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言及城市，我个人经验是，每到一座陌生的城市总要取一张当地地图，然后安步当车，随意闲览，它的街道、建筑、历史遗痕等等，以此观察它的文化特征。我在看叶兆言先生这部《南京传》的时候，犹如按图索骥，把在南京求学之所见又过了一遍。当然，它不仅是一部关于南京的城市变迁史，同时也是精神史与心灵史，它以一种非虚构的方式，勾画丰富与细腻的历史纹理，追溯那些历史中的“稀有时刻”，重构一座城市的文化记忆和自我记忆，让我这样的外乡人遥生错把他乡作故乡之感。

《南京传》的独特性在于，当城市这些过往的一系列历史事件，按照时序排列在一起，我们发现，文本仿佛自然重组具有了共时性的意味，东吴的天空与南宋的旧时燕子，奇妙地并置在一起，一切诚如列维-施特劳斯所言，“历史理所当然地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在这样的系统中，叶兆言采取了大历史叙事与细节叙事并行不悖的手法，虽然都从具体的历史文本衍生开来，如各种史籍、文学传说、档案、日记信手拈来，但其着眼点，颇有些具体而微的意味，使得我们得以慢慢亲近历史中人，并从那些丰茂的细节中，感受城市的魅力与历史的余温，甚至体味到世故人情与生活的真相。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我想有一点是共通的，就是那种传统的巨大穿透力量，从历史的深处向你扑面而来，我们仿佛在与作家拉家常的时候，不经意间被他带回那些历史现场：赤乌群集在南京的太初宫前殿，谢安与桓温于新亭斗智斗勇，魏晋的风度，吃酒的皇帝，胡家花园，江宁马路……这些让我们无比真切地感受到南京这座城市的脉络不仅从未断裂，而且具有恒久的古典之美，一如《歌德谈话录》中所言，“所有的瞬间都有无限的价值，因为它就是全部永恒的代表。”

尽管这部作品以非虚构的方式为一座城市作传，但是它的叙事方式和语言是个人化的，打上了鲜明的叶氏烙印。不管历史的嬗变如何残酷，在叶兆言的笔下也是举重若轻的，机锋暗藏于冲淡平和的叙述中。有论家认为叶兆言以一种“遮光的”零度叙事的方式来讲述，深以为然。城市被剥除了英雄的光环，去除了历史的浪漫主义想象，于历史的惊鸿一瞥中，更加接近真相。虽然叶兆言在这种非虚构写作中，不时运用小说家的笔法，来勾勒历史场景，叙事摹人，但他打破了“文学和历史之间的任何相似之处都是意外”的拘囿，看上去更像是史料与个人叙说的某种均衡，虽说没有人比历史更高明，但历史的和声乃是由无数个人的声音汇聚而成，我想起福楼拜在《情感教育》中，有意识地将浪漫主义的影子转化为某种疏离的观察，貌似不带个人色彩，却更为从容地展现当时的城市景观与社会万象。

在《南京传》中，城市不仅是历史事件，也被内化为一种阅尽沧桑的语调、大历史与平民化交织的思维方式和充满文人风雅的写作气度，一切让南京显得如此亲切可感。也许，好的文学让城市具有了某种永恒的力量，甚至影响到人的观念与日常，正如言及文学与城市，难免会令人想起乔伊斯之与都柏林，博尔赫斯之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波德莱尔之与巴黎等等。城市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对于文学而言，也是某种写作方式。譬如人物叙述视角的转变，这与工业化社会成熟时期的文化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不再是封闭的历史中间物，而是处于“在转变中”或“在进化的链子上”，自我的挣扎与矛盾由此而生，这种个体觉醒后的不安意识，也是城市多重价值思维所致。不仅如此，城市还在不断改变一个人的文化人格，一方面使人在不自知中模仿它的各种表象，从日常的各种细节，到公共生活的各种规训；另一方面也在推动作家生成新的想象，正如柏拉图在《会饮篇》里言及的“美的阶梯”，城市为与生俱来的爱美欲求提供了不同的选择和途径。然而，当我们用一种实用态度来审视这种生活时，也会遭遇“美的阵痛”，甚至沦为机械复制的奴隶。我想起卡夫卡之与布拉格的那种矛盾关系，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种“不仅爱而且怕”的关系，因此，他回到了“地洞”，采取了某种超越现实的写作方式，“描绘我梦幻般的内心生活的意义已使其他一切都成为次要，它们以可怕的方式凋谢并且不停地枯萎。除此而外再无别的事情能使我满足。”

