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记忆里那道不可逼视的白光
汪曾祺在《岁朝清供》中回忆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是闻一多的诗作《死水》里的句子，读过就很难忘记。
对于闻一多先生的认知，相信大多数人都是来自中学时的课本和历史叙事。今天，官方和社会上对其形象的认定，也主要是定格在政治形象——民主战士，至于学者和诗人的形象，除了专业人士，则很少被大众知晓和提起。或许我们也听说过闻一多在西南联大当教授时的趣闻轶事，但是对于他的研究内容，他的学术文章，又有多少人真正了解和读过呢？朱自清先生说：“闻一多先生为民主运动贡献了他的生命，他是一个斗士，但是他又是一个诗人和学者。这三重人格集合在他身上，因时期的不同而或隐或现……学者的时期最长，斗士的时期最短，然而他始终不失为一个诗人。”
近期读了闻一多《唐诗杂论诗与书评》一书，进一步见识了先生文字的美和古典文学功底，其深厚的学识素养与深切的家国情怀更是散落在那如诗般优美的字里行间。该书内容涉及宫体诗、初唐四杰、孟浩然、贾岛、杜甫，太白诗英译、新诗评论和国外的诗歌批评等多个方面。书中文章都篇幅不长，作者既借助于理性分析与归纳，又将其文学气质和经验渗入到文章中，使其文章在理性的学术架构下，具有辞章之美，同时“书中许多观点具有‘立一篇之警策’的功效”。文章语言之灵动，运思之巧妙，让人过目难忘；其行文结构的文学化处理与“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让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去认识和感悟远去时光中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诗。
一
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的学者，闻一多对《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进行整理研究，后汇集成《古典新义》，被郭沫若称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在《唐诗杂论诗与批评》一书里，对于唐朝诗歌的评论，闻一多紧密结合时代历史变迁和社会历史文化脉络来进行整体的动态观照，具有一种大文化史的恢宏视野。文中有的评论充满了感性的叙写和情感的外化，有的评论则极具作者个人色彩的戏谑褒贬，展现了作者独到的眼光和笔力。
在开篇《类书与诗》中，闻一多上来即提出唐代开国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因为“靠近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走进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进而他揭示了初唐诗与六朝诗风的紧相关联。作者既有对唐太宗缺乏诗歌鉴赏能力的批评和嘲讽，也有对宫体诗的改造者卢、骆的充分肯定。他认为，唐太宗“所追求的只是文藻，是浮华，不，是一种文辞上的浮肿，也就是文学的一种皮肤病。……因察觉到险象而愤激的少年‘四杰’便不得不大声疾呼，抢上来施以针砭了。”
在《宫体诗的自赎》中，闻一多剖析了初唐宫体诗如何从一百年间梁、陈、隋、唐四代宫廷所遗留下的那份最黑暗的罪孽中，不断剔除和刮掉骨血中的萎靡而重新焕发生机的过程。在他看来，宫体诗经历了“以声律的发明与批评的勃兴为人所推重，但论及诗的本身，则为人所诟病”的时期。这一时期“没有第一流的诗人，甚至没有任何诗人，不是一桩罪过。那只是一个消极的缺憾。”诗化的语言背后，展示的是闻深刻的剖析和犀利的批判。闻一多高度肯定了宫体诗的“自赎”是一种蜕化，是从朽陈的母体中蜕出的新生命，卢照邻和骆宾王的出现，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之后的刘希夷是卢、骆的狂风暴雨后宁静爽朗的黄昏，而张若虚则是风雨后更宁静更爽朗的月夜，他的《春江花月夜》是“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有了《春江花月夜》这一首宫体诗，“向前替宫体诗赎清了百年的罪，向后也就和另一个顶峰陈子昂分工合作，清除了盛唐的路”。
对于《四杰》，在闻一多看来，我们不能墨守先入为主的传统观点，只看见“王、杨、卢、骆”之为四杰，而抹煞了一切其他的观点，“那只是拘泥、冥顽、甘心上传统名词的当罢了”，为此他不同寻常地突破“四杰”视角，从“人”与“诗”的角度，即年龄、性格、友谊和创作形式与特点，将四杰分作两派，即宫体诗的改造者——“浮躁浅露”的卢、骆，和唐音五律的建设者——“文人兼有学者气质”的王、杨，两派各有使命。闻的结论是，论内在价值，当然王、杨比卢、骆高，但“在文学史上，卢、骆的功绩并不亚于王、杨。后者是建设，前者是破坏，他们各有各的使命。负破坏使命的，本身就得牺牲，所以失败就是他们的成功。人们以成败论事，我却愿向失败的英雄们多寄予点同情。”可见闻一多评诗，自有他独到的、不离人世的标准。
