与“现代化”道路的内在诉求，另一方面则体现了对历史发展、时代变迁所面临的新挑战与新命题而作出的战略性的调整。

概论之，阻碍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根由是“纯文学”与“低幼化”的理论预设。“去思想”“重艺术”的纯文学观念是反思“非文学的工具主义”的产物。应该说，这种纯文学观念是中国儿童文学从自身特性中提炼出的一种指导思想，有其不可忽略的价值，但也存在着诸多局限：在强调儿童文学的审美独立性的同时割裂“思想性”与“社会性”的价值功能，简化成“为成人”还是“为儿童”的价值标准，无形中抑制了儿童文学向外延展的脉息。其后果正如班马所说：“这种把儿童和儿童文学理解为与成人和成人社会是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意识上的人为界限，实际上造成了我们一味向下去追求儿童状态的趣味，一味钻进儿童王国的狭小天地的自我束缚之中。”应该注意到这种与社会意识形态分殊的纯文学构想，在一定的程度上确实能规避周作人所说的“太教化”的风险，但却以另一极端的“太玄美”方式锁闭了与儿童主体之外事物的多维联系，进而画地为牢，使得儿童文学学科日趋本质化。因之，如果不能洞悉“太教化”与“太玄美”的对立统一性，盲目执于纯文学的观念，试图以“走弱”的姿态来追求所谓儿童文学的纯粹性是不得其法的，孰不知“反对政治干预文学，本身也是一种政治；反对意识形态对文学的渗透，本身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儿童文学能否介入中国社会问题的讨论、是否构成中国文化机体的一部分，这原本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纯文学的运作体系下却变得暧昧不清了。有学者将20世纪视为“一个非文学的世纪”，百年中国文学没有作为一个独立领域而得到自足性的发展。在政治化思潮的影响下，“仅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可能难以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出合理的评价”。在文化的同一性和时代的共同性主题面前，中国儿童文学并未脱逸于时代、社会和国家，而只有耽溺于儿童独立王国的儿童中心主义才会割裂现实与幻想“一体两翼”的张力关系，进而堕入梁实秋所说的中国社会的“逋逃薮”。

考虑到儿童成长的“未完成性”，成人作家在创作儿童文学时往往用浅易的语言来行文，“浅语”和“简单”成了很多人对儿童文学的刻板印象。于是，在很长时间里“小儿科”或“二等学科”成了儿童文学的代名词。这种主观的判定实质上降格了儿童文学的学科地位，放逐了儿童文学“书写儿童”与“服务儿童”的本体属性，也是造成了其逐渐自我边缘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种浅易、浅语并不等于简单，恰恰相反它是成人作家真正跨越身份来体验童年后的艺术结晶。对此，林良认为“浅语”是“儿童文学作家展露才华的领域”。佩里·诺德曼则将“简单”理解为是一种“聪明的方式”，因为“这个简单的文本暗含了一种未说出的、更为复杂的集合，相当于一个隐藏的第二文本——我把它称为‘影子文本’。”“影子文本”意指简单的语言和故事之外更为阔大的辐射领地，而这正是儿童文学“做减法”背后所隐藏的“未被说出的状态”的深刻意涵。

