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一方面，没有足够明晰的、基于作家主体的思想认识与精神灌注，不足以支撑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穿越时代的典型意义。另一方面，基于儿童文学的美学追求，一种隐在的未来预判，人类层面的人道悲悯与理想诗意，仍是极具意义的。

在中国文学的当代场域中，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相对独立、边缘的文学门类正逐渐成为热点。新世纪以来巨大的文学市场之力也令儿童文学遭遇了商业化趋动的肤浅化、娱乐化、快餐化，具有文学陌生化追求、书写中国儿童与现实生活的作品屈指可数。多位学者发声，呼吁儿童文学创作“慢下来”，呼吁警惕“系列化”创作泛滥，呼吁书写“中国式童年”。近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力量不断显现，创作的能动性与潜力被极大激发。几十家出版社争抢一位名家的现象、疯狂引进的现象明显降温，越来越多的出版人将视野转向培育本土原创儿童文学力量。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由翌平主编的“童年中国书系”，就是其中的代表。多位实力作家对童年、故乡的真挚书写，儿童文学作家群体有意识地集结创作儿童散文对中国当代儿童散文的文体提振，令人印象深刻。与此同时，纵观近年来中国式童年的书写，也始终在思考日益凸显出的、需要正面“迎视”的相关问题。

首先，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主流发展值得肯定。2013年，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年会以“儿童文学如何表现中国式童年”为题展开讨论。2015年前后，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逐渐显示出现实题材的大幅度回归，包括在各级作协“重点扶持”创作专项与出版业“主题出版”选题推动下，作家们积极投入了对中国当代儿童生活的现实主义书写，多部作品具有题材补白意义。多题材、多角度、直面当下、介入生活的现实主义题材儿童文学创作呈现出异常丰富的可能。

密集涌现的现实主义儿童文学书写中，也有部分作品存在阅读后的不满足感。一些主题先行的立意，缺少了作家与素材之间足够的互动，作品在深入素材与情感互动上有所欠缺；部分作品采取了忠实于生活原貌的写作方式，追求并达到了描述生活的真实，但在真实之外缺少了作家的立场和对生活的深剖与预判，而这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的内在思想高度。一方面，没有足够明晰的、基于作家主体的思想认识与精神灌注，不足以支撑一部现实主义作品穿越时代的典型意义；另一方面，基于儿童文学的美学追求，一种隐在的未来预判，人类层面的人道悲悯与理想诗意，仍是极具意义的。

其次，需要辩证探讨的是，基于儿童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门类，强调现实主义创作是否意味着弱化幻想文学创作？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无论长篇还是短篇，现实主义题材从量的层面已逐渐领先于幻想题材。应该说，中国儿童文学的幻想性、游戏性是先天不足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本土幻想作品在当代儿童阅读场中是被动隐身的。然而，儿童性、幻想性、游戏性构成儿童文学的特质，幻想儿童文学是儿童，尤其是低幼年龄段儿童最为亲近也最易于接受的文学。幻想类儿童文学也是许多儿童成年后仍会念念不忘的、美好的童年阅读体验。基于此，当下儿童文学创作的现实与幻想的比例不应打破应有的平衡，幻想类儿童文学仍应该得到创作的关注。

新世纪初的幻想类儿童文学创作热潮多为仿效西方，具有独立美学精神的本土幻想作品极少。以传统幻想文学资源丰沛本土原创幻想儿童文学的路径，对于本土儿童文学的艺术开拓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多位作家也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但值得警示的是，对中国传统幻想资源的当代利用需避免标签化、拼贴化、生搬硬套、粗制滥造等问题；部分创作虽然在主观意愿上力图弘扬传统文化，但主题先行或知识先行冲淡了叙事文学的艺术性，仅仅停留在“儿童读物”的层面。总之，既要提倡传统幻想文学创作资源的弘扬与利用，又要警醒简单臆断式的运用及可能由此造成的文化戕害。期待更多优秀的、承载中国精神与中国文化魅力的本土幻想类儿童文学作品逐渐形成具有标识意义的世界呈现。

第三，当代儿童文学以开放的姿态热切迎接来自各领域的创作资源。创作的跨界，评论的互动逐渐增多。正像优秀的作家需具备优质的世界文学阅读视野一样，儿童文学同样需要一种打破文学边界的整体性视野。伴随跨界的创作互动与国际视野的交流，伴随基于文学性立场与基于儿童性视野的碰撞，基于儿童文学教育功能的认识，儿童文学的禁忌与边界问题再次触发多维探讨。

儿童文学是一种自具魅力的文学表达，且因其面对的独特受众而有了文学技法、思想深度、表现领域等诸多限制。相较于成人文学，儿童文学始终是存在表现的“禁忌”的，比如性，比如暴力。但一度以来，儿童文学创作的“禁忌”评判有粗暴加码之势，尤其出现一些对作品断章取义的批评：如虽然有时某片段的描写是出于对某人物塑造的需要，并不代表作家的价值判断；虽然有时主人公身上出现了某种价值判断的缺失或道德的僭越，但实则是人物成长的铺垫等，都曾遭抨击。什么可以写，什么不可以写，是武断的说法，应该关注的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写、如何去写的问题。此类“禁忌”评价对创作环境而言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限制，大部分作品规避了苦难、死亡、丑恶、权谋、青春爱情等“禁忌”，作家们努力将儿童文学创作净土化，理想化。这样的创作，面对幼儿期与童年期的儿童读者尚可，对少年小说而言，不但形成隐形的枷锁，禁锢作家的创作，而且逐渐导致面向少年读者、尤其是由少年向成人过渡时期的青少年读者的作品数量较少，且完全不能引起他们的阅读兴趣。

儿童文学创作的边界与禁忌，需对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文学创作区别对待。对低幼儿童而言，他们尚未形成初步的理性思考与判断能力，净化与理想化是有必要的，也符合他们认知、理解能力发展规律的。但是对于步入青春期、踏上社会化进程的少年而言，这样的态度就显得伪善有余而诚恳不足了。当下的少年早已不仅仅是依靠书籍和成人获取对社会的认识，而是在多媒互动、海量信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对成人的世界可谓洞若观火，甚至某些方面超越成人的认知。他们常常冷眼解剖成人的意图，甚至以过激的姿态反击成人的话语霸权。因此，少年文学的创作急需摆脱“净土说”的束缚，重新思考如何表现生活。近年来已有多位作家有意识地为少年读者创作，有意识地突破儿童文学领域的书写“禁忌”，摒弃粉饰、虚化，直面少年人的成长困境与心灵之殇。这不但是对儿童文学的书写边界给予的富有意义的拓展，更以直面真实的严肃姿态表现了对少年读者的尊重。

虽然以文学的整体性视野考量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仍显见诸方面的不足，但可以判断，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发展迎来了最好的时代。量的层面不断积累的创作现象必然催生质的层面富有意义的提升；跳出当下视野、本国视野的文学打量与不断延展的多维文学互动，必将碰撞出若干值得洞察的深层问题；媒介以及其他外界力量对作家创作节奏、方式与去向的影响，仍将更紧密地伴行于当代儿童文学的未来发展。而探讨儿童文学，还有一个始终需要坚持的基点——儿童文学受众的特殊性。针对不同年龄层次的儿童的“儿童性”追求，是儿童文学在“文学性”之外的又一重要的规定性。这种特殊性非但不容被忽视，还应始终保持高度的警醒与自觉。“儿童”这个阅读主体“本位”的抽离，无论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倾向、90年代的艺术倾向，还是随时显现的精英倾向，都将导致理论本身的不能自洽与儿童对儿童文学的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