等到写《杜甫》，闻一多则完全是带着“思其高曾，愿睹其景”的欣赏和膜拜。闻说杜甫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大诗人，四千年文化中最庄严，最瑰丽，最永久的一道光彩。他比喻杜甫三十五岁以前，是快意的游览，“像羽翮初满的雏凤，乘着灵风，踏着彩云，往漾漾的长空飞去。”“灵机既经触发了，弦音也已校准了，从此轻拢慢捻，或重挑急抹，信手弹去，都是绝调”，“三十五以后，风渐渐尖峭了，云渐渐恶毒了，铅铁的穹窿在他背上逼压着，太阳也不见了，他在风雨雷电中挣扎，血污的翎羽在空中缤纷的旋舞，他长号，他哀呼，唱得越急切，节奏越神奇，最后声嘶力竭，他卸下了生命，他的挫败是胜利的挫败，神圣的挫败。”《杜甫》一文，可谓词采灿烂，诗化的句子如散落的珍珠，令人目不暇接；似跳动的火焰，缭燃在心间。在写李白杜甫两人的神交中，结尾写道“两位诗人谈着话，叹着气，主人只顾忙着筛酒，或许他有意见不肯说出来，或许压根儿没有意见”。这种以景结情，独特而耐人寻味的表达，读后让人无限憧憬和遐思。
闻一多把所有至高的评价和颂扬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杜甫，他说，“上下数千年没有第二个杜甫”“凤凰是禽中之王，杜甫是诗中之圣。因为谈论到这伟大的人格，伟大的天才，谁不感觉寻常文字的无效？不，无效的还不只文字，你只顾呕尽心血来悬拟，揣测，总归是隔膜，那超人的灵府中的秘密，他的心情，他的思路，像宇宙的谜语一样，决不是寻常的脑经所能猜透的。”在闻与杜甫的不断对话中，为我们理解杜甫提供了一个宏阔的视野和平台。而闻之所以如此高度评价和钟情杜甫，除了杜甫那伟大的人格与天才，或许还在于他在杜甫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仿佛千年前杜甫的思想，杜甫的人格都早已“在他心灵里活动，血脉里运行”了，这样的欣赏或许也正是英雄间的惺惺相惜吧。
二
作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闻一多不但创作新诗，于1923年和1928年先后分别出版了两部诗集——《红烛》和《死水》，与此同时他还研究和评论新诗。《唐诗杂论诗与批评》一书中对郭沫若、俞平伯、田间、臧克家等的诗都有评论。其中对郭沫若《女神》的评论尤其深刻，充满真知灼见。他一方面积极肯定郭诗是新诗的代表，是“时代的肖子”，把握住了时代之精神，喊出了青年人的心声。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女神》地方色彩之缺乏，“不独形式十分欧化，而且精神也十分欧化”。
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详细分析了郭诗时代精神之体现：一是，动的精神。“这种动的本能是近代文明一切的事业之母，是近代文明之细胞核。”二是，反抗和革命的精神。“二十世纪是个反抗的世纪，‘自由’的伸张给了我们一个对待权威的利器，因此革命流血成了现代文明的一个特色了。”三是，崇尚科学的精神。《女神》中所运用之科学知识，不仅见于形式上的，而那“讴歌机械的地方，更当发源于一种内在的科学精神”。四是，世界主义的精神。“科学的发达使交通的器械将全世界人类的相互关系捆得更紧了。因而有史以来世界之大同的色彩，没有像今日这样鲜明的。”而《女神》全集中所用的方言，所称引的民族，所运用的地名，都不同于旧文学。五是，绝望之中有希望的精神。“物质文明的结果便是绝望和消极。然而人类的灵魂究竟没有死，在这绝望与消极之中又时时忘不了一种挣扎抖擞的动作。”正因为郭沫若的诗把握住了以上时代精神，抒发了时代青年的苦闷心声，才赢得了大众，特别是青年人的认可。
而在“《女神》之地方色彩”中，闻一多则分析并指出了《女神》地方色彩缺乏的表现和原因。在他看来，“现在的一般新诗人——新是作时髦的新——似乎有一种欧化的狂癖，他们创造中国新诗的鹄的，原来就是要把新诗作成完全的西文诗。”作为新诗代表作的《女神》，其欧化的表现在于，一是诗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二是诗中夹用了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究其原因，作者创作时的环境——日本，正是一个盲从欧化的日本，而且他读的书又是西洋的书；此外，最根本的还是作者对于中国文化之隔膜。