从系统论的思维来看，跨域并非目的，而是手段与方法，整合才是最终的价值指向。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整合的旨趣是在尊重学科间的差异性、多元性的同时来把握其本质性，从而为整体把握中国儿童文学学科性质及发展演进提供方法论意义。简言之，从跨域到整合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在持守中国儿童文学学科“本位”意识的基础上的融通，为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多元发展创设开放的平台。应当看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上是一幅在时空层面贯通与拓展的“全息图景”，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有论者所言：“系统类似于个体单元和混沌界之间的夹层，其功能就在于，它为个体展开提供多元选择，又使混沌变为个体可以承受的复杂性。”换言之，系统论构筑了主体联通自我与自我之外整个体系的中介装置，透过系统的装置能构筑出主体与客体关系的“认识论、价值论轴线”、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社会学、心理学轴线”。事实上，只要这个系统是动态的，除了上述两条关系轴线外，还能引申出其他的关系轴线，众多的关系网络形构出“点”“线”“面”“体”的系统结构。系统论视野给予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最为重要的启示是要确立以儿童文学为基点的“主系统”。缺乏中国儿童文学自主性立场的跨学科研究显然是没有学术主心骨的，因而很难奢望其在学科间、系统间的动态运作中能有所作为。概而言之，中国儿童文学的主体性特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民族性”“现代化”“儿童性”和“文学性”。离开了这四个基本要素去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跨学科拓展无异于舍本逐末，甚至有被其他学科“牵着鼻子”而丧失学科主体性的风险。同时，在跨学科拓展时还要兼顾上述四个要素自身的独立性与相互关系，才能针对“关联域”有效地整合理论资源与方法。回到儿童文学概念的初始，前述佩里·诺德曼将儿童文学视为“知识集”遵循的就是一种系统论的原则，这种知识不仅具有“参照性”，还具有“选择性”。“知识集”本身就是一个系统，内在地涵括了社会结构与知识体系。因而在儿童文学动态、发展的过程中，那种以保护儿童文学纯粹性为名来锁闭其发展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落实到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在专业、专职的儿童文学创研队伍产生之前，很多儿童文学先驱的身份都具有跨界性，周作人、茅盾、冰心、郑振铎、叶圣陶、郭沫若、沈从文等人既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又创作成人文学作品；既是作家，又是批评与研究者，甚至还是儿童的“伴读者”。职业和身份跨界给了他们更为宏观的视野，促使其以开放的姿态来接受儿童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知识的共在与交叉。进入新世纪，张炜、毕飞宇、马原、徐则臣等一大批成人文学作家尝试跨域创作儿童文学作品，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姑且不论这种跨域的结果怎样，但必须承认，由于角色与意识、创作风格与艺术方式的差异，这种跨界实践必然衍生因“两套笔墨”牵扯所带来的不适感，而这是跨界书写的优势还是劣势尚待进一步考察。不过，如何调适跨域后的身份转变，处理知识结构的“博”与儿童文学的“专”是始终困扰跨域研究的核心问题。这种焦虑本源于现代中国文学“内涵日益丰富而理论外壳不相容”，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的必要性与急迫性。对于跨学科拓展而言，问题的复杂在于，首先必须完成学科界分的使命才有讨论跨学科的可能，但在确立了学科界分后，中国儿童文学的知识生产却要经历一段时间的学科自足期，专业化、精准化的落实，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桎梏了跨学科拓展的步伐。尤其是在学科本位主义的制导下，学科间有如加上了一道“知识密码”，在没有找到通约钥匙之前想要开启学科互涉是无法实现的。如果任凭学科自闭而不“走出去”或“引进来”，在固守学科本位的同时也将放逐学科的自主性。

必须承认，系统是整体的系统，也是关系的系统。这其中，关键是把握整体系统与局部系统、主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以揭示系统的内在规律与秩序。系统论拒斥脱逸系统而在的“超系统”，这种品格的确立依赖于中国儿童文学的主体意识的绽出。换言之，如果不能从整体、根本上洞悉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个性，盲目地扩容视域、借鉴方法而不整合化用，不仅难以推动其创新发展，反而因失却了自我根本的独立性而阻碍学科间的互动共生。为了构建系统的需要，我们可以将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分解为两个子系统：一是本位与越位，二是跨域与整合。前者是认识论层面的考察，后者则是实践层面的操作。只有两个子系统协调统一，才能保障整个跨域系统的和谐共存。这里以中国儿童文学与教育学的跨学科拓展为例，简析之：

儿童文学与教育学密切相关，在探讨两者跨学科拓展时，教育学的理念和方法固然可以加以吸纳，但如果无限放大“教育学”方法的理论适用度，以“儿童文学是教育儿童的文学”而展开跨学科互证，将文学性让位于思想性、教育性，势必会撑破学科间的专属性阈限，实质上也放逐了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自主性，无法在“主系统”里彰显“子系统”的独特功能，很容易将何为儿童文学、如何中国、怎样跨学科等问题导入死胡同。与此同时，由于重视儿童文学的教育性、注重儿童文学真善美等传统观念的存在，也使得长于政治、话语权力分析的文化研究很难受到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界的重视。以走向“后学科”为知识学特色的文化研究，其对于学科化知识生产禁锢的突破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将其引入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研究已不是“是否需要”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落实”的问题。但如果绕开儿童文学“文学性”的本体，盲目地扩充文化学的思想与方法，并将其规范化为一种理论模式，这种无限度地僭越、拓展的后果是它有再度被规范化的风险。为此，中国儿童文学跨学科拓展要在立足本体的同时科学地跨界，既要走出“纯文学”的自我封闭状态，又要超越拓域后“非文学”的误导与盲从。

总体而言，学科交叉是必要的，但拓域与整合却是有限度的。跨学科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思想。它强调从学科间内在关联入手，启用学科交叉互动，从单一的学科内部的研究转向多边的学科间的互涉共构。中国儿童文学自带的跨学科性是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我们要考察中国儿童文学的复杂性与跨学科本身的复杂性，突破学科“自我封闭”的局限，撤掉人为设置的学科界限，在普遍联系的学科间找寻可通约性的桥梁，同时也要规避诸如逻辑缺失、简单并举式联系等“强行关联”。在系统中统筹文学内部的融合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确立其主体性的学科定位，在整体的关系结构中总结跨学科实践的经验，从而在动态的、开放的学科互动中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本文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的民族国家想象研究”（19YSXK04ZD）、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百年中国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体化研究”（18AZD03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