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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总是少不了人物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塑造。罗伟章《谁在敲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4月版)的情况，也同样如此。作为一部人物形象众多的长篇小说，其中的很多人物都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相对深刻的印象，其中大姐夫李光文这个人物形象，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作为一位生活中的强者，大姐夫李光文在《谁在敲门》中所处的地位，相当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从人物形象刻画塑造的角度来说，他毫无疑问是小说中人性构成最为复杂、最具审美价值的一位人物形象。作为一位生活中的强势人物，大姐夫李光文的突出特点，就是各方面能力的非同一般。首先，他自己特别能挣钱。有了钱，才有可能去帮助自己家族以及周边那些需要帮助的弱者，并建立起自己在生活中的权威。大姐夫之所以在生活中有着一言九鼎的发言与决断权，其根本原因在此。其次，作为村干部，他对社会公共事务不仅葆有着极大的热情，而且也有着相应的自我牺牲精神。“他在村民中的威信，不是摇旗儿摇出来的。全镇没通乡村公路的时候，他就上下奔走，四处筹资，把李家岩的路凿通了，非但不要村民出一分钱，还为他们挣好处……他回到家，往躺椅上一歪就打呼噜，但为村里的事，又可以几天几夜不眨眼。有年杨侯山遭雷劈，发山火，他一个昼夜冲在头里，小腿和脊背都被烧伤，火救下来，却没休息，也没去医院，而是忙着安排受灾户，给他们找住处，筹米粮。”大姐夫之所以能够在村民中享有如此之高的好口碑，与他自己长期的努力付出是分不开的。他的生活威信，是自己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出来的。第三，他善于处理和上级领导的关系。由于他总是能够在各个方面帮着上级领导解决问题，所以便颇获领导的信任：“若干年来，历届镇领导，都是我大姐夫的朋友。这除了关键时刻大姐夫能帮上忙，还因为李家岩从不出一个上访户。整个回龙镇，只有李家岩不出上访户，为领导省了许多麻烦和风险。于公于私，镇领导似乎都没有理由不成为我大姐夫的朋友。”

第四，能够给读者留下极深刻印象的一点，就是大姐夫极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冲突。这一点，突出不过地表现在鄢敏意外死亡事件的处理上。李家岩的村民鄢敏，趁一个赶场的日子，偷偷地跑到自己的情夫——本村的村民李保顺家约会，没想到，李保顺只是去冲了个澡的工夫，她就因心脏病突发赤身裸体地死在了李保顺家的床上。事发之后，鄢敏的丈夫李财，便协同鄢敏的娘家人一起，大闹李保顺家。等大姐夫闻讯赶到李保顺家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如此一个不堪的凌乱现场：“看来已闹过一场，锅儿罐子都打碎了，黑儿被砍死在院坝，肋下一条长口子，流出的血，已经发暗，把毛弄得脏洼洼的。李财和鄢敏的娘家人，弯刀斧头、铁锹木棒，都拿在手上。”关键的问题是，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难题，大姐夫到底该怎么办？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很好地摆平这个事情呢？首先，他先“召见”李财。在搞明白李财因为鄢敏的偷情已经不再喜欢她的情况下，大姐夫便对症下药地提醒他：“既然这样，你在这里闹啥子？你胀饱了没事干？她死在李保顺家，你正好脱手不是？你现在就回去，问都懒球得问一声，让李保顺那龟儿子去收拾！”紧接着，他又“召见”了鄢敏的堂哥鄢发云，用犀利的言辞直击他的软肋：“是她自己拿起两只脚跑来的，跑来还死在李保顺床上，你们当娘屋人的，硬是有脸？想要赔偿啊？看看这个家，能拿得出啥子来赔？认真说起来，又凭啥要赔？医生已经来过，医生说的你们也晓得，鄢敏死于突发性心脏病，是病死的，不是李保顺整死的。”“就该你们赔她（指李保顺的妻子施漱玉），不是她赔你们！何况你们还杀了她的狗，打烂了她的家什。”这一番话说下来，鄢发云原本气鼓鼓的嚣张气焰，便消了一大半。接下来，被“召见”的，就是李保顺。在用极有可能被敲砂罐也即被枪毙的结果对李保顺形成威慑的前提下，大姐夫一时变得咄咄逼人：“莫给我说她是心脏病发作，她在娘家住了十八年，在李财家住了十三年，没见心脏病发作，跑到你家里来，就发作了。发作在一个好地方！还脱得裸儿精光的！”眼看着李保顺被自己完全慑服，大姐夫紧接着做出了不容置疑的指令：“赶快给老子滚出去，该扎灵堂扎灵堂，该请阴阳请阴阳，该做道场做道场，一样都不能少！鄢敏那娘家人守在这里，你要天天供他们好吃好喝，锅儿罐子打烂了，去借！法事做完，再敲锣打鼓，发送到李财的祖坟去安埋。”最后，大姐夫“召见”的，是李保顺的妻子施漱玉。在给施漱玉讲清了利害关系之后，大姐夫建议施漱玉，一定要想方设法积极配合丈夫把事情处理好：“保顺进了鸡圈（监狱），就没法过了。可要是不让鄢家把心放平，就算不把保顺咋样，只咬你一大笔赔偿，你划得着不？划不着嘛！事情是保顺做出来的，你完全无辜，但赔钱的时候，保顺的钱还不就是你的钱？”就这样，大姐夫凭借自己对当事人各自不同心理的精准揣摩与判断，紧紧抓住对方的软肋，凭借自己足够丰富的社会和人生经验，当然也凭借自己的那三寸不烂之舌，以超强的控制力摆平了鄢敏意外死亡事件，没有使它发酵出更为严重的事端。