“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是“以盛民也”，表现出一种生存属性。而考察当下，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扩张的城市让作家感到迷惑，不仅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差别正在消弭，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也在缩短，要全面书写一座城市的特质，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个意义上，叶兆言以回顾历史的方式来写《南京传》，恐怕也是不得已的选择。这部具有宏伟的历史架构的著作让我想起“拼贴城市”的观点，城市是历史的沉淀物，每个历史时期都在城市中留下自己的印记，一如叶兆言本人所说的，“它的每一处古迹，均带有深厚的人文色彩，凭吊任何一个遗址，都意味着与沉重的历史对话”。这种“对话”绝不是柏拉图《理想国》中的“颂诗”性质，而是已逝的、未完成的与始终发生的之间的互现。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总感觉城市的灵魂与历史的风雨，在叶兆言笔下逐渐显影，又逐渐消蚀，犹如描绘的是某种逝去和正在逝去的风景，我们不仅看到了六朝的繁华烟水，也看到了暴力的历史现场、感伤的风景和文明冲突的遗迹，而它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由此而生。

依照巴赫金对话诗学的观点，文化转型时期的标志即是“独白话语”中心地位的解体和语言杂多局面的鼎盛。这种鼎盛也意味着作家在书写城市的时候，要面临某种尴尬的不确定性，城市不再如从前鲁迅笔下的故乡那样封闭保守，但是，某种质朴的历史感与纯粹感似乎也在不知不觉间遗落了。从物化的层面看，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当我们受到物的包围的时候，自我消失了，一如波德里亚所言，“在以往的所有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与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某种程度上，随着传统城市文化的逐渐式微，书写城市已不像茅盾写《子夜》、施蛰存写《梅雨之夕》那般具有一个独特的外部环境，它更需要一种整体性的胸怀与眼光，渊博的知识涵养，对文学、历史、哲学、语言、信仰等问题进行自我对照，通过当前视野与过去视野“视界融合”的过程，来总结与反思一体化时代我们的城市经验及其不足。

《南京传》着力让那些曾经熟稔的记忆在被物质和欲望劫持的城市当下撕开一点空隙，吹来一丝繁华落尽见真纯的人文之风。历史不仅是永逝之物，也是经由记忆寻回的时间。尽管历史景观恍如隔世，但是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每个人灵魂的底色。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说，“在现代生产条件占统治地位的各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生活显示为一种巨大的景观的积聚。直接经历过的一切都已经离我们而去，进入了一种表现。”这种表现，即从城市现实的表象，进入城市的内在肌理，重新塑造记忆。譬如从张爱玲《半生缘》中的各种“市声”，到王安忆《长恨歌》与金宇澄《繁花》中的各种生活细节的描摹，以一种美学上的繁复姿态，呈现典型的城市景观，这种景观既是现实层面的，也是心灵层面的。但是，对景观的描绘，也可能成为某种捷径，比如利用社会新闻，来满足某种猎奇和窥视欲，以物的丰富粗糙地陈列日常经验，或可说，作家因为对城市表象的迷恋而丧失了对本真生活的渴望。

在此意义上再来看《南京传》，我们发现，如果没有长期浸淫其中、在心底留下无比深刻的印痕，我们就不会在历史的风雨中体会到某种切肤之感。叶兆言其实是以言说家史的方式，来诉说城市的前世今生，那些史迹亦是心迹。或许，这部书给予我们的启示即是，文学在描写城市的时候，不是在刻意地展示其文化的一帘幽梦，也不是企图勾勒和赞美那个我们既定的典型的城市形象，而是召唤那个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史相契合的家园，在辨识城市记忆的同时，也在踊跃唤起我们自身的经验。

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因为身体缘故，不便外出，而通过新闻媒介来了解各种事件，但那些事件在他的笔下，成为心理事件，进而演变为“幻想小说”。此处的“幻想”，我以为是巧妙地处理好城市景观、社会真实、心灵归属之间的关系，尽管“景观的在场是对社会本真存在的遮蔽”，但是，一个真正的作家，即便在面对所谓荒诞不经之事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到滴水不漏，因为他创造了事物的存在法则，并且把人与现实、时代、环境以及人物自身性格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圆融自在。就像更多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创作中处理好城市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性，一如卡佛所言：“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无法设想自己以一种嘲讽贬低的姿态对待普通日常生活的题材，或所谓俗事儿。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写的生活之间，不应该有任何栅栏。”