为此，他强调中国的新诗，“不要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也不要人们误会“是翻译的西洋诗”。他还针对当时对所谓“新”的就是西方的，这一普遍存在的偏狭的理解，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根本原因在对于新诗意义的理解差别问题。在闻一多看来，新诗当然是新的，但这种“新”，“不但新于中国古有的诗，而且新于西方固有的诗；换言之，它不要作纯粹的本地诗，但还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纯粹的外洋诗，但又尽量地吸收外洋诗的长处；他要做中西艺术结婚后产生的宁馨儿”。他说：“我们的新诗人若时时不忘我们的‘今时’同我们的‘此地’，我们自会有创造力，我们的作品自既不同于今日以前的旧艺术，又不同于中国以外的洋艺术。这个然后才是我们翘望默祷的新艺术！
这里，闻一多1923年提出的对于新诗的理解和创作法，和建国后毛泽东在1964年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艺方针可谓不谋而合，如出一辙。
三
读闻一多的文章，感觉其文之“驱驾气势，若掀雷走电，撑决于天地之垠”，让你为之击节，为之喝彩。在他笔下，历史仿佛被激活，那些久远的唐诗，如此鲜活而充满生命力，那些遥远的诗人和时代仿佛一一呈现在眼前。看惯了理性、枯燥、八股式的论文，再看闻一多的学术文章，写得如此诗意盎然，直击人心，形散而神不散。傅璇琮先生说：“把学术文章当作美文来写，这方面，闻先生也给后来者竖立一个不太容易达到的标准。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只能提一提，其实这是很值得写一篇文来谈的。”
难怪汪曾祺在《岁朝清供》中回忆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第二人。他把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联系起来。讲李贺，同时讲到印象派里的pointlism（点画派），说点画看起来只是不同颜色的点，这些点似乎不相连属，但凝视之，则可感觉到点与点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样讲唐诗，必须本人既是诗人，也是画家，有谁能办到？”言下之意，闻一多先生办到了。汪还说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闻先生的课很受欢迎，他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当时的工学院在昆明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但“听闻先生讲课让人感到一种美，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听这样的课，穿一座城，也值得。”
只可惜，1946年7月15日，正值盛年的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的会上，因斥责国民党暗杀民主人士的罪行，惨遭杀害。闻一多的许多研究计划和未完成稿都定格停留在了那一天。《唐诗杂论诗与批评》里关于唐诗的评论，是作者生前拟订的关于唐诗研究的写作计划，由于突然离世，致使最终未能完成。可叹“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何炳棣曾说过：“从纯学术的观点看，大多数的文史学人都公认闻一多是用西方方法和多学科工具，配合传统训诂音韵考据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最富创意最有成果的典范。即使如此辉煌的学术成就还是不免被他多才多艺、多姿多采、轰轰烈烈、光芒四射、悲壮结束的一生所部分地遮掩了。”是啊，如果闻一多少忧国忧民，多为小我打算；如果他不去伸张正义，不那么自觉肩负起知识分子的道义和责任，或许也就不会被人暗害。才华卓绝的他，只要埋首学问，定会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大放异彩，写出“不废江河万古流”的作品。但是，生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闻一多，真能如愿吗？
时代塑造了闻一多，也玉成了人们心中的民主战士闻一多。今天，那些文稿和唐朝风雨，那些新诗和趣闻轶事，早已变成一堆符号，躺在历史的文本里，让人欣赏和瞻仰，也让人叹息和想象……写到这里，脑子里突然涌现出闻一多《杜甫》中的一句话：“他死了，他在人类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音乐，或沈雄，或悲壮，或凄凉，或激越，永远，永远是在时间里颤动着。”是的，闻一多死了，他在人们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一道不可逼视的白光”；他的诗和遗作，将永远“在时间里颤动着”。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