从我个人的阅读直觉来说，大姐夫在处理鄢敏意外死亡事件过程中的表现，足可以让我们联想到《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协理宁国府那一段故事。如果说王熙凤的处事干练能力在协理宁国府的那个部分得到了极其充分的展现，那么，大姐夫应对复杂事件的能力，就在鄢敏意外死亡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当然，身为强者的大姐夫，除了具备以上这些值得肯定的正向度性格特质之外，也有一些负面性格特征存在。比如，他对于钱财的贪婪与报复他人的狠毒。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他的放高利贷上。吊诡之处在于，一方面，现实生活中的大姐夫，是一个在钱财方面出手特别大方的人，虽不能说仗义疏财，但却从不抠抠索索。无论是对家人、亲戚，还是对那些干儿干女，甚至包括像灰狗儿这样的无赖懒汉，他都尽可能地在钱财方面施以援手。但在另一方面，他却不惜违法，也要放高利贷给钱文这样的人。之所以要放高利贷，肯定是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如此一种矛盾情形的出现，所说明的，正是大姐夫人性的一种复杂。又或许，正因为大姐夫总是出手大方，所以才需要通过如同高利贷这样的违法方式聚敛钱财？总之，因为钱文欠高利贷还不上，所以，大姐夫才不惜动用类似于黑社会的残忍手段整治对待钱文。这样一来，他也就为自己未来的锒铛入狱预先准备了一个“筹码”。还比如，他为了讨好上级甚至自己不惜触犯刑律。翻船事件的处理，就是极好的一个例证。那一次，回龙段的清溪河上翻了船，二十多人中有五人死亡。依照规定，类似事件中死亡人数只要超过三个，事发地乡镇以上的一把手，就会被免职。那个时候，回龙镇的书记冯泉刚刚上任不满八个月，眼看着就要丢掉头上的乌纱帽。这个时候，“毅然”站出来替冯书记“排忧解难”的，就是大姐夫。因为其中有三位死者是李家岩村的，他就私下找到了三位遇难者的家属。用许以重金的方式，迫使他们接受了“死亡两人，失踪三人”的定案结果：“这重金既是补偿费，也是保密费，但大姐夫并没说出口，乡村人做事，仰仗的不是协议，是意会。”由于有大姐夫的拔刀相助，冯书记的官位也就保住了，“事情过后，冯书记跟我姐夫，成了死死的朋友。”但大姐夫根本就不可能料想到，事情过去若干年后，这件事情不仅再次发酵，而且还将成为把自己送进监狱的一个重要“筹码”。这一次，是因为他无意间得罪了回龙镇新任韩书记的缘故。用大姐夫后来的话说，他之所以最终锒铛入狱，是因为中了“连环套”，而挽套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位韩书记：“韩书记恨他。这恨，在韩书记当副镇长时就种下了。恨和爱不一样，爱种下去，不一定生根发芽，恨是一定要的。恨比爱顽强。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的就是恨的顽强。有些恨发不出来，一辈子捂在心里，就在心里变成石头，最终把整颗心化成石头。大姐夫从没得罪过韩副镇长，但那时候，他在书记和镇长心目中的位置，超过了韩副镇长，就为这个，韩副镇长恨他。”虽然并不是完人，但大姐夫也实在算不上什么恶人。仅仅因为自己各方面表现出色，便在无意间得罪了身边人，让身边人不仅恨你，而且还欲想方设法地置你于死地而后快，无论如何都是一件特别瘆人的事情。大姐夫的不幸之处，就在于莫名其妙就陷入到了如此一种悲催境遇之中。很大程度上，诚所谓“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正是因为有韩书记在作祟，因为翻船事件和高利贷事件的先后发酵，再加上莫须有的与黄二妹之间的“腐化堕落”，大姐夫到最后只能万般无奈地落得个锒铛入狱的悲惨人生结局。

我们还得注意到大姐夫内心深处一种不容轻易触碰的精神情结的存在。那就是，当年在新疆的时候，他因为“偷窃”而有过一次锒铛入狱的痛切体验。那一年，因为自以为给表叔的儿子寄题有功，在误信了表叔“你将来考上大学，学了技术，过来帮我撑持”的虚伪承诺情况下，大姐夫带着自己“并没结婚却是新婚的妻子”，也即“我”大姐，不惜千里迢迢地从内地赶到遥远的新疆，去投奔这位曾经一度“信誓旦旦”的表叔。等他们抵达新疆之后，却发现实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表叔容不下他们的存在。但要想离开，就必须有路费，这对于两手空空的夫妻俩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开口向表叔借钱。但因为有表婶的介入，借钱一事最终无果。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大姐夫只好无奈“行窃”，“偷了”表叔家的三百块钱。被发现并被抓获后，大姐夫竟然被判处三年徒刑。自此之后，大姐夫就落下了终身都无法被治愈的“病根儿”。一个是，见不得“坐牢”这个字眼。他之所以对张大超的因盗窃而入狱，以及后来的刑满释放耿耿于怀，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再一个则是，他总是怕“穷”。对此，知他甚深的大姐曾经有过一针见血的谈论：“他把好东西搁在明处，有时也不是显摆，是穷怕了，穷出病根儿来了，要眼里光亮，他才心里踏实。想起来呢，也是可怜。”原来，在现实生活中强大如大姐夫者，也有自己难以超越的精神情结。写出了这一点，作家罗伟章自然也就赋予了大姐夫李光文这一人物形象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分析学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